楊智強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教育部預計於1月12日正式公布校事會議修法新版本。這份回應基層教師強烈訴求的正式法規，能否有效止住當前校園「濫訴」成風的亂象，不僅關乎教師權益，更深刻影響台灣教育的品質與未來。     過去一年，台灣教育現場正經歷一場系統性的濫訴危機，根據統計，全國去年就接獲高達一千多件校事會議投訴，大多數進入實質調查，最終竟有近半數判定為不成立。這些數據背後，是無數教師被迫在行政調查中虛耗專業熱忱，更反映出舊有制度在受理門檻上顯著缺失。     制度失能的根源，在於過往受理門檻過低與匿名投訴零成本，迫使校長為迴避「吃案」指控而採取防衛性策略，導致許多事證不足的案件也被強行推進調查程序。即將上路的正式版本，據悉將明定匿名檢舉應不予受理、依案件輕重程度分流至考核會，並新增調查過程中的輔佐人機制。這些改革雖在程序上展現了誠意，但其在實踐中的效能，仍取決於法律銜接的清晰度。若「教學不力」與「一般懲處」的界線依然模糊，第一線學校在面對家長壓力時，恐仍難以擺脫「小案大辦」的行政噩夢。     更具關鍵意義的是，教育部已表態將「冤案補償機制」納入修法考量。當近千名教師經歷冗長調查後獲判清白，卻已身心俱疲、名譽受損時，制度必須提供明確的澄清聲明與心理補償機制，不讓教師在法規中「白白犧牲」。     此外，如屏東縣政府發文要求教師「校內關機」等過度擴張解釋的行政措施，教育部在發布正式版本時，應一併提供明確的行政指導，強調教師必要的教學紀錄應受保護，且校園管理應基於民主決議與專業尊重，而非行政高壓下的草率管制。     校事會議的原意是排除不適任教師以保護學生，但在濫訴氛圍下，它已逐漸淪為摧毀教學創新的工具。當優秀教師因畏懼被檢舉而選擇保守教學，新進教師因心寒而逃離現場，最終受害的必然是整個教育體系。     如荀子所言：「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廢。」當社會輕蔑教師時，教育的秩序與品質就會崩壞，法度便已名存實亡。期盼新制的正式公布，不應只是行政程序的微調，更應是重建親師互信、守護教學專業尊嚴的起點。教育部須讓校事會議回歸除垢初衷，而非成為壓垮教師士氣的最後一根稻草，否則還不如廢掉罷了。 

    教育部選在上週五下班時間突襲預告「教師解聘辦法」修正草案，名義上是為了防止校園濫訴、提升處理效率，實則埋下了法治國家最忌諱的陷阱：讓同一批人既決定是否成案，又主導調查過程。這不僅是程序正義的倒退，更證明了現行「校事會議」制度已病入膏肓。    此次修法最荒謬之處，在於第九條與第十六條的連動設計。新制允許調查人才庫人員先在「受理決定會議」投票表態是否啟動調查，隨後又由同一批人組成調查小組，在法理上是典型的「未審先判」。當委員已在第一階段投票認定此人有問題，他在後續調查中為了證明自己判斷正確，極易陷入「確認偏見」，無視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    司法制度為了防弊，恪守「審檢分立」原則；教育部卻反其道而行，為了追求結案效率，竟讓「預設結果」的調查合法化。當程序正義被犧牲，所謂的調查報告將淪為橡皮圖章，教師權益蕩然無存，校園信任感也將隨之崩解。    追根究底，問題不在修法技術，而在於「校事會議」這個機制本身就是錯誤的設計，這完全違背了法治國家「控審分離」的基本底線。    校事會議長期以來疊床架屋，缺乏法律專業，又易受校內人情與政治角力干擾，導致處理不適任教師效能不彰。如今教育部試圖修法，引進外部專家來「球員兼裁判」，只是想用程序的快節奏來掩蓋制度的無能。與其在滿目瘡痍的破網上不斷貼貼補補，把程序搞得更為專斷獨裁，不如回歸修法前正軌。    我們嚴正呼籲，教育部應傾聽教育現場聲音，廢除「校事會議」制度。將調查權全數回歸學校，或移交給獨立的教師專業委員會專責處理，徹底實現調查權與行政權的分流。唯有割除校事會議這個行政盲腸，才能真正杜絕私設刑堂的疑慮，還給校園安定又符合法治精神的空間。（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短短數日內，新竹縣國中女教師校園墜樓、屏東縣國中男教師陳屍家中，兩起教師輕生事件震驚杏壇。