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一跳下車，南台灣夏日午後的陽光照在臉背上，就像鞭子抽過後留下熱辣辣的痕跡，鐵軌邊的塵土給風捲起，暴烈的在空中飛舞，幾乎遮住了半個太陽。我瞇著眼快步走出月台，火車站裏灰白的磨石子地透出一絲涼意，混雜著消毒水與烤地瓜的熟悉氣味，讓我緊繃的神經有些放鬆。記不得多久沒有回南部了，就連農曆年前阿舅住院開刀，我也推說要改學生們的期末考卷，遲遲不肯回鄉。這次若不是阿舅三、五通電話打來，撐著病後沙啞的嗓音講到要變臉，我大概還是會把自己關在台北學校宿舍裡，看電視上轉播的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
候車室裏人不多，幾個中學生在售票窗前口笑鬧,像是剛從暑期班翹課出來，一人一袋鳳梨冰，正在進行雲州大儒俠同藏鏡人的黑白決戰。穿短袖白襯衫的站長挺著肚子站在欄杆邊，懶散的聽著收音機裡股市的行情。兩名穿軍服的中年男子站在月台邊小聲交談，賣口香糖的阿婆駝著背咧開缺牙的嘴，牽著一個跌跌撞撞的小女孩，殷勤的迎過去，軍官們談話被打斷，轉過頭不耐煩的走開，小女孩卻因為跟不上阿婆而撲跌在地，大聲哭了起來。我掏出煙來點燃，順便抬頭看了看牆上的大鐘，2點30分，遠處學校傳來刺耳的下課鈴聲。
就在這時我看到了那張臉，原先不經意的目光被一直吸引過去。是怎樣的歲月會在一張臉上刻畫出如此深刻的痕跡？黃褐色的臉頰佈滿紋路，如同烈日下被犁過的田土般乾涸；鼻樑邊多了兩道深得發黑的皺紋，一直延續到下巴，畫出木偶嘴型的八字，牽動著微微顫抖而鬆弛的嘴角，像是沒了牙齒的老鬥犬，而那如同秋日蘆葦般的白髮散亂，卻讓消瘦的身軀顯出一種骨力。他默默的站在月台另一邊的欄杆旁，專注面對著從月台散去的人群，看上去有些不安。我喉嚨有種緊緊的感覺，血液撞擊著太陽穴，嘴裡的煙味也變得苦澀。我靜靜的望著他，記憶彷彿又回到20多年前。
日本人戰敗離開台灣時我才八歲，鎮上整個感覺就像天公打雷一樣，知道雨很快會來，但不知道要落到幾時。那時阿爸在中學教書，回到家常有在糖廠上班的老同學來找他，大家拿著厚厚的文件小聲開會。他們說阿爸是讀書人，文章寫得好，希望他多幫農民向官署陳情，「好不容易日本人走了，廠裡換了頭家咱也不知道會怎樣，」跟阿爸最親近的慶輝叔打開一瓶高砂麥酒，嘆口氣說: 「最無采的還是像忠伯這款，一世人種甘蔗種無半分地，也該有人替他說幾句話了」。
我喜歡看大人紅著臉喝酒邊講說周遭世局的變化，話裡夾雜一些聽不懂的名詞，彷彿有某種使命正等待他們去完成。印象中阿母因為年紀輕，大小事都聽阿爸的，每次遇到這種場面她就會抓緊我的手臂，把我拉回屋裡，嘴裡叨唸著:「囝仔人不好湊熱鬧，聽人說一些有的沒的，緊去睏，明天還要去學校」。
有時我會偷偷跟去廟前空地看阿爸同蔗農講話，阿爸站在人群前面高聲開講，要大家結合起來維護土地耕作權益，爭取甘蔗賣出好價錢。他寬闊的額頭上滲出細小的汗珠，眼神卻像梅花鹿一樣柔和清澈，就是那種眼神，望過來時總讓我停止頑皮哭鬧。夏夜的風把他的頭髮吹高吹低，好像廟前榕樹的鬚根那樣，給人一種平和智慧的感覺。旁邊的慶輝叔比較安靜，偶而會說說他在糖廠工作的經驗，低沈的聲音讓人很想睡。
