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核電復興」的討論逐漸升溫，部分觀點將其定位為全球能源轉型下的關鍵選項，並主張台灣若未及時跟進，恐將錯失低碳與能源安全的戰略機會。然而，與其停留在立場之爭，更值得關注的是相關論證是否建立在完整、可驗證的制度分析之上。能源政策的核心，不在於口號是否響亮，而在於制度設計是否經得起長期檢驗。
所謂全球核電復興，若從結構面觀察，其成長動能高度集中於極少數國家，特別是具強烈國家主導色彩的大型經濟體。若扣除特定國家的擴張因素，核電在全球發電結構中的占比仍處於長期低位徘徊。將區域性的政策選擇推論為全球性趨勢，容易在論證上產生過度延伸。這並非否定核能在部分國家的角色，而是提醒不同制度條件下，政策可行性本就存在差異。
誠然，核電具有低碳與穩定供電的特性，但完整的政策討論必須同時納入各項成本、工期與風險分配。核電廠建設期往往長達十年以上，資本密集且融資風險高，最終多需國家擔保或公共資源承擔超支壓力。更關鍵的是，核廢料最終處置仍屬跨世代議題，即便在技術成熟國家，也面臨場址選擇與社會接受度的長期協商。任何嚴肅的能源規劃，都不能忽略核廢料所涉及的制度責任與世代承擔。
在電力系統運作層面，核電與再生能源並非必然互補。核電屬於高固定出力電源，運轉彈性有限，在高比例再生能源滲透的電網中，可能壓縮風光電調度空間並增加棄電風險。部分國家經驗顯示，若電網設計與市場機制未同步調整，既有大型基載電源可能影響再生能源的整合效率。電力系統的複雜性，決定了能源選項之間並非簡單的加法關係。
能源安全亦不等於單一技術的回歸。真正的安全來自多元組合與制度韌性，包括儲能技術、需求管理、智慧電網與分散式發電等多種工具的協同運作。這些技術的成熟度與成本曲線正持續改善，為能源轉型提供不同路徑。在多元選項並存的情況下，政策排序更需要精確的成本比較與風險評估。
回到台灣自身條件，核能問題從來不只是技術選項，而是制度治理課題。台灣電網屬孤島系統，社會對核能長期存在高度歧見，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迄今未形成共識。在此情境下，若僅以「全球趨勢」或「低碳優勢」作為主要論據，而未提出具體可行的制度設計與社會溝通機制，相關主張恐難具體落實。制度條件與社會共識，是任何能源選項能否推動的前提。
能源轉型是一項多目標的公共治理工程，需要在能源安全、減碳、經濟效率、社會接受度與風險分配之間取得平衡。核電或許是部分國家的政策選項之一，但它並非唯一解方。若以趨勢敘事取代制度分析，以技術偏好取代成本評估，最終被削弱的，將是公共決策的理性基礎。
在氣候變遷壓力與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的時代，台灣更需要的是透明、完整且基於實證的能源辯論，而非將複雜議題壓縮為「核電復興」與否的二分法敘事。唯有回到制度誠實與風險承擔的核心，能源政策才可能成為對世代負責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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