兩位老師都曾長期面臨情緒困擾，新竹個案投訴遭職場霸凌待調查，屏東個案因工作壓力被調整職務。儘管學校已啟動輔導機制，仍無法阻止悲劇。這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台灣教育系統的深層危機警訊。近年統計令人震驚，以首善之都台北市為例，教師心理輔導資源使用人次三年內翻倍；新北市教師會自2023年起持續調查教師幸福感，發現教師壓力持續升高且幸福感下降，工作環境和組織氣氛為重要影響因素。綜上資訊，是無數教師的身心折磨。教師壓力來源複雜，沉重的教學與行政負荷、學生行為問題、家長期待攀升，以及同儕或領導階層的人際衝突，都在侵蝕教職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新進或遭遇困境的教師，往往缺乏職場支持，反而面臨孤立甚至霸凌。現有的輔導機制顯然未能及時有效介入，地方教育局處雖設有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但實務上常見使用不便、資源分散問題。更嚴重的是，許多教師因擔憂曝露心理困擾會影響職涯，而選擇隱忍。缺乏安心的傾訴空間，加上持續的行政負擔與不友善的人際關係，將臨界點上的教師推向絕望。兩條生命已在杏壇永遠消逝，背後還有無數教師苦撐。政府不能再將教師心理危機視為個人問題，教育的根基建立在教師專業，教師身心健康應是教育體系最優先的資產。我們呼籲教育部立即啟動三項行動：建立全國性教師心理健康監測與預警系統，並設置危機干預機制；大幅減少教師行政負擔，讓教師投注心力於教學與自我照顧；強化校園職場文化，建立反霸凌環境，加強校長領導力培訓。各校應建立便利、隱密、免除職涯顧慮的心理求助管道。杏壇已在流血，教育部必須以此為警訊，立即行動。唯有正視教師心理健康危機，推動系統性的預防與支持措施，才能保護那些日夜奉獻於教育崗位的教職工作者。我們不能等到更多悲劇，才後悔沒有及早採取行動。（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年改後爭議不斷至今，近期有立委以「國民年金月領不到四千」對照「公教退休金平均五萬」的說法，再度挑起對立。這樣的比較忽略制度本質與財務邏輯的差異，恐有誤導民意，也讓公教人員再次成為被標靶的職業族群。當政治話術取代專業討論，社會信任與公共服務體系都將付出代價。身為一位國小老師，我見證教育現場的變化，也感受到制度信任正逐漸流失。年輕教師擔心未來保障不確定，資深教師害怕制度再變動。公職報考人數持續下滑，七萬多名具教師證者不願投入教職，這背後反映的正是信任危機。面對這場人力崩壞危機，立委王義川於《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法》審議中質疑，為何不直接修法調升現職公教薪資？這才是直指問題核心，當前朝野多聚焦於退休制度的爭議，卻忽略了眼前最迫切的現實。在職待遇偏低，導致人才流失。誠然，年改初期公眾焦點集中於所得替代率的結構性下修；然而，另一層結構性問題在於：退休所得未能同步隨物價或現職薪資的增長而調整。這項機制上隱而未顯的衝擊，正是導致退休人員實質購買力隱藏的「第二把刀」，進一步削弱了其生活保障。此一關係現職與退休公教共同權益的重大議題，往往被政治性的口水戰所掩蓋。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公教退休金實質上是薪資的延後給付，教師與公務員在任職期間依法提撥薪水，政府也按比例負擔，退休後依契約領取，這是合理且制度化的職涯薪酬安排，而非額外的特權待遇。國民年金是為保障弱勢基本生活所設的「社會安全網」，且保費多由政府補助。兩者的制度設計與服務對象截然不同，卻被意外混淆，激化職業間的不滿與對立，無助於理性討論與社會和諧。年金改革應回到制度理性。國民年金保障弱勢，公教退休金保障穩定服務，兩者並行不悖。真正的改革，不該讓人民一起變窮，而是確保各群體在退休後都能獲得合理保障，國家財政也能永續。政府與朝野立委都應誠實面對問題，提出兼顧公平與長遠發展的解方。唯有以理性對話及專業態度回歸制度本質，才能重建社會對年金制度的信任，推動改革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契機。期待大家回歸理性，為下一代創造更穩健的未來。