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投書電力的公平與責任：讓地方政府成為真正的「用電者」

輸配電成本的議題，終於被搬上檯面。這場看似技術性的討論，其實揭開了台灣能源治理的深層矛盾：全國都要穩定供電、招商發展，但當電廠、變電所要落腳地方時，卻往往出現強烈抗爭。要電力、不要興建電廠；要產業發展、不要鄰避設施，成了台灣能源決策的縮影。這樣的現象，並非單純的民粹反應，而是制度性責任分配失衡的結果。中央政府被迫承擔供電壓力與社會風險，而地方政府則在「民意保護者」與「用電受益者」之間輕鬆遊走。電力紅利全民共享，基礎設施卻集中在特定地區承擔，形成「全國用電、局部負擔」的結構性不公。當地方政府只想招商、追求產值，卻不願面對設施選址的社會成本，能源治理便陷入惡性循環。這不僅拖慢綠能與電網建設，也讓能源轉型的政治代價被無限放大。台灣社會長期忽略的，不是電力技術，而是制度責任。要真正化解這個結構困境，或許必須走向更制度化的改革。更合理的做法，是讓地方政府也必須為自己的用電負責。例如，推動「地方售電公司」制度：各縣市政府須成立公營售電單位，向中央電廠或區域電網購電，再售給本地用戶。如此一來，地方政府在招商時，就必須同步規劃能源需求與供應能力；若不願配合設置電廠與變電所，就得面對電價成本上升與供電風險的政治後果。這樣的制度設計有兩層意義。第一，它能讓能源的「社會成本」內部化。地方若要發展高耗能產業，就必須承擔電力基礎設施的環境與民意壓力。第二，它能促進能源治理的民主化。當地方真正成為「用電者」，就有誘因推動節能、分散式電網與再生能源投資，而非只是被動抗爭。能源政策不應只是中央的工程計畫，而應是多層次治理的結果。當地方也有責任、有壓力、有誘因去面對用電現實，能源政策才能從「誰蓋電廠」的衝突，轉變為「如何共擔責任」的討論。這才是成熟社會該有的治理思維。輸配電成本爭議的背後，其實是台灣能源制度誠實化的契機。唯有讓地方真正成為能源治理的行動者，而非旁觀者，電力公平與社會信任才能重新建立。畢竟，穩定供電不是誰的恩賜，而是全民共同選擇與共同負擔的結果。

投書讓民主重回校園決策桌

校務會議，本應是理性辯論的場域。如今，它淪為行政效率的表演。你能想像嗎？一所大學裡，主管占多數，基層教師幾乎無聲。這還算民主嗎？這不是個別案例，而是台灣許多大學的現實。《大學法》規定，校務會議是最高議事機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人數一半，意在保障學術社群發聲。但法律未明定教師代表資格，許多學校把院長、系主任等行政主管算作教師代表。表面比例過半，實際上卻由校方掌控會議方向。結果，會議變成主席宣讀、主管點頭、議案通過的橡皮圖章。當主管掌握人事與升遷，教師即便被選進會議，也不敢暢所欲言。許多老師坦言，提出異議可能影響評鑑或續聘。這不是膽怯，而是制度製造的恐懼。學術自由的核心，不在於能否批評政權，而在於能否在校內討論治理與政策。當自由被奪走，校園討論空間縮窄，反對意見減少，會議雖順利，民主卻蕩然無存。更嚴重的是，編制外教職員如約聘教師、兼任教師、行政或研究助理，長期被排除在校務會議之外。他們每日教學、研究、行政，卻無從置喙。這不符合當代民主大學理念。歐美多國大學早已允許非編制教職員及學生擁有代表席次，體現多元參與精神。因此，《大學法》應儘速修正，重點兩項：一，教師代表中至少一半不得兼行政職；二，保障編制外教職員代表權。這不是單純比例問題，而是大學民主的根基。校務會議不該只是例行簽到的程序，而應是充分討論、理性辯論的場域。唯有透過分歧與對話，才能產生真正共識。當行政邏輯凌駕學術理想，教師噤聲，大學就偏離了使命。是時候讓校務會議回到它應有的位置；是時候讓未兼行政職教師與編制外教職員被看見；是時候讓民主的光重新照進校園。唯有多元參與、制度支撐與勇氣行動，大學才能配得上「知識殿堂」的稱號。

