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開發中國家向中國支付包含本金與利息的總還款額將達 350 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其中最貧困與最脆弱的 75 國須承擔 220 億美元，對其財政造成沉重衝擊。
根據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5 月發布的報告，中國自 2010 年代起透過「一帶一路」（BRI）大舉放貸，如今償還潮已至，這意味著中國在開發中國家眼中的角色正從「最大金主」轉變為「最大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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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出，中國目前已是全球 53 國的首要雙邊債權人，在所有開發中國家中，有四分之三將中國列為前五大債主。以 2023 年為例，中國占全球開發中國家雙邊外債比重達 26%，在最貧窮國家中更逾半數。
在 120 個有數據可查的開發中國家中，54 國對中國的償債支出已超越所有巴黎俱樂部成員總和，特別在非洲、南美、南亞與太平洋島國地區，其債權地位尤為突出。
「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
是由 22 個主要發達國家組成的非正式債權人協商機制，總部設於法國財政部，成立於 1956 年。其成員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傳統經濟強國，主要職責是協調對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進行重整談判，例如展期、降息或部分減免。
巴黎俱樂部強調透明原則與多邊協調，並與國際貨幣基金（IMF）密切合作。但由於中國、印度等新興債權國未參與其中，巴黎俱樂部如今在全球債務治理中面臨代表性與有效性挑戰。
債務結構埋下定時炸彈 寬限期到期引爆償還潮
當前債務危機並非偶然。報告揭示，中國對外放貸機構的典型條件包括 3～5 年寬限期與 15～20 年還款期限。由於中國「一帶一路」放貸在 2010 年代中期達到高峰，這些寬限期正好在 2020 年代初開始到期，加上相對較短的還款期限與較低的優惠程度，使得 2020 年代前期必然成為開發中國家對中國償債的關鍵時期。
更諷刺的是，中國在 G20 「債務暫緩償還倡議」（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 DSSI）期間提供的 42 億美元臨時減債，實際上加劇了當前的償還高峰。雖然疫情期間的暫停措施在當時有所幫助，但將償還時間延後的結果，是讓原本就集中的償還壓力變得更加沉重。
償債壓力排擠發展支出 全球減貧幾近停滯
償債高峰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共支出構成排擠效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評估，超過半數的最脆弱國家已進入或逼近債務困境。
截至 2023 年，全球有 33 億人居住在利息支出高於醫療或教育預算的國家中。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進度也大幅落後，目前僅 16% 有望達成，其餘 84% 停滯或倒退。
自 2011 年以來，開發中國家政府用於償還外債的收入占比已翻倍。這場中國主導的償債潮，正與美國孤立主義政策、歐洲援助退縮、以及全球貿易戰與懲罰性關稅等外部衝擊疊加，使許多國家發展空間更加受限。
援助變收債 中國從金主變身「收款大戶」
報告指出，2016 年是一帶一路放貸的高峰期，中國一年對外放款超過 500 億美元，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的總和。但從 2017 年起，隨著債務風險升高、國內財政壓力加大，中國開始大幅縮減對外貸款規模。
到了 2023 年，每年新放款已跌到約 70 億美元，只剩高峰時的七分之一，也只有 2010 年代平均水準的四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指出，由於中國大量貸款透過國有銀行或政策性金融機構進行，且多數合約含有保密條款，實際放貸規模可能遠高於目前數據所示。研究團隊交叉比對 AidData、波士頓大學等外部資料庫，以彌補中國官方資料透明度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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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早期放出去的貸款陸續進入償還期，各國開始還錢，使得中國每年收到的債務償還遠超過新借出去的金額。