（作者為國小教師、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日前，多個工會團體聚集在勞動部前舉行記者會，高舉「抱病出勤不是義務」、「健全職場霸凌專章」等標語，要求政府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中，明定「病假權」並落實反霸凌制度。這場抗議行動，起因於國籍航空空服員抱病出勤後不幸離世，以及臺鐵員工請病假遭懲處事件，兩起悲劇再次揭露台灣職場長期存在的制度黑洞。當勞工必須在健康與飯碗之間做選擇，已是制度性的失衡。表面上，《勞基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都保障勞工請假權益，但在實務中，病假常被視為績效扣分、考核減分的理由，甚至影響升遷與續聘。許多企業內部文化仍將硬撐上班當成敬業象徵，使勞工不敢請假、不敢生病。這種結構性壓力，讓抱病出勤成為常態，而健康權也在功利主義下被迫棄守。近年職場霸凌問題亦屢見不鮮，去年勞動部所屬公務員疑因職場霸凌輕生，引起社會譁然，連校園也發生疑似集體霸凌人事主任的情形。《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增訂「職場霸凌專章」，但內容仍顯不足。草案未將外部顧客或第三方的不法侵害納入規範，調查程序也缺乏「利益迴避」與「外部申訴」機制，恐使制度流於形式。事實上，一個健全的職安制度，應從預防與保護兩面並進。首先，應明文保障病假權，禁止任何形式的變相懲罰。其次，職場霸凌專章應建立獨立、公正的調查程序，避免利益衝突。最後，雇主通報職場事件的網站資訊，也應開放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查詢，確保資訊透明、防止黑箱。台灣社會長期讚美敬業精神，卻常忽略健康權同樣是職業倫理的一環。真正的敬業，不是抱病上班，而是讓勞工能在安全與尊嚴中工作。當制度仍默許企業懲罰請病假、掩蓋霸凌，再多的口號與追思都只是徒然。期盼政府在修法過程中，能聽見工會與基層勞工的聲音，不再讓健康淪為勞動的犧牲品。唯有讓病假與反霸凌制度化，職場文化才可能走向文明與進步。（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媒體報導，台中市近三年教師離職率高達15%，不少公費教師甚至寧可支付二十萬元違約金，也要離開學校，已引起教育界與市議會的高度關注。綜合觀察，台中市離職率象徵的不僅是地方問題，而是全國教育體系在結構性過勞、工時延伸、薪資低與社會期待過度負荷下的縮影。根據教育團體調查，中小學教師平均每日工時高達十小時，其中約兩個半小時屬於下班後的隱性加班，諸如批改作業、回覆家長訊息、處理公文等，早已成為難以切斷的工作枷鎖。當教師無法實質抽離，就算再熱愛教學，也終將被壓力與倦怠磨耗。更令人憂心的是，全台教育現場的「數位綁架」現象愈演愈烈。無論LINE等各種通訊軟體或各式校務系統，教師都被期待即時回應。然而教育主管機關的答覆，多停留在建議層級，例如可不必即時回覆，缺乏法律效力；教師工會與中央及地方民代倡議建立離線權制度，也仍停在研議階段。這樣的曖昧模糊，使教師永遠被懸在工作與生活之間，既難休息，也難以拒絕。要讓教育現場走出過勞與離職的惡性循環，政府不能再以「研議」或「建議性原則」將問題擱置。中央應以制度層面著手，明確界定教師的工作責任與休息邊界，並建立具約束力的離線機制。法國的作法可供借鏡，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工會定期協商通訊原則，明訂下班後不得以訊息聯繫教師；澳洲則在《教育基本法》與《教師法》中增訂相關條款，保障教育人員的休息權。其共同核心在於，下班後員工有權「不被打擾」。這樣的制度不僅能減輕教育現場的疲勞，更可恢復教師職業尊嚴，穩定人才留任，避免教育陷入惡性循環。若真心要解決教師荒，應以立法層級正視這個制度性的結構問題。為公教人員劃出清楚界線，明訂非上班時段不必回覆學校或家長訊息的權利，讓教師身心得以喘息，才能留住教育現場的熱情與信任。教育現場困境早已超越個別勞權議題，而是攸關教育永續與社會信任的結構性挑戰。當教師得以在下班後真正離線，行政與溝通責任被合理界定，教學專業才能重新受到尊重。