投書從防疫破口看盧市府的治理失靈

台中非洲豬瘟疫情爆發，揭開市府長期積弊。盧秀燕市長雖道歉，但整起事件顯示台中市政府在制度、管理與危機處理上全面失靈。案發養豬場未依規上傳廚餘蒸煮紀錄，主責的環保局未主動稽查，是最基本防線的失守。疫情通報、採樣、檢驗等流程更顯混亂，市府說法一改再改，公信力盡失。行政院接手後，盧市長仍態度消極、缺乏協調，危機應變明顯不足。更令人震驚的是，台中市的廚餘竟被堆成「廚餘湖」，若非疫情爆發，這場潛藏的環保與防疫危機恐仍被掩蓋。事件暴露出地方政府監管鬆散、資訊不透明與跨局處協調失靈的體制問題。真正的「重視民生」，不是公關包裝的形象，而是能建構防範風險的制度。防疫破口的責任，不該止於致歉與拔官，盧市長應誠實檢討、提出具體改革方案。市民期待的，是能守護公共安全、勇於承擔的領導者。

投書年金改革不能半途而廢

「週休七日、月領七萬」的待遇，在一般民眾眼裡或許是奢望，卻成為藍白政治人物反年改時的「標準想像」。民調顯示，超過六成民眾支持年金改革持續推進，是反對者的兩倍。這場反年改行動，不僅背離主流民意，更動搖了制度公平與世代正義。2017年的年金改革，是台灣補上制度延宕的重要一課。那段日子，立法院被反年改團體包圍，民進黨立委必須在警方保護下才能進入開會。儘管過程艱辛，社會終於在衝突與對話中找到共識：讓軍公教退休制度回歸合理，確保年輕世代也能享有穩固的退休保障。改革成果逐漸顯現。自2018年起，所得替代率合理調整，年金破產年限從2031年延後至2049年。只要再堅持三年，就能完成初始設定的目標，確保制度永續。然而，2024年國民黨重返國會最大黨，加上民眾黨倒向反改陣營，改革成果再度面臨倒退危機。諷刺的是，馬英九任內提出「年改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羅智強當時正是幕僚；柯文哲也曾說「年金不改革，台灣會變希臘、變苗栗」。如今這些政客卻反其道而行，把制度改革污名化，讓改革者難掩悲憤。年金制度不是特權的延續，而是世代間的契約。任何政黨若為了討好選票而中止改革，等同預支未來、犧牲子孫。這不只是財務的計算，更是社會的信任與倫理問題。改革從來不容易，但如果停滯不前，破產危機終將吞噬全體納稅人的信心。最後，要強調的是，年金改革不能半途而廢，這不只是政黨立場，更是為下一代守護公平與永續台灣的共同責任。

投書台灣不是問題，台灣是答案！

「台灣不是問題，台灣是答案！」這句話表達了台灣在世界角色上的核心定位。長期以來，北京當局一再聲稱「台灣是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必須重新統一」，彷彿台灣是某種「歷史遺留的問題」。然而，事實再清楚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政權，自那一天起，台灣從未有一日受其管轄。我們從未「結婚」，又何來「離婚」?這不只是幽默的比喻，更是國際法與歷史事實的重申。台灣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有人企圖以武力、威脅與假訊息，去否定兩千三百萬人的選擇。而台灣的「答案」，正是我們堅持走出來的道路—民主、多元、自由、法治。這些價值，不只是台灣的日常，更是我們與全球民主夥伴共享的信念。面對威權擴張與資訊戰蔓延的年代，台灣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世界的一種啟發。我們證明了：在強鄰壓力下，小國也能守護民主；在全球供應鏈轉型中，島嶼也能貢獻科技與創新；在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的挑戰裡，台灣更能成為行動的力量。正因如此，台灣不是國際秩序中的「問題」，而是推動全球進步的「答案」。我們不只需要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更要積極伸出友誼的雙手，與理念相近的夥伴共同面對挑戰、解決問題。世界需要更多像台灣這樣的答案。有台灣，世界會更好。

投書凱思帳冊事件與政治清廉的試金石

《鏡週刊》近日揭露「凱思國際」的帳冊內容，指涉部分政治人物與資金往來，引發社會譁然。若報導屬實，這不只是個人名譽的問題，而是政治清廉體系面臨的又一次崩解測試。過去幾年，「反黑金」、「反權貴」等口號幾乎成為政治競爭的標準裝備。許多人因此獲得聲量與支持，卻也在權力與金流之間逐漸模糊界線。政治人物若能藉「改革」之名影響企業紛爭、甚至透過人頭公司運作利益，那麼「反黑金」便成了最大的反諷。事實上，台灣並非缺乏反貪腐的制度，而是缺乏誠實面對制度的人。當事者若真自信清白，應主動面對刑事偵查與公開檢驗，而非僅以民事訴訟止血。民眾期待的，不是情緒性的喊話，而是制度性的透明。社會最可悲的現象，是「正義」一詞被濫用到失去意義。當政治人物以道德包裝自己、卻在暗處以利益運作，便會讓公眾對任何改革語言失去信任。這種信任破壞，比金錢醜聞更深遠。凱思帳冊事件若進入司法程序，應讓檢調依證據追查到底，不因政治立場而偏袒，也不因話語權而退縮。唯有如此，社會才能重建對政治清廉的信任。政治的清白，不該只存在於競選口號；而應在金流、制度與誠信的光線下，被看得清清楚楚。