結果是：中國對外的「淨融資」從 2012 年還是正的，到了 2024 年已轉為負 340 億美元，成為一個實質上的資金淨流入（回收）國，但這並不是因為中國的海外投資獲利豐厚，而是因為它成了開發中國家的「收債人」。
相較之下，巴黎俱樂部國家於疫情期間提供逆循環讓利貸款，顯示出更具緩衝能力的援助策略。與此對照，中國的資金行為則被形容為「順循環（procyclical），即在受援國最需要資金時反而撤資，進一步加劇經濟壓力。
什麼是「順循環」與「逆循環」？
國際資金流動常出現「順循環」（pro-cyclical）與「逆循環」（counter-cyclical）的特徵。當全球景氣良好、利率低，借貸成本下降，開發中國家能順勢借到更多資金、推動基礎建設，這是順循環；但當全球利率升高、美元走強時，資金反向流出、債務壓力升高，弱勢國家反而更難取得融資，這種與經濟壓力方向相反的資金緊縮現象，就被稱為逆循環。
為什麼中國被視為順循環的放貸者？
中國在 2010 年代大舉推動「一帶一路」時，正值全球利率低、資金寬鬆、原物料價格高漲，整體融資環境相對有利。中國此時大量放貸給開發中國家，鼓勵其進行基礎建設與能源投資，這正是「景氣好時加碼」的典型順循環行為。
但進入 2020 年代，全球利率上升、債務壓力加劇，中國自身也面臨房地產與地方財政壓力，結果對外放貸迅速收縮。前述報告指出，中國 2023 年的新放款額僅為高峰期的七分之一，已轉而專注於收回舊債。
也就是說，中國在景氣好時是慷慨的「金主」，但景氣差、借方最需要幫助時，卻成為謹慎的「債主」。這與理想中的「逆循環」發展金融原則相反，也導致許多開發中國家在最困難的時刻，反而難以取得紓困資金。
中國收債成壓力源 外界質疑其為「類高利貸」
儘管中國對外貸款總額已大幅下滑，但仍有不少發展中國家陷入償債困境，甚至必須以資產、資源或主權讓渡方式來交換延債或減債條件。隨著合約風險浮現，外界批評中國的一帶一路貸款模式具備「類高利貸」特徵，並非單純的發展援助，而是帶有強烈不對等與操控色彩的經濟工具。
這類借貸常見以下特徵：
- 高貸款利率：如年息 4%～6%，遠高於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的 1～2%；
- 合約不透明：多數合約條款未公開，含機密條款或排他性約束；
- 資源或資產擔保：以港口、電網、礦產為還款抵押品；
- 換取地緣利益：部分專案選址或安排與地緣戰略利益高度重疊；
- 談判權力不對等：利用急需資金國家的弱勢進行不對等談判；
- 後續再融資缺乏彈性：缺乏危機時期協商機制，導致債務重組困難。
以下為具代表性的三個案例：
▌斯里蘭卡｜赫班托達港（Hambantota Port）淪為債抵償
2007 年斯里蘭卡向中國貸款逾 10 億美元興建港口，年利率高達 6.3%。港口營運失敗後，該國最終無法償債，2017 年中方取得 99 年經營權，此案成為「債轉資產經營權」代表性案例。
▌剛果民主共和國｜「礦權換基建」陷資訊不對等
民主剛果與中資企業簽下以銅鈷礦換取 60 億美元基建資金的合約，但建設承諾多年未兌現，且合約內容高度不透明，引發該國審計部門質疑資源遭嚴重低估與轉移。
▌寮國｜電力系統實質轉交中國主控
寮國因還債困難，被迫將國家電網營運權交由中國主導的合資公司，中方持股高達 90%。儘管形式上為合資合作，實質卻形同主權資產被轉出。
地緣與資源優先國仍獲貸款支援 18個月內完成外交轉換
儘管整體對外放貸收縮，中國仍對部分戰略鄰國與礦產資源國維持資金支持。
2023 年，中國提供給關鍵礦產與電池金屬出口國（如阿根廷、民主剛果、印尼）超過 80 億美元，占總放款 36%。與中國接壤的寮國、哈薩克、巴基斯坦、蒙古等七國亦持續獲得新貸款。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貸款與外交承認的緊密掛鉤。報告具體指出，宏都拉斯（2023 年）、尼加拉瓜（2021 年）、索羅門群島（2019 年）、布吉納法索和多明尼加（2018 年）等國在轉向承認北京的「一中政策」後，都在 18 個月內宣布獲得大規模中國貸款，且通常是該國有史以來首次獲得如此規模的融資。
這突顯了中國如何將貸款作為推進地緣戰略與南南合作敘事的重要工具。
「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
