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務會議，本應是理性辯論的場域。如今，它淪為行政效率的表演。你能想像嗎？一所大學裡，主管占多數，基層教師幾乎無聲。這還算民主嗎？這不是個別案例，而是台灣許多大學的現實。

《大學法》規定，校務會議是最高議事機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人數一半，意在保障學術社群發聲。但法律未明定教師代表資格，許多學校把院長、系主任等行政主管算作教師代表。表面比例過半，實際上卻由校方掌控會議方向。結果，會議變成主席宣讀、主管點頭、議案通過的橡皮圖章。

當主管掌握人事與升遷，教師即便被選進會議，也不敢暢所欲言。許多老師坦言，提出異議可能影響評鑑或續聘。這不是膽怯，而是制度製造的恐懼。學術自由的核心，不在於能否批評政權，而在於能否在校內討論治理與政策。當自由被奪走，校園討論空間縮窄，反對意見減少，會議雖順利，民主卻蕩然無存。

更嚴重的是，編制外教職員如約聘教師、兼任教師、行政或研究助理，長期被排除在校務會議之外。他們每日教學、研究、行政，卻無從置喙。這不符合當代民主大學理念。歐美多國大學早已允許非編制教職員及學生擁有代表席次，體現多元參與精神。

因此，《大學法》應儘速修正，重點兩項：一，教師代表中至少一半不得兼行政職；二，保障編制外教職員代表權。這不是單純比例問題，而是大學民主的根基。

校務會議不該只是例行簽到的程序，而應是充分討論、理性辯論的場域。唯有透過分歧與對話，才能產生真正共識。當行政邏輯凌駕學術理想，教師噤聲，大學就偏離了使命。

是時候讓校務會議回到它應有的位置；是時候讓未兼行政職教師與編制外教職員被看見；是時候讓民主的光重新照進校園。唯有多元參與、制度支撐與勇氣行動，大學才能配得上「知識殿堂」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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