投書環保不能選邊站：從光電爭議談一致的環境標準

近年來，台灣能源轉型的討論，常被情緒化的口號與片面的指控淹沒。最明顯的例子，是部分人士對再生能源設施的過度妖魔化。有人指稱光電板會「污染水源」、「危害飲水安全」，甚至以「毀山滅林、破壞農地」之名，否定再生能源的必要性。這樣的批評，若出自真誠的環保關懷，本無可厚非；但若只是選擇性放大再生能源問題、卻對其他更嚴重的環境污染視若無睹，那就不是環保，而是政治。同樣是環境污染，為何當台中市政府將廚餘傾倒進大坑、污染土地與水源時，這些聲音卻不見了?難道只有太陽能板會影響水質，廚餘滲漏、焚化殘渣、地下水污染都不算問題?環境標準不該只對再生能源特別嚴苛。真正的環保精神，是一致地守護環境，不分能源種類與政治顏色。環境正義的核心，在於「一致的環境標準」。在非核與能源轉型的辯論中，這一點尤其重要。支持再生能源的人，當然應嚴格檢視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設施對生態的影響；但同樣地，主張核電延役者，也必須誠實面對環境影響評估、核廢料處置、地震風險與核能安全的問題。不能因為支持核能，就對它的風險避而不談，也不能因為反對某個政黨，就把再生能源視為萬惡之源。環保不該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更不該變成選邊站的武器。從全球趨勢來看，再生能源並非意識形態的選項，而是能源安全與氣候責任的必要方向。歐盟、美國、日本都在加速布局潔淨能源，以分散風險、降低碳排放，同時創造新興產業與就業機會。台灣若要在國際供應鏈中維持競爭力，就不能在能源轉型的路上退縮。面對極端氣候與地緣風險，唯有推動低碳、分散且在地化的再生能源，才能確保長遠的能源自主、能源安全與環境永續。值得提醒的是，能源轉型不是沒有代價，但不轉型的代價更高。環保不該成為阻止改變的藉口，而應成為推動改革的力量。唯有建立「一致的環境標準」，不因能源種類、地方利益或政治立場而有差別，台灣的非核家園與永續轉型，才能真正邁向成熟。

投書立法院不是格鬥場—鋼頭鞋踹人案應公開審理

立法院的暴力事件，正考驗台灣民主的底線。國民黨立委陳玉珍以「鋼頭鞋猛踢」致傷民進黨立委陳培瑜一案，近日於台北地院開庭。陳玉珍聲稱「沒有傷害意圖」，願意和解，並要求「法官親自主持、不公開調解」。然而，陳培瑜僅以五字回應：「我無意和解。」這五個字，回應的不只是加害者，更是整個社會對暴力的零容忍。立法院的衝突從來不是私人糾紛，而是民主程序被踐踏的現場。尤其涉案鞋具為「鋼頭鞋」，媒體實測可承受修旅車輾壓仍不變形。若刻意穿著此種鞋履進入議場，並對同僚施力攻擊，這已非「臨時衝動」，而具備明確的危險性與預謀性。事發當天正在審《選罷法》，現場除陳培瑜、林宜瑾被踹傷外，另有多名藍白立委在旁掩護、壓制。這樣的畫面，不只是議事衝突，而是制度性暴力的象徵。倘若這類行為得以透過「不公開調解」了結，將等於默許權力者以身份掩蓋責任，對司法與民主都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更令人不安的是，陳玉珍以「國事繁忙」為由，主張應減輕法院負擔。試問，國事再繁忙，也不包括踹人；立委的身分，也不能凌駕法律。若立法院允許暴力以密室協商取代司法審理，則等於向暴力妥協、向公義低頭。在民主社會裡，暴力應由司法審判，而非政黨協調。若有人能在鏡頭前公開打人，就該有勇氣在法庭上公開受審。司法透明、公正審理，才是恢復社會信任的唯一途徑。立法院不是格鬥場，民意代表不是格鬥選手。每一次對暴力的寬容，都是對法治的背叛；每一次讓暴力在陰影下和解，都是對民主的傷害。讓法庭的陽光照進國會，才是我們共同守護制度尊嚴的起點。