「志清是你喲，好久不見，終於回來啦，」車站長廖桑不知何時走到我身旁，一邊揉著他的鮪魚肚一邊掏出手帕擦汗。他順著我的視線,看看欄杆旁那人說：「伊今天早早就來火車站，一直站在柱子邊等，叫伊坐伊嘛不願。」他把手帕塞進黑長褲口袋，搖搖頭嘆口氣：「唉，阿貴兄就是這樣倔性，一耽誤就是二十幾年，上個月他突然出現在車站，別說我，連你們鎮上的老鎮長看到伊，都不敢相認。」
「別人有對他怎樣嗎？」我問。
「不會啦，只是大家都怕惹麻煩，較不願出面，還好有你阿舅在。」
廖桑繼續揉他的鮪魚肚：「你應該了解他是為了誰回來，」他壓低聲音說：「這些年阿貴也受了不少苦，弄成跛腳．．．你阿舅不想讓你知道，怕你想太多．．．．哪無緊去．．．」
我煩躁的轉過身，用力把煙蒂踩熄，站長的話語聲在我背後慢慢變遠。
一列火車疾駛而過，月台邊老人的白髮給風吹的凌亂飛揚，血液又衝到我的太陽穴，風把磨石子地上的塵土吹的四散，一股熱氣隨著風沙撲到臉上。家裡出事那年很多事我還似懂非懂，只知道整個鎮上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氛，警察局巡佐來來去去，先前常來家裏跟阿爸聚會的朋友突然都不見了。一天夜裡我從睡夢中醒來，走去廚房喝水。卻聽到鎮長伯沙啞的嗓音隔著布廉從外廳傳進來：
「再不走就太遲了，他們已經認定你跟青年團那些人有關係，就是反政府，抓你只是早晚的事。」
「我們主張糖廠營利共有怎樣不對？」阿爸的聲音有些顫抖：「政府不是講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嗎？佃農替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做牛做馬，好不容易熬到出頭的一天，又給那些靠勢的地主來利用。如果沒有人教他們怎麼爭取自己對土地的權益，一世人都被糟蹋。」
「政府早就計畫好了要統管糖廠，接收日本人的生產利潤，地主當然要配合。」鎮長伯啞著聲音說：「你一個讀書人，愛跟他們四處去說什麼資本不公、壓迫農民，早晚給自己找麻煩。不安份的結果就是這樣，到頭來連累全家大小。」
「推動成立糖業生產合作社，是為蔗農爭取土地耕作的自主權，還有本鄉糖廠作業員的工作保障，我們已經不再是殖民地了啊。」阿爸嘆了一口氣： 「我原本以為自己人講話可以聽得進，沒想到農民甘苦誰來都一樣。」
「現在不是講這些的時候，慶輝有親戚在橫濱，你趕緊同他商議坐船去避一避，我也只能做到這樣。」鎮長邊說邊起身往外走。
「志清還小，家裡又沒有別人能賺錢，」阿爸嘆了口氣：「我如果就這樣離開家，他以後會怎樣看我？」阿爸的聲音漸漸低沈下去，阿母的啜泣聲卻變的清晰。
二天後，阿爸在學校裡被幾個人帶走，沒有給家裡留下一句話。阿母聽到消息抓著阿舅跟我的手只是哭。接下來幾個月，她除了照顧我三餐，就是把自己關在房裡，生活多半靠開雜貨店的阿舅接濟。
「天公敢是瞎了眼，」她常常面對窗外喃喃自語：「這世界太不公平了，讀書人憨憨說幾句話就犯天條，連厝也不會顧；早就勸伊不要傻，偏不聽。」
「當初以為他作老師日子會安穩，辛苦一點也甘願。如今剩我跟志清，生活要怎樣過？」遇到旁邊有人相勸慰，她也只是從齒縫裡擠出一句：「這都是命。」
後來阿母漸漸不流淚了，也不再同我提到阿爸，每天放學回家只看到她化好妝準備出門，要我到街尾阿舅家去做功課吃飯。三年後我上初中，她改嫁給一個大她將近一倍的男人，去日本定居。臨走前她哭者抱住我說：「阿母不好，不能留下來照顧你。你跟阿舅住一起要聽話，我會寄錢回來。志清最勇敢了」