若能汲取先進國家經驗，將「離線權」正式入法，為公教人員劃出明確界線，台灣教育才有機會走出長期過勞與人力流失的惡性循環。讓教師先重獲呼吸權，教育現場才可能重拾希望。（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教師節的祝福聲中，卻有一群老師們靜靜地坐在教育部外，用行動揭露教育體制中的困境。身為一位基層老師，我深刻體會「校事會議」制度原本設計旨在保障學生權益和教師專業，卻逐漸脫軌成為校園濫訴的溫床。老師因家長一紙陳情、社群媒體匿名公審，就得疲於應付冗長程序。一旦老師接獲通知因通過校事會議而被調查，心中肯定驚愕且湧上無比壓力，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還是受到信任的教育工作者。制度失衡，首先消磨教師的專業與人格，我們的教學判斷和班級經營常遭偏頗指控質疑。校事會議程序傾向預設教師有錯，反覆要求自證清白，令人心力交瘁。許多老師甚至校長都感慨，現在的學校不像是辦學場所，反而像在辦案。匪夷所思的是許多調查員從未有教學現場經驗，心證與見解凌駕教育本質，難以理解老師與二三十位學生互動的複雜情境。調查品質參差不齊，校事會議外聘調查員形成「教育新興市場」，一人身兼多案，甚至月入十數萬元，並非教育之福，反而唯恐天下不亂。調查結果標準不一也令人匪夷所思，類似情節可能有天壤之別的懲處建議。報告缺乏檢討機制，老師動輒得咎，嚴重損害制度公信力。同時，學校行政能量遭拖累耗盡，大量校事會議與濫訴案件，使教學現場行政團隊淪為司法附庸。基層老師不再專注教學與輔導，而疲於應付防禦。該制度甚至淪為有心人士整肅異己的工具，使部分校長利用校事會議打壓老師的手段，令人痛心疾首。上述現象導致校園瀰漫寒蟬效應，老師迴避發聲，教育品質受損，影響到每位學生學習權。教育部應正視這波空前危機，立即廢除現行校事會議制度，勿讓看似立意良善的設計，成為壓迫基層老師的工具。教師節連假已結束，我們只想懇請教育部知錯能改，廢除備受爭議的政策，讓教育現場回歸專業與尊重。那些在校事會議蒙受不當處分，而後獲得救濟平反的老師，也應獲得合理補償。我們不是犯罪嫌疑人，只希望能在校園安心教書，讓學生快樂成長。請教育部與社會各界共同支持基層老師，讓教育現場回歸安定與信任。 

    上週四，溫馨的教師節前夕，全國22縣市教師工會幹部在教育部前集結。這群老師們不僅是為了發聲，更是為了點燃希望。提出的五大訴求，正是攜手共創教育新未來的藍圖。這份藍圖充滿了對教育的熱情與期盼，倘若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我們就能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充滿希望的學習殿堂。    第一，挺專業、拒民粹。近年來，教育政策常受民粹及輿論影響，而非基於教育專業。這使得老師的專業判斷與教學自主性持續被侵蝕，最終讓老師淪為犧牲品。且讓教育決策回歸專業，由深耕教學現場的教育工作者擔任主導，避免被非專業的聲音綁架。    第二，減雜務、助教學。教師的本職是教學與輔導，非教學工作包羅萬象，不僅影響正常化教學，更消磨了基層老師對教育的熱情。聲援的民進黨立委張雅琳說得好：「讓老師回歸教學本業，確認專業分工；讓孩子擁有更安心、更有品質的學習環境。」    第三，護專業、斬濫訴。現場老師最大的壓力，不在教學，而是動輒得咎的投訴。信任是教育成功的關鍵，盼透過暫緩或廢除校事會議制度，遏止惡意濫訴。我們不僅能保護老師的專業尊嚴，更能重新建構親師之間的信任關係。當校園不再被無謂的法律糾紛困擾，師生都能專注於教育的本質，讓愛與尊重成為校園最美的風景。    第四，顧校安、增人力。增設專職校安與輔導人力，面對校園安全挑戰，我們需要團結合作。增補專業校安與輔導人力，不僅是為了應對潛在風險，更是為了建立更堅實的校園安全網。教育始終是希望工程，教育決定人才，人才決定未來。讓我們共同為孩子們築起一個安全、溫馨的成長空間。    第五，穩師資、調待遇。物價上漲，薪資卻長期停滯，削弱優秀人才投身教育界的誘因。迎向未來的教育體系，需要優質新血持續加入。期盼政府能正視教師的薪資與待遇結構，建立合理的調整機制，讓奉獻教育不再是熱情的獨舞，而是充滿光明與前景的職業生涯。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教育行列，為台灣教育帶來嶄新的活力。    挺老師，就是挺台灣。 這五大訴求並非高談闊論，每一次建言與行動，都是台灣教育進步的動力。支持老師，就是支持孩子的未來，也是台灣最長遠的投資。唯有堅強的教育體系，才是國家永續發展最穩固的基石。 