投書台中非洲豬瘟疫情，是地方政府怠忽職守的慘劇

台中非洲豬瘟疫情爆發，最新中央疫調報告已經證實，病毒極可能來自「未落實蒸煮的廚餘」。而台中市政府長期怠忽稽查，顯然是這場防疫破口的共犯。出事的梧棲養豬場，從五月起廚餘蒸煮申報照片就出現異常，甚至在十月才補拍。照規定，環保局應每月稽查一次，若落實稽查，早就能發現問題。然而市府卻長期放任，坐視病毒擴散。據悉，甚至有廚餘被盜賣，若非另一豬場確實蒸煮加熱，疫情恐已全面失控。更荒謬的是，中央疫調人員前往現場前，台中動保處竟先派人「搶先消毒」，形同破壞現場、企圖掩飾失職。此舉不僅干擾調查，更顯示市府上下刻意隱瞞。台中地檢署已展開調查，廚餘申報照片涉及偽造，養豬場固然有責，但市府未依法稽查的行政與法律責任，更應有人出面負責。市長盧秀燕必須說清楚：到底是誰下令破壞現場？這不只是防疫疏失，而是整個地方治理體系的崩壞。非洲豬瘟是國安等級的疫情，不容任何粉飾。這次的事件，應成為檢調與中央政府全面檢討地方治理的契機。台中市府必須公開所有稽查紀錄、廚餘流向與相關人員責任，接受社會檢驗。唯有誠實面對錯誤，才能重建民眾對公共防疫體系的信任。

投書台灣民主真正的防火牆—華碩員工幫台灣上了寶貴的一課

這幾天看到新聞，真的大快人心—那位鼓吹武統、還拿中國《反分裂法》檢舉華碩執行長「台獨」的中配員工錢麗，已被撤銷台灣國籍與戶籍!很多人不知道，這個結果不是憑空而來，而是一群華碩工程師半年多的努力換來的。他們不是鍵盤戰士，是在公司裡默默蒐證、檢舉、配合法院調查的真正公民行動者。從三月到十月，這些員工接力投訴、提供資料，讓政府有辦法依法開鍘。這才是真正的「防衛民主」—用制度捍衛國家，不靠情緒喊口號。回顧這個案子，錢麗不只是言論誇張。她在華碩內部散播統戰郵件，還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粉專管理員，大談「懲治台獨」；當國台辦開臉書帳號，她立刻留言「歡迎、好棒」，甚至建議國台辦提告台灣人。這樣的人拿著台灣身分證、享用健保和工作權，卻幫敵國宣傳武統，能不讓人憤怒嗎?所以這次陸委會、內政部依法撤銷她的國籍與戶籍，真的該給掌聲。但也別忘了，錢麗目前仍能「長期居留」，工作與健保不受影響—代表我們的法制尚有漏洞，未來仍要補強，讓「歸化滲透」有法可防。這整件事最令人感動的，不是結局，而是那群永不放棄的華碩員工。他們的努力不懈，證明了民主的防線，不在總統府裡，而在每一個願意站出來的人身上。當有人利用制度攻擊制度，唯一能保護台灣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依法而行」的公民。最後，筆者要向華碩工程師們致敬—你們是台灣民主真正的防火牆，靠制度趕走滲透者，幫台灣上了寶貴的一課。

