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轉型壓力與產業競爭現實下，將核電納入經濟考量並非不可理解。穩定供電、降低碳排、維持產業優勢，都是合理政策目標。然而，問題不在於能否討論核電，而在於當核電被視為經濟工具時，制度是否具備相應的承擔能力。

核電不同於一般產業政策。它涉及高度集中風險、長期除役成本與跨世代責任。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影響的不僅是財務層面，更牽動社會結構與公共信任。因此，核電成為檢驗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標：測試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制度是否足以支撐。

若主張核電有助於提升經濟競爭力，至少必須回答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完整成本是否揭露？除役基金是否足額提列？核廢料最終處置是否具備明確場址與財務規劃？若相關支出仍以「未來再議」處理，所謂低價電力，可能只是將成本延後。

第二，風險是否真正內部化？若事故責任設有上限，超出部分由國家承擔，則風險實質上已由社會分擔。若利潤與風險未能對稱承擔，經濟評估便難以完整。

第三，監管是否獨立且透明？高風險設施的存在，建立在資訊公開與持續監督之上。即使技術安全標準提高，仍需制度透明作為支撐，方能維繫公共信任。

此外，台灣的人口密度、地震條件與地緣政治環境，皆與部分核能國家不同。能源選擇必須回到本地制度條件，而非僅以國際趨勢作為依據。

更重要的是，核電政策牽涉世代正義。當代在成本尚未完整揭露前，是否應審慎評估其長期影響？這是任何能源決策都無法迴避的問題。

能源可以辯論，技術可以改進，但制度底線不能鬆動。若成本清楚、風險可追責、資訊透明，社會自然能理性選擇；若帳本模糊、責任分散，再多經濟論述也難以建立信任。

核電或許是能源選項之一，但更是治理能力的考驗。與其急於定調，不如先把風險算清。能源政策可以調整，制度誠實卻不可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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