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永達

新聞調查報導9 陳中小路踢爆吸金國母放貸黑幕

借力微博Ⅲ －記者如何透過微博找人？ 吸金的國母 郭美美像隻蝴蝶，輕輕拍動翅膀，將中國所有慈善事業全捲進一場風暴。 九月初《南方週末》的重磅報導，拿出十年前調查「希望工程」的細緻，再次將矛頭指向另一個中國官辦慈善組織－宋慶齡基金會。 陳中小路和她的同事從河南、山東、廣東、北京、上海發回多達四個版的報導，質問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旗下到底有多少公司？歷時一個月調查，卻發現難以窮盡，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下，貪腐慾望卻在暗流湧動，以管理公眾善款為主的基金會，居然成了吸金團夥，成立了各類龐雜的公司。 據報導稱，河南宋基會是中國最會籌款的慈善組織，連續三年全國第一，但令人費解的金流，部分來自宋基會放貸，企業捐款付息的模式。更重要的，十多年來，數十億的捐款由宋基系公司把持，而公司卻又與宋基會沒有任何股權關係。此外，宋基會的地產生意與掛名成立的幼兒園，誰在參與？誰在獲利？風險如何控制？同樣不被捐款人所知。 前《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對這組報導感到驕傲，他在微博將這組報導列入「史上最震撼的報導之一」。這組報導也讓陳中小路被《南方週末》評為2012年的年度記者。 我們約在一家裝潢時尚的茶館，內裝走中國風設計，座位分高台區和座位區，高台區內是一位梳著包頭、身著改良式黑唐裝的茶師表演茶藝，高起的書架區隔出座位區，我注意到小路坐在高台一隅，靜靜地，用iPad看書。 她個子不高，戴街頭流行的大黑框眼鏡，穿白色紗裙，原本就娃娃臉的她，見到本人更像大學生。「我幫你點了飲料，乳霜奶茶，」她說話輕聲細語，又有出奇的貼心「聽說台灣人都很喜歡。」實在很難想像，眼前這位柔柔弱弱的女生，寫的盡是些揭開黑幕的嚴肅報導。 談起宋基會的報導，她直說是偶然加幸運。 偶然間，她在編輯會議上，聽到同事有朋友和宋基會做過生意，信息片面且瑣碎，卻也是個線頭。 這篇報導，和以前《南方週末》的調查稿不同的是，沒有深喉爆料，她只能自己拼湊龐大的拼圖。最先，打電話問過從事公益事業的朋友，得到的回應都很模糊：「聽說他們投資做的很大」、「聽說他們有統戰功能，不是一般的基金會」；儘管無奈，卻又不能打草驚蛇，貿然打電話去問，弄不好對方就找宣傳部下禁令。 笨方法更有效 「我用最笨的方法，在網上搜索資料」，她發現中國宋基會與紅十字會、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並稱三大公益基金會，總部設在北京，地方有六個省也有省級宋基會，但他們與中國宋基會雖有業務往來，但沒有上下關係。 經過剛開始網上搜索的興奮勁後，她發現調查陷入僵局，大量瑣碎的訊息無法形成思路，毫無頭緒的焦躁情緒，困了她兩周，每天就是上網，並裝作諮詢業務地打給各地宋基會。 方法雖笨，但終究形成了思路。她注意到官方媒體都提到，宋基會的負責人考察某建設項目，裡頭還有土地買賣、有旅遊渡假村，還有房屋建案。她意外發現，各地宋基會都有房地產生意，還有遍地開花的貴族幼稚園。 在搜索各地宋基會的房地產生意時，看到河南宋慶齡基金會活動中心縮水變豪宅的事，該活動中心原本計畫建築面積達十六萬平方米，卻縮水至五萬平方米，另五分之四面積蓋起15棟7到8樓的樓房，預計售價為每平方米兩萬元，比起同區市價每平方米七千元，堪稱頂級豪宅。 四、五月左右，有網友在河南本地論壇大河網發帖爆料，活動中心部分改建為豪宅的事，受益者肯定是豪宅開發商，順著線索追查，發現投資者是一家叫宋基投資的公司，透過當地報導比對，這是河南宋基會下屬的投資平台，被托管所有捐款，再查下去，發現宋基投資在河南投資多項房地產項目，已經是一家具相當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商了。 這個發現讓她意外，決定到河南鄭州看一看。 財經記者出身，她反射地先去工商局調出宋基會及所有關係企業的工商檔案，「詳細資料你不能帶走，我就坐著抄了好幾天」，陳中小路平淡地說。 不過，從工商檔案得到兩條寶貴線索：一是公司的股權結構變化，雖然業務往來的公司多為以私人名義登記的私營企業，但持股者多為河南宋基會秘書長張悍東及公司幹部；另一為公司財務報表，可看到大筆資金流動。 按中國規定，公益組織的支出僅限於公益捐款，「如果公益組織要使用捐款，沒必要再把錢轉到其他公司阿」，她對河南宋基會套利模式起疑。 她在鄭州一天跑了十幾個地方，把所有工商檔案上登記的地址全都跑了一遍，卻大多是早已搬遷或查無此人，至於報社補助的三百元差旅費，她笑說「光打車都不夠錢了。」發現藏在細節裡的魔鬼，總讓人能夠忘卻疲憊。 用數字說話 她發現河南宋基會財務表現極其詭異。據基金會中心網資料顯示，河南宋基會於2010年的資產為30億元，是全中國公益組織之首，而且已是三連冠，不僅如此，一個省級的公益組織，獲得的捐贈收入同樣高的嚇人，2010年捐贈收入超過10億元，是國家級紅十字會的兩倍，要知道，2008汶川大地震時，中國頃全力呼籲民眾捐款，也不過是10億元。 與募款能力形成強大反差的是公益支出。 按中國規定，公益組織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於總收入的七成，意味著河南宋基會2010公益支出需達到4.8億，但實際支出僅有1.4億。 如果有鉅額籌資卻又沒支出，照理基金會帳戶應有很多現金，但陳中小路調查發現2010年現金僅存一億，前兩年甚至只有一兩千萬。 大量的錢到哪裡去了？資產負債表給出的答案是，大量資金都在「應收帳款」下面，也就是說，資金被借出了。 陳中小路翻閱數十家宋基系公司的審計報告，幾乎所有資產負債表上，其他應收款與其他應付款金額都非常巨大，少則數千萬，多則數億，對照審計報告內的詳細記錄，可以看到資金直接或間接來自河南宋基會，至於資金流向卻是五花八門，多數又集中於房地產生意。 一條逐漸清晰的灰色鏈條自眼前展開：宋基放貸、捐款付息。 而陳中小路查到的一則借款糾紛，能佐證這種秘密的商業模式。河南一地方法院的判決書顯示，當地一家企業向宋基會借貸800萬元，為期三個月，作為對價的是，企業必須捐回160多萬元，這就是「利息」。後來，借款企業拖欠還款，雙方告上法院，才讓利益鏈條曝光。 她靜的下來，能在成堆的工商資料、法院判決書中，找出些針頭線腦，可以觀察的到，這篇報導很不一樣，沒有太多的訪問，長長的篇幅中充滿了數據、邏輯和嚴謹的分析，如她說調查最難的是「沒有深喉指引方向，全靠你去把這些細節組合起來。」 完成報導後，不少人採訪都問她有什麼調查的訣竅，陳中小路總講不出所以然來，「沒事搜一下，碰巧就有了」，她覺得處在《南方週末》這大招牌下，身邊有太多傳奇色彩的記者，自己不擅長採訪寫作，唯一的長處只剩「勤勞」。 這也是她珍愛的特質，新聞是個毛躁的行業，只有整理資料能靜靜地，這個工作繁瑣、複雜，而且機械化，但也是最誠實的環節，你付出多少、收獲就有多少，她總說天蠍座的人特別虐，採訪中的隻字片語，都要拿到網上再搜索，「經濟報導沒有太多浪漫可言，靠的就是數字說話。」她說。 「選題被斃就不做了」 看上去很蘿莉的女生，除去調查記者的身分，就是我們生活裡都有的那個少根筋的朋友，「宋基會是屬於統戰部的，我朋友跟我說了才知道這挺敏感的」，她一派輕鬆地說。 難道不危險嗎？除去越級監督不說，地方權貴結盟盛行，宋基會能在河南有龐大財富，不能排除與地方政府有關，何況中宣部還有禁止跨省監督的規定。 「收到禁令就不做了唄！」她吸了一口乳霜奶茶，緩緩地說，「發禁令是他要知道你在做這調查，在我們報導出來之前，沒人知道阿。」宣傳部與媒體的關係微妙，只要記者調查的案件不在風頭上，他們就無所謂；還有另一種情況是，「官場有撇清的原則，犯錯的部門沒有高層權力關係的話，宣傳部是不會救的。」 她對我解釋發禁令的邏輯，聽上去卻更像是對自己說，說服自己能夠心安，放開手腳去做。至於，「選題被斃就不去做了，你沒有主動權，報社也沒有，」她用力擠出一絲無奈的微笑接著說「一切都是聽天由命。」 「你先假定沒有宣傳禁令，你能做到什麼，」語調充滿冷靜，「遇到禁令是你運氣不好，就像買彩票一樣，總會運氣好吧。」採訪很多人、花長時間研究，最後發不出報導的經驗是新聞工作的常態，普通到她已忘記如何抱怨。 宋基會的系列調查能見報，就像她在獲頒年度記者時說的「不就是碰上手氣比較好的時候嘛，還有一群同事帶我打了幾副好牌。」 用微博找到線人 微博上的病毒傳播，把報導推更遠。 通過新浪微博的關鍵詞搜索，陳中小路檢閱大量談到此話題的微博，九成以上都是網友無謂的評論，但還是有些有效信息，她會逐一留言或私信聯繫，「最多只有20％會回復你」，甚至，有人直接回她「你得罪的起張悍東嗎？」 但還是會有人給她可供查找的方向，「微博上有些人是認證的，很多註冊地址是河南，有些你能知道他實際身分」，這些人不但提供更多內情，也是後續追蹤報導的重要線人。 陳中小路在上篇報導沒有回答河南宋基會超強的籌資能力，這次，她鎖定它的捐款來源，即公益醫保慈善集資項目。 2005年前後，河南宋基會在省內開展集資項目，承諾公眾向基金會捐款一萬元後，基金會在一定期限內，每年返還高於銀行同期利率的「補貼」，期滿後還可領回「本金」。 完全游離在中國正常金融監管之外的資金流轉體系，而數目廣泛的農民是體系中的一環，醫保集資項目吸納他們在外打工的血汗錢，公益醫保證是能拿到的唯一證明，上頭沒有證明存款金額，也沒有標示儲戶可以本金返還。 數年來，正是這些老百姓，為河南宋基會膨脹的資產做出貢獻。我在北京採訪幾天後，廉價賓館房裡只剩我和那台老舊電視機，轟鳴地放送新聞，今日頭條是河南那座27米高宋慶齡雕像遭拆除，河南宋基會先前耗資1.2億打造，如今只剩一堆塵土，那些農民攢了一輩子的積蓄，也跟著塵土落地。 陳中小路將忽略的事實呈現在公共空間。她很早即對公益醫保存疑，但河南宋基會矢口否認，又苦無實例，不過，幸運再度降臨她頭上「真要感謝微博的重要支持，找到一位為河南宋基會攬儲的基層鄉村信貸員兒子」，對方是個孝順的大學生，擔心家裡錢被騙了，在微博上跟小路聊了比較多，「他專程回趟老家，問了更詳細的情況，還把公益醫保證拍出來傳給我。」 陳中小路說，「如果沒有微博，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這些鄉村信貸員，恐怕會比較困難。」 糾結的80後記者 大學生的媽媽雖然提供資料，但心裡總覺得「這是存到國家單位的存款，就算出問題政府也會解決。」但據陳中小路稱，宋基會報導出來後，對方再度打電話給她，說村子裡通知公益醫保業務暫停，既不能存也不能領，並且宋基會表態之前的「存款」應為「捐款」，是不可能返還的。 報導刊發後，陳中小路有時候也會搜一下事件發展。河南宋基會先是高調駁斥報導內容，後來河南省高層批示徹查此事，責令成立多部門調查組，然後呢？和中國絕大多數的案件一般，讀者預期的處理並沒有發生。對此她不以為意，「我現在覺得，你就做好你的職業、完成你工作，這樣就可以了。」語調依舊平淡，不過讓人感覺背後是種深沈的無奈。 生在80年代、成長於90年代，她是《南方週末》的同齡人，也閱讀這份「在這裡讀懂中國」的報紙長大，「在我中學時看『南方周末』，會把它視為某種主持正義，」準備高考時，在一票茫然的學生中，她說自己是比較有目標的「就想讀新聞系。」那年，她進了復旦，誤打誤撞讀了經濟，也雙主修新聞。 直到今天，她還很喜歡說起報到時的情景。大巴士自交流道下，看到霓虹閃爍「南方周末」的招牌，「我奮力地擠出幾滴眼淚，畢竟這曾是指路明燈啊！」她誇張地說。 現在，她卻很怕別人稱她「名記者」，「哪篇報導能引起轟動，對記者沒有太大意義，而且也有些運氣成分。」她現在更在乎社會的知情權，展示事情的真相，至於，後續的改變，或掀起的任何影響力，都不在考慮範圍內。 她的轉變，是種性格成熟後的思考，也可能是禁令頻繁後的逃避。「常常會覺得空間越來越緊縮」，她強調這是種感性的認知，由各種細節組成，經常出現在編輯會議上，編輯宣布哪篇稿子又被斃了；或在與同事的閒談中，花許多時間研究的題目又給否了。 還有那本在《南方周末》編輯部的黑色活頁孔夾，「每條宣傳通知就是一張傳真，上面標示報導該怎樣處理，要撤回記者，或不得報導。」一張紙是一點黑，遮蓋事實的一角，南周會把這些禁令裝訂成冊，放在辦公室讓記者翻閱，「聽同事說，這本東西越來越厚了。」 「想報導的事情不能報導，公眾應知曉的事實被掩藏，官方給定的說法很可疑，但真偽你不能驗證、新聞現場你不能去，所以大家都有種無力感吧。」小路談到中國調查記者普遍的糾結情緒。 「在中國當記者還是挺精采的」，話鋒一轉，她的說法讓人很容易想起「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句話，狄更斯對19世紀英國的評價。 那是個煙囪林立、薰黑天空的工業年代，資本家幾乎囊括了所有資源，而工作者在強國的亢奮與撞到現實的無奈中掙扎。 記者該如何記錄時空錯位的中國。 樂觀是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我們應該考慮能做什麼，憤怒於你不能做的事情，對現實沒有太大意義。」陳中小路告訴我他們部門主任最常說的一段話，改變社會是一種結果，讓貪腐的官員下台只是一種方式，「我做了完整的調查，啟蒙了公眾，從大的範疇來看，這也是一種改變社會。」 心態容易調整，但顢頇的體制承襲暴力的傳統，往往難以招架。陳中小路有次出差，在地方法院門口看到一群人在上訪，記者的好奇心驅使她上前，習慣性地拿了相機拍照，聽到訪民爭執的是土地問題，不關她經濟報導的方向，準備轉身要走時，被幾個高大的警察圍住，接著拖帶拉地拽進拘留室，就大聲叱罵、施以拳腳，「我的手跟腳都受傷，還有點嚴重，他們把我手機沒收了，當時挺害怕的，就一直哭，」陳中小路回憶，「我真的就哭到他們把手機還我。」 體制慣性中的暴力，讓記者「來不及勇敢」，陳中小路與她同齡的新生代記者，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升級。惡魔黨還在，零星的壞角色又頻頻出場，可能化身為網路上的謾罵，或是權力的傲慢。 王星調查的紅十字會、周筱贇檢舉的世華會、陳中小路揭露的宋基會，都像仍進石頭的湖面，漣漪後仍一片平靜。 他們糾結又孤獨，這一代記者該如何理解自身使命，讓我想起王星很有畫面感的譬喻：「我們都是被動地被時代大潮裹著往前，胸中懷拽著堅持的信念，在大浪襲來時，自大潮中跳的更高，盡量站的更穩，做出一點自己的東西。如此而已。」 預判未來的路，他說，「我想不好。」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7 從郭美美的一則微博談起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50061 調查報導8 尋找業餘但可靠的爆料人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50111

