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而強化所得再分配政策

鄧小平為了打破計畫濟平等主義所造成的弊害，就打出「先富論」，推動《比起平等，讓效率優先的改革開放》。經過40多年的今天，整體來說，國民生活是被改善了，但是所得的差距卻變大。經過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而誕生的習近平政權，以改革所得差距為目標，就以「共同富裕」為經濟發展的目標，並將之置於政策的首位。

2021年8月17日，在習近平所主持的中國共產黨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當中，共同富裕被定位為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近代化的特徵。並主張「以促進人民整體的共同富裕為謀求人民幸福的重點，必須不斷鞏固黨的長期執政的基礎」。為了達成共同富裕，就強調：「市場主導」的第一次分配、「政府主導」的第二次分配、「以道德勸說」的第三次分配（民間的捐贈、公益事業）所應扮演的角色。其中，對於透過財政與社會安全制度之改革的第二次分配的強化，他就給與很大的期待。

但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克服如下的問題：首先，必須料想到既得權益階層的抵抗。無論那一個國家，改革都是極其困難的過程。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把經濟整體的大餅弄大，但是卻未必會被實施。因為改革的效益未必會均等地被加以分配。改革會有得利者，也會有受損者。因此相關的人縱然在前提上會支持改革，但是一到實施改革的具體方法時，蒙受損害的一部分人就會轉到反對這一邊。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繼承稅與不動產稅的導入走上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因為把所得再分配放在首位，所以利益的調整會更加困難。而且，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成長（效率）與分配（平等）本來就處於對立（trade-off ）的關係。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某種程度犧牲經濟成長。中國經濟到目前為止，與其說是重視平等，不如說是重視效率的結果，而達成高成長，但所得差距也跟著擴大。今後，如果比起效率而重視平等的話，那麼，所得差距會縮小，但經濟成長會停滯。特別必須要注意的是：過度的所得再分配的實施會抑制人們的勞動意願與投資意願，而會帶來經濟的停滯與「共同貧窮」。

五、美國對中國實施decoupling （脫鉤）

另一方面，中國一方面維持與歐美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一方面則崛起成為經濟大國。在這種背景之下，美國就以中國為「戰略的經濟對手」，在川普政權時代，把從來對中國經濟的參與，轉換成「脫鉤」（decoupling ）。在參與政策之下，美國援助中國經濟的發展，認為透過這樣的做法，可以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相對地，在decoupling 政策之下，為了壓制中國的抬頭，美國就限制兩個國家間的貿易、投資、技術與人流。其中，限制對中國的技術移轉與排除中國高科技企業，這就和「提高對中關稅」一起成為主要的手段。

特別，因為美國強化對中國國內投資的管制，中國要透過收買高科技企業以便從美國獲得技術就變得困難。目前，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從2016年的534億美元，於2021年大幅減少成11億美元。對於中國來說，以便宜的成本從海外獲取技術是一種後起的優位性，也是到目前為止帶動經濟成長的原因之一。「在還沒有成為先進國家，就失去後起的優位性」這個現象就與「還沒變成富裕，老齡化就已開始發展」這種人口動態的變化合在一起，成為限制中長期成長的很大原因。

六、第十四次五年計畫所描繪出來的中國至2025年的經濟遠景

如果要預測在2025年之前的中國經濟時，記載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的「第十四次五年計劃畫」（2021－2025年）是可以成為一個參考的。這個計畫的概要被整理至「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第14次五年計畫與2035年以前之長期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為「綱要」）。

在「綱要」當中，就以第14次五年計畫的期間為對象，在「經濟發展」、「民生. 福利」、「創新」「生態環境」、「安全保障」的五個領域當中，列舉出8個拘束性的目標與12個拘束性較弱的「預期性目標」，一共是20個主要目標。

經濟發展的第一個目標是舉出實質GDP 成長率。在「第12次五年計畫」（2011－2015年），年成長率是7％，在「第13次五年計畫」（2016－2020年），年成長率是6.5％以上，這兩個計畫是訂定了GDP的成長目標。但是，這一次（第14次）的五年計畫沒有顯示出具體的數字，只是表達出：「維持合理的範圍，按照狀況，每年提出」。這是為了留下空間以對處越來越高的不確定性，而沒有設定五年的平均成長率。

