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聽到《孤女的願望》、《舊皮箱的流浪兒》這些老歌，就會讓我想起當年，許多雲嘉平原的子弟，站在嘉義市後車站(北港車頭)往前站天橋上，望著橋下縱貫鐵路南來北往、錯綜複雜的鐵軌情景。這樣的景象，在中國富士康深圳工廠接連發生12起自殺事件之後，又再度浮上心頭。
富士康事件的背後，就像60年代以來，台灣早期的工廠現象，工人們將青春歲月與生命奉獻給資本家，賺取微薄的工資，讓他們晉身為首富或100大、500大、1000大，但是勞工的薪資與付出永遠不成正比。這些台灣早期勞工的血淚戲碼與場景，現在只不過是搬到深圳重現而已。
早期台灣的成衣工廠(翻攝自《海峽兩岸》)
富士康事件會讓我想起「嘉義火車站」，是因為它是縱貫線鐵路自濁水溪以南，進入台灣南部第一個最大車站，更是連接山區與海濱居民最重要的車站。它除了是台鐵火車站之外，早期因為糖業鐵道嘉北線（大日本製糖會社、嘉義至北港），以及朴子線（明治製糖會社、嘉義至朴子）在此交匯集散，同時也是阿里山森林鐵道的延伸聯結，從日治時代至1980年代之前，嘉義火車站便成為台鐵、糖鐵和林鐵三鐵核心。
嘉義火車站因為同時扮演產業與運輸的角色，當年許多嘉南平原的年輕人，都是站在這個車站上的天橋，思索著要選擇南下或北上謀生，嘉義火車站，不只是嘉義市的地標，也是嘉南平原山海子民離別與希望的重要車站。
台灣在民國40、50年代，農業是經濟成長的主力，但自1959年美援逐漸減少，在美國政策指導下，台灣開始發展以外銷為導向的工業，1966年12月3日在高雄市前鎮區創設了台灣第一、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輕工業時代正式來臨；196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結構急速改變，農業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工商業成為主導經濟發展的部門，農業競爭力減弱，以致農業成長弛緩，糧食自給率下降，自1970年起，台灣即由農產品淨出口轉變為淨進口。
為配合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的策略，並以農村女性為人力的「台灣女工史」就這樣展開，當時一批一批15、16歲的年輕農村女孩，為了家庭，主動或被迫，拎著包袱，離開農村來到都市，踏進前所未有巨大工廠上班，將青春投注在轟隆作響的生產線上，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緊接著，男性的農村年輕人，也為了生活，紛紛離鄉背井，往都市移入；甚至初中尚未畢業的放牛班同學，也被一車一車的遊覽車載到工廠從事「建教合作」，但實際上做的卻是童工。
這樣的背景，連接山海子民的糖鐵嘉義後車站﹙即所謂「北港車頭」﹚、縱貫線鐵路的「嘉義火車站」，以及森鐵「北門車站」，便成為雲嘉平原農村年輕人轉運站。從1960年至1980年這20年間，「嘉義火車站」載運雲嘉平原無數的居民出外打拼、求學，或衣錦還鄉，或流落異鄉。
我算是比較幸運，1976國中畢業後，一樣搭乘「嘉北線」(北港至嘉義市)糖鐵，前往嘉義市讀書，高中畢業後，也從嘉義火車站轉乘到台北城就學，但這是犧牲了姐姐們的學業，讓我可以繼續升學。
事實上，幾乎每一家都有像我姐姐們一樣命運的農村子女，有的是小學畢業，更多甚至沒唸完小學或沒唸書，就拎著包袱告別親人。許許多多的同學更是國中畢業前，就被學校老師以所謂「建教合作」的名義，集體推薦到工廠上班，部分老師收取推薦佣金(人頭費)，送走「沒能力升學」的學生。一批一批同學，跟隨女工們的腳步，拎著皮箱，前往台北、桃園縣工業區的眼鏡工廠、電鍍工廠、皮鞋工廠上班；而更多的人，其實還沒找到工作，只是想先到都市闖闖看再說，至少，都市比在農村有著希望。
已消失的糖鐵「嘉北線」、「朴子線」，乘載無數西部鹽分地帶年輕人的夢想與希望，也帶走許多家庭的悲歡離合，至今都還記得6歲時，我拉著才12歲，就要到台北當幫傭的二姐，哭著要她不要離開的畫面。
雲嘉平原西部沿海的居民，一定還記得，從「北港車頭」步行到嘉義火車站的天橋上，遙望縱貫鐵路南來北往的情景，許多人在此決定了未來的命運；許多人含著淚，從平快車廂揮別一望無際、翠綠如毯的嘉南平原。
後來我才漸漸了理解，為什麼每次在KTV唱歌，許多中南部出外人，都很喜歡點唱「孤女的願望」、「舊皮箱的流浪兒」，或是「最後的火車站」、「台北發的尾班車」等台語歌曲。 因為在人生地不熟的台北城，這些歌曲，是最能反映離鄉背井的農村青年（或青少年）的心境，也最能撫慰他(她)們孤寂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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