新聞調查報導8 尋找業餘但可靠的爆料人

借力微博Ⅱ －記者如何透過微博找人？ 業餘但可靠的爆料人 盧俊卿則因女兒盧星宇成名。 夏天，草木特別茂盛，北京的樟樹枝繁葉茂，撐起一片濃綠，各校也陸續進入忙碌的開學季，但郊區的近30間農民工子弟學校卻無預警發出停課通知。 一個女孩發在自己微博「中非希望工程將捐建15億，10年內建1000所希望小學。」網上莫不調侃只因當年毛澤東說「是亞非拉兄弟抬我們進聯合國」，中國寧肯放著自己國家的孩子沒學上，也不能丟下非洲的失學兒童。 隨後，女孩身分被搜出，盧星宇，24歲，身分是中非希望工程秘書長，掌管20億元項目資金，網友懷疑她是「郭美美第二」。背後扯出中國三大官辦基金會之一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青基會），中非希望工程是由青基會與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世華會）共同發起。 目前的中國法令規定，只有官辦基金會才能向公眾募捐。很快，青基會發表聲明，稱捐款來自世華會成員的捐贈。與論開始轉向盧俊卿，他是盧星宇的父親、中非希望工程主席、天九儒商集團董事會主席。 周筱贇是億萬網友中的一個，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誰，但是他的名字總與一連串揭黑爆料一起出現：中石化天價酒事件、鐵道部訂票網站億元合約、中華兒慈會48億巨款神祕消失。 他是中國近兩年被討論最多的網路爆料人。騰訊網、網易、天涯社區、央視都頒給他年度人物，中國排名第三的浙江大學聘請他擔任碩士班指導教授，同是211工程的中山大學也找他當駐校記者，財新總編輯胡舒立認真研究他的個案說「周筱贇是可以複製的」，後來，她罕見地改變自己的說法，「經過深思熟慮後，周筱贇是不可以複製的。」 周筱贇為自己樹立「業餘但絕對可靠的爆料人」品牌。他在新浪微博有十多萬粉絲，但沒人看過他的長相，在公眾面前出現，總是一副墨鏡、一副口罩；用來揭黑的武器，有四個微博、五個博客、兩個論壇，但他說自己真正建立品牌是靠「證據確鑿的爆料模式」。 也是他將盧俊卿推入公眾視野。事情爆發後「有一些『內線』開始聯繫我，向我提供大量內部資料，」一堆宣傳圖冊，整頁都是盧俊卿父女與中外領導人的合照，寄給會員的邀請函中，明確稱交錢可以跟領導人集體合影，交更多錢就可以跟領導人單獨合影，「他看準企業渴望與政府高官牽線的訴求，以拍照作為噱頭收取高額會費，我給這種模式取名『合影經濟學』。」 「我不相信人證」 見到周筱贇，是在夏日時節，廣州的天空透藍的沒有一片雲，沒有一點風，他仍戴著口罩與墨鏡出現，半開玩笑地說「我的敵人太多了，他們都想我死。」 我們約在廣州五羊村的南方大院，他是南方報業的資深編輯，正值晚飯時間，我們隨性而至，在小區裡的一家湖南菜館坐下，是那醉酒的夜，拉近陌生的心，隨後，他拿下墨鏡與口罩。 周筱贇坦言他收集證據有幾條鐵律，他從不採信人證，只採信書證和物證，他說，「我作為網路爆料人，要用更嚴格的法律標準要求自己，因為人證太容易被誘導、被脅迫，如果鬧上法庭，雙方各執一詞，就成了羅生門。」他採用的書證也要嚴格要求，如法律文件、政府文件、銀行票據等有證據力的資料。 他討厭文人般的抒情和想像，更重視證據，跟他大學是理科生有關，畢業後他考進復旦大學歷史博士班，跟著中國著名史家葛劍雄學習考據，「對我的影響就是凡是要講證據和邏輯，這可能使我顯得較真。」 他講過「單一指向性因果關係」，指證據和結論間的邏輯要求，他認為中國記者太多文學出身，對弱勢有天然的同情心，「這些人不適合當記者」他直說，「沒有證據和邏輯，我不相信任何感情。」 時間久了，他越來越不喜歡線人見面。「拒絕見面，一方面避免利益關係和人情關係，另一個原因是避免圈套，」他說，「反正我不相信人證，物證你可以快遞或郵件給我。」這也讓他省下麻煩，沒必要再去核實線人動機，因為「重要的是他爆料的內容是否真實，以及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中國的憤青特點就是不講理性」，因為不滿需要宣洩，社會的失意者容易變成網路的好戰份子，他們沉浸在某些時刻，北京奧運前後抵制家樂福，法國總統就出來道歉；砸爛日貨，日本駐華大使就給說法。集體非理性經常綁架中國社會，「在我看來，講邏輯、重理性的批評就不是憤青。」他想扭轉社會的氛圍。 娛樂化揭黑 私底下的周筱贇是同事眼中的開心果，說話時，語調激昂，瞪圓眼睛，手在空中擺著，我很難把眼前他跟網上話鋒犀利的周筱贇連結在一起，他回應的很簡單「揭黑沒必要那麼苦大仇深嘛」，他說自己是「娛樂化揭黑」，這種策略尤見他調查盧俊卿的世華會。 他發現世華會做的是會議經濟，業務人員成天給中國企業老總打電話，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如世界傑出華商大會、財富領袖論壇、華商資本論壇等，以投資為幌子詐取高額會費，而且「所謂『世界傑出華商』，有的冤大頭交了幾十上百萬，但最低250塊錢就賣，」周筱贇對線人寄給他的一張照片印象特深刻，路邊的一家小米粉店，布滿灰塵的電扇上頭就掛著世界傑出華商的證書，「非常戲劇化的衝突阿，放網上就引來眾多網友圍觀。」 路邊的米粉店、湖南的臭豆腐攤，周筱贇把網友寄給他的照片都公布出來，還不忘調侃「盧主席，收了人家多少錢？」連番攻勢，逼的盧俊卿氣的「懸賞100萬揪出幕後黑手」，周筱贇看機不可失，立刻在微博留言「舉報周筱贇就能獲得百萬賞金」掀起一波網路舉報潮，成功展示一次網民逆襲。 隨後，盧俊卿透過律師怒斥「周筱贇無疑是嘩眾取寵，完全想炒作自己。」不排除提告，但還沒立案卻先被起訴，「他侵害我的名譽。」周筱贇找北京律師提起告訴，「雖然是名譽權官司，但我希望他在法庭上還原我的疑問，釐清事實。」 周筱贇清楚，網民的注意力短暫，「這事長期沒個結果，我以惡搞形式，可以讓網民持續關注」，在眾聲喧嘩的網路集體狂歡中，把嚴肅的揭黑化為喜感，反而有利於事件更廣泛傳播。 保護「深喉嚨」 但揭黑模式要能延續，最重要的是，積累大量的線人資源，周筱贇告訴我，他每天會收到近百封信件，靠的是「一旦出手從不失手」，他在博客的自介上就這麼寫著，他有些自滿地說「從來沒有任何線人在我手上曝光。」 為此，他想出一套保護證人的「三重境界」：第一，打死不說，即使身邊親密對象都不和他們討論案件；第二，隱藏樹葉，他從偵探小說上學來，要隱藏一片樹葉的最好方是把樹葉藏在樹林裡，當對方懷疑他的線人時，他會含糊其詞回應，讓可疑的對象變得無窮多；第三，無劍之劍，就像諜戰片中常使用的「死信箱」（dead drops），兩個人在不見面的情況下交換情報，透過公共空間，或是USB，不管線上線下彼此都互不相識。 憤怒可能充滿快感，中國社會卻沒有暢通的管道排遣，因而興起不少掛名「輿論監督」的網站。「他們都幹些『敲詐勒索』的事」，中山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張志安曾告訴我，網路爆料人常一手向舉報民眾收錢，另一手就向被舉報對象勒索，用兩手策略做起生意。 中國沒有制度化的獨立媒體人，才是胡舒立在深思後覺得周筱贇不可複製的原因，當權貴聯盟拿鈔票當子彈，脆弱的理想太容易被擊潰。 穩定的媒體工作，恰好讓周筱贇始終保持「獨立」的形象。「我有一份比較滿意的收入，生活中沒有太多花錢嗜好，不煙酒，對名牌也沒多大興趣。」他唯一的嗜好是看書，在報社內擔任歷史專欄評論員，辦公桌上幾乎被書堆淹沒，腳邊是成堆的報紙，「我每天早上都要看過廣州市所有的報紙。」 在媒體工作，讓他清楚傳播的效果。每次有重大的爆料，「我會到關注的大V名單去逐個發私信，發出四五百條，」雖然不見得收到私信的人都會轉發，「但只要有幾個大V用戶轉就會有影響力。」至於，網絡爆料能否進入公眾視野，也和媒體是否報導有關，因此，他還會「到媒體記者的QQ群（類似msn群組）去發消息，比如藍衣群、小刀群，可能就會有記者會跟進報導。」例如王星就追蹤報導盧俊卿〈天九儒商的生意經〉。 他認識較多記者、律師、學者，這些人都能幫他分擔網上爆料的風險。尤其是律師，他大聲強調，「我的重大爆料內容，寫好後基本上都會請律師審定，在法律上要無懈可擊，規避可能的法律風險，」他聽從律師建議，盡量不下結論，在用語上也格外小心，「比如我會說『涉嫌違法』，而不會直接說『違法』。」 除了在用語上要求，他的揭黑爆料還有三不原則：第一，不碰敏感議題，和所有中國人一樣，在言說空間裡有個曖昧不清的禁區；第二，不介入廣東省題材，因地方權貴構成聯盟，而暴力又頻繁出場，不介入本省題材是出於人身安全考慮；第三，不高於廳級，中國行政五級劃分為國、部、廳、處、科，嚴格規範不得越級舉報。 舉報內容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僅採信書證、物證，又有三不原則，周筱贇的要求對渴望伸張公道的網民來說，形同一堵高牆，不少人氣的罵說「你膽子太小」，他也承認，但他更喜歡另一種修飾的說法是「謹慎」。「我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我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揭黑要先確保自身安全，就要證據確鑿，能不能扳倒大象，要看司法部門，周筱贇用平和的語氣解釋。 戰風車的周筱贇 他的揭黑爆料贏得掌聲，卻也招致不少非議，因為，犬儒的社會總有人說風涼話：有人質疑他在炒作，也有人說做這些有什麼用呢？他覺得自己有時像是獨自和風車作戰的唐吉軻德，力量太微小了，曾經喪氣地投書媒體「網路能反貪，也只能反少數倒楣蛋。」 當他快走不下去，就會想起高耀潔醫生。她被譽為「中國防愛滋第一人」，自從90年代揭露河南農民賣血以及當地「血漿經濟」以來，多次受河南政府阻撓，以致2009年，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得不出走海外。周筱贇與她相識十多年，緣份起於他大學時，某天讀完高醫生文章便衝動買了火車票拜訪，老人溫柔且善意提醒「附近很多國保，趕快走吧！」之後，他更常去了，一邊協助整理手稿並計畫著幫老人出書。 「我在部落格說，我要做一個正直、善良、簡單的人，」他坦言受高耀潔影響很大，「她讓我明白，世上真的有只為公共利益，沒有任何個人利益的人。」他常在想，社會是不是太少較真的人？「如果這樣的人多了，社會也許會不同。」 為了網路揭黑，他常常只睡三小時，因為不能影響到本職工作，「我爆一個料，要熬夜好幾天、研究證據才寫出文章，」即使生理上充滿疲憊，但他「心理充滿興奮感」。 「我越來越謹慎了」，從前揭黑總想扳倒貪汙官員，他現在更清楚自己的角色，「我的定位不是調查記者，而是一個爆料人，我的作用就是給調查記者提供線索。」他知道自己該對抗的不是一個貪汙的小官，而是一個吃人的體制。 訪問結束前，他聊起喜歡的一部電影《V怪客》，最後那幕，所有人戴起面具一起站出來的畫面，「我很喜歡那種感覺」，我終於明白，他為何會帶上墨鏡與口罩，周筱贇是誰不重要，他一直期待著網上能出現更多「周筱贇」。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7 從郭美美的一則微博談起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50061

新聞調查報導7 從郭美美的一則微博談起

借力微博Ⅰ －記者如何透過微博找人？ 結束一場採訪後，我興奮地和周遭的朋友炫耀，學到個新詞：「拼爹」，這個詞彙代表的是，一個初識中國的學習者，對模糊的大國了解的更深一些了，那種興奮感就像小學時，第一次解完整年級都算不出的數學題。 「現在不講拼爹了，改講拼乾爹」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的上海女孩挖苦地說，「拼乾爹」的說法源於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三年過去了，現在中國人談起官辦的慈善基金會，還是戒慎恐懼地「不好說，這水太深了。」 據中國民政部2012年統計報告顯示，在郭美美事件發生後一年，慈善捐款金額就減少74億元人民幣。影響延續至今，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後，香港立法會展開長達兩小時辯論後拒絕捐款，網上也出現「一毫都不捐」活動，理由之一就是擔心「錢都讓郭美美買包買車了。」 郭美美是誰？為什麼會掀起波瀾？故事要回到2011年6月的一條微博。 暱稱「郭美美baby」的女孩po出與瑪莎拉蒂合照，實名認證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20出頭，豪車數輛，名包成櫃，又牽扯上先前鬧過汶川地震善款流向不明的紅十字會，網民活像蒼蠅聞到肉腥，群聚後瘋狂人肉。 王星和絕大多數網友一樣，在微博上即時刷新每一條動態，「母女相依為命，家境清寒，2年內爆富」、「紅十字商會原為中紅博愛」、「瑪莎拉蒂是王軍送的」，撲朔迷離的劇情堪比好萊塢電影。 坐在電腦前不停滾動滑鼠的王星，是《南方都市報》網眼版的首任編輯，這個成立剛滿三年的新部門，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名記者，報社長官對網眼的定位只說一句「考慮新媒體的融合」，至於該怎麼做？王星坦承自己起初「很茫然，還想不清楚。」 他唯一知道的，是要延續《南都》的價值觀：監督強權。這也是他奉行的新聞觀，他還記得在中學時第一次讀到《南方週末》的感動，那一句「陽光打在你的臉上」，讓他從此嚮往南方，大學還沒畢業，他就隻身搭上南向的列車，在南方報業當起無酬實習生，直到現在都沒離開過這大院宅子。 「好像有個天大的黑幕擺在那裏」，王星還能記起當初網上那股像鯊魚聞到血的興奮感，當下他對網眼下了兩個指示：一是要快，二是要做深度版的策援地。 網眼還陷在不著邊際的瑣碎中，事情發展卻已超乎控制。網友靠瑪莎拉蒂車牌找到車主登記為王軍，王軍是中紅博愛董事，而中紅博愛是紅十字會授權的商業營運項目，中紅博愛背後的持股方為王鼎集團，疑似利用合同在市場套利。 媒體被推著往前，調查改由深度部主任喻塵主導，他派王星調查王鼎集團的財務流向，但王星心裡不踏實，覺得「一直都是撲朔迷離的，又是能夠讓你有所進展的，好像就只能往前走了。」 透過律師朋友，調取王鼎公司的工商資料。紅十字會於2006年啟動博愛小站，即為捐血車旁的小商鋪，可在車體與店面投放廣告，委託商業系統紅十字會承辦，但礙於中國民政規定沒有任何撥款支持，另成立王鼎市場行銷公司運作。王星大致釐清商紅會的財務關係，卻禁不起網上的追問： 郭美美從紅十字會拿走多少錢？ 一條微博引導至新方向。「郭美美是王軍的女朋友，」實名認證為中紅博愛總經理的翁濤在網上丟下震撼，「瑪莎拉蒂是王軍送的。」 郭美美母女首度上電視接受專訪回應謠言，稱中紅博愛的王軍是「乾爹」，解釋瑪莎拉蒂時，她說到自己不懂怎麼會引起熱議，甚至留下眼淚。 兩人隔空交火，案情演變成羅生門。 與其說郭美美事件是網上的瑣碎八卦，不如說是刺激中國社會嫉富的敏感神經，以及迷失著「羨慕、嫉妒、恨」的情緒。 中國的提速增長，帶來的是普遍的社會不公，積聚的憤怒情緒沒有渠道釋放，網路暴力似乎是唯一出口。在他們眼裡，網上關於郭美美鑲滿施華洛世奇水鑽的高跟鞋、51億餘款的存款本，都是一次挑釁，像在嘲弄他們無能的人生。 王軍是男友還是乾爹？網上又有人說是她親爹？搜尋她的名字，相關結果近億個。其實，他們更想知道，她的「乾爹」王軍，是否從紅十字會獲取不當利益？ 王星當然也想知道，他在微博關注唯一可能知道內情的翁濤，加他好友，「他沒理我，就找他的關係列表最開始幾個人，可能是他生活中的朋友」，請他們幫我推薦，翁濤確認好友後，跟他解釋「我是記者，希望能客觀地報導」，他就取消好友了，過了幾天，網上一直在查中紅博愛底細，他主動聯絡王星說「願意接受採訪，願意開誠佈公地談。」 「找到翁濤，算是一個突破吧，」王星回憶這場荒謬的網路追逐，他始終想用新聞專業來對話，從一開始就想約訪郭美美，「約了兩個月吧，當時沒約到，突然就說可以接受採訪了。」 兩個月可以發生很多事，郭美美從原本網上被起底的受害者，轉頭就簽了經紀人、成立工作室，準備進軍演藝圈，並在微博說將主動聯繫媒體承諾專訪。適逢此時，《南方都市報》刊發郭美美母女的專訪文章，出動兩位記者，一人專訪、一人側寫，還有一組影視記者同時記錄，佔據多達四個版面。不久前，另一家時尚類雜誌《嘉人》才以封面人物報導，稱郭美美是沒背景的單純女孩。 追逐黑幕的人 郭美美像是花衣魔笛手，總讓一幫人隨之紛紛起舞。 這組專訪，居然挑起中國新聞業的內鬥戰火。隔天，《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發微博，稱拒絕郭美美專訪，認為記者要搞清楚是否被郭美美利用，不應用專訪形式為其宣傳，而且媒體報導興趣應僅限於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從來沒有爭論的如此熱烈，意見領袖紛紛表示意見，《新京報》專欄稱「媒體被一個『無腦』的小姑娘擺佈，…以為自己是獨家，其實都是合唱隊裡的分唱部分」；而《GQ》新聞總監蔡崇達反省「有賣點、有商業點的信息都很容易成為我們衝動的緣由，讓我們容易片面化，甚至編織邏輯安慰自己。」連中央電視台當家主播白岩松都正襟危坐上主播台批評郭美美「不想『紅會』，只想紅」，也反問記者同業「我們是不是要真的接受一種『審醜』的利益鏈條呢？」 這波口水戰，讓《嘉人》首先發表道歉聲明，「我們無意於傳播錯誤的社會價值觀，無意於冒犯公眾情感。」其他媒體也紛紛撤下郭美美相關報導，但《南都》不打算屈從，王星首先在微博回嗆央視「主題先行」，早已判定郭美美是罪人，不該被報導也不能說話。 喻塵沉寂多時，以《南方都市報》深度版主任身分發文，他總結網民追逐三個月的郭美美不過是，一個愛慕虛榮的90後，我們每一個人都用「暴力」的慾望等待著黑幕，在記者窮盡真相時，黑幕卻沒有來。王星也感嘆這組報導不被接受，僅是因為「未能滿足一些觀眾的黑幕期待。」 「沒有副部級幹部，郭美美與紅會無關，只是一個小女孩在臭屁」王星說，「我也很失望阿，覺得好像搞了半天白搞了。」搞到最後，51億存款本是假的、郭美美被包養也是假的，這場網上曠日廢時的獵巫行動，王星覺得記者要付更大責任「網友提出了線索，但是記者沒有去核實」，結果就是「一幫人編了一個假的東西，對著自己虛構的東西開始意淫，郭美美根本沒有參與。」 王星的說法很有趣，讓我想起知名的部落客韓寒，網路原生的他對紅紅火火的網民情緒更有感觸，他在一篇博文上寫著「我們有個毛病，就是喜歡逼著人道歉，就為了圖自己一個意淫的舒服。」 中國社會是暴力的信奉者，普通人沒法面對生活中的挫敗，便將集體性的精神暴力發洩在網上。不管郭美美怎樣解釋她與王軍的關係，王軍的名字在網上都與李剛、李雙江、盧俊卿並列為「四大名爹」。（李剛因兒子車禍後說出我爸是李剛成名；李雙江因其子犯下強姦罪，看望受害者時仍要求給兒子一個機會）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8 尋找業餘但可靠的爆料人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50111

