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東熹著《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新書--序文(三)
呂東熹先生是我在《自立晚報》服務時候表現優秀的老同事，他後來考進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寫台灣民營報業辛酸史，並且特別聚焦在《自立晚報》上。為了寫這本論文，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在出版這專書的時候，呂先生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我也樂予應命。
為什麼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這是因為我在《自立晚報》服務了二十七年，其中二十四年擔任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和發行人。
《自立晚報》並不是吳三連先生創辦的。在吳先生接手以前，它已經換了好幾個老闆。吳先生接手《自立晚報》，一開始純粹只是因為在報禁的時空下，不能辦新報，只好接手財務飄搖的舊報。吳先生接手後的前期，《自立晚報》只聊備一格，到了後期由於各種條件有了變化，才開始扮演突出的角色。
什麼樣的條件變化？
第一個是，由於台灣教育普及，民國36年228事變之後經過一個世代，新的知識份子又上來了。
第二個是，由於台灣經濟建設有成績，人民於溫飽之餘，開始要求參與政治。
第三個變化是，台灣本土社會開始重新評量新聞事業的價值，一些有為的本土青年加入了新聞工作行列，本土關懷成為一種必然。
本人原來無意於新聞事業，加入《自立晚報》只是參加選舉前的一個短暫過渡，後來在吳三連先生的感召下，才與《自立晚報》相依為命。
我聽說，某些「大報」老闆在民國60年到76年報禁開放的十餘年間，常常對朋友說：「印報紙像印鈔票一樣。」衡之實際，絕非誇口。不過，《自立晚報》即使在那個年代，也只過苦哈哈的日子。即使在《自立晚報》的晚報市場佔有率已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年月，很多企業家仍顧忌《自立晚報》對當權者不馴順，不情願把商業廣告刊登到《自立晚報》上。
這樣的一份報紙，卻在百般艱苦的情況下，長期扮演社會良知和國家靈魂的吃重角色，直到油盡燈枯。不過，弔詭的是，它培養出來的眾多幹才，如今卻已紛紛成為台灣傳播界的舵手。
我有理由相信，呂先生這本論文只是《自立晚報》的故事之一，將來一定還會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文字出現；因為《自立晚報》所代表的畢竟是一種典範、一種情操，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社長、前公共電視董事長，現任監察委員）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