投書鄭麗文領軍後的國民黨：強勢登場，危機四伏

鄭麗文正式走馬上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這場本應象徵政黨新生的就職典禮，卻在黨內「明星級人物」的缺席下，顯得格外冷清。六都市長中僅蔣萬安出席，侯友宜、張善政、盧秀燕全數缺席；過去曾代表「建制藍」的郝龍斌、張亞中，更被媒體揭露「未獲邀請」。這樣的「新局」，或許更像是一場內部勢力的清算開端。鄭麗文的演說氣勢驚人，十五分鐘的致詞未照稿宣讀，語調昂揚、情緒張力十足，為長期被「老藍男」形象籠罩的國民黨注入戲劇張力與媒體效果。她以「我們都是中國人」的高調論述，試圖重新定義藍營的政治核心。然而，這樣的「強勢開場」，在政治領導層面卻透露出另一種不安：它更像是表演型政治人物的情緒輸出，而非穩定政黨結構的領導力量。侯友宜回應外界提問時明言自己是「中華民國人」，等於在意識形態上與新主席劃清界線。盧秀燕選擇缺席，顯示她仍想留在「中間路線」的縫隙裡，以維持未來可能的上升空間。若地方派與中生代勢力持續冷處理新主席，國民黨的「世代交替」恐怕只會停留在表面。從人事布局來看，鄭麗文延續了連戰、馬英九時期的政治人脈，任用的黨務主管多屬「正統藍」系統，延續「九二共識、反台獨」的既有路線。這樣的架構在短期內可穩定深藍支持，但長期來看，勢必壓縮「本土藍」與中間選民的發聲空間。國民黨的「再中國化」趨勢正在進行中，而非假設。值得注意的是，鄭麗文對黨內異議的態度。她在就職儀式上排除競爭對手郝龍斌與張亞中，顯示出強烈的控制欲與排他傾向。對比日本自民黨，新黨魁上任後往往會邀請對手入閣，以凝聚黨內共識；鄭麗文則選擇「排除異己」，這對一個已陷入內部分裂的政黨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國民黨此刻需要的，並非更強勢的口號，而是制度性整合與價值重建。鄭麗文的登場或許讓國民黨短暫振奮，但若她無法在強硬論述與開放治理之間取得平衡，「強勢」最終可能演變為「孤立」。國民黨正處於路線再定義的臨界點。若鄭麗文只追求表面上的「紅色正統」，而忽視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的溫度與多元，這個百年老黨或許將更快走向邊緣化。

投書鄭麗文不是失言，而是輸誠

「普丁不是獨裁者，而是民主選出來的領袖。」若不署名，你或許以為這是俄羅斯政府或中共官媒的說法。但不是，這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親口說出的話。多數人只驚訝於她對普丁的荒謬詮釋，但更可怕的是，她整場訪談中對「台灣與中國」的論述，幾乎與中共口徑如出一轍。這不是失言，而是一種政治訊號—台灣最大在野黨的主席，選擇在國際媒體前傳遞親中的危險訊息。面對「想和習近平見面」的提問，她說要「化解歧見、累積善意、追求和平」。然而和平從來不是單方面的；當中共軍演繞台、威脅升高，台灣何曾挑釁？身為政治領袖，難道看不出誰才是侵略者？她又批評國防預算過高，卻不願承認：以色列、波蘭、烏克蘭等國之所以投入高比例軍費，正因面臨戰爭威脅。中共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自己解除武裝。當記者問「一國兩制」，她以「化解分歧」包裝，稱「我們本來就承繼同樣的文化與歷史」。這正是國民黨從「一中各表」退回「只有一中」的路線，讓台灣主體性一步步被稀釋。更令人震驚的是，鄭麗文為普丁辯護，甚至指控北約「東擴」是戰爭主因，完全照抄俄中宣傳話術。整場訪談，沒有一句話能體現台灣立場。她替威權找台階、為中共鋪路。這不是外交柔軟，而是價值放棄。因此，筆者要提醒大家的是，台灣要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彼此對等、尊嚴與安全之上，而不是屈服與沉默之下。

投書防疫七年功，毀於一城：盧秀燕讓台灣輸給懶惰與自以為是

非洲豬瘟在台中爆發，台灣七年防線，竟被一個「懶得防、又愛辯」的地方政府拖垮。農業部原本以為台中環保局已完成養豬場的清潔消毒工作，準備進行第二輪的環境檢測，結果一開門，發現現場根本亂七八糟。採驗二十多個樣本，公豬場與作業區竟還驗出陽性。這不是技術問題，是怠惰問題。農業部官員當場示範火焰消毒，等於直接在現場補教環保局怎麼做事。更離譜的是，廚餘處理。全國暫時禁止廚餘養豬後，農業部指示可掩埋或堆肥。結果台中市「創新」出一種全國首見的「掩埋場堆肥法」。堆肥應具抗腐蝕地面、發酵中心溫度45至70度、持續七天以上，但台中環保局根本沒管，直接在后里、霧峰挖坑倒廚餘，還得意自喜說有加木屑除味。問題是，那裡有野豬出沒。獸醫所早已指出，第二基因型病毒會感染野豬。台中這麼做，等於在病毒面前開吃到飽。中央部會看不下去，環境部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甚至希望台中與其他縣市合作。結果沒人願意。不是中央卡台中，而是台中不提需求、不願配合。這不是「地方自主」，是官僚自爽。同時，在立法院，防檢署長報告邊境檢查，卻被國民黨立委陳雪生痛罵「像共產黨」。他嫌防疫犬嗅行李太麻煩，還說「國人不會帶豬肉乾啦!」這種無知正是災難的根源。中國2018年就是因為「沒這樣檢查」，豬瘟失控，全境淪陷，影響遍及亞洲。如今台灣有人還要鬆手防線，真是匪夷所思。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台灣腹背受敵。前線是病毒、邊境要防滲，結果台中在後方放火。七年來，我們靠專業與紀律守住豬瘟，如今卻被政治算計與行政無能打回原形。最後，要強調的是，盧秀燕可以不懂防疫，但她不能不懂責任。當台中變成「防疫破口」時，全台都在為她的怠惰付代價。非洲豬瘟不是地方口水戰，而是國家安全。這一戰，我們不是輸給病毒，而是輸給懶惰、卸責與自以為是的市府。