新聞調查報導6 胡舒立的神祕背景是保護傘?

用事實說話Ⅲ －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環境污染是百年帳 財新很快就奠定它在環境報導的地位。《新世紀》週刊記者宮靖是中國少數的環境調查記者，2012年他以〈自來水真相〉分別獲得開發銀行的亞洲新聞獎亞軍，以及中外對話網站與英國《衛報》合作評選的中國最佳環境報導；2011年他才以〈鎘米殺機〉獲得《南方週末》年度傳媒致敬人物。 「中國到這個節點，媒體透過調查把環境說清楚很重要。」宮靖把環境調查比喻成是「直面背後」的過程，它的正面是大家熟悉的中國：強大、繁榮，而背面是一連串安全奶、地溝油、PM2.5的問題。「中國追逐高經濟增長，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外部性』」，宮靖不脫原本財經記者的習慣向我解釋，經濟學裡的外部性是指個體的經濟行為對其他人造成影響，卻沒有承擔成本。 講的是當下的中國，乃至未來百年要面對的環境污染。宮靖看到這層問題，從政經領域轉做環境調查，因為他覺得「政治新聞對民眾的影響是短暫的，但環境中有很多問題是不可逆的，影響的不只是一代人而已。」 想的夠清楚，讓宮靖的調查「接地氣」。（指更貼近老百姓真實生活） 「中國一半城市的飲用水不合格」宮靖在〈自來水真相〉中用嚴肅口吻指出。 宮靖發現周遭的人都喝瓶裝水，在家庭中更明顯，上海有三分之二以上都用桶裝水，而北京使用桶裝水的比例更高達86%。他發現一個悖論：幾乎沒有人敢生飲自來水；同時沒有一家水廠自檢自測水質不合格。 哪個更接近事實？中國住建部是城市飲用水的主管部門，為了搞清楚飲用水的水質情況，2009年部門內的水質中心曾做過一次全國普查。然後呢？「沒有然後了，住建部沒有公布水質數據。」宮靖說，「做這個調查最難在於怎麼證明水質不合格？」 他拿出一大張白紙，在上頭畫出自來水供應鏈條：水源地輸送至水廠，經處理後出廠，經過輸水環節，進入市政供水管道，或是居民樓的儲水槽。漸漸地，他發現水質不合格應該是水廠處理設施老舊以及自檢自測的問題。 「稿子也可以寫，但就是沒有結果，」採訪中國的水質專家後能得到大致輪廓，「但就是說不清楚哪裡出問題。」他明白調查結果需要2009年的水質數據。 宮靖訪問過很多專家學者，他們都建議他去找個關鍵人物，「他手上肯定有這份數據」，約見面的過程是一次次碰軟釘子，幸好宮靖扎實的研究功夫給之前的受訪者留下印象，「他們去幫我說服他，他其實也想推動自來水改革這件事。」宮靖坦承幸運，因為有更多的調查報導即使做好準備也拿不到數據。 水質實際合格率50%左右，那麼，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公布的飲用水九成合格率從哪裡來？住建部的水質中心設有國家監測站與地方監測站，但均由地方水廠負責，同時每年公佈數據，真相大白「自來水真相解不出就是因為水廠的人掌握發言權、檢測權，沒有第三方介入。」宮靖直言批評。 說話的成本 宮靖的報導風格，和我之前讀過的王晨的調查報導就很不一樣，全篇文章都是實名的消息源，包括住建部的水質工程師與地方水廠官員。 在中國，採訪對象講真話的成本是高的，宮靖在閒聊時跟我分享過一個故事，他曾到安徽農村調查手足口病的情況，因為地方政府未及時公開疫情，才讓患病孩童大量死亡。按理說，這樣的家庭遇到記者，應該是恨不得揭露政府的惡形惡狀，「好幾戶家庭把我趕出來。」他說這些家庭早就被村長交代過，如果接受採訪未來就領不到賠償，還有生二胎也會被阻攔。 中國人普遍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保心態。我不禁好奇問他，為什麼不幫他們匿名？「他們沒有提出要求阿！」宮靖笑的直爽，有些反映他蒙古人的性格，但不多話，回答前都要想過，又有一份調查記者的謹慎。 他似乎覺得回答的不完整接著補充，「我都會把他們發言的部份讓他看過，讓他們對措詞進行修改」，語氣中斷幾秒後反問我「我採訪了足夠多的人，寫的也足夠通透，為什麼不能把名字寫出來？」 〈自來水真相〉，標題挺樸實，但也很貼切，就是真相是什麼？宮靖平和地說，「我是用理性的態度說出事實，不是為了攻擊誰。」他和王晨一樣，認為記者只要說清楚事實，把證據擺出來，就不存在新聞邊界的問題。 我每次對新聞邊界的提問都像一面鏡子，照出他們置身夢中不與現實搭界的模樣，抑或映照出我這個自以為世故的年輕人。 的確，財新的記者比起其他媒體，更不在乎新聞監管紅線，北京很多人認為是胡舒立的新聞專業與政商關係保護了旗下的記者。 胡舒立的神祕背景 這樣的說法有其根據，1985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工人日報》派往廈門記者站，這城市剛被指定為市場經濟的試點，她與每個市政府的人見面，其中，時任廈門副市長的習近平對她印象深刻；1992年她是《中華工商時報》國際版編輯，當時接受西方教育知識分子回中國進行證券市場改革，她決定採訪所有的頂級金融家，很早就與後來的高官建立聯繫，包括央行行長周小川、中紀委王岐山。 被問到顯赫的家世與複雜的經歷時，胡舒立總會說：「這有什麼好說的啊！下一個。」回答更添她的神祕色彩。王晨聽過這些說法，「有什麼神祕啊，就是累而已，打好多通電話才見到一個人，」她反駁外界對財新的渲染，「我做的調查沒有高層給我提供資料的，否則我就不會全國各地跑。」 胡舒立不認同外界關於她政治背景的猜測。在接受《紐約客》訪問時，首次回應，她認為人們高估她與權力接近程度，「我是一名記者，他們也把我當記者對待，」她堅持讀者才是財新傳媒的保護傘。 「她並不完美」，經常牛眼看人的前《財經》資深法政記者楊海鵬說，她對草根底層缺乏體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陸瞱則說，「她是很霸道的一個人，要記者按她的規則去做，」她會要求員工上班穿正裝、不准炒股，甚至不上微博，因為「你的老闆是胡舒立，不是曹國偉」賀信記得有次胡舒立這樣跟他說。 胡舒立是財新巨大漩渦的中心，所有人都圍著她旋轉。曾經，一位中層幹部建議她應該分權給別的管理者，她瞪大眼睛說：那我幹什麼呢？ 「既然做新聞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在為《中國新聞周刊》寫〈寄給2049年的信〉一文中如此強調。她一生的追求，就是中國新聞業能按她的理念發展：用事實說話，如果可以，讓它更清楚一些。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4 中國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498 調查報導5 中國最危險的女人：胡舒立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822

新聞調查報導5 中國最危險的女人：胡舒立

用事實說話Ⅱ －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記者的護身符 胡舒立以洞察新聞的邊界聞名，她在任《財經》雜誌十一年，尖銳地挑戰中國新聞監管體制，當其他記者噤聲或被拘捕，她依然留在主編的位置上，美國《商業周刊》稱她「中國最危險的女人」，有時候，你會覺得她的存在似乎在夢中。 聽過她的名字很久，但感受到她的影響力，是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宿舍樓裡。 「四個多月幾乎都是在汽車輪子上度過的。…從中西部出發，最後經底特律回到聖保羅，走過25個州，晤談了400多人。」書的扉頁這段文字，讀來有美國西部電影的蒼涼與冒險，但它出自胡舒立的《訪美記》，這是一本中國記者必讀書，書標下一行小字提醒：新聞專業主義下的觀察與寫作。 1987年，胡舒立獲得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州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進行五個月研究的機會。她和《費城詢問報》的調查記者聊天，在《今日美國》實習。 回中國後，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激情，激發北京新聞界的活力，他們走入遊行隊伍爭取新聞自由，胡舒立也在其中。軍人鎮壓，中共中央對運動一錘定音，胡舒立被停職18個月，她用這段時間寫成《美國報業見聞錄》，是中國第一本審視美國新聞與民主的關係，這本小書如今讀來並不過時，2012年再次出版，給了更簡鍊的名字－《訪美記》。 「那個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國度，每一家報紙究竟是什麼樣子，怎麼運作」，頭頂著沒溫度的日光燈，屋內的空氣窒息，混雜著男宿獨有的汗味，幾個男生圍坐在一塊討論《訪美記》，剛才說話的男生身材瘦小，凸起的顴骨上掛著黑色膠框眼鏡，突然轉頭問我，「你讀過院長的《訪美記》嗎？回頭送你一本。」他們是傳播學院的學生，口中的院長就是胡舒立。 「我走了，再見。」2009年11月15日，胡舒立在《財經》網個人部落格留下短短幾句，無預警造成當年最大的媒體地震。一個月後，再次出現是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廳，就任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的致詞典禮上，她全程低頭看著講稿，謹慎的樣子不若作家許知遠描述她一邊爬山一邊連珠炮的形象。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體裡當記者。因為沒有好編輯，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為沒有好主編，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編；因為沒有滿意的平台，所以我才出來辦《財經》。」胡舒立想辦一份具有美國水準的雜誌，遊歷過西方，她清楚獨立是新聞專業的根本。 不過，依舊在黨管媒體體制下，所有的媒體都被要求有一個掛靠單位，《財經》的掛靠單位是聯辦集團，掌舵人王波明是前外長之子，在西方接受教育，有過紐約金融市場的經驗，回到中國後，他想創立一本雜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改革，找上了胡舒立。 胡舒立提出兩個條件：王波明永遠不能干涉她的編輯部，並且提供一份兩百萬元的預算，用以支付調查報導的費用，以及保持記者有尊嚴的收入。王波明同意了，但當年《財經》僅在投資階段，兩三年沒廣告收入。隨著《財經》重磅調查報導間或出爐，王波明接到抗議和撤廣告的電話也越多。 相對於日漸水漲船高的名聲，《財經》對採編的待遇重視不夠，創辦之初能以高薪支持記者，現在部分記者薪資低於業界水平，儘管聚攏在新聞專業主義的大旗下，但記者收入不高是不爭的事實。 敏感而又強勢的胡舒立注意到這問題，找王波明商量過，她要求採編團隊持股，跟目前掛靠單位脫鉤，且增加小股東入股。 2001年胡舒立寫過《承認資本的權力》，「資本意志的變化，來源於其性質與組成的變化」，她希望增加對《財經》的控制，按照自己的理念構築獨立媒體。 我們都知道結果，她在這場博奕中，輸了。 但是，胡舒立沒放棄她擁有理想媒體的夢想。精密計算籠子的經驗與政商界綿密的人脈，都跟著她來到北京市鬧區溫特萊中心十五層的財新傳媒總部，而她將身兼中大院長與《新世紀》周刊總編輯二職。 計算邊界 「胡舒立當然很有經驗，她會知道邊界在哪裡？能走多遠？」曹海麗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辦公室對我說。朝陽門外大街，成堆的外資銀行，西裝筆挺的白領穿梭街上，《紐約時報》北京總部隱身於扎堆的商業大廈中，曹海麗也是辦公室內成堆的歐美白人中少數的亞裔面孔，位居總編輯高位。 她曾是胡舒立的舊部，與王晨合作過調查〈張曙光的祕密〉，關注鐵道部改革，但她最與胡舒立的成名作要到更早的〈非典系列報導〉。 2003年春，SARS危機爆發。3月下旬，曹海麗被派駐香港，到了香港以後，她發現所有人都戴口罩，就她一個人沒戴，顯得有些突兀，當時，香港淘大花園爆發疫情，她立即去採訪，寫了稿子傳回北京給胡舒立，她一看嚇壞了。 當時，SARS的消息在中國國內被封鎖，衛生部官員向公眾保證：病毒已得到控制，廣東省的報紙被要求編發讓大家安心的報導。胡舒立看到傳來的稿子，立即上世界衛生組織網站看了一下，截至3月底，廣東就有七百九十二個人罹病，比官方公布的數字多出一倍。 胡舒立打算做一組報導，好心的同行建議她「這事太敏感了，還是不要做了吧」，畢竟在中國，報導重大災難新聞有政治上的風險，這個國家在1976遭遇唐山大地震後，政府將死亡數字壓了三年。 胡舒立就不相信政府能瞞的住，「透不透明有太大區別，關係公眾的生命權，一定要報導。」曹海麗繼續在前線報導SARS發生的過程，率先獨家報導SARS危機，胡舒立另派幾組記者，分別到四川、山西一帶採訪，《財經》用嚴肅的口吻戳破政府疫情沒有擴散的謊言。4月，中國政府承認隱匿疫情，正式免除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的職位。 在最初一個月的時間裡，《財經》出版每週一刊的SARS增刊，疫情趨緩後，她仍想著要怎麼把報導做的深刻，追蹤長達四個月，發表30多萬字的相關報導。她們為信息突破的努力，應該要被記住，有一次，她在去山西的火車上打電話給朋友「聽說北京封城了，能不能想個辦法讓我回來，我的雜誌要按時出來。」 她的堅持，讓這組報導在全球引起回響，也為曾海麗和胡舒立贏得相應的榮譽，曹海麗獲得世界調查記者協會（ICIJ）調查報導提名獎，而胡舒立當年被《世界新聞評論》授予「年度國際編輯」的稱號。 她幾乎在每次核發稿件的過程中，展現近乎完美的判斷。「如果這事不是完全禁止的，」她說，「那我們就要做。」她甚至批評中國媒體還殘留喉舌心態，「SARS的事情，我們從來沒看到過任何部門說不報導，但是大家就很自覺不報導。」 什麼是敏感的新聞？「有新聞就做，別想太多，想太多了，你就幹不好，或者不敢幹」，尤其在這個新聞比記者多的時代，她只跟記者說「把事實說清楚，同時表達一種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而所謂的風險，在她眼裡不過是記者拿來怠惰的藉口。 不少人都談到和她談話的經驗，會覺得她好像處在與現實不搭界的夢裡，曹海麗應該也這麼認為。2013年《紐約時報》以〈總理家人隱密的財富〉拿下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但也因這篇文章，《紐約時報》中英文網站在中國被屏蔽，至今未解。 撰稿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質疑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擔任公職期間，他的親戚利用這層政治關係攫取大量財富。其中，當國務院免除平安保險經營範圍的限制後，該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募資113億，現在市值已超過3000億，溫家寶的親屬，包括他的母親，在平安保險上市前就已經投資，擔任教師的母親在這項投資上，就賺了7.6億。 這篇報導引起的風波還未止息。「（外媒）不會收到禁令，也沒有任何審查，但他可以把你關掉，會讓你付出代價。」曹海麗認為黨國對媒體的控制力仍不容小覷，果然在2013年底《紐約時報》的記者等不到更換新的記者簽證。不過，這篇報導也揭開一條調查中國的路徑，從錢的線索開始追蹤，「你從商業入手會比單純寫政治更有影響力。」曹海麗說。 這也是胡舒立走的調查之路。中國在90年代以後，股市發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入，為財經新聞發展創造條件，她看準資本市場是公眾深度參與的市場，公開公正是基本原則，以財經報導切入討論金融壞帳、金融機構出路，將不再是「禁區」。一條用財經報導揪出政治貪腐的路，在經濟高速發展，政府影響與私人財富高度重疊的社會裡，是有效且可行的。 胡舒立經手的每篇稿子，都在修正她對新聞邊界的計算，這也意味著，她很清楚什麼可以報導，也決定哪些不能報導。 同樣處理平安股權買賣，記者賀信認為財新做的〈誰買平安〉處理的更細緻。涉及727億港元平安股權交易，誰出錢？報導提及中國平安第一大股東匯豐集團出售全部股權，結果由泰國正大集團接手，雖然正大規模不小，但淨資產90億美元，要一次吃下93億的平安股權，還是讓人懷疑，錢從哪裡來？調查發現，正大背後還有其他機構出資。 乍看之下，看不出報導所涉風險，但如果對照著〈總理家人隱密的財富〉一文讀，便可發現一條不甚清晰的洗錢路徑，出售方多數是溫家寶的親戚，然後，在一些商人幫助下，他們再把股權套現的錢，投入到房地產和金融等有利可圖的項目中。「他們（新聞監管部門）其實看不懂你在寫什麼，但是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了。」賀信語畢還帶著若有似無的笑容。 新聞啄木鳥 胡舒立當然也清楚，中國不可能像美國，用事實說話就能周全。 她在一場香港大學的座談會上提到，她和《財經》曾多次被起訴，而且幾乎都是敗訴。「我們不認為我們有錯，而且覺得自己絕無『失實』的問題，批評上市公司材料確鑿，非常有把握。」結果，一審敗訴以後打二審，因為他們批評的上市公司跟地方司法關係很好，在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社會裡，她發現「全無道理可講，非常勞民傷財，」她不得不承認，中國辦雜誌要達到國際標準，確實要付出更多努力。 漸漸地，胡舒立較能準確感覺到一個敏感議題的報導時機，她說過，報導除了要發現事實，還要審時度勢。就像〈誰買平安〉在《紐約時報》出刊後兩個月發表，當時市場對平安股權仍高度關注，但監管者已經稍微放鬆管制。她是體制與市場的搭橋者，資源都能為她所用，但遇到政治審查，她會妥協，但不會妥協太多，她說：「我知道如何把握報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動它，但我絕不會跨越它。」 她不是意見份子，在評論中進行批評時，沒有激情的語言，堅稱自己是忠實的反對派，即使在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調查之後，她仍然沒有點出問題是一黨專政下的權力尋租，而只是強調中國脆弱的法律致使官員及其親屬獲利。她在2009年接受《南都周刊》訪問時承認，她是在承認威權政府的前提下去關注中國改革，並希望推動與完善。 在胡舒立看來，這個社會要有喜鵲，也必須有啄木鳥。她希望扮演的，正是一隻啄木鳥的角色，永遠在敲打一顆樹，不是為了把它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胡舒立很急，總希望中國的進步快一點，再快一點。所以，她不僅侷限在證券和金融，而是採用更廣義的財經雜誌，例如：在公共衛生事件，他們做了SARS的追蹤；在反腐揭貪也有上海社保案調查；近年來，環境報導成為新的重心。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4 中國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498 調查報導6 胡舒立的神祕背景是保護傘?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896