近日中國男星于朦朧驚傳墜樓身亡，事件在中國社群媒體遭嚴密封鎖，相關討論及質疑聲浪被快速消音。香港藝人陳曉東公開質疑事件真相的貼文，也被自動刪除，引發海外華人界對中國演藝圈暗黑文化、言論管制嚴峻的關注與震驚。據傳于朦朧生前遭多日軟禁、強迫陪酒，在政商勾結的險惡環境枉送性命，泯滅人性的潛規則不僅扼殺了個人生命，更壓制社會言論自由。臺灣作為一個言論多元、法治且尊重人權的社會，對照中國人權的鴻溝顯已深不見底，絕非政治口號所能掩蓋。 中國演藝圈表面光鮮亮麗，紅毯閃耀、粉絲沸騰，但這只是冰山一角的假象。明星的成功往往不是憑藉才華，而是被資本與權力層層操控，抗拒潛規則者則面臨雪藏與排擠，猶如于朦朧悲劇的縮影。 金馬影帝吳慷仁嘗試赴中國發展的經歷，則暴露出中國演藝圈的重重障礙。因政治氣氛與潛規則的壓制，遭到中國網友排擠，並且與女主角孫儷的合作曾因罷演事件而受阻，最終狼狽返台重整事業。吳慷仁的遭遇顯示一個極缺言論與創作自由的獨裁體制，連優秀藝人也難有健康的發展空間。中國演藝圈中的政治審查與潛規則相互交織，使人性與創作被無情壓縮，這不僅是單一藝人的悲劇，更是整個體制的悲哀。 從于朦朧的悲劇到吳慷仁的失敗，我們看到的不是兩岸文化的一家親，而是根深柢固的制度裂痕與價值對立。中國無孔不入的箝制和嚴密監控，讓藝人無法勇敢發聲，或被迫助紂為虐，老百姓更難以信賴一場公正透明的調查。這樣的現實提醒我們，兩岸不應盲目唱和親近，而應正視彼此在自由、法治及人權上判若雲泥，來堅守臺灣珍貴的民主價值。 身為台灣人，我們應警惕中國演藝圈與整體社會體制中那些泯滅人性的潛規則與黑暗力量，並反思兩岸一家親說法背後的虛假與危險。唯有保持警醒與清醒的認知，台灣才能守住民主自由的里程碑，確保言論自由與人權價值不被侵蝕。 

台灣光復節一直被視為慶祝中華民國接管台灣的重要紀念日，然而這個節日的正當性卻長期存在爭議。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命令蔣介石代表同盟國接收台灣，當時台灣仍是日本法理上的領土，並未經正式和平條約明確交還中華民國。因此，「光復」一詞是否適當，還是另一段軍事佔領的開始，值得我們重新檢視與反思。在此，筆者欲透過美術先驅陳澄波與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兩位民主前輩的經歷，來探討這段光復的意涵。1945年日本戰敗後，陳澄波因曾在中國上海任教且能口說流利華語，被推舉為嘉義市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副主任，並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隔年代表中國國民黨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參議會議員，正式踏入政治領域。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他以和平使身份到水上機場與國民政府談判，卻遭軍隊拘捕並槍決，曝屍示眾於嘉義火車站。陳澄波的人生戛然而止，光復後的政治及藝術生命走向悲劇終點。同一個歷史時間軸上，林獻堂代表台灣人參加南京的受降典禮，出任「台灣光復致敬團」團長，帶領團隊赴中表達對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支持與期待。隨後他積極參政，當選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然而，二二八事件及其後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使林獻堂對政府腐敗、社會動盪及政治鎮壓感到極度失望，期間還曾被視為「台省漢奸」。