投書盧媽媽的新版空氣，比谷關更有味道

盧秀燕在首任市長就職典禮上，送給市民象徵「好山好水」的谷關空氣瓶。那是一場精心包裝的政治行銷，企圖傳達「台中有乾淨空氣」的形象。如今，若要推出新版空氣瓶，恐怕該命名為「台中空氣實境瓶」—裡頭裝的不再是谷關的清新，而是廚餘掩埋場的臭氣，以及北屯區不肖業者將水肥倒入下水道後瀰漫全城的味道。這不是玩笑，而是現實的寫照。近年來，台中市廢棄物處理問題屢屢爆發，從掩埋場惡臭、露天堆置、環保稽查失能，到不肖業者私自傾倒廢棄物，問題層出不窮。非洲豬瘟事件更是暴露出廚餘管理的制度黑洞：市府以為「焚化取代循環」就能萬事大吉，卻忽視了從源頭分類到再利用的風險管理與公共溝通。而北屯的水肥案，則是另一種治理失靈的體現。業者長期以來涉嫌非法傾倒污物，直到惡臭四散、居民怨聲載道，市府才被迫出面滅火。這樣的治理節奏，讓人懷疑台中市的環保體系是否已從「預防」淪為「事後公關」。台中的「味道」，不只是空氣品質的問題，更是制度性怠惰的氣味。從中捷的工程延宕、空污管制乏力，到綠空廊道與大型開發爭議，盧市府的治理邏輯始終偏重表面包裝，而非結構改革。市民要的不是「行銷台中」，而是「治理台中」；要的不是空氣瓶，而是能真正呼吸的城市。回顧盧秀燕任內的政治語言，「媽媽市長」的形象被塑造成溫柔、親切、接地氣。但當垃圾堆滿、臭氣撲鼻時，市民不需要「媽媽」的安撫，而需要一位有能力解決問題的領導者。環境治理不是情感行銷，而是制度工程。新版空氣瓶或許不會真的推出，但它早已存在於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那股混雜了廚餘、污水與焚化煙氣的氣味，就是盧市府的治理寫照—外包、卸責、表演、再公關。當城市的空氣都成了笑話，市府的政績也難免隨之飄散。台中人，大口呼吸吧！這就是「盧媽媽的台中味」—比谷關空氣更有味道，更真實，也更令人窒息。

投書別再陷入外媒報導的憤怒循環—台灣需要自己的國際論述

每當國際媒體出現誤導、誤解，甚至曲解台灣政治立場的報導時，社會輿論往往立即陷入憤怒與爭辯：那篇文章是投書還是報導?作者是誰?是否代表媒體立場?然而，即使釐清這些問題，也難以化解更深的結構性困境。今天一家媒體刊登一篇投書，明天另一家又可能發表不同觀點；我們難道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憤怒嗎?事實上，糾結於文章屬性或作者身份的討論，意義有限。許多智庫學者與國際媒體記者，往往不是完全獨立的個體，而是某種政策學派或戰略思維的延伸。他們的觀點，屬於國際論述體系的一環：從「交往」「圍堵」「脫鉤」到「共管」「重返」，這些詞彙背後都蘊含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權力邏輯。因此，逐句反駁外媒的報導固然有其必要，但若台灣永遠只是在糾正別人的誤解，就始終困於他人的框架之中。更重要的是，台灣必須建立屬於自己的論述—如何看待自身與區域秩序的關係?台灣的存在，如何與民主、人權、安全及全球利益相互交織?唯有用這樣的語言，世界才可能真正理解並支持台灣。論述本身就是力量。讓世界聽見台灣的聲音，不能只靠事後澄清，而應主動說明「我們怎麼想、想成為怎樣的國家」。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語言，就是這種力量最集中的展現。當總統能清楚並堅定地闡述台灣的價值與方向，對外的一切溝通與宣傳，就會自然成形、有一致性。因此，與其陷入「那篇是不是投書」的瑣碎爭辯，更值得投入的，是讓「台灣論述」成為國際討論的一部分。唯有當我們能以自己的話語定義自己，台灣才不再只是被描述的對象，而能成為敘事的主體。

投書誰才是暴力分子?誰才是民主之恥?—應該是傅崐萁!

