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1月31日）立法院進行修法而於不當黨產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二、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之最後增訂但書：「但曾隸屬於國家者，不在此限」；同時，於第34條增訂第2項，使不當黨產條例修正條文溯自本條例公布施行之日起適用。這使得救國團被排除於政黨的附隨組織之外。
但問題就在於：救國團是否是曾隸屬於國家者呢？
■救國團的法律地位
救國團於1952 年成立，是由蔣中正指示，蔣經國主導，原本隸屬於國防部，作為青年反共教育與社會服務的工具。從形式的法律來看，救國團是由國防部依其組織法的職權，以行政命令設立的，這是依據組織法之概括授權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並不符合以作用法為根據訂定行政命令的憲政國家之法理。救國團初期的章程並非由社員大會或民間自主擬定，而是由國防部依命令草擬。章程的宗旨、組織架構、主任人選（蔣經國）等，直接由政府高層決定。1950 年代初期，國民政府剛逃至台灣，全面推動「反共抗俄」國策，在戒嚴與動員戡亂的名義之下，青年教育與社會動員被納入國防範疇，國防部在蔣中正指示之下以行政命令成立救國團。
■救國團是否曾隸屬於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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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救國團是否曾隸屬於國家呢？是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解釋。救國團表面上曾是隸屬於國家的組織，但它是在戒嚴時期與動員戡亂時期之下所成立的，因此談國家時，必須從這兩個角度去看。
一、台灣的戒嚴符合憲政國家體制嗎？
台灣長達 38 年（1949–1987）的「戒嚴」，在形式上有部分是符合法律的要件的，但與實質上與法理上的戒嚴，是存在著嚴重的落差，整體而言，台灣的戒嚴難以被認為符合現代憲政法理中的「戒嚴」。
（一）形式上的合法性
首先，1949 年台灣實施戒嚴，主要依據是：《中華民國憲法》第 39 條：「總統依法宣告戒嚴」，而《戒嚴法》是在1948 年制定的，台灣實施戒嚴是根據《戒嚴法》頒布戒嚴令而實施的。因此在名義與形式上，台灣實施戒嚴是有憲法條文、有法律授權，有總統命令公告，因此，形式的合法性是存在的。但問題是戒嚴法的原意是戒嚴應為「暫時性」、「例外狀態」，台灣戒嚴卻長達 38 年，且未定明確終止條件，這已嚴重背離戒嚴的法律本質。
原本戒嚴是為因應戰爭、叛亂、嚴重危害國家存亡的制度，但實際上卻用於：思想言論管制、結社、集會的全面禁止、依據軍法審判平民、對政治反對者進行壓制，其功能從「緊急防衛」變成「日常的統治工具」。
更大的問題是1948–1991 年，另外存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條款凍結憲法權利的保障，使戒嚴例外地變成「常態化的例外」，這就使戒嚴失去了憲法內控制機制。
（二）現代憲政法理下的戒嚴
從現代憲政法理（德國、國際人權法等）來看，戒嚴必須符合下列原則：
1、暫時性原則（Temporality）：戒嚴只能是短期、例外，因此38 年的戒嚴等於是世代性的非常狀態，這已非「緊急」，而是「制度化」。
2、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即使是戒嚴時期，限制人權也必須是必要而最小的侵害，但實際的狀況是：全面言論審查、無差別的將思想定罪、用軍事審判平民、連未構成暴力行為者也被處極刑。
3、法治原則（Rule of Law）：即使戒嚴，也不能是無限制的權力，但台灣在戒嚴時期，行政、軍事權凌駕司法、沒有有效的憲法救濟、軍事機關可自行認定「叛亂」，這事實上接近「人治」，這完全踐踏法治。
4、權力分立與監督原則：在戒嚴時期，沒有國會的實質監督，國會也是萬年國會，大法官會議形同虛設，無司法違憲審查可言，總統任期無限制，將權力高度集中，這與憲政之下的戒嚴理論完全相反。
因此台灣戒嚴是「合法外衣下的非常體制」，而非憲政法理意義上的戒嚴，這也常被稱為：「常態化的例外狀態」、「準威權體制」、「以戒嚴名義凍結憲政」。台灣長達 38 年的戒嚴，在形式上有法律依據，但在實質與法理上，已嚴重背離「戒嚴」的憲政本質，是更接近威權統治的工具。這樣的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必須從轉型正義的理論來看。
二、從轉型正義理論看「戒嚴的合法性」與戒嚴國家的性質
- 形式合法並不等於實質正當
轉型正義理論（Transitional Justice）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不能只看當時的法律是否允許，而必須檢驗國家權力是否符合人權與法治的實質正當性。
以台灣戒嚴（1949–1987）為例，戒嚴令形式上由「中華民國政府」發布，但內容包括：無期限戒嚴（全球最長）、軍法審判平民、思想、言論、結社全面管制、系統性迫害政治異議者（白色恐怖）。因此，在轉型正義理論中，台灣戒嚴的狀態常被視為是「以國家之名行使非法統治」，是一種以國家形式包裝的體制性濫權。這不是國家在運作，而是權力集團佔據國家機器，救國團只是以國家之名，而由權力集團運作的實質上之非法組織，這不能說是屬於憲政國家的組織，而是國民黨這個集團的組織。
國際轉型正義的共識是：即使是威權或犯罪政權，其行為仍被視為是「犯罪型國家（criminal state）」或「威權法制國家」的「國家行為」，因為：國家機器（軍隊、法院、警察）仍在運作，法律被用來執行迫害，國家資源被用於鎮壓。 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戒嚴下的台灣不是「非國家」，而是「犯罪型國家（criminal state）」或「威權法制國家」，權力集團是犯罪型國家的實際掌權者。這一點在納粹德國、南美軍政府、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轉型正義討論中都是共通的。
2、《憲政國家》早死，解除戒嚴才使台灣從《犯罪國家》轉成《憲政國家》
中華民國在憲法制定以後的憲政被國民黨這個集團給被壞掉，而使中華民國憲法下的《憲政國家》轉型成為《犯罪國家》，《憲政國家》是在解嚴之後才慢慢回復的。戒嚴下的犯罪國家並不能在法律上被加以正當化，立法院所通過的條款是在憲政國家之下通過的，這種條款必須符合憲政的原理，換句話說，立法院不能把犯罪國家所犯的罪以法律來勾銷，如果可以這樣的話，那麼立法院的行為已是違反國際法與憲政原理的組織行為，是違憲的。因此不當黨產條例的曾屬於國家的這個國家是憲政時代的國家，而不是犯罪國家的國家。國家機關可以不用在不當黨產條例的修正規定下討論救國團。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