新聞調查報導4 中國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用事實說話Ⅰ －中國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2012年3月初，人民網轉載一條中國南車的消息： 我們注意到最近有關媒體對動車組配件採購進行的報導，所報導動車組配件採購價格與實際嚴重不符。 措詞直接、強硬，是在批評《新世紀》2月份〈奢侈動車〉的報導，且表示「不排除提告」。 當晚，財新網不甘示弱發出聲明，指報導內的價格訊息，源自記者拿到一份「CRH2型動車組配件供應商名錄」，強調財新傳媒堅持報導立場，並願意在必要時刻公布「名錄」。 雙方一來一往，砲火猛烈，看懵了一票觀眾。 「那時候鐵道部還沒有分拆，這樣寫不危險嗎？」我問坐在對面的王晨，正值午飯時間，我們在知春路附近的餐廳見面，大堂挑高明亮，穿旗袍的服務生為我們送上茶水與烤鴨，她手上夾著剛片好的鴨肉，一下被我問楞了。 可能不知道該如何向局外人解釋吧，她想了半响後說「用事實說話就不怕」。 會這麼提問，因為鐵道奇蹟已經是「中國模式」的樣板工程。歷經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震撼世界的成就，讓不少人興奮地喊出「中國模式」。 他們認為，中國模式是因為它有一個強大有力的威權政府，因而能夠充分動員資源和控制社會，集中力量發展，實現GDP高速增長的目標，一些經濟學家給它更精準的名字：國家資本主義。它的支持者相信，中國高速鐵路建設是帶動經濟騰飛的火車頭。 2006年中國國務院通過京滬高鐵的案子，中國鐵道部在劉志軍帶領下，全力投入高鐵建設，他曾宣示中國在2020年之前，鐵路營運要達十萬公里，高速鐵路建設一萬兩千公里以上。他的「跨越式發展」，得到中共中央大力支持，2008年鐵道部的投資金額就從三千億人民幣（下同）暴增到七千億元。 正因為中國的高鐵建設是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鐵道部不但黨政合一、政企合一，而且是集公安、檢察、司法於一身的超級部會，中國媒體給它個更形象化的名字「鐵老大」。 王晨此次揭弊的中國南車集團，大陸人都知道其直屬鐵道部。雖然，2000年鐵路車輛工業總公司與鐵道部脫鉤，將公司一分為二，組建為北車集團與南車集團，但兩家均屬中共中央直屬的國有獨資集團公司。王晨告訴我，南北車集團生產的動車沒有出口，最大且唯一的客戶就是鐵道部。 2.6萬的洗臉盆、1.2萬的水龍頭、10萬元的馬桶，組合成三十萬的廁所；還有16萬的VIP座椅跟上萬元的液晶電視，動車為什麼這麼貴？王晨調查後發現，動車的許多供應商沒有從業資歷，也沒有生產研發能力，全憑關係進入，卻成為供應鏈上的壟斷者，排擠許多老牌供應商。 但鐵道部已經走過花甲之年，龐大又盤根錯節的權貴結盟，讓他的反應顯得遲鈍又傲慢。直到2011年的動車追尾事故，撞出公眾的不滿情緒，王晨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注意鐵道部的。 鐵道部崩解，似乎早有預兆。前年冬天，山西女商人丁書苗被悄悄帶走調查，趕上高鐵快速發展的時代，她靠著攀附劉志軍，從鐵路工程獲得的中介費，就高達數十億。她和很多中國商人一樣，靠著攫取的財富，去維持自己的人脈關係，商人做提款機，官員用權力為商人謀利，構成中國新型的政商關係。不過深諳此道的商人都知道，檯面上絕無和官員的經濟糾葛。 2011年1月中旬，丁書苗被抓後，劉志軍在鐵道部內的親信張曙光，也趕赴美國處理海外資產，一個月後，2月28日，張曙光被停職審查消息公布。 張曙光被稱為中國高鐵總設計師，業務主抓高鐵引進談判與建設，是鐵路系統中最具實權人士，那幾年中國如火如荼建設高鐵的勢頭，連英國《金融時報》都忍不住調侃：中國哪時候會把高鐵從北京修到倫敦。 張曙光拼命建高鐵時，他的妻子王興已低調赴美，成為一家Micropher（馬克夫）集便器的中國獨家代理，在她的幫助下，馬克夫成為高鐵集便器的主導品牌。選擇集便器不涉及行車安全，不引人注目且市場也不小，有數十億的規模，非常適合中間人進場撈錢。 簡單的經濟學推論 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常識：行政性壟斷企業衍生尋租空間。「他購買的價格肯定特別高」，這是經濟學上的推論，也是王晨調查王興後發現的黑金規律，但要證實她的假設，還需要更確鑿的證據。 王晨透過管道拿到價目表，寫出證據扎實的〈奢侈動車〉，獲得2012年騰訊網頒佈的年度調查報導。至於如何找到內部人，她說出財經記者都熟知的調查方法，「找律師去查工商資料」，給點錢就能讓你查，資料包括：企業成立時間、資本額、股東名單，以及招標人聯繫電話。 「你就要在短短的電話中說服他見面，如果能見面再培養他的信任，」這套調查方法聽來簡單，但她說「通常要打幾十個電話，才能見到一個人，」調查過程沒有小說裡的驚險刺激，更多是消磨時間和心情。 高鐵供應鏈上的供應商分為三類：一是技術型壟斷，以外資企業為主；二是親屬型壟斷，即供應商是某官員的親戚；三是關係型壟斷，通過與鐵道部官員搭上關係取得信任後成為供應商。後兩類型壟斷，即便沒有相關從業經驗，還是能用倒買倒賣的方式大賺中間財，像高達30萬元的廁所、上萬元的座椅，而且「這些人在主機廠要需要維修時，人都找不著，愛理不理的」王晨轉述主機廠內部人士說法。 「關係不好的企業會有怨氣的，它會不高興的，」對人性的判斷讓王晨鎖定目標，找那些資質好但沒有得標的廠商，「他對壟斷的市場有怨氣，但是怕麻煩，而且他肯定有價目表，」因為他也在盤算送招商的領導什麼禮物。 她注意到一家廠商，在國外供貨非常好，但就是打不進中國市場，於是鎖定它。「我去了五天都沒突破，最後那老闆才接電話，我特高興。」王晨談起這段還是一臉小姑娘的雀躍。 見了面，她開門見山地跟對方說：我是記者，我想跟你拿動車招標的價目表。 直接說，可能嚇壞不少人，但是她的直率反而取得對方信任。 她認為，人際相處首重感覺，要做個能讓別人信任的人，就要「我會做什麼、不會做什麼，都告訴你」，而且說好了要保密，「就算那時候價目表引起爭論，我都沒有說是誰給我的。」在報導中，她也是寧願降低可讀性，用模糊的「內部人士」說法，而且不去描述他的外在、見面場景等等。 「目錄」上高價的座椅立刻攫住王晨目光：單人座椅三萬多、雙人座椅高達四萬，還有VIP座椅居然售價要十六萬左右。上海坦達和上海元通這兩家高鐵供貨商是衝入的兩匹黑馬，生產座椅的同行中，沒人知道這兩家上海企業的背景。但座椅的市場利潤又相當巨大，「未來會有1000列高鐵運行，而由此帶來的高鐵座椅市場規模將達上千億元。」一位當初曾提交座椅設計方案的供貨商跟她說。 王晨的調查發現，鐵道部在指定座椅生產廠商時，並未在已有座椅生產經驗的廠家中選擇，而是安插有關係的人成立新公司，再從國外引進技術白手起家。不管是坦達、元通，還是丁書苗，進入高鐵市場都遵循一貫的套路：先拿單再成立公司。但這種作法必然推高成本，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不僅堆高成本，也壓縮廠家利潤，讓靠關係入場的廠商更不願負起維修責任。 馬桶做的也是倒買倒賣的生意。高鐵列車上的馬桶就是TOTO的，打電話去問，發現TOTO的在中國的獨家代理商根本不是高鐵的供貨商，這不奇怪了？追查後發現「他還代理廁所的地板、洗臉盆跟水龍頭」，洗臉盆標價7萬多，市面上只要一千多，而普通幾百元的水龍頭，動車上花了1萬元，組合成最奢侈的洗手間，南車採購價30萬元、北車採購價120萬元。 調查完成後，王晨直接跑到工廠去，採訪這些關係型壟斷企業的說法，「他們迴避，但不否認我們的報導」，除了上海元通之外，「他以為我是要宣傳報導，就吹噓了關係」，她還是寫出來了，為此，對方跟她吵了一架。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5 中國最危險的女人：胡舒立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822 調查報導6 胡舒立的神祕背景是保護傘?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896

新聞調查報導3 羅昌平：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最堅實的後援Ⅲ 「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沒學過新聞的羅昌平，像個勤奮的學生要補回課程。接下來幾年間他揭露過郴州官場腐敗、北京副市長地產尋租、青島市委書記和他的情婦，以及讓藥監局長被雙規，「註定為新聞而生」是《南方週末》前主編江藝平對他的評價。羅昌平也是胡舒立看重的記者之一，讓他擔任法制組召集人、為他的《遞罪》作序，稱他身上有「不少新聞人淡忘的正義感和責任感。」 「他是個特立獨行的人」羅昌平以前的同事，《紐約時報》中文網總編輯曹海麗是這樣形容他。三年多前，《財經》主編胡舒立與投資方「聯辦」談判未果，決意帶整個採編團隊另立門戶。羅昌平永遠記得那天，胡舒立說服《財經》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爐灶，包括前台保安，他原本也是其中一人，但在最後關頭，他變掛了。 很多人不解他的決定，時隔多年，他才坦實：分裂的導火線，從《再問央視大火》的稿子埋下，因這組稿件完成後，胡舒立遲遲按住不發。 為什麼央視這麼敏感？揭露這麼多高層貪腐的胡舒立在怕什麼？ 央視的特殊地位，在中國傳媒界享有「收支兩條線」的財政特許，每年廣告收入只需上繳一定金額給中央，其餘可以自己留用，十多年來，央視每年廣告標王金額不斷突破，羨煞不少傳媒集團。 但真正敏感的是「央視是宣傳部的錢袋子。」羅昌平一字字說出高敏感的原因，你打上海社保案，除非宣傳部官員跟陳良宇同派系，否則跟他無關，但你要打央視，那有太大關係了。就算胡舒立，也不想冒這風險。 羅昌平問了《財經》老闆王波明，央視的稿子能發表嗎？他答應的爽快，接著，就該羅昌平苦惱了。反覆考慮後，他決定留守《財經》，因為「這是我確定能發此稿的唯一渠道，」他聽過許多輿論，卻無意辯駁，「只要稿子能發出來，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他不依賴對某個人的忠誠」曹海麗觀察這位老同事後說。羅昌平也承認，這次「分家」讓他思考很多，他把自己定位成獨立的調查記者，而且他指的「獨立」是「雙重獨立」，不僅《財經》能相對獨立於資方、獨立於政府，他自己也要能獨立於《財經》，「我不能被組織的利益綁架」他對我說。 有個他不曾說的祕密，〈再問央視大火〉讓他看見潰爛的社會裡，權力與暴力走得多近。 報導發表後，有人撥了他私人的電話，說：「已經斷了我們的財路，小心你的命。」對此他非常生氣。我問他怕嗎？回答的聲音不大，低沈的嗓音應來自丹田：「不怕，我相信，目前中國的狀況主要是封鎖稿子，還沒有惡劣到要記者生命。」他用一貫樂觀的口吻向我這個常誇大危險的「局外人」解釋。 扛住壓力 留下重建廢墟其實更難。他還記得胡舒立說過的「新聞是易碎品，而好記者一生的追求，正是讓新聞不碎」，他知道自己必須擔起責任，讓更多新聞在他手中，完整地、合法地出版，因為「接力棒已經傳到我們手裡了」。 在他職業生涯中，與警察交鋒的經驗不多。2010年9月20日傍晚，四名警察氣沖沖地闖進《財經》辦公室，要求帶走〈安元鼎保安公司專職截訪〉的記者譚翊飛，不過警察造訪時，譚本人在印度旅行。儘管羅昌平是這組報導的核發者，但畢竟不是自己採訪。 幸好，為了規避風險，《財經》內部早建立獨特的memo制度。每次開始新的調查報導前，羅昌平會用Gmail給所有參與人發一封信件，主題是類似「央視大火調查」的簡單名字，然後要求每位記者在採訪後，必須把見過的爆料者姓名、談話內容，以及書證、錄音等，全部夾帶檔案寄送給主管編輯、副主編、主編。 「memo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他先前不清楚每個細節，就用memo制度查，當晚凌晨一點，他去見警察做筆錄，交代詳細的報導過程，直到次日十一點，才離開警局。臨走前警察當面嗆說，我知道你家住在XX家園XX樓X單元，讓他覺得好氣又好笑。 他扛住了，就像當年《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為記者陳峰、王雷扛住壓力，刊發了〈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一樣，他明白自己更靠近崇拜的新聞前輩一些，「我們顯然低估了像程益中這類人」，尚未制度化的新聞環境，其實得靠這些理想的主編為記者「扛起很大一片」。 幾年間，自他手中發出〈公共裙帶〉、〈中國式收購〉、〈走出馬三家〉等多篇揭黑報導，他是中國新聞業少數的「80後」高管，是唯一四次獲得《南方週末》年度傳媒致敬的記者，也是英國《金融時報》評選為最值得關注的中國媒體人。 「名聲是可以變現的」，袁凌觀察調查記者的轉型後說，但他清楚羅昌平不是這種人。對羅昌平來說，他的目標從來都是「讓更多好稿子發表出來」，只不過他的角色變了，但他很高興有這層轉變，可以做到從前記者身分做不到的事－保護記者，「所有壓力基本上我能扛的，就要扛下來，不能壓在記者身上，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他在〈走出馬三家〉報導出刊後，曾傳短信告訴袁凌，如果有人找上門，不要跟他們走，有事情隨時跟他聯繫。就像他在微博實名舉報前發改委劉鐵男後，《財經》主編法滿在聽不清的電話中和他說的：「其他的我都不關心，我現在唯一關心的是你的安全。」 調查記者的溫柔，是一口濃烈的二鍋頭，咽在喉頭苦澀，吞下後暖胃。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１－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787 調查報導2 發刊的博奕 --中國媒體人的突圍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553