花蓮議長張峻踢出的那一腳震撼全台。他說，那一腳「是替所有被排除在外、被忽視的光復人出的一口氣」。傅崐萁則反控張峻「妨礙公務」、是「民主之恥」。但若張峻身為議長、又是光復居民，竟連災區重建座談會的通知都沒收到，那麼，誰才是真正的暴力分子?誰才是民主之恥?事實上，這起事件的關鍵，不在踢腿，而在「權力的不對等」。相對於縣府體系，張峻與光復災民是被排除在決策之外的弱勢者。那場名為「重建座談」的會議，如果從一開始就排除地方代表與災民，根本不是溝通，而是權力者操控議程、封閉意見的政治秀。政治學者盧克斯(Steven Lukes)曾提出「權力的第二個面向」：掌權者能透過制度與程序設計，把弱者的聲音排除於公共決策之外。這種「看不見的排除」，正是現代民主最大的偽裝。這正是傅崐萁的操作模式—他以制度為名，行壓制之實。當人民被制度性禁聲時，他們的抗議往往被貼上「暴力」、「不理性」的標籤，但真正的暴力，恰恰是那種不讓人民說話、不讓民意進場的權力濫用。在民主政治中，暴力不是從腳踢開始，而是從排除參與那一刻開始。傅崐萁以權壓人，不讓議長與災民參與會議，卻反控對方暴力，這種顛倒黑白的指控，才是民主的恥辱。張峻那一腳，或許形式上衝突，但實質上是對「制度性暴力」的反抗。他踢破的不是秩序，而是權力假象。所以，真正踐踏民主的，不是張峻，而是傅崐萁。

投書20秒 vs. 30分鐘：非洲豬瘟防疫的致命差距！

台中市衛生局長曾梓展說，「只要70°C加熱20 秒，非洲豬瘟病毒就死光了」，這番話讓防疫專家與民眾都捏了一把冷汗。事實上，非洲豬瘟病毒(ASFV)極頑強，20秒絕對不夠。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規定，整塊肉品必須達到70°C並持續30分鐘，才能保證病毒滅活。對比局長說法，「20秒」和「30分鐘」之間相差90倍，這不是數據的小誤差，而是直接關乎防疫安全的致命差距。這番言論可能造成兩大危害：一、民眾烹飪錯誤安全感。火鍋、涮肉片，只涮20秒就吃，病毒可能仍存活，危害豬隻與肉品安全。二、邊境防線鬆懈。台灣靠嚴格邊境檢疫守住ASFV。若民眾誤信「20秒就安全」，可能帶疫區肉品入境，心理防線一旦瓦解，整個防疫體系都會受威脅。值得提醒的是，非洲豬瘟病毒不會傳染人類。局長可能混淆了「人類食品安全標準」(殺沙門氏菌、李斯特菌)與「動物防疫標準」。前者70°C 20秒可能夠，後者則必須70°C 30分鐘以上。錯用標準，誤導民眾與防疫人員，風險極高。因此，筆者呼籲曾局長要立即更正錯誤言論，向大眾傳達正確資訊：整塊肉品中心溫度必須達70°C並持續30分鐘，才能防堵ASFV。防疫，不能容許任何數據模糊。

投書國民黨亂政的外溢效應，台灣全民受害

過去，國民黨縣市長亂搞，只傷害自己縣市的選民。但現在不一樣了，外溢效應開始出現。他們搞爛的不只當地，整個台灣社會都跟著買單。花蓮縣，徐榛蔚、傅崐萁亂搞市政，堰塞湖災情直接暴露治理漏洞，全國的鏟子超人都得翻山越嶺去救災。台北市，蔣萬安拆公館圓環，福和橋大塞車，住新北上台北的人崩潰，市長卻一點歉意都沒有。台中市，盧秀燕讓守護七年的非洲豬瘟潰堤，年產值近2000億、約60萬人的養豬產業陷入浩劫，短期內民眾恐怕也吃不上豬肉。這就是國民黨縣市長亂政的外溢效應—你們搞亂的不只是地方，整個台灣都被拖下水。更扯的是，這個黨已經完全退步。羅智強在光復節發文，要感謝蔣公和國民黨「光復台灣、保衛台灣、建設台灣」。歷史上國民黨確實有功，但當年的國民黨有決心、有幹才：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一個比一個能幹。流亡孤立，也能破釜沈舟建設台灣。現在呢?韓國瑜、傅崐萁、徐巧芯、羅智強，甚至鄭麗文，哪一個比得上上一代?薪水小偷、貪腐奸臣、說一套做一套，如果蔣經國在世，把「十大建設」交給你們，能搞出什麼成績?答案太明顯了。一代不如一代。台灣人不用感謝當年的國民黨，因為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對不起先輩，更辜負台灣社會。台灣社會不欠國民黨什麼，是國民黨欠台灣一個交代。

