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重讀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史料與見證，我總慶幸自己沒有活在那個年代。那是一個連理性對話都可能招致災禍的時代。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少台灣仕紳與知識分子原本只是代表民意出面協商。他們相信制度、相信對話，也相信可以用理性解決衝突。然而結果卻是在街頭遭公開槍決。畫家陳澄波身著西裝的身影，至今仍留存在歷史影像中；律師湯德章同樣在街頭被處決。有人被丟入海中，有人自此失蹤，家屬甚至無從舉行葬禮。

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被帶走後音訊全無。多年後，家屬只能透過法律程序宣告死亡。這不僅是單一家庭的悲劇，更是一整代知識菁英被摧折的縮影。

二二八之後，台灣進入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有人因閱讀禁書、參加讀書會，或僅遭檢舉，即在威權體制的審判機制下被判刑甚至處決。翻看那些黑白照片，仍令人難以平靜。丁窈窕、施水環的年輕面容，定格在歷史最沉重的瞬間。行刑照片胸前掛著名牌，作為身分確認與紀錄用途；在那樣的制度裡，生命被行政化，死亡也被流程化。

然而，也正因如此，那些照片中的平靜神情更顯得動人。那不是浪漫化的犧牲，而是在失去自由之際，仍試圖保有最後的尊嚴。

幾十年後，我們回望這段歷史，看到的不只是苦難，更是一種提醒：自由並非天降，而是有人承擔代價換來的公共空間。

今日我們能自由書寫、公開討論歷史、批評政府、選擇立場，本身就是制度轉型的成果。當有人輕率地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或將歷史傷痕視為政治工具時，更應記得，那些失去生命與名聲的人，未曾等到平反與歸來。

活在今天，是幸運；但幸運不應使人遺忘。記得歷史，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確保權力受到節制，確保公共價值不再被侵蝕。

正因為那些在歷史黑夜中承擔風險的人，我們才擁有今日的自由。而守護這份自由，責任也已經落在我們身上。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