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看中國史的時候，中國的領導人乃至各派系或謀反者在進行政治鬥爭時，是從來不會想到政治鬥爭對人民會產生什麼不利的，甚至把人民當做政治鬥爭的工具，所以許多王朝所建立的建築物乃至各種資本財會被燒毀或毀壞，最典型的就是項羽把阿房宮燒掉。

習近平與習派及反習派似乎也在重蹈中國史的覆轍。打壓馬雲等各種民間企業，上海封城，讓許多上海人餓死，似乎大家已嗅到二十大前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前哨站的煙硝味，而習近平真的是想攻台，建立功勳，以為國家主席連任的大義名分，沒想到美國的動作比他快。鄧小平之後所建立的中國經濟在習近平之後一直下滑，中國政治會有什麼變化，大家都在觀察。

而各位也知道，專制國家的統計數字常常無法反映真實，甚至時常造假，因此，很多經濟學家常常會對中國政府的統計資料抱持懷疑。不過，鄧小平之後，中國經濟確實成長，如果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可以看出一個方向的，作者在本文就盡量依照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來看一下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核心所在，並稍微看一下如何預估中國的經濟發展。

一、序言

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從10年前左右開始走下滑的趨勢。因為在鄧小平的主導之下所開使的改革開放的緣故，從1797年至2012年，中國達成了年平均9.9%的成長之後，在習近平政權之下的九年（2013－2021年）之中，變成6.6％,特別是新型新冠病毒的流行之影響，從2020－2021年就下滑而為5.2％。

以最近這兩年來看，中國經濟從2020年初所產生的新冠肺炎的衝擊之後，因為以強力手段清零而在經濟上顯示出了V 字型的回復，其成長率在2021年4月迎接高峰之後，又受到如下因素的影響，經濟成長轉向減速的方向：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再度擴大、不動產市場進行調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造成西方國家對俄國的經濟制裁等等。這些因素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會持續拖延，因此，2022年，中國景氣的低迷應該是會持續的。中國政府的目標雖然設定年經濟成長率是5.5%左右，但要達成這個目標被認為是有困難的。

中國在短期，不只是景氣減速，在供給面也因為很清楚的限制，所以中長期的潛在成長率也是會下滑的。在這些供給面的限制當中，勞動力減少、市場改革的後退，在「共同富裕」政策之下、強化所得再分配，美國對中國實施decoupling （脫鉤）政策，這些在今後都會持續壓抑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成長率，就推動了「雙循環戰略」。這個「雙循環戰略」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而要互相推動國際與國內的兩個循環。這個「雙循環戰略」的具體的措施就被編入至第14次五年計畫（2021年－2025年）當中。

二、勞動力的減少

中國在1970年代末期轉換成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就以低廉的勞動力與低工資為武器來增加其出口，而確立了「世界工場」的地位。但是，近年來，因為少子化、老齡化、與農村地區剩餘勞動力的枯竭，勞動力就從過剩變成不足，工資也跟著提升。

在1980年被導入的一胎化政策就回過頭來對經濟產生影響，以2010年左右為一個轉折點，生產年齡的人口就從《向來是處於增加趨勢》的情況轉變成減少的趨向，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也在加快。因此，「人口紅利（bonus）」就轉變成是「人口負擔」（Population Onus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2021年5月11日發表），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的生產年齡人口減少4524萬，變成8億9438萬人（占全國人口比率從70.1％降至63. 4％）。另一方面，老年人口（60歲以上）增加了8637萬人，變成2億6402萬人（占全國人口比率從13.3％上升至18.7％）。

另一方面，在2010年左右，從農村地區，勞動力大規模移動到都市地區，因此，農村地區本來所抱持的剩餘勞動力就被解消，這意味著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是達成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 ）的，這可以看做是中國通過了「路易士轉換點」（Lewisian Turning Point，作者註：指勞動力向都市地區移動而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成為零的階段）。

上述這兩個轉換點在概念上是不一樣的，一般來說，其轉換點到來的時期是不一樣的。例如日本通過「路易士轉換點」是在1960年代的初期，而且還是在中所得國家的階段時。相對地，人口紅利變成人口負擔是在進入先進國家的1995年左右。在這兩者之間，大約有30年左右的差距。但在中國，這兩個轉換點幾乎是同時到來，因此中國是面臨「在還沒有富裕之間，老齡化就已展開。」的挑戰。
中國生產年齡人口的減少與農村地區剩餘勞動力的解消也帶來了生產要素－勞動力的減少。而且，與生產年齡人口相比，老年人口的儲蓄率低，所以老齡化的發展，不是不會造成以家計部門為中心的全國儲蓄率的下降。伴隨這種現象而來的資金不足所造成的投資的停滯，就與勞動力的減少成為《壓抑潛在成長率的因素》。

三、由「國進民退」所顯現出來的市場改革後退

在中國，很長的期間，民營企業因為「所有制」的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在市場經濟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的。具體來說，有一部分的領域是被國有企業所獨占，對於民間企業來說，要進入這些領域的障礙壁壘非常高。而且國有企業接受政府的赤字填補，在財政上與金融上受到政府的援助。更且，國有企業可以以便宜的成本獲得土地與資金等生產要素，所以民營企業要負擔更高的成本。最後在現行的法制之下，對於民營企業的財產權的保護比對國有企業的財產權之保護更弱。在法律與其運作上，對於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對待並不平等。

鄧小平曾經說過：「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政府在推動改革開放時，所採取的立場就如同上述所說的一般，與其採取管制，不如讓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 ）先走於前。特別在像數位經濟這種新的領域上，管制是相當緩和的，挑戰精神很旺盛的民營企業就把這個領域當做是事業機會而達成快速的成長。

但是，近年來，在市場改革停滯之下，民營企業的經營不振就變得非常顯著。國有企業或國有投資企業以出資的形式救濟陷入經營困難的民營企業的案件就接連不斷。與市場改革相反的「國進民退」的趨向就變得非常鮮明。

而且，在2020年以後，中國政府對於螞蟻集團（是FinTech 、金融科技產業）、阿里巴巴（電子商務交易）、滴滴等巨大化的平台（platform）企業，就強化規制，而採取一連串嚴格的措施，並透過這些管制措施來強化對於民營企業的掌控。以平台企業為首的民營企業正因為是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所以以民營企業為對象的管制強化，也就會對經濟成長率帶來負面影響的。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