是指開發中國家之間推動經濟、技術與發展援助的合作模式，強調平等、互利與非干涉內政。這一概念源於冷戰時期對抗「北（已開發國家）對南（開發中國家）」的不平等援助體制。
中國長期自我定位為南南合作的重要推動者，透過「一帶一路」倡議提供貸款、建設基礎設施，並在國際場合強調「南方世界的發展夥伴」角色。不過，隨著債務風險升高與償還壓力集中，這種合作模式的對等性與永續性也逐漸引發外界關注與爭議。
不透明債務體系成重整障礙 九成低收入國家隱瞞企業債務
中國海外放貸系統的高不透明性，已成為國際社會處理債務危機的一大挑戰。
報告指出，中國政府未公開具體貸款細節與國別資料，世界銀行的債務統計主要依照借方回報，多數中國國有企業貸款若未被借方列為「政府擔保」則未被納入。
更嚴重的是，IMF 分析顯示，不到十分之一的低收入國家會報告公營企業的債務狀況，這些隱藏債務通常只在債務危機爆發後才浮上檯面。
其中，中國進出口銀行（EXIM）被視為官方貸款機構；但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DB）自稱為商業機構，其貸款在重整協商中屢釀爭議。借貸合約中的保密條款也使追蹤難度升高。
債務重整偏好「展期而非減免」 恐重演1980年代「失落十年」
儘管中國已參與 G20「債務服務暫停倡議」與「共同架構」，並對尚比亞、加納、蘇利南等國進行重整，但其國營與半商業放貸機構普遍傾向「展期而不減免」，對減債意願低落。
報告直指此策略與 1980 年代西方處理第三世界債務危機時的「extend and pretend」（延長與假裝）極為相似。
「extend and pretend」（延長與假裝）
這是一種債務拖延策略，指的是債權人讓債務展期（extend），同時假裝帳面正常（pretend），藉此避免認列損失或觸發違約。常見於不願正面處理債務危機的情境，背後原因包括債權人不想財報難看或承擔責任，債務國則擔心違約引發政經動盪，雙方都傾向把風險推向未來。
1980 年代的失落十年
所謂「失落十年」（Lost Decade），是指 1980 年代大量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陷入債務危機、經濟長期停滯的時期。當時這些國家在 1970 年代大量舉借外債，用於基礎建設與工業化，但因美國升息、石油危機與出口疲軟，導致債務無力償還。
以墨西哥為首的多國相繼違約，債權銀行不願認列損失，選擇「延長貸款、繼續收息」（即所謂 extend and pretend）。這種拖延式重整造成債務人國家無法擴大公共支出、發展經濟，反而持續將大筆財政收入用於償債。
最終這些國家出現赤字惡化、通膨飆升、社會動盪，直到 1990 年代中期，美國與國際機構才透過「布雷迪計畫」（Brady Plan）進行系統性減債，讓這場危機得以收尾。
在中國內部，貸款官員面臨聲譽風險與制度誘因掣肘，傾向維持帳面健全。報告預警，若中國持續迴避實質讓利，將延誤危機解決時機，並加深其「債主國」形象與外交摩擦風險。
「債務陷阱外交」爭議未歇 中國發展形象面臨重塑
報告亦指出，部分觀點認為中國 2010 年代的放貸潮是刻意的「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藉由讓他國陷入債務，換取外交讓步。但目前缺乏有力證據支持這種說法。
多數問題源於放貸條件不佳、缺乏可持續性設計與應對機制。但隨中國在寮國、民主剛果與尚比亞等多起債務危機中成為主債權人，其在國際發展體系中的角色也愈加受到質疑。
報告最後強調，中國未來如何參與全球債務治理，將深刻影響其作為發展夥伴的國際聲譽與開發中國家的未來命運。
若債權行為過於強硬，不僅恐破壞既有雙邊關係，也將削弱中國推動南南合作的道德正當性。
美投資人質疑中國借貸手段 呼籲債務國應拒絕承認非法債務
針對此篇報告，美國對沖基金經理人、海曼資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 l.p.）的創始人巴斯（Kyle Bass）在 5 月 28 日於社群平台 X 發文指出，中國透過「借貸換資產」的方式推動一帶一路，許多合約是靠賄賂官員、施壓或詐欺手段簽署的。
他提到，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明確表示，凡涉及賄賂、貪腐或欺騙的合約皆屬無效契約，不具國際強制力。
ICSID 是世界銀行體系下專責處理國際投資爭議的仲裁機構，對跨國合約具有法律裁定力。中國駐世界銀行代表團曾積極試圖修改 ICSID 的章程，但最終未能成功。
巴斯呼籲債務國拒絕承認這些合約，尤其是像斯里蘭卡赫班托達港這類案例，已成中國以債逼讓的代表性警訊。
作者：陳怡菱，報呱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