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內輿論再度出現「兩岸交流受限，是台灣自己設限」的說法，並將焦點放在《兩岸關係條例》修法、退伍軍官赴中管理，以及大專校院赴中國交流需登記、提報等制度上，試圖形塑「台灣才是限縮交流的一方」的印象。
然而，這類論述不僅忽略修法與制度的實際內容，更刻意避開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交流是否仍具備對等性、自主性與不被政治吸納的空間」。事實上，兩岸交流的核心爭議從來不在於「有沒有制度管理」，而在於誰系統性地破壞交流的基本條件。若交流本身已被一方納入統戰與政治控制體系，那麼真正限縮交流的，正是這種結構性的政治化操作，而非民主制度下的風險控管，中國才是縮限管制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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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軍官赴中並未擴大限制 而是劃出底線
有關《兩岸關係條例》修法，並未對已退伍的校級軍官增加任何新的申請制，已退伍人員赴中國，仍維持現行制度，並未被全面禁止，也未新增行政門檻，而修法真正新增的規範，僅在於明確禁止赴中出席妨害國家尊嚴的活動，例如涉及統戰宣傳、政治表態或配合中國官方對台政治敘事的場合，顯然國民黨團所指控的說法明顯不符事實。
修法草案內容並非限制「赴中本身」，而是劃出一條清楚的底線，「不得以台灣軍人身分，配合中國進行貶損國家主權與尊嚴的政治活動」，這是這涉及國家主權與尊嚴，完全不同於「封鎖交流」的層次；同樣地，針對現任簡任十職等以下、未涉密的公務員人員，現行法制本就不需要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即可赴中，修法後只是改為向所屬機關申請許可，而非禁止前往中國。換言之，我國的制度仍然允許赴中，只是將責任回歸到組織管理與風險揭露，倘若把這樣的修法形容為「全面限制」，這恐怕是刻意誤導社會對制度性風險管理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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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赴中需管理風險 並無限制交流
其次，有學者指出公私立大專校院赴中國交流需登記、提報陸委會，甚至部分交流未獲核准，因此認為「台灣反而限制自己比較多」；然而，這樣的說法同樣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登記與提報，並不是禁止交流」。事實上，現行制度下，公私立大專校院在完成登記、提報程序後，仍可前往中國進行交流活動，台灣並沒有全面禁止校園赴中，而是透過登記與提報進行風險管理。
更重要的是，台灣之所以必須進行管理，正是因為中國將「校園交流」視為統戰體系的一環，交流對象的選擇、活動議程的設定、言論邊界的劃設，皆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台辦與教育部高度政治化管理，只要涉及台灣主權、民主制度、香港、新疆等議題，交流往往立刻中止，甚至可能引發人身及法律風險。因此，在兩岸高度不對稱的制度環境下，交流本身早已偏離正常學術交流的本質，有必要避免學術交流被單方面吸納為政治工具，根本無關於學術自由及專業交流的進行。
台灣是開放民主社會，中國則是以政治安全為核心的威權體制，台灣的管理措施是為了防止交流被扭曲，以及防範可能出現侵害人身安全及國家尊嚴的狀況。中共對於兩岸交流的設定從來不是中立的社會互動，而政治忠誠的測試；對台灣來說，兩岸關係不能只簡化成「交流數量多不多」，而是「交流是否仍保有自由與尊嚴，是否能確保言論、行動與人身安全」。事實上，兩岸正常化交流的限制從來不在台灣這一方，而是中國在兩岸交流互動上扣了政治枷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