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政府近日提出2035至2038年間新建大型核電機組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規畫。部分媒體將其形容為「重新擁抱核電」，彷彿政策方向已然明確。然而，能源政策的調整，往往比一句標題更為複雜。
將多層次的能源治理問題壓縮為「核電是否回歸」，是一種公共討論中常見的敘事壓縮。誠然，核電能提供穩定基載電力，但其建設成本、興建期程、核廢料處置與安全監管，皆屬長期制度工程。至於被視為未來選項的SMR，目前全球商業部署仍處於示範與早期推進階段，短期內難以成為立即性的供電解方。
若將政策焦點集中在「電力是否充足」，而忽略制度韌性與風險分擔機制，便容易把多重政策目標簡化為單一供電問題。能源治理牽涉的不僅是發電技術，更包括財務結構、監管能力與社會承擔。
此外，核電議題始終涉及公共程序。核廢料場址選擇、地方補償機制與長期安全責任，都需透明討論與社會參與。若政策論述過度強調產業用電需求，而未同步展開公共溝通，可能壓縮更廣泛的討論空間。
核電並非沒有政策價值，但也並非唯一選擇。再生能源與儲能技術持續進步，然而其整合成本與電網調度挑戰亦不可忽視。不同技術路徑各有優勢與限制，真正困難之處，在於如何在成本、風險與減碳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回顧歷史，部分國家在核電擴張過程中曾面臨成本超支與治理爭議。這並非否定核能，而是提醒任何重大能源轉向，都需伴隨完善的制度設計與透明決策。
對台灣而言，南韓的政策調整不應被簡化為「核電勝出」或「能源逆轉」的象徵。更重要的問題是：在能源轉型的長期路徑中，我們是否能建立多元組合、風險可控且社會可接受的制度框架。
能源政策從來不是一句口號。它牽涉國家安全、產業布局與世代責任。任何單一技術路徑，都難以承擔完整的能源治理責任；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複雜選項之間，維持制度理性與公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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