新聞調查報導2 發刊的博奕 --中國媒體人的突圍

最堅實的後援Ⅱ 發刊的博奕 稿件的刊發，則是另一場博奕過程。「羅昌平是敢往前闖的人」袁凌認為《走出馬三家》能發出來，關鍵還是長官支持。《財經》雜誌在中國是調查報導高地，更被宣傳部注意，「《財經》釋放出的信號完全不一樣。」於是，羅昌平挑了集團底下的流行文化類雜誌《Lens》發刊，但他也不想放棄，為《財經》又跟袁凌要了一篇稿，按著不發，等候機會。 4月號的《Lens》封面，是美國流行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在樹林裡手拿著吉他的照片，美國《浮華世界》（Vanity Fair）說她是「美國最少女的少女」，封面故事談的是她的新歌《I Knew You Were Trouble》，以及每場戀愛如何給她靈感。 誰也想不到，揭露殘酷暴行的《走出馬三家》藏在裡頭，書的扉頁僅用14號的字型題示，對比採訪付出的巨大努力，封面的位置有種反常的低調。 這個結果，是經過羅昌平對籠子的精密計算。這篇報導震驚了中國，甚至是那些熟知勞教系統虐待的人們，門戶網站與微博上瘋狂轉載，直到當局查禁這篇報導。據美國《中國數字時代》網站資料，該篇報導週六發刊，中宣部週二要求所有媒體對《走出馬三家》一律不轉不報不評。 遼寧省當局迅速地做出反應，宣布將成立調查組深入調查。十天時間，調查組迅速做出結論，稱《走出馬三家》嚴重失實，文章中提及的「上大掛」、「老虎凳」是無中生有，所謂的「死人床」只是一般的護理床。報告出爐，只有同屬政法委機關報的《法制日報》報導，但同屬黨媒的新華社雖轉載但拒絕署名，而光明網評論員則發文質疑《馬三家打的報導失實，真相是什麼？》。隨即，袁凌也在微博上回應調查報告，公開「要求對質」，批評聲浪延燒，遼寧當局不得已求助國信辦，迅速屏蔽袁凌微博。 倒是宣傳部，意外地沈默，就連「禁令是發給其他媒體，沒有給我。」羅昌平回憶。 恐懼可以窒息人的感受，袁凌相信中紀委派人調查他的背景，手機持續地被監聽中，儘管難以查證，但他確信手機發燙、經常斷訊都是被竊聽的證據。 「我都很擔心忽然就被人帶走了，」他將這份擔心說出來，「羅昌平他提醒過我，有人來找我，要馬上跟雜誌社聯繫，」每天他都做好被拘捕的準備，他接起的每通電話都會錄音，「你威脅我，我就給你發出來。」飽受恐懼的人使盡全力的反抗。 宣傳部的報復不著痕跡，卻又一擊中的。稿件的證據紮實，不能指責報導不實，宣傳部發現《Lens》的刊號是跟黑龍江一家小出版社租用的，轉而對小出版社施壓，讓對方主動終止合同。「他確實跟本來不一樣了，已經非常懂怎麼處理媒體」羅昌平說。典型的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看來沒有規則。 和他的政權一樣，經常叫人迷惑，就像信訪與勞教制度，一面鼓勵民眾向中央反應冤屈，另一面又把異議者關進勞教所。 黑色維穩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式的奇蹟要繼續，無可避免地讓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每年數萬起的群體性抗議事件，脆弱且傲慢的黨國急了，2005年的《信訪條例》規定，各級政府應建立信訪工作責任制，對信訪工作內的失職行為，予以追究，並且通報。這項通報的規定，逐漸演變為幹部政績考核指標之一，全面維穩的要求下，對地方政府形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在此背景下，勞教所關押人數超額，「駐京辦」紛紛建立，「黑保安」頻頻出現，暴力非法截訪也成慣常手段。 大時代下，個體略顯荒誕的命運，一直是報導的熱點。 幾年前，有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成為北京維穩外包的龍頭，《南方都市報》記者龍志發表的〈安元鼎：北京截訪黑監獄調查〉兩萬字長篇報導裡，上訪的主角曾是個女警，被保安公司押進黑監獄，以重拳打的她面目全非，販賣上訪者資料抽傭的是信訪局，而將她交接給黑保安的是警察－她以前的同事，最終，她像犯人一樣被押解回家。 同樣注意到截訪成為好生意的，還有《財經》記者譚翊飛，他在個人博客中寫道，「我曾偽裝維穩幹部打電話給安元鼎的隊長，問他截訪生意可不可靠，對方說：『如果我們沒有背景，敢在北京大街上抓人嗎？』」的確，多篇報導都指認，安元鼎橫行北京，在火車站有專用車輛，穿梭在駐京辦和黑監獄，抓補、關押、遣送訪民。 媒體重複披露，北京當局做出批示，2010年安元鼎被立案偵查。但是，安元鼎沒了，黑保安卻沒有消失，只是更分散了。按照規定，在北京非正常上訪的群眾，最後都會被送到久敬莊，集中分流。但事實上，裡頭的房間一部分租給駐京辦，以前安元鼎的幾個黑保安，繼續幹活。 2012年《南方都市報》的王星才揭露一起〈久敬莊強姦案〉，除了黑監獄借屍還魂，還寫出女性在上訪群體中，容易被欺凌的雙重弱勢角色。公權力不作為，暴力在社會頻繁出場，這幾篇照出中國潰瘍的調查報導，都讓他們獲得當年得調查報導大獎。 只不過，這社會似乎得了集體失憶症，情緒快速高張，而後又迅速拋棄。中國社會像片大池塘，總有一種力量要讓波瀾不驚，但這群記者是在岸邊戲耍的頑童，不斷將手裡的石頭丟入水中，激起漣漪。《走出馬三家》成為廢除勞教制度前的最後一篇報導，歷史為它留下一頁，卻也仰賴許多記者持續報導，才讓麻木、沒有心肝的社會，注意力能在底層多留片刻。 代價與榮耀 將生命比做長河，雖不能完全類比，同樣在不經意處轉彎、匯集、而又分開。 袁凌與羅昌平的緣份比《財經》更早，他們在十年前就認識，當時，前者是後者的上司。那時《新京報》報剛創刊，袁凌是副主編兼首席記者，他成名的調查稿寫的是SARS後骨壞死患者，引起社會關注。他追逐新聞的巨大身影，為年輕新聞人跟隨，羅昌平是其中之一。十年過去了，他們仍在追逐新聞，不過角色互換，這次，羅昌平是袁凌的領導。 「我是付出巨大代價的」，袁凌為了留任《新京報》，放棄他在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這個決定，讓他從看似前程似錦的博士，成為徹底的北漂，到現在他的戶口還沒地方落，只能每個月繳錢放在人口市場裡。 回想剛才與袁凌見面的情景。北京五環邊上的天通苑，被當地人戲稱是「布魯克林區」，從地鐵口出，門口促擁著成群的哥，操著關外口音吆喝著「打車嗎？」；車站外的空地，凌亂的攤販，賣著炒土豆角、烤麵筋，即使大街上汽車轟鳴而過，揚起塵土一片，也不影響站在攤前的人們吃完面前的那盤炒麵。 從主街拐進一條林蔭道，與剛才的車流不同，只有零星貨卡經過，再往前走十分鐘才看的到約定的小區，是一堆劣質混凝土堆砌而成的房子，粗糙的紅底噴繪廣告一個接一個。「我付出婚姻的代價，我爸跟親戚也都不跟我聯絡了，」似乎更能理解，他所謂「在中國當一個記者代價很高」是什麼意思了。 羅昌平也是一名北漂，2000年初，在瘋狂城鎮化的國度，放棄高薪的建築工程工作，隻身到北京，只為當一名記者。到了2006年，他已經是《新京報》深度報導部主編，他可以選擇去薪水更高的互聯網，但最終仍進入《財經》，又成了普通記者，薪水比以前少一半。但是，同樣在那一年，中國發生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貪腐醜聞－上海社保案，羅昌平得以親歷《財經》的調查風格。 這起震驚海內外的醜聞，源自上海社保基金「參建貸款」開發房地產、公路建設，其中，最大一筆貸款金額32億人民幣，流向神祕富豪張榮坤，短短五年間，他拿下滬浙高速公路經營權，成為最有價值國企上海電氣的最大股東。 泡沫終會破滅，社保局長被雙規，上海電氣高管被調查，複雜的錢權交易驚動高層，中紀委派百人調查團常駐上海，動用內規要求黨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涉及問題作出聲明。調查逐漸深入，矛頭漸漸指向上海市長、市委書記，同時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良宇。 要知道中國的報導有幾條紅線，疆獨、藏獨、宗教問題、臺海問題，再來是涉及高級幹部，必須等新華社發通稿。更何況，中共政權是個派系妥協下的結果，刑不上政治局是默認的潛規則。自改革開放後，陳良宇是第二個被中紀委立案調查的中央高層。 上海鮮少有負面新聞，因為它不只是經濟成長的火車頭，高層派系中還有上海幫之說。但市場化的壓力，似乎加大記者的膽量，「這個案子很大，只是沒想到會那麼大」，時任上海《21世紀經濟報導》特稿部主任左志堅用一種無謂的語氣回應，「每家都搶著在做了，能不做嗎？」 胡舒立，這位被外媒稱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題目。持續追蹤長達三年、投入十多位記者、作過四期封面，平均每篇封面投入金額是一般的三倍，羅昌平與他同齡人，趙何娟、陳中小路都參與到上海社保案的調查，至今他仍與有榮焉地說「《財經》在那次確實達到最高的新聞標準」，尤其還有胡舒立這個蒸汽鍋爐，帶著他們往前衝。 但《財經》畢竟是北京的媒體，在上海沒有相應的人脈資源。胡舒立聘請當過法官的楊海鵬擔任資深記者，由他找到關鍵的深喉，對社保基金的情況很清楚，但官僚的慣性讓他急著拒絕，「舒立陪著他在樓下等了一晚，」羅昌平被那份對新聞的堅持感動，「很少新聞人能夠做到。」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１－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787 調查報導3 羅昌平：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556

新聞調查報導１－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楔子： 「如果你要當調查記者，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知道如何讓自己安全嗎？」雷恩．布盧茲斯（Len Bruzzese）在《調查記者手冊》這麼問。 這個問題，在中國調查記者聽來可能有些諷刺，因為，在剛過去的一年，他們感受到自1989年以來最嚴厲的言論管制。 2013年初，中國最大膽的報紙《南方周末》旗下的記者舉行罷工，抗議宣傳部門將呼籲中國尊重憲法權利的新年獻詞，替換成歌頌共產黨偉大復興的陳詞爛調，上百名記者透過社群網站連署，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下台。 8月，中宣部要求全國新聞工作者，含編輯加記者至少30萬人，都要參加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培訓與考核，通過後才能換發記者證。同時，政府部門宣布中國各高校新聞傳播學院將採宣傳部共建模式，由官員出任學院負責人，主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 12月，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發佈報告說，目前有32名記者被關在監獄中，政府濫用反國家罪名對付尖銳批評的記者，在記者工作最惡劣的國家榜單中，中國排第三。 比起中國記者的命運，我們似乎只關心：台灣能否在龐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 上個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剛結束他的訪台行程，他拜訪義大董事長時強調，「大陸沒把台灣經濟吃掉的想法」，並頻頻釋出訊息「台灣服務業應把握大陸調結構的機運」，意味仍卡關在國會的服冒協議應儘速通過。去年底，兩岸七十多家媒體媒體高層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商談兩岸互設媒體辦事處，大談「加強正面客觀報導」、「積極傳播兩岸一家親」。 與自信的大國交流，台灣瀰漫普遍的焦慮。太陽花學運記憶猶存，不少學生和公民擔心草率過關的服冒協議，會是攻破特洛伊城的大木馬，陸企挾帶大量紅色資本進入市場，一步步地透過經濟力量影響傳媒、公會、民代，甚至傷害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 這層擔憂，是有道理的。因為，當下的中國，由統治菁英階層積聚大筆財富，貪腐與濫權在土地上蔓延，面對雜音，他們習慣用錢和子彈。 當兩岸交流進入深水區，暫且不論立場為何，我們都需要認識更透明的中國。必須仰賴這群以「調查」為名的記者，對權力說真話是存在的唯一目的，他們潛入利益漩渦，探索這個國家最隱秘的秘密，並將之暴露在陽光下。 面對不確定的對手，我們必須了解中國調查記者的時代命運。 最堅實的後援Ⅰ －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2013年底，正為霧霾所苦的北京，透出久違的和詢日光。開完不久的中共三中全會，決議廢止施行超過半世紀的勞動教養制度。 勞教制度是在1950年代中共發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逐步建立，運動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除判死刑外，罪狀較輕的，不能判刑的，而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人口，則進行勞動教養，限制其人身自由，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指示發佈後，要求各省自行建立勞動教養場所。 1958年，批准勞教制度後一年，全中國興建超過百家勞教所，形成省辦勞教、縣辦勞教，很快地，收容人員就超過百萬。 各地搶辦勞教，因為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最便宜行事。它是行政處罰措施，不需經過法院判決，沒有明確期限，還可重複勞教。數年間，各級政府瘋狂立法，從人大常委會到省市級政府，出台相關行政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把城市盲流、偷竊吸毒、賣淫嫖娼、破壞治安等，悉數納入。 地方政府掌握勞教的懲罰與解釋權，上訪者成為勞教所裡的主要群體。 勞動教養對象擴大，背後是一個矛盾日益激化的中國，經濟進步沒有帶給中國社會普遍的福利，當權貴和資本組成新聯盟，他們坐在經濟列車的頭等艙裡轟然向前時，很多人卻跌落在車輪之下，被輾過。 這些跌下列車的人群，或在擁擠的上訪村裡等待希望，或在街頭含冤舉牌，而行人只是從他們身邊走過，或許，要在殘忍的社會生存，首先要學會漠視人的尊嚴。在犬儒的社會裡，上訪者悲慘的際遇，已經許久不被談論了。 直到去年四月份，《Lens》的〈走出馬三家〉首度曝光勞教院內部情形，再次將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推上公共輿論陣地，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讓焚化的資料重新呼吸 與袁凌約在他租屋處附近的西餐廳，位置不大好找，狹小的門口被一家洗浴店的招牌擋著。那是很老式的西餐廳，有著白瓷地磚、長吧台、皮沙發座椅，店裡只有兩組客人，兩男一女穿制服的伺者坐在靠門口的座位聊天，年輕男伺者趴在桌上打瞌睡，一聽見人聲就睜大眼睛裝鎮定。我挑了角落的位置坐下，腦中想的是冒險電影主角的畫面，突然，一個微禿的男子坐在我對座，毒辣的太陽把他臉上的肌膚晒的黝黑又粗糙，襯著那件領口有些寬鬆的Polo衫，笑起來一口亂牙，他是袁凌，《走出馬三家》的作者。 袁凌談興甚濃，「上面很快禁令就下來，後來我的微博就被關掉了。」還沒等我打招呼，他先吐了一番苦水，像被憋壞了的小孩。會這麼快遭到打擊，不是沒有原因，在中國，勞教所等同高敏詞，更何況馬三家這個地方，是中共改造法輪功的樣板基地，直接連結前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是不能被提起的名字。 「我做的，只是讓被埋沒焚化的材料重新呼吸。」袁凌不習慣美化的修辭，也不願描述採訪的危險，連故事的開頭都說的平淡。 2008年，他在北京一處家庭教會見到王玉萍，她剛從馬三家女子勞教院出來，身上有一股味道，他克服嗅覺，沒有挪開位子，就這樣聽到一個上訪與勞教的故事。自此，與馬三家越走越近。 北京添煤供暖的冬夜，有個被遺忘的角落。他參與公益組織，送熱粥和饅頭去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訪村，看到平房裡的大通舖，人體混濁的氣味和遭遇的苦澀融合在一起，濃的化不開。隨著日漸深入，一些隱晦的內情也向他展開。 聽一個殘廢的女人，講著身受「大掛」，用手銬將手腳扣在床架，身體懸在兩張床中間，還有王桂蘭那份，捆在小塑料卷裡，藏匿在陰道帶出來的日記。這些記錄與講述，構築出一個道德全面潰敗的世界， 那些酷刑，超出理解的邊界，對此，似乎只能無言。聽著一次次重述，他只是記錄，「有三年的時間，我沒有心力打開翻看」那些手寫的筆記和被勞教者的材料，累積成一麻袋，堆在租屋處一角。 有幾次，僅是出於良心的歉疚。他在前幾家供職的媒體，提過馬三家的選題，都遭到否決。他可能也鬆一口氣，「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一題目，」因為自身也存在著勇氣和心理能力的欠缺。甚至，有一些時候，他覺得它們註定像這片國土上的眾多證物一樣歸於淹沒，他只是乏力的見證者。 悲觀、壓抑的情緒，來自數年期間，勞教制度像一個冰蓋，律師、媒體、人大代表的聯手努力，屢屢歸於失敗。他和她們的交往仍在繼續，曾在北京南郊平房裡，和幾位從馬三家走出的上訪者吃過「團圓飯」，他看見她們努力重新生活，但那段恐懼與不平，已滲入骨血中，他知道生存之外，她們也需要真實。 「我採訪二十位以上的被勞教對象，」採訪這麼多人，因為「一個人講沒意義，大家講的可以互相印證。」採訪的過程盡是殘忍，「那些細節，對她來說是心理負擔，你要一遍遍地追問細節，她會容易失控。」但袁凌克制情緒，平和的語氣反覆追問，像個旁觀他人痛苦的局外人，「被害者往往會誇大自己的痛苦，」當上訪者向他哭訴如何被懸掛在空中時，他一定要問「你腳著不著地？」 有了案例與幾份物證，他還需要更「嚴謹的證據」，而律師有調查取證權，一直是調查記者的親密戰友。「有人把勞教院受到的虐待，請律師提起行政覆議，要求賠償，」袁凌從散落的日記中看到針頭線腦。翻閱案卷查到哪個律師代理，再向上追蹤到他的律所，打電話給他，被拒絕一次就再試三次，「他們會怕嘛，都不會宣揚代理勞教，有些律師也被抓起來了。」說服律師很難，但取得的證據都蓋上當事人指印，是具有法定效力的，心裡也有底氣。 關鍵的談話者 2013年初，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傳出消息，年內停止勞教制度，這個冰蓋出現裂痕，他向《財經》副主編羅昌平報稿，沒想到即獲得支持，「證據鏈經得起推敲，我覺得就可以發。」大受鼓舞的袁凌，決定去一趟遼寧，探訪馬三家。 北京時序入春，遼寧仍是冰雪深厚。「這是一座真正的勞教城」，袁凌回憶，佔地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馬三家，周圍荒涼的一塌糊塗，冬夜裡走在大街上，路燈一明一滅，大雪後積水的窪坑、農田裡紮起的稻草。 57年的歷史，造就它不同尋常的格局，勞教院門口，仍掛著思想學校的牌子，四周皆是高牆鐵絲網，「給我的感覺都是黑色的」，那股肅殺的氣氛，給袁凌太強烈的感受，就像黑洞總是蘊含特別的能量，能遮蔽所有接近它的努力。 官僚習氣同樣叫人無力，面對傳達室的推諉與門衛的喝斥，袁凌無法進到勞教院，只得叫車轉一圈，高牆內還能隱約看到大院有高高矗立的雷鋒像，看著這位「對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寒冷」的新一代偶像，「第一次在我心中和勞教院聯繫在一起」袁凌說。勞教制度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強調「教育感化第一」的理論下，實行的卻是對「階級敵人」的專政。 在這座沉鬱的北方城市，經過幾天的奔波輾轉，終於接觸到一些人和線索，尤其是那些敢於講述情況的內部人士，「他們讓我明白，在看似灰漠的一片鐵幕背後，仍然有正義存在。」 在約定碰頭的地方等到來者，每次的見面，他明白自己更接觸到事實核心。他總結三點突破，一個是找到勞教院裡的幹警，他不願多說，袁凌把日記裡的說法擺出來，像是那張固定人手腳，不能完全坐直或彎腰的「老虎凳」，透過幹警的印證，最後確認它是存在的，「他是另個身分的人，沒有動力來誇張」。 採訪到馬三家勞教院原副院長算是第二點突破。「他覺得現存的勞教制度很有問題，」前院長直接批評，馬三家把《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視為虛文，他在任時勞教人員幹活沒給任何報酬，後來才開始給學員一個月10元的象徵性補貼。面對關鍵的深喉，袁凌反而不踏實，他小心翼翼地接近，探詢對方的動機，原來「勞動」和「教養」是分開的，眼前分管教育的副院長，看不下去近幾年，勞教產生的龐大利益，衍生成腐敗利益，嚴重擠壓勞教人員的教育時間。 依規定，馬三家勞教院內設有駐所檢查室，平常不派駐人員，只有一個舉報信箱，檢查人員定期開箱。袁凌的第三個突破，找到檢察室科長，一般來說，官場裡最好「睜隻眼，閉隻眼」，為什麼還會願意接受採訪？「她手頭有幾個案子過不去」，這位科長間接證實了，馬三家勞教院曾發生幹警毆打勞教人員導致其成為植物人的案件。三個支撐，得以基本還原高牆內的情況。 等到要寫稿時，卻是「腦子一片空白啊」，袁凌形容那堆龐雜的資料，「幾乎吞掉我」，那麼多的物證、那麼多的採訪，「真是太難了…」，他用一種沒信心的語氣連說三次。 更何況，題材的高敏感，「就像攀岩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要踏在哪塊石頭」，每一步都要更謹慎，一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他首先做的，就是切割馬三家與法輪功的關係，「我採訪的所有人都不是法輪功的，」袁凌接著解釋，「我是從稿子能出來為考量。」接著，寫作上他放棄中國常見的特稿寫作手法，唯美而又靈性，這篇稿子「按照真實來寫的。」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2 發刊的博奕 --中國媒體人的突圍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553 調查報導3 羅昌平：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556

