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聰明睿智的人，也不知其深度，對勤奮用功的人，也不知其真諦，我的思想在世上找不到接受者，如同海水只能在自己體內老去。----法稱（古印度詩人）
8.
抵達天龍國站以後，我抬手看了看手錶，時間還很充裕，便信步到附近的書店，我想藉著這個機會，考察同業的出版品，以作為日後精進的基礎。因為接下來，我就得著手處理嚴向冬的書稿了，現下，凡是有參考價值的圖書範例，都是我刻不容緩效法的對象。坦白說，我不希望嚴向冬的勞苦力作，由於我的因循苟且而毀了。而且，我期待這部編著問世，能夠引起歷史迷的關注，儘管它最終會被擺在書店內冷僻的位置，依然有讀者陸續前來購買，但我不願像卑劣的同行一樣，背著櫃檯人員的視線，將已被束之高架的自家圖書，若無其事似地把它擠在平擺書台上。
逛完書店，我來到馬僮任職公司的附近，給他打了電話，他若是得空的話，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彼此的近況。
「您好，請問馬僮先生在嗎？」
「噢，馬主編正在開會耶，」接電話的是一位年輕小姐，她的聲音很甜美，洋溢青春與活力，「先生，您要不要留個電話，開會結束以後，請他給您回電。」
「這樣子啊。我是馬先生的朋友，我叫譚定，天方夜譚的『譚』，安定的『定』。我沒什麼要緊的事，剛好路過這裡，很想請他喝杯咖啡敘敘舊而已。待會兒，麻煩請他回電。謝謝您。」我向那位小姐報上自己手機號碼。
說到我與馬僮的重逢，還真是充滿戲劇性的曲折。
兩年前的夏天，我在萬年春麵館吃水餃，店內的電視機正在播報午間新聞，女播報員嘰嘰喳喳地說著，隨後又插入了長長的廣告，賣痔瘡藥、保健食品、感冒藥、勞動階層專用的威而鋼飲料、治療坐骨神經痛的診所等等，種類之多不及備載；彷彿所有臺灣人都是潛在的病患，不認識這些廣告的效用，隨時都會被疾病和不安所吞沒似的。對於這樣的商業廣告，我自然是不感興趣，除非播報重大的社會事件。說來正巧，當我在心裡犯嘀咕之際，虛張聲勢的商業廣告突然中斷了，插入了一則衝突流血事件的畫面。一群高舉著赤魷黨旗幟的激進派人士，極盡招搖地經過紅龍魚站，不僅如此，他們將擴音器的聲量放到最大，完全鄙視《噪音管制法》的存在，一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態勢，其囂張的氣焰猶如要把整個天空撕裂一樣。在這當中，有路人看不慣出言制止，他們馬上露出流氓的本色，作勢追打跟他們說不的市民。有幾次，他們不只是口頭恐嚇，最後因爭論不過對方，索性以旗桿往異議者的身上死打，驀然間，悶重的聲音，一記又一記的響起；其中，一個高頭馬大的女人，出手更毒辣了，竟然把其手中的旗桿都打斷了，無疑要讓路過的市民見識其恐怖份子的殘暴性格，並藉此大肆宣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統治術。
接著，畫面轉到了一個中年男子的臉上。他的個子不高，長相很清秀，但他的左眼角淌著血痕，身上的白色短襯衫也沾著血跡。一個女記者將麥克風伸在他的面前，問他對這起暴力攻擊事件的看法。中年男子大概過於悲憤了，神情十分嚴肅，一下子，沒能找到恰當的言詞來表達心中的忿怒。後來，他的面前又多了三支麥克風，這形成了一種壓力，要他立刻停止沉默，譴責這樣的暴力事件。
「對，我們應該譴責這種暴力事件，」他的嘴唇微微顫抖著，「臺灣是個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每個人都享有表達思想的自由，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絕不能使用凶殘的暴力攻擊對立的異見者。你不同意對方的政治觀點，可以透過辯論一較勝負，就是不能以大欺小，欺凌弱小的一方。」
「你怎麼看待那個拿旗棍打你的趙大媽呢？」
「趙大媽？」他雙眉深鎖似地說，「哎，這個外國媳婦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她大老遠從獨裁體制的赤魷國嫁到臺灣來，而且，在自由的土地上，生活了十幾年了，取得了本國居民身份證，充份體會到自由社會的美好。但諷刺的是，她卻背道而馳，強迫我們接受獨裁的體制，灌輸我們暴政的思想。這不是很荒謬嗎？」
「不過，據赤魷黨的支持者說，你們的排外意識太強烈了，打從心底鄙視赤魷國來的人。關於這點，你能否認嗎？」一個自稱「烽火連天電視台」的女記者，以挑釁性的口氣問道。
乍看去，原本中年男子有點消氣了，一聽到女記者這般詰問，頓時，又怒火中燒了起來。他似乎在心裡臭罵了幾句。不過，他知道這時候要冷靜下來，否則說錯了話，詞不達意的話，將會掀起另一場風波來。
「這是赤魷黨人的慣用手法，先給對方潑了髒水，再說他們回潑髒水，是反射性的動作，更是正當防衛。你相信他們的說法嗎？」
「先生，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女記者咄咄逼人說道。
「我沒回答你的問題？」他臉上掠過不屑的冷笑，「我覺得，你用這種口氣採訪受害者，已經失去記者的客觀立場了。」
