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了政治檔案條例,希望過去不見天日、永遠機密的政治檔案,能在半年內攤開在陽光下,讓台灣228、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能完整呈現,這絕非「冤冤相報」,而是讓過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彼此有個「和解」的機會,不要再讓痛苦再延續下去。新頭殼網站專訪了近年來長期從事白恐政治犯二代心理療癒、諮商工作的作家施又熙(原名施珮君),她的父親正是知名的「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施明德,雖然她稱兩人現在僅餘基因關係,但不能否認的是,原生家庭帶給她的是一輩子的影響……
施又熙認為,女性早期與父親的關係,對未來與異性相處有關鍵性的影響,而自己的愛情難以善終,也與父親有關。
施又熙出生前,父親就被捕入獄,她很小就學會武裝自己,才能應付特務的跟監、騷擾和總是哭哭啼啼的母親和姐姐。但父親出獄後,並沒有對她們投以太多的關注,甚至透過司法否定了與妻子的婚姻,也放棄了兩個女兒。
在生命裡缺席的父親,讓施又熙渴望組成自己的小家庭。但是,踏入婚姻6年後,她發現自己無法維持一段親密關係,她如此強烈地渴望愛,卻又無法做到。離婚後,她獨自帶著女兒生活,某個夜裡,她站在陽台往外看,想說「跳下去就什麼煩惱都沒了。」但女兒夜裡翻身踢到床板的哭聲救了她,「如果她死了,女兒怎麼辦?」施又熙後來接受長達6年的憂鬱症治療。
這幾年她遇到不少政治犯二代的女性,其中,單身或離婚的佔多數,能夠獲得幸福婚姻的反而是少數。施又熙說,她們很難信任別人,也很難和異性相處,應該是說「不知道怎麼和異性相處」。
她說,自己從小就對心理學有興趣,以自己的處境出發,一直想研究白色恐怖和創傷的議題,因為「你看到的人也常常不是你看到的樣子,很多人都有心理更深的議題,他默默地在運作,有些人如果沒辦法走得好的話,他可能就會一直很辛苦,所以後來就念社會所,而走上這條心理諮商的路。」2013年,甫從中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榮退、接受蔡英文總統敦聘為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和他太太是鼓勵施又熙走上這條路最大的助力。
施又熙表示,陳太太常跟她說「你寫作,而且議題都是跟心理有關的,而且你也幫了一些人,為什麼你不開書寫療癒類似這樣的課程,讓你用擅長的方式去幫助人家?」但她當時文憑還沒有拿到,擔心被外界講話,陳太太則對她說,「你不應該這樣想,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反正她就是一再鼓勵,更妙的是,她居然是前幾天在打坐時,腦海就飄過這個想法,所以,「一定要跟施又熙說」。
後來,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施又熙才正式走上這條路,開始開課,也被一些協會找去當講師,都是跟精神醫學比較相關的,她認為原生家庭對一個人影響太大了,所以,通常她會從原生家庭這塊開始協助學員,慢慢地,2014年就開始直接接觸到政治創傷的部份,協助他們去解決碰到的事情。
施又熙說,「我的確在政治犯二代女性的身上,看到她們在感情上是有問題的。」在她們自己的感情世界中,單身、離婚的比例非常高,其實我們後來可以理解,「幾乎都是父親不在」,父親會影響到我們跟男性的相處,沒有一個模式可以學習,所以我們跟男性的相處往往是一種虛幻的想像,再來就是說,帶著你的虛幻想像跟人家相處,或者和自己父親不好的相處模式去跟人家相處,因為父親往往是女生接觸到的第一個男性,所以,「如果像我一樣,從小父親就不在,那麼男性到底是什麼樣子,真的是一固很大的問號。」我們很難理解「他」是什麼意思,「他」是什麼樣的存在。
所以,在政治犯二代女性的感情路上都有點辛苦、困難。舉例而言,有位政二代的女性所交的男朋友年紀都比她小非常多,而且換男朋友就跟換衣服一樣的快,都是她先甩了人家,後來有一天問到原來她父親是在她高中的時候被捉走的,等到她爸爸回來,她已經念完研究所了,所以她一直停留在高中的青春歲月時代,因此她會一直去尋求那樣的人當對象,可是為何不能持久?因為她害怕像當年一樣爸爸突然不見了,與其這樣,不如她先跑,講到這裡,她就忍不住哭了,幸好她現在有一個差不多年紀的男朋友,而且感情很穩定。不過,也有些政治犯二代的女性很強悍的對抗自己心理的意識存在,但這種和心理的對抗也會無時無地突然冒出來,大概要花一輩子的時間跟自己心理拉扯。
施又熙以自己為例,在她完成心理治療後,已經不會再有獨處恐懼的情況發生,也有些情緒並沒完全被治癒,但在2016、2017年寫完《向著光飛去》那本書之後才發現,那種「恐懼獨處」的狀況好像又回來了,「當時,我女兒好像去旅行,5天4夜的營隊,我沒辦法在自己的房間睡覺,只好睡客廳。」施又熙發現,那個問題好像又突然跑出來了,其實我們沒有辦法一次就解決它,可能會有個階段是好的,但有些埋藏很深的東西會在某階段又跑出來,所以就必需再做檢視,回頭去看原因,進行處理。
轉型正義至少要做到「解密」這一步
但對於「轉型正義」要做到什麼程度?身為一個政治被害者的家屬,她分享了一個故事。有朋友的父親是當年在華山車站那邊等待移送政治犯前往綠島的軍艦上的軍人之一,但她的父親終其一生都處於噤聲的氛圍中,總是不時地提醒家人不要相信外人,不要隨便與他人交談,因為他看見很多自己無法掌控的不幸事件,朋友說,她與父親的關係緊密,也同樣受到父親一生的影響,這輩子都覺得不能相信外人,不能相信男人。那麼她的父親是所謂的「加害者」之一嗎?施又熙不同意這種看法,這是「時代的悲劇」,沒有人能夠選擇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除非是那些過度刑求或下命令濫捉、濫殺取悅上級的人,否則所謂的「加害者」是很難定義的。
施又熙說,德國面對納粹的議題也花了很長的時間,只是一旦啟動,速度就很快,而韓國近年來用藝術、文化如拍電影的方式讓更多民眾甚至外國人了解如「光州事件」這樣的歷史悲劇,這是台灣可以借鏡的,畢竟口述歷史太艱澀,很難獲得民眾的共鳴,促成社會共識,再加上民族性的不同,台灣才剛走上「轉型正義」這條路,其實路還很長。
施又熙強調,促轉條例通過了,但不是殺戮時代的開始,而是一個對話契機的起端,從知道、接受到原諒,如今「政治檔案條例」也通過了,她認為,轉型正義至少要做到「解密」這一步,讓真相被大眾知道,而只存在2年的促轉會,至少要把政治檔案蒐集、真相挖掘等基礎工程做好,讓後續接下去的單位能執行,否則兩年的時間實在太短了,讓社會和解、凝聚共識還有待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