新聞中興新村的明天 台灣政府的下一步

(編按：本調查報導為台大新聞研究所研究生簡永達、吳中傑於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提案《命中注定蚊子館？ 從閒置科學園區看中興新村開發案的未來》正式報導最終篇，本報導根據創用CC姓名標示原則授權媒體刊播。) 隨著徵收款項全數發放，加上馬英九總統連任，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開發案，看起來就像在弦上的箭，勢在必發；但其實，中興新村內的住民與周遭居民，對於高等研究園區開發一案，仍有許多不同意見，甚至有群在地居民，辦起了社區報，希望凝聚社區共識，要政府與社會大眾聽見在地的多元聲音。 以雙周刊形式發行的中興新村社區報-<雲報>，是由在中興新村經營「耶斯列花園」餐廳的江明聰發行。江明聰長期居住在中興新村，對於這片土地有濃厚的情感，一想到未來中興新村的地貌，可能因為開發案，變得支離破碎，並失去中興新村人最自豪的美麗天際線，便感到相當不捨，於是在2011下半年，與友人合資興辦<雲報>，希望透過辦報行動，喚起中興新村人的集體情感。 專職擔任<雲報>主編的柏玲，則是中興新村的新住民，一年多前，才隨著先生的腳步自台北移居南投，認識中興新村這片美麗的桃源。她坦言，一開始，少了捷運的快捷、公司商號林立的方便，對南投的生活其實很不習慣，但待生活慢下腳步後，她才開始發現中興新村的美，對這裡有了承諾。 柏玲表示，即使在文化保存經費相對充裕的台北，也很難看見這樣完整的大規模文化聚落，中興新村有這樣獨特的歷史，應該被良好的保留，她擔任雲報主編後，更為中興新村的軟實力驚艷：「我接觸到這邊的居民後，發現大家的文化底蘊都很深厚，加上獨特的環境，這裡其實應該打造一個以中興新村為號召的文創品牌。」 <雲報>除了在創刊號，放進一系列中興新村歷史照片，帶讀者重新認識中興新村外，也在發行人江明聰所經營的餐廳內，舉辦老照片展覽，並於去年平安夜時，發起「點亮中興新村」活動，號召居民點燈遊村，讓家戶數減少，晚上時常漆黑一片的中興新村，以這另類的方式「風華再現」，期望透過實體活動串連，與社區報發揮綜效。 可惜，政府官員們，似乎沒有聽到在地居民的聲音，中興新村開發案截至目前，並沒有停止的跡象，並且，中科管理局局長楊文科，於一月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依中科管理局的評估，科學園區的土地仍然不夠用，可以想見，未來全台還會有更多，為開闢科學園區而徵收土地的案例。 但難道在地狹人稠的台灣，當經濟發展，碰上農地保護、環境永續等議題時，兩者永遠只能處在對立面，政府只有徵收土地這唯一選項嗎？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表示，徵收等於是政府取得用地的「尚方寶劍」，與憲法所保障人民的財產權牴觸，不該隨便濫用，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必要性、比例原則等條件，並已確認徵收是最後不得已手段，才該徵收。 在美國與歐洲，則有鼓勵重複利用已開發土地的法案，與「以地易地」的儲備土地制度，來替代徵收的選項。 在英國與美國，一般人印象中地廣人稀、土地資源不虞匱乏的國家裡，其實，卻有著對土地資源極度保護的褐地法案(brown field)，鼓勵優先重複運用已開發、或曾遭受工業汙染的土地，減少不必要的土地徵收與國土資源浪費。 在德國，則有土地儲備制度，來取代徵收。也就是政府平時會購買不同種類的土地，閒置未利用時，可養護生態，或出租給有意務農的民眾，而當遇有開發需求，需向農民徵地時，則會盤點現有的儲備土地，以條件相仿或更優惠的土地，向農民換地，而非僅發放補償金給農民，卻奪走他們的生產工具。 但在台灣，目前卻沒有任何法令，明文鼓勵「褐地」再利用，造成明明有許多工業區與科學園區土地閒置，但政府卻拼命徵收新土地的荒謬景象。長期關心土地徵收與環境議題的詹順貴律師分析，這背後，其實還是要回歸到缺乏國土規劃，以及台灣慣於炒作地皮的土地遊戲。 對開發單位來說，即使政府提供許多優惠減免，已開發的工業區內，一坪土地仍然要價數萬元，但相對的，農地每坪價格，往往僅需幾千元，甚至幾百元，兩相成本衡量下，開發單位當然寧可放著閒置工業區不用，徵收新土地，重新開發；而對地方政府來說，當大面積的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或商業用地後，等於增加了一筆可觀的稅收，同時又可帶動鄰近地區的地價上揚，可說是”何樂而不為”。 除此之外，詹順貴也指出，目前許多閒置的工業區未能再利用，是因擁有地權的公司，即使工廠遷到了大陸，也不願釋出土地，因為廠商們期待未來有機會變更地目，成為工商綜合區、商業區或甚至住宅區，地價馬上呈倍數跳躍。而地目可以依個案變更，正是許多問題的癥結，因此一切最終仍要回到國土計畫議題。 詹順貴表示，台灣目前的國土計畫，缺乏指導性格，僅有區域計畫功能，並且容許個案的開發，可以變更區域計畫裡的功能分區，使很多農業區，因此被變更為工業區，甚至工商綜合區。他期望，理想的國土計畫中，應禁止個案變更分區，如此一來，近年時常發生的大規模農地徵收問題，至少可以減少百分之九十。 當全球經濟衰退、世界各國開始反省這數十年來的金錢遊戲，以及開發至上的思維，究竟是否出了問題；如果台灣在這全球世代交替、產業轉型的當口下，仍以近乎工業時代的思維，用「園區」這樣實體的聚落聚集經濟效應，來思考知識經濟、行動經濟，並永遠只將眼光放在「科技」、「生產」等特定領域，那或許「農糧安全」、「文化創意」、「雲端商機」這些名詞，就永遠只會是口號。而國土計畫，也成為永遠供奉在學術殿堂中、遙不可及的理想。 近年來，每當台灣談到國土計畫時，眾人往往將之視為不可承受之重，或一個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馬英九總統在甫上任時，也曾將推動國土計畫做為政見，可惜至今始終未見成績；而其實國土計畫，本來就不是一蹴可幾、三年兩載內能完成的龐大工程。 真的該是時候了，期望我們的政府，能走出台北、走出辦公室，長期而穩定的與公民溝通，讓「各界」不再只有工商大老，讓「共識」不再只是敷衍或推托的擋箭牌，讓「土地」不再是政府與財團互利的籌碼，而是人民能真正踩踏其上，感受芬芳的希望資產。

新聞千億負債 砌出海市蜃樓科學島

(編按：本調查報導為台大新聞研究所研究生簡永達、吳中傑於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提案《命中注定蚊子館？ 從閒置科學園區看中興新村開發案的未來》正式報導第二篇，本報導根據創用CC姓名標示原則授權媒體刊播) 民國六十九年，政府於新竹成立第一個科學工業園區，成功打造出「台灣矽谷」，為台灣社會帶動新一波經濟成長；1989年，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先生於總統府演講「亞太高科技中心」時，更提出建設台灣成為「科技島」的概念，希望全面提升台灣產業。從此，「科技島」成為台灣期許自己發展的目標，但也成為一個自我設限、揮之不去的夢魘。 九零年代，行政院經建會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欲仿造竹科的成功經驗，在全台各地讓科學園區「遍地開花」，打造南科、中科等科學園區，希望讓台灣在二0一0年成為科技島；如今，二0一0年早已過去，兩兆雙星，所換來的卻是「兩兆傷心、四大慘業」(LCD、LED、Dram、太陽能)，台灣的科技園區的確已幾近遍布全台，但這一切，其實都是政府舉債一千兩百餘億，所畫出的海市蜃樓。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自民國七十一年設立，目的為加速科學工業發展，並建全科學工業園區之設施與服務。基金的運作方式，是由政府先舉債，籌措土地開發所需經費，待土地出租給廠商後，再由廠商繳交租金與管理費，讓管理基金得以償債。 看似無異的運作方式，實際上，卻因廠房出租率欠佳、土地過度開發及租金過於優惠等問題，造成科學園區管理作業基金負債累累。據政府統計，科學園區管理基金從民國八十九年到一百年間的負債，就爆增逾一千億元。 一千億新台幣，是寮國在湄公河上蓋一座發電量達一千兩百六十百萬瓦的水壩的預算，也是上海迪士尼的總投資金額；除此之外，每年光是編列在利息費用上的預算，就超過二十億新台幣，不斷舉債的管理基金，就像一個無底的黑洞，終將侵蝕你我的納稅錢。 立法院於2011年底所提出的一百零一年度、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預算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該作業基金的缺失，認為部分科學園區的土地與廠房出租率欠佳，有待改善，同時也提醒科學園區管理單位，台灣經濟成長預測估計已趨緩，基金收入究竟是否能如預期般的成長，難以預料，應做好風險控管，降低基金的營運風險。 但卯起來向「錢」衝的科學園區開發計畫，就像看到紅布的公牛，持續失序狂奔。目前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的總投資金額，預估為107億9459萬3千元，並且自償率(編按：指投資計畫自興建至主要設備使用壽年為止，以其現金淨流入，可以償付投資成本的百分比)僅有25.9%，遠低於一般的科學園區自償率。原因是設定為研究開發為主的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並無實質生產，因此園區管理單位可收取的服務與管理費收入，將遠低於一般科學園區，使中興新村一案，尚未開始，就背負了永遠無法償債的命運。 台大經濟系教授宋玉生指出，經濟學裡有所謂「官僚模型」理論，意思是，雖然我們認為政府的目的是為國家與人民著想、謀福利，但事實上政府內的每個單位，都有誘因要誇大他所能夠做的事，目的是像一般人一樣，希望能執掌越多經費，掌握更多權利，極大化自己未來的前途。 目前除了中興新村開發案之外，還有命運如同未定數的宜蘭園區、中科二林園區，以及近十個尚在規劃、提案中的科學園區；政府不斷地任由現已開發的科學園區與工業區閒置，甚至提出老舊工業區工廠觀光化的輔導計畫，讓許多其實並不科學，也不工業的觀光工廠，進駐工業區土地，再去大舉徵地、開發新園區，推動一連串本末倒置、令人費解的政策。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表示，政府往往在徵地時，建構出一座又一座的空中樓閣，給予地方美夢，但真正檢視，可以發現那些美夢，真正能實現的其實少之又少。 竹科帶動台灣經濟新奇蹟，造就出一堆電子新貴的時代，早已過去。若政府仍不改思維，持續以「扶植產業」、「營造產業環境」的美名盲目砸錢，畫出一張小老百姓看得到、卻吃不到的大餅，映射出一幅科技島的海市蜃樓，最終，當海市蜃樓褪去後，在這島嶼上剩下的，會是些什麼？ 八零年代末期，我們對今日的台灣，是現代、進步的科技島想像，但當夢想的色彩逐漸淡去，銀行的無奈、農民的淚水與公民的反思漸漸浮出，台灣政府與社會再沒有能力做新的夢時，我想任何人都不希望，屆時將人民牢牢綁在島嶼上的，只剩百年後，也無力償還的債。