在國民政府敗退到台灣前，他以治療頭暈等健康理由移居日本，實際是對複雜政治環境的逃避，不願成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林獻堂餘生終老於東京，寫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可見其對當時台灣政治亂象已感到絕望且悲憤。透過這兩位民主先驅的故事，我們見證所謂光復節下的真實血淚與悲劇。台灣從一個殖民政權轉向另一個獨裁政權，社會裂痕深刻，政治迫害殘酷。光復的背後，是無數生命的犧牲與理想的破滅。飲水思源的台灣人民面對光復節，不應單純慶祝，更該正視這段被壓抑的歷史，從中學習，攜手前行，才有可能真正迎向屬於台灣人的公義與和平。（作者為國小社會科教師）     

嘉義市行人交通事故急劇攀升，根據審計室最新報告，2024年行人交通事故件數較2022年暴增近290%，近三年來行人死傷人數也高達270%，數據令人怵目驚心。嘉義市儼然是全國風險最高的「行人地獄」城市之一，嚴峻的數據背後，反映出學童及市民的步行安全正陷入嚴重危機。嘉義市政府首創「零排放接送區」，鼓勵家長以電動或無碳排放運具、或徒步接送學童上下課，雖有超前部署的前瞻思維，實則其政策亦遭嘉義市審計室指出未研擬具體設置規範與宣傳方式，影響執行成效，應檢討改善以提升家長配合意願。嘉義市政府在治理交通安全部分，事倍功半，實屬可惜。輕重緩急而言，嘉義市最迫切的問題仍是前述數據所指的行人地獄：學校周遭人行空間狹窄、違規停車頻繁、車速過快，加上駕駛禮讓不足，讓學童每日上下學途中頻頻面臨生命威脅。澎湖縣警察局為確保通學安全，長期在主要中小學校園高峰時段設置交通執勤，固定安排警力於校門口及周邊主要路口協助疏導車流，防止違規停車與車速過快。勤務時間從早上7時至8時，下午4時至5時，讓家長與師生安心並有效降低交通事故風險。此舉不僅提升學童通學安全，也強化交通規則遵守。筆者以為，此模式會是嘉義市，甚至各縣市推動校園交通安全執勤的參考典範與借鏡。環保與安全不是對立的選項，建議嘉義市政府調整施政優先次序，聚焦突破行人地獄困境，以人本精神打造行人友善城市。優先給孩子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嘉義市才能真正成為宜居城市，實現環保與安全雙贏。 (作者為嘉義市教師會輔諮教師)

筆者有幸參加12日教育部長在高雄舉辦南區現場教師座談會，其原意在傾聽基層心聲，卻被現場老師們質疑教育部只發文到各地方政府，未主動邀請地方教師工會，如此安排令人感到遺憾。因為基層最真實的困境，不是親民座談就得以遮掩，而是每天持續壓在教師與學生身上的沉重負擔。誠如當日議程直指，教育現場正被四大困境壓得喘不過氣：行政爆量、教師荒、待遇不公、濫訴氾濫。這些問題看似教師權益，其實最終受害的是孩子的學習。首先，行政工作無止境地膨脹。教師用在教學上的時間日漸壓縮，每年面臨的評鑑訪視與成果報告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甚至自創更多調查，加上民間團體也不斷提出需求，讓學校簡直淪為「政策宣導平台」。然而，這些數據與檢核並不能直接提升教學品質，只是讓教師遠離課堂，學生的受教權利也因此被壓縮。其二，教師荒問題已蔓延至全國。過往只見偏鄉缺人，如今連都會區也出現代理教師空缺。根本原因在於制度缺失，導致代理教師比例過高，工作缺乏穩定保障。更糟的是，教師薪資待遇已跟不上市場競爭力，社會尊重感下降，加上《教師法》修法後，教師面對的外部干擾與動輒得咎的風險增加，讓年輕世代望而卻步。教育人才的流失，直接意味著學生未來學習資源被迫一再縮減。第三，職務加給制度的不公，嚴重打擊了教學士氣。同一職務的組長加給，相等的工作量待遇卻分三等級，完全違背公平原則。班級導師與特教教師承擔親師生溝通壓力與責任，加給卻遲遲未有調整，等於是對專業教育工作的貶抑。在座談會上，教育部長鄭英耀也認同校事會議的濫訴問題日益嚴重。許多毫無理據的投訴，讓教師陷入無謂的消耗戰。當教師面對學生行為因擔心被投訴而選擇消極以對時，孩子本應得到的引導與管教，就此化為空白。師生雙方都失去安全感，教育的信任基石也隨之崩塌。保障教師專業，從來不只是為了照顧特定群體，而是維護學生學習權。如果教師持續被行政任務壓垮、待遇凍漲、恐龍家長濫訴所糾纏，最終受害的將是孩子們的教育品質。唯有確保教師專業重拾尊嚴與教學自主空間，學生才能真正學得更紮實。