從此我只相信阿舅一個人，舅媽因病過世後阿舅氣喘病變得嚴重，沈默寡言的他很少跟我提起過去，而我也學會避開同學與鄰居異樣的眼光，告訴自己忘掉思念，忘掉那些藏在暗處的眼睛與耳朵，也忘掉已離我而去的親人。考上台北的大學讓我有一種重生的感覺，從研究所畢業一直到當上講師，我學的是與人最無關聯的物理。我遠離家鄉，也一併躲開了少年歲月裡那種令人窒息的絕望。
只有夢境是躲不掉的，阿母離開的頭幾年我有時會在半夜哭醒，感覺到阿舅厚實的手輕拍著我汗濕的額頭。我從沒有告訴他，在夢裏我常常追著一班列車，列車正要啟動，我卻還隔得很遠，只能看到一個穿旗袍的女人，跟在另個穿西裝男子的背後。女人邊踏上火車邊回頭看，蒼白但不失細緻的臉，塗著豔紅色的唇膏，眼角還噙著淚水；我想叫，卻叫不出聲，只能拼命的跑，汗水就這樣的跑進眼裏，刺痛的感覺，把遠處女人的臉也弄濕成模糊一片。
「有誰會記得你呢」，我看著月台旁那孤單而倔強的身影，有些憐憫，又有些不甘。讀大學時同寢室一個姓韓的同學，出生在南京，父親原是大學教授，來台後因為發表贊成組民主政黨的文章而入獄十年。有一次他喝醉了，開始的談起自己不為人知的身世，由於父親入獄導致母親抑鬱而終，子女在社會上還要承擔看不見的壓力，「這一切值得嗎？」說完之後他突然變得安靜，眼淚就成串流了下來。他臉上的表情，與其說是怨恨，倒不如說是委屈與遺憾。
接到阿舅最後那通要我回鄉的電話，我掙扎著給自己築一道牆：「可是學校很忙，暑假還要出國去開研討會。」
我伸手想去拿煙，卻把茶杯給打翻在地。
「都已經二十年了，」阿舅喘著氣說：「不管怎樣你總要回家一趟，他只想看看你。要記得，有很多人就因為等不到這一時，到現在還在後悔。」他沒等我再開口就掛上了電話。
「先生，買包口香糖敢好？煙也有。」我回過神，阿婆提著竹籃癟嘴對我笑，身後的小女孩藏著半個頭、用圓滾滾的眼珠偷看我，小手緊抓住阿婆的衣角不放。我掏出口袋裡的零錢，從籃子裡拿了一包黃殼子香菸，卻發覺自己的手在發抖。究竟是走去哪裡...
「阿嬤，我肚子餓了，幾時可以回家？」小女孩輕聲愛嬌的問。
「好啦，咱緊來去，」阿婆笑笑的說：「阿嬤手要牽好。」
月台外的天空裡，雲彩給風驅趕得暴烈起來，光和影在玻璃窗上不停流轉，揚起的沙塵把車站內每個人的眼睛都吹迷了。如果生命中還有一絲能夠抓緊的東西，那就去抓緊吧。我好像又回到八歲那年，每天傍晚都跑到巷子口，期待著阿爸的身影會突然出現，牽我回家。
我提起背包，直直走向那張滿是歲月犁痕的臉孔。老人抬頭看我，混濁的眼神逐漸變得清澈，臉頰也開始漲紅，彷彿又回到那種柔和而期待的神情，只有枯萎的嘴角仍然倔強、無聲的顫抖著。我的腦海中浮現出許多不同的影像，有阿母哭泣的臉、阿舅堅忍的臉、夢境中女人蒼白無助的臉、年輕學子委屈的臉、也有小女孩純真好奇的臉；他們重疊交錯，又幻化共生，填補了老人二十年留白的歲月。
我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伸手握住那雙粗糙的手，輕聲的說：「阿爸，我們回家吧。」
作者牟華瑋：中華民國外交官，畢業於東海大學及伊利諾理工學院，現任駐科威特代表
本文轉載自《文學台灣
蔗農要求甘蔗收購價格合理及土地自主，卻始終是弱勢的一方。 圖/取自蔗青文化工作室
蔗農收穫作業情景。 圖/取自中研院台史所檔案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