新聞總統騙選票 政府騙鈔票 百億打造假園區

(編按：本調查報導為台大新聞研究所研究生簡永達、吳中傑於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提案《命中注定蚊子館？ 從閒置科學園區看中興新村開發案的未來》正式報導第一篇，本報導根據創用CC姓名標示原則授權媒體刊播） 遮蔽天際的樟樹，映著檸檬綠的天空，然而此刻的心情卻是灰撲撲的。去年六月，環評會議通過高等研究園區開發案，自此，中興新村的未來已成定局。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們首次造訪中興新村，在村裡轉來轉去，轉進樹蔭遮天的綠色隧道，出了隧道，反而像是掉進另一個時空。 那是個荒腔走板的年代。1955年，國民政府為了躲避戰時威脅，決定將省政府遷移至南投縣營盤口，開啓第一個仿擬英國倫敦「新市鎮」的造鎮計劃。 中興新村取用花園城市「生態」與「健康」的概念，在村內廣設綠地、種植樹木，且在住宅前後保留植栽空間，營造家家屋前有樹、屋後有園的綠色小鎮。此外，強調健康概念的新市鎮，建構了獨立的供水系統、污水處理廠、雨水汙水下水道分流系統，確保居民飲用純淨的水質。 在那個時代，這是一個巨大的造鎮工作，吸引不少學成歸國的年輕建築師，準備大顯身手。現在到中興新村，你可以看到國父紀念館建築師王大閎年輕時的作品，戰後女建築師修澤蘭所設計的新生報報館，還有中正紀念堂建築師楊卓成的早期作品—中興會堂，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築，純白色的外牆搭配紅色的尖頂屋瓦。他們在西方建築風格裡，揉合了東方建築元素，台灣特色的建築風格，於焉誕生。 站在大虎山俯瞰，綠蔭交雜幾點紅頂屋瓦。但它的美和凋敝，同樣叫人迷惘。 1998年，台灣省政府虛級化，隔年，九二一大地震造成中興新村許多屋舍全毀，人口外移、自然凋零，中興新村的居民從全盛時期的兩萬四千人，到現在的一萬六千人，並持續減少當中。中興新村像是沒落的貴族，被無情的遺忘。 三不五時，還是有人會想起，這個曾經代表台灣建築典範的新市鎮。於是，中興新村歷經過多次「再生計劃」，從早前的國民住宅，到符合時代潮流的大學城、養老村，再到引進藝術家駐村創作的藝術村。 政府的政策就像牆頭草，風吹四面倒，從來不懂不分顏色的政策永續。這一次，就在馬總統的「愛台十二項建設」中，將中興新村規劃為「高等研究園區」下，拍板定案了。 「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否則只有沒落」南投縣議員宋懷琳說。縣議員的憂心，道盡了許多中興新村居民的心聲，因為看過繁華落盡，知道政府的眷顧得之不易，他們現在就像在暗夜的海上抓到一根浮木，說什麼也不肯輕易放手。 真的是救命丹，還是個空包彈？檢視這個被中興新村居民視為翻身之作的美景規劃：高等研究園區全區面積有261.5公頃，分為三個區塊，南北兩核心作為研發跟行政辦公區，進駐類型包含文化創意產業、國家行政機構以及高科技研發中心，如能源研發、光電研發、農業科技、生物醫學與奈米應用等前瞻產業，預估提供13000個工作機會；而中區規劃為生態國際村，作為研發人員宿舍，將吸引11000人到此定居。 人潮帶來錢潮，是小攤商所相信的真理。中興新村周遭內興里的里長便開心地跟里民說：「以後就算賣花生糖，都可以開個小店面當老闆，再請兩個員工。」如果真是這樣，看似一切美好的開發案，究竟有什麼問題？ 疑點一：不必選址，也不用廠商進駐調查 時間倒回五年前，那是馬英九競選總統的前一年，他開始全省跑透透的「long stay」行程。七月的寧夏，馬英九在中興新村停留一晚，與當地居民夜談，有人建議應妥善運用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的廣大土地，不要任其荒廢閒置。 當選後不到兩個月，「有情有義」的馬總統提出「愛臺十二項建設」，其中將中興新村轉型為高等研究園區就是重點計劃之一。 這還是頭一遭，由總統直接授意，中央部會親力親為，地方政府全力護航，只為一個地方的都市更新計劃；而且，高等研究園區牽涉的中央部會之廣，前所未見，包括總統府、行政院與考試院共有22個政府機關都有相關權責分工。 這個案子跟一般科學園區「先有產業規劃再選址」不同，因為總統「欽點」，不必經過公開選址審查，就連後續廠商進駐意願調查也可免去。不作廠商進駐意願調查，那會不會成為蚊子園區？於是，政府想了好方法，如果缺乏廠商進駐，那就讓「自家廠商」進駐，包括引進：工研院、國研院、中研院、資策會、原委會核能所、農委會農業技術所、國史館與國家文化總會等，全都是政府部會或相關的法人機構，成為四不像的科學園區開發計劃。 一般來說，科學園區以高自償率為首要開發目標，由政府投資建設基本公共設施，再依據園區的產業規劃招商，以發揮最大的聚落效應。但是，中興新村的開發計劃卻非如此，而是由政府出資，再由政府單位自行進駐，完全背離原本科學園區成立的宗旨。 疑點二：騙選票？大選前發放土地徵收款 從高等研究園區的開發案，不難看出總統對中興新村居民關愛有加；但村民其實對這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是既期待又怕再次受傷害。 2009年11月，行政院剛核定國科會籌設計劃，馬總統便帶領行政院長吳敦義、交通部長毛治國等部會首長，加上南投縣長李朝卿，一行人浩浩蕩蕩地「視察」中興新村；相隔不到兩周，吳院長又來主持高等研究園區開發籌備處的揭牌典禮。陸陸續續，資策會在中興新村掛起牌子，而工研院也舉行了動土典禮，政府動作頻頻，就是為了取信於民，但居民的疑問還是排山倒海而來。 「錢（土地徵收補償款）沒有發下來之前，我都不會相信啦！」一位被政府「騙怕了」的村民說，政府過去在中興新村提出的計劃一大堆，卻沒有一項落實，總統大選又添加幾分不確定因素，難怪連國民黨籍縣議員宋懷琳也說「只希望趕快執行，免得變來變去又沒了。」 面對村民的懷疑，政府絲毫不敢大意。同年11月，先由中科局作為主管機關，提出需地計劃，隔年5月通過「中興新村（含南內轆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徵收土地達25.2公頃，大多集中在南內轆地區，約有四百名地主「受惠」。 「受惠」，因為這是南投縣有史以來單筆補償金額最高的土地徵收案，高達58億的徵收補償款，每坪農地徵收的金額高達七萬到八萬，讓當地產生了兩名億萬富翁，以及數十戶以上的千萬與百萬富翁，巨額的補償金，讓南內轆地區的內興里里長曾振炎甚至表示：「我們有強烈的歡迎被徵收的意願！」 這些原本被劃為「機關用地」，不得買賣且地價低落的祖產，一夕間突然變成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也造成當地許多家戶紛爭，讓南投縣調解委員會的調解案件在十二月與一月暴增。 從中科局提出都市計劃變更，到南投縣政府完成土地徵收審查，前後不到半年，行政效率之快令人咋舌，原本只要再通過行政院審核，58億的大紅包就可以交到南投縣政府手上。但是，政府打的如意算盤，卻突然被立法院打亂了。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的規劃案，從規劃之初就暴露許多荒謬，送進立法院以後更是砲聲隆隆。立委洪秀柱質疑，中興新村園區未來要跟其他園區搶人才，人才會來嗎？會不會成為蚊子園區？而且中興高等園區的管理機關是中科管理局，但牽涉的部會之廣，中科局有能力處理嗎？根據公民記者朱淑娟的報導指出，立委洪秀柱就曾質疑「不能誰講了一句話就要趕快去做起來，」。 立委蔣乃辛質詢國科會主委李羅權，國科會現有十三個科學園區總面積近四千四百六十公頃，還有多達一千四百公頃未開發，已開發土地仍有三百多公頃尚未出租，閒置率超過二成，為什麼還要開發新的科學園區？但李羅權只能尷尬的回應，在中興新村開發高等研究園區，是政府既定政策（馬英九競選提出的愛台十二項建設，經行政院核定），將依原定計劃推動。 「它（中興新村園區）真的是假科學園區，」立委管碧玲說的更直接。什麼是高等研究園區？要研究什麼？「都還不知道要做什麼，錢就要花下去了，」而且園區自償率低到嚇人，政府預計投入超過兩百億的開發經費，九成的經費必須由國庫支應；也就是說，這是個註定虧錢的園區，政府亂開支票，卻要全體納稅人無辜埋單。 更荒謬的是，整個招商計劃都在政府東拼西湊之下所挪移出來。高等研究園區面積261公頃，但實際可供研發機構進駐的面積只有37公頃，且必須符合「中興新村都市計劃」，遮蔽率不得超過50%，容積率200%的規定。目前預定進駐的政府研究機構，就佔了約20公頃的土地，還要顧到低建蔽率與低容積率，根本沒有多餘面積可供廠商研究機構進駐，可說是個「零招商」的科學園區。 錯置的園區開發計劃，在立法院被國民兩黨立委齊聲炮轟，甚至一度作出凍結高等研究園區三千萬預算，約佔原預算1億3702萬多元的四分之一；但中興新村的開發計劃是馬總統參選政見之一，錯誤的政策就像煞不住的火車，回不了頭，於是立法院在去年11月悄悄通過58億的補償款，南投縣政府更趕在12月8日就發放補償款。 算時間，距離總統大選只剩一個月。從政府官員絡繹南下，到發放高出地價的補償款，一幕幕都是讓總統演出「關愛地方」的大戲，也順勢拉抬地方立委聲勢。 疑點三：地方政府全力護航 環評順利闖關 當開發計劃淪為政治工具，人民只能期待，政治中立的專家學者在環境審查評估會議上作出正確判斷，替人民擋掉許多不必要的開發案。 果然，這個暴露諸多荒謬的高等研究園區開發案，從環評一開始就引來許多委員的質疑。從園區的定位與開發的必要性，就讓環評委員搞不清楚，環評委員凌永健直接批評，高等園區與科學園區的差異性模糊不清，開發單位無法說明在中興新村設置的必要性。儘管中科局回應，高等園區作為研發型的園區，進駐單位僅從事研發、不量產，不會有汙染問題，仍然難以讓人信服。 淩永健不以為然的表示，高等研究園區預計引入光電研發、綠能技術、奈米科技、高附加價值的塑膠製品等先進研發技術，又說這些是不會有汙染，但又沒有科學數據，也沒做任何模擬，「這我是完全不同意。」 中興新村有車籠埔斷層經過，地質條件不佳，也在環評會議上引起討論。根據地質法，開發單位應該避免地質敏感區，更何況中興新村在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的34項限制條件中，就有10項符合。委員林慶偉質疑：「我們已經確定是不好了，為什麼還要這樣使用？」 經過兩次環評審查，多數委員認為開發計劃空洞、不切實際，加上中科局未交代清楚將引進何種產業，也沒提出文化資產保存計劃，環評委員傾向駁回；但在南投縣政府強烈表達地方希望開發的意願之下，最後做成補件再審的決議。 高等研究園區可能被迫中止，讓相關單位繃緊神經。南投縣長李朝卿與中科局長楊文科都出席了後續的環評初審會議，列席旁聽的民眾來了快50人，擠爆了會議現場。 會議中，南投縣長李朝卿率先發言：「謝謝各位委員的關心，我們希望能夠通過，」縣府將姿態放低採哀兵政策，期待開發的民眾，在環評會議中更是強烈表達開發意願：「請環評委員高抬貴手」、「希望環評委員不要扼殺民眾生機，不要成為開發的絆腳石」，會議中宋懷琳議員也說，相信我們在地居民更了解我們的需求，請尊重在的聲音。 終究，環評會議不是在真空中進行，不能只靠專業判斷，聽到縣府強烈表達希望發展的意願，環評委員最終作成「有條件通過」的決議。車籠埔斷層經過兩側30公尺內不得興建建物，優先開發南內轆地區，北核心區則因前身為台灣省政府所在地，有多項文化古蹟及歷史建築，如需從事開發行為，必須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經過南投縣政府組成的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後才能動工。 疑點四：縣府積極 只為土地炒作？ 為何原本被環評委員視為「開發內容不清、上位計畫不明、影響文化資產保護」的開發計劃，最終會有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呢？環評委員主席李培芬脫口說出「這是後續商業開發的先期計畫。」 問題就在這裡，高等研究園區面積261公頃，只是中興新村都市計畫706公頃的一小部份而已。 走在中興新村，可以從老平房所散發出的氣息，感受到台灣歷史的發展，但僅相隔一條馬路，園區外，林立於路旁的歐式豪宅，卻又讓人彷彿置身在歐洲莊園。營北國中旁，大約五公頃的「中興首區」，正是南投縣政府在當地核定的第一個市地重劃區。 永慶不動產房仲業者廖本偉說：「目前中興有5~6個推案，從獨棟別墅到連棟別墅都有」，據了解，新案房價從1800萬到4000萬不等，可說是全南投縣住宅區的地王，與鄰近草屯市區一棟四層樓透天厝僅要價幾百萬相比，可說是天壤之別。南投縣內多數的受薪階級，30年不吃不喝，也難以在中興新村外圍買一棟房子。 為了一個不會發生的明日之夢，卻把每一寸土地都翻過來。 高等研發活動必須依託高等研究機構，空間(土地)要素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是臨近大學匯聚的研究力量，以及投入研發的高科技人才。台大城鄉所夏鑄九教授說得直接，「高階研發產業活動不會在中興新村發生，卻可能因為政府的計劃引起土地投機。」 縣府希望中興新村高等園區能開發，其實是著眼於鄰近的特定區計劃，能夠大規模土地變更；也就是說科學園區只是個殼子，真正的目標，是未來範圍更大、而且經濟價值更高的特定區計畫。 「地方政府都沒有錢，這是各地方政府都想運用的手法，」政大地政系徐世榮教授表示。地方政府財政困窘，主要財源來自土地稅目，包括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增值稅。中興新村的土地多為機關用地，不必繳交地價稅；現在，縣府通過「中興新村都市計畫」，可將機關用地變更為住宅用地，土地增值稅勢必帶來大筆進帳，充裕地方財庫。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在中區生態國際村已規劃為研發人才宿舍，南投縣政府還要在臨近445公頃開辦都市計劃，人從哪裡來？徐世榮指出，各地方政府不斷虛報人口數，以此作為將農地變更為都市用地的藉口，至今，虛報人口與實際居住人口相差七百多萬，也就是說，現在台灣即使不再增加新的都市計劃，大約還可以容納七百萬人居住。 中興新村要風華再現，沒人忍心拒絕。但是，什麼才是最適合中興新村的開發計劃，需要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共同協商，找到最高的共同利益。但現在政府跟人民玩的卻是「零和遊戲」，用要或不要的簡單邏輯，讓期待開發的居民向其它不同意見施壓。 「台灣沒有政策問題，只有政治問題」，一句戲謔的玩笑話，卻意外點明不分藍綠的政治共犯結構。中央用政策騙選票，地方用開發騙鈔票，上演這齣「上下交相賊」的大戲，讓我們看見許多荒謬。 英國文壇泰斗約翰生說: 「偉大的工作並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性去完成的，」找到一條夢想的道路不容易，也需要時間努力耕耘，但要相信，中興新村絕對值得擁抱更美的夢。

新聞麥可私人醫生被洛杉磯當局起訴

據CNN2月2日報導，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的私人醫生莫瑞(Murray)因涉及麥可死亡一案，本周被洛杉磯當局起訴。 莫瑞醫生的律師Ed Chernoff說，莫瑞醫生願意配合辦案，並會回答法庭上所有訊問。目前為止，檢察官還沒公布任何審判。但莫瑞醫生律師團隊的發言人Miranda Sevcik說，莫瑞醫生也還沒有投降。 莫瑞在去年春天被麥克雇為私人醫生，為麥可在英國七月的復出演唱會做準備。莫瑞告訴洛杉磯警方說，他曾開立多種安眠藥，在麥可最後睡前的幾個小時讓他服用，終於在6月25日清晨幫助麥可順利入睡。莫瑞說，他離開麥可的臥房最多只有兩分鐘，直到他回來，才發現麥可已經沒有呼吸了。 莫瑞馬上連絡救護車，將麥可從住處緊急送往加州大學的醫學中心。經過CPR緊急搶救都無效，麥可最後在下午2點26分宣告死亡。 根據洛杉磯法醫報告，麥可的主要死因是一種強力麻醉藥「異丙酚」造成的，另外，在他體內還發現多種藥物成分，其中包括鎮定劑、止痛藥及興奮劑「麻黃素」等。 麥可的死因報告書說，麥可死亡於「異丙酚急性中毒」，但仍有其他藥物影響，例如苯二氮，而莫瑞醫生就曾經開設此種藥物給麥可服用。 莫瑞告訴警方，他在麥可停止呼吸前，只給他服用三種抗焦慮的藥物，以幫助麥可順利入睡。 莫瑞為了治療麥可的失眠，他告訴警方，他開給麥可50毫克的異丙酚，稀釋後混合其他藥物做成麻醉劑，每晚透過靜脈注射。(http://newtalk.tw/)