其中，經濟發展的第二個目標是「勞動生產性的增長率要超過GDP 成長率」。由於勞動生產性的增長率是由GDP 的成長率與就業者數量的增長率之差來計算的，因此，這個目標就意味著就業者數量的增長率是負的。實際上，生產年齡人口正在減少，2018年以後，就業者數已經開始減少，這個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經濟發展的第三個目標是以長住人口為基礎來計算都市化比率要達到65％。緩和《透過戶籍制度而來限制移住》，將會促使人口從農村地區流入至都市地區，而成為都市化的原動力。

「經濟發展」以外的目標，在「創新」方面是包含研究發展經費的增長率、每一萬個人的高附加價值發明.專利所保有的件數、數位產業對GDP 的比率，在「民生福利」方面，包含都市地區的調查失業失業率、生產年齡人口的平均教育年數、平均壽命，；在「生態環境」方面，包含每一個單位GDP 的能源消費量，每一個單位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國土的）森林覆蓋率。而在「安全保障」方面，包含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與能源綜合生產能力。在「綱要」中，所舉出來的八個拘束性目標當中，有七個集中於「生態環境」與「安全保障」。

七、以追求經濟成長維持的雙循環戰略

中國在1970年代末期轉換成改革開放以來，就活用其豐富的勞動力、低工資的優越性，在技術、商品與市場都依賴於海外的情況下，就發展加工貿易。但是近年來，勞動力從過剩轉移為不足，同時又受到海外保護主義的抬頭與美國對中國實施decoupling 政策，所以依賴《以加工貿易為中心》的「國際循環」的向來的策略發展，就暴露出它的界限。於是，中國政府就打出雙循環戰略做為對策，並將之定位為第14次五年計畫的支柱。

雙循環戰略的本質雖然是一邊堅持對外開放，但在需求面與供給面則減少對國際循環的依賴度，而強化國內循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以消費為中心的內需擴大》和《追求產業高度化的供給面的改革》是必要的。

假如我們順著《顯示供應鏈當中的各個工程的附加價值的微笑曲線》來說，要將國際循環轉換成國內循環，主要是可以透過把《上游的技術、零組件、中間財的籌措地》與《下游商品的銷售地》從海外移至國內而來實現的。

第14次五年計畫的「綱要」中，對於雙循環戰略的具體內容做了如下的說明：首先將「內需擴大戰略的實施」與「供給面結構的改革之深化」兩者有機地加以結合，透過創新（innovation ）與質很高的供給來帶領、創造出新的需求。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把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領域當中的經濟活動的循環》當中，會妨礙順暢的循環的要素除去。而且，要立足於國內循環，將強大的國內市場健全化，透過雙方向的貿易與投資的擴大，促進國內. 國際雙循環。在內需擴大的方向之下，透過中間所得階層的擴大等來推動消費，並活用官民合作，來增加投資的機會。隨著消費與投資的擴大，追求各自結構的高度化。

雙循環戰略在緩和《美國所採取的decoupling 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打擊》上，是有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是，美中貿易摩擦持續、中國企業在國際事業的發展上，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外國企業在中國事業的發展上既然都被加上許多的限制，那麼，中國要充分享受國際分工的恩惠是很難的。

從以上整體來看，在少子化造成生產年齡人口減少與儲蓄率下降、市場改革倒退、要實現共同富裕而強化所得重分配的政策等等的影響之下，中國的經濟成長率被預測會持續下滑。第14次五年計畫（2021－2025年）的成長率恐怕會是低於第13次五年計畫（2016－2020年）的成長率5.7%的5％左右吧！

八、結論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建立一個極權的中央政府，所以很容易形成一治一亂的歷史局面，鄧小平開放的20年給中國帶來不少富裕，但共產黨內部的極權體制顯然已經進入派系鬥爭的嚴峻時期。其實中國如果像李登輝所講的分別建立七個國家，而在七個國家之間互相競爭，形成自由競爭的體制的話，這不只是會帶來經濟成長，帶給中國人民福利，也容易促進各國的民主化，相對帶來東亞地區的和平，只有中國極權的政府倒台，台灣才可能安全地成為獨立的國家，或許台灣人在思考未來時，要開始改變策略，與中國（例如北上廣深）各地的民主派建立關係與連結，封鎖國共的合作，努力去實現分權的東亞體制。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