投書失聯失聯移工：台灣的隱形勞動力，也是人道與國安隱憂

台灣有80萬登記移工，但你知道嗎？光是失聯的就差不多有十萬人。越南男性失聯移工44,959人，印尼女性21,498人，越南女性15,401人。這不只是數字，而是躲在山林、田間、都市角落裡，默默替台灣社會辛苦付出的真實人群。為什麼他們會失聯？很多人是被不法仲介逼上絕路。高額仲介費、沉重債務，讓他們只能逃離合法管道，去山區、工地、農田找工作。中部的茶園、果園、工廠，很多重勞動都是他們在做，汗水流進台灣經濟，但生活條件卻艱困到令人心疼。這些失聯移工除了工作辛苦，還面臨健康風險。山區沒有醫療設施，休息時間有限，資訊不對稱，一些女性因不慎懷孕，不敢下山找醫師，就透過非法管道花兩千多元買口服流產藥。問題是，這些藥物本來要醫師監測，否則可能造成不完全性流產，甚至敗血症。筆者所知，就有兩位失聯外籍女性因使用非法藥物送到中部大醫院，最後仍因敗血症不治身亡，債務未償、家鄉親人仍心存期盼。你可以想像嗎？這些人在台灣的角落，做著勞力貢獻，卻連基本醫療都無法保障。他們的困境不是小問題，而是大問題。這是人道危機，也是國安漏洞。失聯移工龐大數量，如果沒有制度化管理、健康與社會支援，隱藏的社會風險不容忽視。政府不能只抓人或驅離。要解決問題，必須從根源下手：檢討仲介制度、降低高額費用、提供合法就業與醫療管道。這不只是保護移工，更是保障台灣的社會秩序與安全。失聯移工不該被社會遺忘。他們是台灣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們人道責任的檢驗。真正的改革，應該讓他們敢於合法工作、安心就醫，而不是躲在暗處，承受身體與心靈的雙重風險。

投書當中國收回代理權：趙少康的困局

國民黨主席選舉落幕，趙少康或許不必太哀怨。某種程度上，他只是太有能力，太不受控，於是被「原廠」收回了代理權。這一幕，其實就像商業界常見的情況。當一個代理商在地經營太成功、太有聲量，原廠往往會起疑，認為品牌主導權應該回到自己手裡，於是結束代理關係，改採「直營模式」。趙少康這次的處境，正是國民黨「中國直營化」的縮影。在商業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台灣三洋代理日本本田機車四十多年，成功打響品牌知名度，卻仍在2002年被本田收回代理權，成立「台灣本田」直營。科技產業亦然，許多國際公司起初依賴台灣代理商，但當市場穩定、獲利可觀後，就直接設立研發或客服中心，甚至挖角原團隊。合作關係到最後，常常變成競爭。國民黨與中國的關係，也不過如此。趙少康原本扮演「代理商」角色，協助中國論述在台灣政治中傳遞，建立品牌能見度；但隨著他的聲量與主導性提高，「原廠」自然不安。於是，北京乾脆終止代理合作，改由更聽話的「直營幹部」接手，藉此全面掌握國民黨的方向與話語。這並非偶然，而是極權體制的本質。中國向來不容許任何可能挑戰「中心」權威的存在，不論是企業、媒體還是政黨，當地方代理者展現出自主意識，命運往往就只一種，那就是被收回授權。從這個角度看，趙少康被邊緣化，或許正是一種反向肯定。能讓中國忌憚，代表他確實仍有影響力。但問題是，他願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當國民黨選擇臣服於中國的直營體制時，任何「在地代理人」都只是過渡角色，終將被體制淘汰。趙少康若真想重建政治尊嚴，也許該問自己：要繼續當被收回代理權的政客，還是要重新做一個有理念、有台灣意識的媒體人？畢竟，在這個被極權滲透的時代，能被「總公司」收回代理權，也算是一種難得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