「……」女記者一時語塞，但隨即不甘示弱地問道，「至少，你要承認赤魷國是強大的國家吧？」
「強大的國家？這跟我有什麼關係？現在，我要表明的是，自由的世界與獨裁的世界，是對立而不可相容的。難道你反對這個說法嗎？」
「先生，我覺得你有點強詞奪理，」女記者怒不可遏地說，「趙大媽說，你先是以言詞激怒她，用不屑的眼神踐踏她，讓她陷入了混亂的思緒裡。而那時候，你已克制不住憤怒之火了，整個頭顱頂了過來，她基於正當防衛的心理機制，不自覺得地揚起手中的旗桿擋著，自然的結果就是，你的左眼角掛彩了。」
「哈，你的意思是，我的左眼角流血自己造成的？責任在我身上？與趙大媽一點關係都沒有，要怪就怪那支旗桿是嗎？」
他連珠炮似地說著，或許反諷的修辭發揮了作用，惹得在場的市民哄然大笑，倏地，劍拔弩張的氣氛，多了些歡笑的波紋。
「是啊，赤魷黨的棍子是不長眼睛的，都是這位先生的錯啦，搞不好，那個趙大媽要他向旗桿賠不是呢。」一個六十出頭的男性市民打趣地說。
這個笑話，又引來了一片笑聲。
然而，原本被勸擋在一旁的趙大媽，一聽見對她的呼名，旋即推開身旁的市民，一個箭步撲了過來，準備給他補上一記拳頭。不過，在他面前因電視台女記者擋著，加上六七支麥克風，形成了特殊的防護網，趙大媽的拳頭才沒擊中目標，否則他的左眼角又要開裂了。
在那之後，轄區的警察終於趕來了。趙大媽及其赤魷黨人悻悻地離去，臨走之前，他們還惡狠狠地瞪著掛彩的中年男子。一場因政治意識型態對立的衝突流血事件，總算降下了帷幕。
接下來，換我被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喚醒了。剛開始，我只注視著中年男子血痕猶在的左眼角，而忽略了他嘴巴右下方有一顆黑痣。噢，他應該就是我的國中同學馬僮！因為他的嘴角也有一顆黑痣，而且，不管從身材年齡和面貌來看，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旦認出了他面相的特徵，我就有更大的自信認為，那名左眼角被惡意的旗桿打傷的中年男子，即是闊別了三十餘年，未曾見面的同學馬僮了。
為此，我立刻打了電話給克拉克博士，因為他的人脈很廣，消息非常靈通，有文化界地下情報局局長的美稱。我相信，只要委託他，要找某個失聯的朋友，描述那個人的各種特徵的話，很短的時間內，他即能回報好消息。
翌日上午，克拉克博士果真捎來了電話。
「譚定啊，你的尋人啟事，有著落了。」
克拉克不改平日的幽默，將我要確認一個失聯的同學的身份，比擬成因人生各種困難而導致的「尋人啟事」。這個引喻與日本二戰後的處竟很相似。那時候，整個日本社會尚未從混亂中恢復過來，廣播電台有「尋人時間」的節目，在公共澡堂裡，經常可以聽到播音員以緩慢而清晰的口吻，說出通報者的姓名與地址和失散者的名字，他們用這種方式尋回離散未歸的親朋好友。
「謝謝！那個被打傷的人，真的是馬僮嗎？」
「沒錯，就是他。」
「念國中的時候，他體格瘦小，經常被大個子的同學欺負，想不到他比變得勇敢了。」
「這樣子啊，這段小歷史我不清楚……。不過，一個時常挨打的人，若能變得敢於面對棍棒的威脅，這終究是一件好事。至少，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恐怖的效力就會減少許多。」
「對了，那個大骨架的女子，下手為什麼如此狠重，將矮個子的馬僮打得頭破血流了。她是不是針對馬僮而來的？」
「是啊，你也看出來了。」克拉克博士清了清嗓子說，「現在，馬僮是《海馬斯論壇報》的主編，三天兩頭就在自家的刊物上，用最激烈的措詞批判赤魷黨的反社會行為。不用說，他這番言論馬上成了赤魷黨的眼中釘，而信奉暴力流血的黨徒們，早就想修理他了，現在於半路上認出了他，必然要對他揮棍制裁。」
「趙大媽是該黨的核心人物嗎？所以，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段？」
「嗯，」克拉克博士解釋道，「我們從受害者的受害程度（包括屍體毀損），可以反映出那個施暴者的殘暴心理。馬僮被打得頭破血流，表示他們並非致他於死地，而是要展現暴力的恐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使強大的暴力，來制裁所有與他們針鋒相對的反對者。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僮只是流血掛彩，他們還沒對他進行海豹部隊摸哨時的勒頸鎖喉呢。」
「這只是小菜是嗎？」我說。
「是啊，」克拉克博士笑了笑，「話說回來，馬僮還是有兩把刷子。他身材矮小很吃虧，但他卻善用文字的力量來扭轉頹勢。簡單講，赤魷黨的成員多半是暴力分子，識字程度不高，談不上論述的能力。在智力上，馬僮顯然是占了上風，可是在體格上，他永遠處於不利的下風。」
克拉克博士談笑風生地說起馬僮的現狀，以及他與赤魷黨人的政治對立所掀起的風浪，不由得使我與馬僮同窗讀書的往事連結了起來。（待續）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文化隨筆三部曲《日輪帶我去旅行》、《我的枯山水》、《燃燒的愛情樹》（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