因此，建請教育部必須正視並立即行動：杜絕非必要行政進入校園，補足正式教師員額，合理調整待遇，並建立防堵濫訴的防火牆，同時增強輔導與校安資源，讓專業團隊能給予教師堅實的支撐。唯有如此，教育現場才能回歸健康循環。教育的核心不是表面的程序與形式，而是孩子每一天的學習與成長。若連教師的專業與尊嚴都無法保障，再多座談會也只是空洞的表演。教育就是站在學生這一邊，而站在學生這一邊的最佳方式，就是同時保障教師專業自主。 （作者為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本週一開學日，高雄市路竹區北嶺國小正式轉型為全國首間「台語實驗小學」。當孩子們用當地母語─台灣台語，開啟知識學習之路時，這不只是校史上的重要一刻，更是台灣語言運動數十年努力後的一大勝利，應視為文化轉型正義的里程碑。威權時代的「國語政策」長期壓抑、污名化本土語言。許多人仍記得，在校園裡說母語會遭處罰、掛上「我不說方言」牌子，甚至被罰款。那種羞辱留下難以抹去的集體記憶。不僅造成語言斷層，也在數代人心中誤植了母語屬於低等的偏差觀念。因此，北嶺國小的轉型，意義遠超過一般實驗教育。它象徵國家終於肯認：台語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承載歷史與認同的重要載體，應當與華語並列，堂堂正正成為知識傳授的媒介。這是《國家語言發展法》最鮮明的落實，也是對過往語言壓迫歷史的平反。至今仍有人質疑講台語會影響競爭力，這種迷思其實源自黨國時代殖民式教育的陰影。國際經驗早已證明，多語能力能提升認知彈性與創造力；而在高雄美濃區長期實施華語、客語教育，銜接沉浸式幼兒園的客語學習。美濃經驗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具備國客雙語的幼兒在創造力上確實有顯著優勢。高雄市政府率先踏出這一步，陳其邁市長遠見值得肯定；但我們更期待，它不是孤立的「盆景」，而能成為遍地開花的「森林」。教育部應提出完整藍圖，支持各縣市因地制宜發展不同本土語言的實驗教育，讓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都能在校園自然生長。經驗顯示，由母語環境中學習，更能建立自信與文化歸屬感。高雄市北嶺國小琅琅讀書聲，正在為台灣文化主體性寫下新篇章。願這份天籟般的母語聲，自南而北，響徹全國，成為這片土地最驕傲、最美麗的聲音。 

在「教師荒」日益嚴峻的當下，各縣市政府無不為延攬優秀教育人才絞盡腦汁。然而，長期以來，代理教師與代理教保員的權益卻常被忽視，不僅工作不穩定，福利待遇也與正式教師存在不小落差。所幸，嘉義縣政府近日的新政策充滿了溫度。除了前幾年已實施的「教師諮商輔導支持系統」，提供包含代理教師在內的教職員免費心理諮商，縣府更宣布自114學年度起，將代理教師與代理教保員納入健康檢查補助範圍，提供每兩年新台幣4500元的補助。這兩項政策共同描繪出全面重視教育人員身心健康的藍圖，其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值得我們大力肯定。身為教師組織工作者，我深切體會到這項教育福利政策的推動，不僅展現嘉義縣政府對教育人力的重視，更是對代理教師群體困境的深刻理解。過去，代理教師雖承擔與正式教師相同的工作內容與教學責任，卻往往因非正式編制而無法享有同等福利，身心健康保障更是一大缺口。嘉義縣議員黃啟豪於去年在議會期間首度倡議，成功引起縣長翁章梁的重視，最終促成這項從善如流的政策，這不僅體現了地方政府與民意代表間的良性互動，更彰顯了決策者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長期高壓的教學工作，對教師的身心健康是嚴峻的考驗。定期健康檢查不僅是對個人健康的負責，也是維持教學品質的重要保障。嘉義縣這項健檢補助政策，不僅實質減輕了代理教師的經濟負擔，更傳達出一個重要訊息：每一位為教育付出的工作者，其價值都應被肯定與保護。這份來自官方的關懷，將有效提升代理教師的職業認同感與歸屬感，讓他們能更無後顧之憂地投入教學工作。在人才流失已成趨勢的此刻，教育政策的重點不應只放在如何「招募」，更應著重於如何「留才」。相較於部分財政寬裕的縣市首長，將輿論投射在爭取中央補助學童冷氣電費，嘉義縣政府這項前瞻性政策，正是回應教育人力荒挑戰的典範。它向所有教育工作者釋出善意，表明嘉義縣願意朝向尊重專業、保障權益的友善職場邁進。我們樂見嘉義縣在教育福利上走出領先的一步，也企盼這股正向力量能形成漣漪效應，並起而效尤，讓全國各縣市看見代理教師的真實需求，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在最能凝聚教育人心的政策上。這不僅是嘉義縣之福，更是所有師生的福音。  