新聞英研究：網路成癮者 憂鬱指數高5倍

根據BBC2月3日報導，英國心理學家研究發現，網路成癮與憂鬱情緒有強烈的連結。此篇研究被刊登在最新一期心理學期刊上，研究發現有1.2%的人口是網路成癮的患者，而且這些人比一般網路使用者在憂鬱情緒量表上有更高的分數，大約高出五倍左右。 英國里茲大學研究團隊強調，他們不能確定網路使用是否會造成憂鬱情緒，因為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者都沒有心理健康的問題。這個研究結果來自網路上1319份有效網路問卷，透過網路上社交網站連結寄發問卷，受試者被詢問使用網路的頻率以及用途。同時，受試者也必須回答一系列的問題，以評估是否有憂鬱情緒。受試者年齡為16歲到51歲，平均年齡為21歲。 研究人員發現，有少數的網路使用者會發展出強迫的網路使用習慣，並以網路聊天室和社交網站取代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實際互動。在1319位受試者中有18位被界定為「網路成癮患者」，約佔全體的1.2%。這群人花更多的時間在瀏覽色情、賭博以及社群網站。 研究團隊召集人Morrison博士說，網路在今日現代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它的好處通常也伴隨著陰暗的另一面。他說，「網路可以幫助我們用來付帳、購物以及寄發電子郵件，但也有一部分的人無法管控自己使用網路的時間，以至於干擾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研究結果顯示，網路成癮者會比一般網路使用者在憂鬱情緒量表上有更高的分數，大約高出五倍左右。網路成癮患者憂鬱量表的平均得分大概座落於中度到重度憂鬱之間。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過度的使用網路和憂鬱情緒之間是有相關的，但是我們無法確定彼此的因果關係，究竟是憂鬱情緒的人較常使用網路呢？還是網路導致了憂鬱情緒？ 對此研究的批評為，網路成癮很難被明顯診斷，而且網路抽樣可能造成樣本偏差。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心理學教授Vaughan Bell說，根據定義，網路成癮是指網路使用造成情緒困擾，所以此研究的結論不值得大驚小怪。 至於因果關係，Vaughan Bell提出先前研究結果說明，擁有憂鬱情緒以及焦慮的人會比一般人更常使用網路。他接著說，有些真正憂鬱的人會使用網路來排除自己的日常生活，但也有人透過看電視、沉浸書本或是購物的方式來排除自己生活。 因此，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憂鬱情緒的問題是網路使用過多造成的。 不過我們可以相信的是，心理健康基金會說，人們花越多時間與他人互動，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會有更好的影響。 心理健康基金會執行長Andrew McCulloch博士指出，有些時候，網路對於心理健康也是有幫助的。他說，「在某種程度上，社交網站鼓勵有意義的友誼和社會關係，對於人們的生活也有正面的影響。」 但是，網路上的社交活動不應該取代下線後的實際生活，我們應該記取這個研究的結果，建議此研究進一步從事地區化研究。 心理健康基金會的Sophie Corlett說，有證據證明，積極的追求，例如運動和與人面對面的社交，都是幫助我們保持心理健康的方式之一。 雖然過度使用網路，不能說會導致精神問題，但沉迷於網路的虛擬友誼而排斥現實生活的交友，的確會對心理的幸福感造成影響。(http://newtalk.tw/)

新聞歐巴馬要求匯率公平 中國反擊:非順差主因

美國總統歐巴馬3日提出將對中國在貿易和匯率上採取強硬立場，以確保中國對美國經濟市場開放；隔天中國不甘示弱也提出反擊。中國對外發言人馬朝旭說，人民幣的匯率差並不是與美國貿易盈餘的主因。 歐巴馬在參議院上強調，他將確保國家間的匯率給美元一個公平的競爭優勢。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因為對台軍售的問題一直存在高度緊張。而最近兩者的關係，又因中國對Google的網路攻擊，以及歐巴馬計畫訪問達賴喇嘛變得更緊張。 美國的企業一直對中國的貨幣政策感到不滿，他們抱怨中國刻意壓低人民幣匯率以取得貿易上的競爭優勢。 歐巴馬日前在接受參議院質詢後，承諾將繼續對中國施壓，以迫使他們遵守有關的貿易的協定，不過歐巴馬也接著解釋，他不希望成為一個保護主義的美國。 歐巴馬說，「我們將在互惠的前提下，強硬地執行現有的貿易協定，對中國與其他國家施加壓力要求開放其市場。」他接著說，「但我不希望美國作為一個國家，迴避國際上的競爭。」 歐巴馬繼續解釋，「我們已經解決最大的挑戰，釐清國際間匯率轉換以及分配，以確保我們的產品不是被人為地抬高價錢，或是被訂定低廉的價格。」 但是，中國發言人馬朝旭在星期四發表談話，聲明人民幣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與美國的貿易並未刻意賺取盈餘。他說，「目前人民幣的幣值已經接近一個合理的範圍」，「過多的指責和壓力無法解決問題。」 週三時，馬朝旭才警告過歐巴馬，若執意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見面將會更加惡化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他說，「我們建議美國高敏感度的西藏問題能掌握足夠的資訊，以慎重地、妥善地處理問題，以免損害中美之間的關係。」中國在1950接收西藏之後，就認為達賴喇嘛在外國宣教是分化國家統一。(http://newtalk.tw/)

新聞巴基斯坦女科學家企圖攻擊美國士兵 被判有罪

據BBC2月4日報導，去年八月一位巴基斯坦女科學家在阿富汗接受審訊時，企圖奪槍槍殺另一位美國士兵，美國法庭陪審團於2月4日最終判決有罪。該名巴基斯塔女性叫Aafia Siddiqu，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神經科學家，被控企圖持槍攻擊美國士兵。 但是除了37歲的Aafia Siddiqu被射中一槍以外，沒有任何美國士兵受傷。Aafia Siddiqu因攜帶化學物品，以及持有一份攻擊自由女神像和紐約其他地標的筆記文件。 她被指控與基地組織的領導有密切聯繫，關在美國監獄的五年之間蒐集監獄的秘密。而陪審團認為Siddiqui有企圖謀殺、武裝攻擊以及攜帶槍枝的罪狀，最終判決裁定無期徒刑。 在被裁定有罪後，Siddiqui步出法庭時大喊：「這是來自以色列的判決，不是美國的。」Siddiqui認為，她沒有得到公平的判決，是因為猶太裔的陪審團。但檢察單位反駁，強調起訴書上聲明，Siddiqui被逮捕是因她攜帶炸藥製成的化學原料，以及持有一份攻擊自由女神像以及其他紐約市地標的筆記。 雖然她並未以恐怖分子被起訴，但她在2008年7月於阿富汗接受審訊時，突然搶過士兵手中槍支開始射擊，在場的美國士兵描述，她一邊掃射、一邊用阿拉伯語大喊，「美國人去死」、「真主偉大」。美國士兵開始反擊，射中Siddiqui之後，隨即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在Siddiqui出院後，將會被帶到美國法庭，面臨企圖謀殺的指控。 Siddiqui的辯護者認為，此次的判決有太多不公平的地方，目前尚沒有指紋或火藥痕跡等物証表明Siddiqui曾用過這把步槍，更不用說開火了。 她的辯護律師Linda Moreno也說，政府的證人存在許多矛盾的說法，他們數次在Siddiqui的房間裡爭吵，關於開槍的次數以及在場有多少人都沒有一致的說法。 人權組織一直懷疑2008年試圖槍擊美軍士兵事件發生5年前，斯迪奎伊曾被秘密拘禁在位于阿富汗巴格拿姆美軍基地中，並在那里遭到了拷打。在Siddiqui的證詞中也提到，在她被帶到阿富汗前曾被關進一間祕密監獄，孩子在那裏受到折磨。 這或許可以解釋她神秘失蹤的五年，2003阿富汗方地方安全部隊在美軍支持下，曾發起行動鏟除基地組織時，Siddiqui於巴基斯坦失蹤，之後在2008年她又在阿富汗被逮捕，但巴基斯坦政府否認任何與Siddiqui失蹤有關的指控。 (http://newtalk.tw/)

新聞癮君子小心了 電子菸不一定安全

兩位希臘的研究者警告，在電子菸越來越風行的現代，卻發現電子菸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證明它的安全性。此研究發表在英國的醫學期刊，他們說若沒有再進一步的資料，將無法判斷電子菸對人體有益還是有害。 BBC20日報導，一些醫學研究掀起民眾對電子菸安全的疑慮，但零售商表示，電子菸是個健康的替代品，幫助人們遠離真正的香菸。癮君子在使用電子菸只會吸入尼古丁，不會吸入焦油、菸草或一氧化碳；但國家健康部門仍建議消費者，「謹慎使用」電子菸。而提出此篇研究的作者也認為，使用者應暫停使用電子菸，直到持續至明年的安全研究報告結果出爐。 世界衛生組織對於此新型香菸替代品，在最近引起的安全性疑慮高度關切，該組織提供尼古丁含量罰款標準做為參考。因為電子菸尚未在美國合法上市，過去一年來，美國監管單位已逮捕和查獲多起電子菸進出口案件。 在英國，對「戒菸者」販賣電子菸以做為援助是違法的，但是民眾還是有很多管道可以買到電子菸，例如在網路上或是在一些酒吧、俱樂部，甚至在百貨公司或航空公司的班機上都可以買的到。 希臘人類發展研究機構研究員Andreas Flouris 和 Dimitris Oikonomou指出，有三個主要的電子菸安全性研究，其一是美國監管機構、其二是希臘政府資助研究機構，還有一個是紐西蘭的私人研究機構。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研究發現，每次電子菸安裝不同品牌的電池，都會讓使用者吸入明顯不同的蒸氣與尼古丁，而FDA也從電子菸發現，強烈致癌物質的蹤跡。 希臘的研究機構對電子菸這項產品採取中立的立場，表示還沒有找到任何化學的致癌物質。 紐西蘭的私人研究機構發現，電子菸確實有化學的致癌物質，但整體來說，電子菸對個人健康的風險是與一般捲菸是有關的。 研究者表示，「各種研究顯示，電子菸中僅有少數的致癌物質，但有更多的致癌物質集中在傳統的香菸。」 主要銷售電子菸的Smart Smoker總裁Callum Reckless說，「我相信電子菸確實是比傳統的香菸更安全的。」他非常歡迎研究者持續提出對電子菸安全性的研究報告。 衛生署的發言人表示，他們持續對監管機構測試電子菸這項產品，到目前這些檢驗都符合標準。發言人說，政府會持續把關以確保電子菸允許可以上架和銷售為止。 衛生署目前找不到長期使用電子菸有害的證據，所以建議消費者要謹慎使用。她說，「我們不鼓勵使用電子菸，但也不禁止。」 香菸與健康基金會的Deborah Arnott說，即使電子菸產品對長期吸菸者的死亡人數可能減少一半，我們仍需要對電子菸的安全性有更多的數據，以及更適當的管理辦法。(http://newtalk.tw/)

新聞海地孤兒遇上新家庭

據CNN19日報導指出，一對住在科羅拉多州的Haehre夫妻，透過美軍協助，找回他們在海地領養的一對姐弟。本周末Haehre家的4個小孩一起在海邊遊戲、大笑，沒有任何語言的隔閡，看起來就跟一般的家庭一樣。 Dayana 和 Moise在佛羅里達的海岸邊，一邊用鏟子堆沙，一邊隨著海浪起伏高興地笑著。故事中Haehre家，看起來就跟一般來度假的家庭沒兩樣，但在這次的旅行計畫外的是Haehre家的小孩從2個變成4個。 Mindy and Oyvind Haehre從2008年領養兩名海地的孤兒，Dayana 和 Moise，現在Dayana七歲而Moise也已經5歲。領養的手續預計下個月完成，Haehre家要將小孩從海地的孤兒院帶回他們在科羅拉多州的家。 但是海地的孤兒院在上個禮拜劇烈的地震中倒塌。幸好院內25名孩童全數還活著，只是他們必須被迫搬到街上去睡。 Mindy Haehre說她們家非常幸運，有關她的小孩的好消息很快就傳來，知道她要領養的小孩是安全的。但是她說，「當你的小孩身陷危險當中，沒有甚麼好消息是夠好的，除非你就陪在他們身邊。」 當Haehre家聽到Dayana 和 Moise被海地一處受難兒童處暫時安置，而美軍將安排他們飛往佛羅里達州。所以他們就帶著另外兩個孩子，Silje 和Jakob，飛往佛羅里達。星期天入住旅館之後，他們接到一通盼望已久的電話。證實他們的小孩真的在海地兒童避難處，現在已經被安排飛到美國。 班機預定在佛羅里達中央機場降落。Haehre家雀躍地駕車往北開了4個小時，Mindy Haehre說，「我們在機場叫了他們的名字，他們用大大的眼睛看著我們，然後走過來擁抱我們、親吻我們，並持續微笑著。」 哥哥Jakob承認他很不喜歡長途坐車，但是只要能帶他們回家，他就感到很興奮。Dayana 和 Moise已經和他們的新家庭很熟悉了，在領養過程漫長的等待中，他們之前在海地就見過好幾次面了。 CNN記者詢問孩子是否有任何創傷後的症狀，Haehre回答，他們目前沒有看到。 Mindy Haehre說，不到10分鐘，4個小孩就在機場的候機區玩成一片，就像一般的小孩那樣又吵又鬧的。等到了佛羅里達的海灘後，4個Haehre家的小孩開心的大笑、遊戲，完全沒有語言的障礙。（http://newtalk.tw/）

新聞Google無限期延後兩款手機在中國上市

即使Google發表聲明在中國的業務照常，不過Google事件確實已經影響到其在中國的業務，除了搜尋引擎業務外，原定在周三要在中國上市的兩款手機，Google在周二宣布延後。 Google與中國的關係持續對峙中。Google的發言人表示，在中國政府取消審查制度前，將延後Google兩款Android智慧型手機在中國上市。中國政府也隨即對Google的聲明做出回應，表示Google和其他外國廠商必須遵從中國的法律與傳統。 此次的延後上市事件，源於上禮拜Google遭受中國駭客攻擊事件之後，中國的駭客攻擊的目標為中國人權人士的電子信箱帳號，事後Google公司宣布，不願再配合中國政府進行網路搜尋結果審查制度，即使退出中國市場也在所不惜。 而Google此次計畫在中國上市的兩款智慧型手機，分別是三星(Samsung)與摩托羅拉(Motorola)所製造，預定由中國聯通(China Unicom)銷售，原本預定周三在中國上市。現在，Google發言人宣布，將無限期延後此兩款智慧型手機的上市。 同時，國際記者設在北京的新聞總部，對外宣稱自己是中國駭客攻擊最新一波的受害者。根據他們說法，這些記者發現自己寄給國際新聞總部的信件，同時寄發到另一個陌生的帳號。 北京的國際新聞總部發表聲明，「過去兩年，我們經常提醒外派在中國的新聞記者要特別注意網路駭客入侵。要非常小心你點擊的聯結，也要注意你電子信箱的附加檔案，更要經常做病毒的檢查。」該組織也發出一封檢查步驟信件給它的400名會員，幫助他們確認自己的Gmail帳號安全無虞。 無疆界記者組織譴責，對中國的網路駭客攻擊深感憤怒與不安。無疆界記者組織發言人說，遭到入侵的電子信箱會對記者的工作帶來很嚴重的影響，對他們的隱私、專業以及提供新聞與資訊的自由都是嚴重的暴力。他說，「我們堅決譴責這些襲擊，並要求中國產業部門與訊息技術部門對襲擊事件提供合理的解釋。」 他也批評微軟沒有遵照Google的強硬立場。而微軟也承認，此次Google的攻擊事件，微軟的IE瀏覽器是攻擊事件中的一環。因此，法國與德國政府已建議他們的國民轉換新的瀏覽器，如Firefox或Google的Chrome。（http://newtalk.tw/）

新聞菲律賓屠殺案 目擊者曾目睹被害人下跪求饒

據BBC報導，菲律賓南部的大屠殺事件13日舉行第二次聽證會，第一位目擊者作證指出，曾看見被害人下跪請求饒命，市長小安達爾仍然開槍。屠殺案發生該地副市長桑基也作證，曾看過 小安達爾近距離對被害人開槍。 雖然小安達爾(Rasul Sangki)否認多項謀殺的指控，包括屠殺政敵家族成員以及到該地採訪的隨行記者。但副市長桑基作證指出，小安達爾曾要求他對於所看到的一切保持緘默。 菲律賓當局在首都馬尼拉國家警察局總部設立一個特別法庭，小安達爾•安帕圖安13日在全副武裝警察的押送下抵達法庭。在上一次1月5日聽證會上，小安達爾否認自己犯罪並請求假釋。 在去年11月菲律賓爆發政治仇殺事件，截至目前，菲律賓政府已經找到了57具受難者遺體，他們被掩埋在該市偏僻的山區內，而且死者至少有22名女性。 受難者身分大多是安達爾家族的政敵家族成員，曼古達達圖和他的妻子以及親友，他們原本前往遞交選舉文件，卻在途中被綁架並遭謀殺。隨行的尚有30多名報導當地選舉的記者，也都被槍殺、掩埋，此起謀殺事件震驚全球。 副市長桑基在作證時指出，他曾親眼目睹整個屠殺的過程。小安達爾在路上設置了路障，接著叫民兵用槍抵著受害人的頭，把他們帶到幾公里外偏僻的山區，接著被小安達爾以及他的手下槍殺。(http://newtalk.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