    日前嘉義市教育處突襲式宣布，將分散式資源班特教師生比調整至1:13，公文一出，引發特教老師與家長群起反彈。教育部明定標準為1:10至1:12，嘉義市教育處卻自作主張上修比率，不僅違法，更令基層教師質疑執政誠信與對特殊教育的基本認知，簡直是大開教育倒車。    特教老師在第一線承擔極高壓力，除授課外還需撰寫IEP（個別化教育計畫）、家長溝通、學習評量、甚至跨校支援行政事務等行政文書準備評鑑訪視，早已超出常規負荷。艱困的處境下，嘉市教育處不但未提供更多支援，竟變本加厲地增加學生人數，在此節骨眼上逆勢調高師生比，令人不禁懷疑：嘉義市政府難道把特教生權益當韭菜？    許多嘉義市特教老師向教師工會及多位議員陳情，除了教學外仍有諸多兼辦行政業務，過勞指控怨聲載道。教育處聲稱人力有限不得不調整，但實情是資源配置失當。嘉市府教育預算年年編列創新高，在最需要關注的特教現場，卻省小錢釀大災。黃敏惠號稱教育市長，本末倒置的政策令人咋舌。    令人遺憾的是，全國各縣市普遍努力朝向1:10甚或更低師生比精進同時，嘉義市竟成為逆風之例，難道地方政府可以隨意架空中央法規？使特教保障形同虛設。教育部應介入調查嘉義市教育處是否因陋就簡，並督導其限期改善，若再有其他地方政府為樽節經費起而效尤，教育部的指導原則將蕩然無存。    根據前年有教育團體調查全台教師快樂指數，嘉義市在排名最不快樂的縣市高居第二。筆者提醒，教育不應淪為政治妥協的籌碼，特教經費並非成本負擔，實為未來的投資。特教師生比的背後，是每個孩子翻轉的機會，更是教育的尊嚴底線。對特教學童來說，每一位老師都是命運的轉捩點，讓師資過勞、師生比失衡，必然斷送更多孩子的學習機會，踐踏教育專業。      

    410教改已逾三十年，其中首要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多年來新生兒人數已從當年近33萬人狂跌至去年13萬餘人，學校規模縮小甚至廢併校乃時勢所趨，學校確實變小了，反觀小班教學的訴求仍舉步維艱。除了109學年起高中降至每班35人算是近年逐步調整的政策，國中新生從102學年每班30人，國小新生從99學年起每班29人，中小學班級人數標準都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標準，學生並未因少子化，享有更精緻妥善的教育品質。    民間習俗的龍子龍女從今年二月份開始，內政部公布二月出生數僅為9663人，比去年同期10113人來得少；三月新生兒人數為10827人，較去年同月減少1679人，曾幾何時龍年也救不了臺灣低生育率，少子化現象嚴峻程度實為國安議題。「一個都不能少」絕非僅止於在教育口號，而是未來新政府迫在眉睫的首要目標。    然而，校園安全事件層出不窮，學校行政過量更是怨聲載道，如何落實國教精緻化，有效「拉住每一個孩子」？當然就是降低班級學生人數，否則坊間教育專家疾呼推動課中差異化教學、適性揚才等論點，立意良善實則需要提高更多教職員編制進行客製化，滿腹理想卻未接底氣。實際第一線老師面對大班教學，擁擠的教室裡現實很苦感。同理可證，因為龍子龍女成為應屆新生導致學校將大幅增班的說法，恐導致後續教職員編制控管疑慮，已淪為過時的明日黃花觀點，因為出生人口數是長期穩定往下走。    未來賴政府內閣團隊教育部長鄭英耀，擔任高雄市教育局長時曾經自述國中時期為後段班學生遭受不平等待遇，放牛吃草的求學經歷。再者鄭部長當年屏東師專畢業，曾分發到嘉義縣偏鄉教書的服務經歷，相關基層背景應能感同身受降低班級學生人數，對教育精緻化的重要性。如何讓傳統大鍋菜，華麗轉身成為一道道特色料理？呼籲新任教育部長鄭英耀，落實國教精緻化刻不容緩，才能有效提升國民教育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