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台灣政界領袖紛紛發文表達態度，大抵上，色彩上相對親中的藍白陣營，乃將論述聚焦於守護民主與保障人權等面向，對於公開指責當年中國以坦克車輾壓學生的暴政行徑，譴責力道略為淡薄，或是希冀保留些許善意，日後才好開展正常的交流渠道。
至於態度向來反中仇中的綠營，面對這一部僅次於｢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提款機｣，自然沒在客氣的，除了捍衛民主的基調（順便還批了藍白國會擴權違反民主），同時也呼籲中國當局正視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事實，頗有呼應賴總統就職演說中、｢中華民國與中國互不隸屬｣的國家定位。其他還有綠營的外圍團體（＊不須大數據分析，用｢膝蓋｣想也知道，幾乎跟先前青島東路陳抗｢國會擴權｣的，是同一批人），則選擇於中正紀念堂集會，用點亮8964根蠟燭的感性哀悼，為曾經爭民主要自由的中國先驅者，獻上最高的敬意。
總之，某種程度，就是每年一次的政治界大拜拜，一如中國半脅迫台灣藝人得進行國家效忠表態，舉凡錯過的、未表態的，勢必都會被拿出來鞭一下，縱使多有不情願，也得意思意思提一下。
不過，表態之後呢？過了六四這一天，就當沒事了嗎？有沒有想及主張的背後，對台灣的主體性有何正面助益嗎？誠然，諸如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具有普世性，倡議本身並無謬誤，但倘若呼籲中國實現自由民主的諸項目標，反而對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有害，那豈非得不償失？
試想，假若真有一天，習皇帝駕崩了，在繼任者未明的情況下，中國發生政爭，致使極權政治全面崩潰，繼而無預期的邁向了民主道路，則民主化後的新中國，對於台灣的定位，會是抱持甚麼樣的立場呢？真的可以按照獨派人士的樂觀預期，讓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用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未來麼？民主中國真的有可能放飛台灣嗎？答案，我是抱持懷疑的。
理由很簡單，還記得2019年、當香港反送中運動正炙、｢雨傘運動｣的學運領袖黃之鋒等民主派到訪立法院，席間只是不斷的強調捍衛民主與自由等價值，並以｢今日台灣，明日香港｣作為譬喻，希冀香港有朝一日能像台灣這般，擁有完整的民主選舉權。換言之，其對於香港前途的想像，僅限於呼籲中國當局開放民主自由的選舉，全然沒有提及諸如｢香港獨立｣的籲求，自然的，對於｢台灣獨立｣的議題，他根本連碰都不想碰，更遑論要表態支持了。
顯然，黃之鋒等民主派領袖們，即便民主自由的價值與我國相仿，但其終究還是框定在大中國的民族情結底下，企盼中國能改革開放，繼而將民主體制擴及到港澳、乃至於台灣，立場上顯然沒有站在｢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基調，想及的，應該只是期待在民主化後，台灣最終也能納進中國的版圖吧！（＊其實那一次黃之鋒訪台，結果可說是不歡而散，因為台灣對於制定難民法、乃至於給予香港人政治庇護等措施，態度上顯得保守，讓他們看不到所謂｢撐香港｣的誠意，只剩下｢蹭香港｣而已。）
所以說，如果台灣走向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無論是用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甚至是台灣共和國，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則在表態支持中國民主的同時，不用再行思考一下，民主化後的中國，對台灣作為國家的定位，是利或弊呢？
端看前述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態度，縱使是中國走下極權的舞台，開始行民主體制，對於台灣，仍舊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我們支持中國民主化的舉措，或許滿足了自我追尋普世價值的渴望，但顯然對於台灣的國家利益，對於台灣正式成為一個國家，其實都是禍福難料的不定因子。
我們究竟是要協助中國走向民主？還是要繼續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進程？看似不相違背的兩項目標，其實卻是相互的背離。基此，在結束每年六四表態大拜拜之後，或許檯面上政治領袖們更該深思的，是六四事件之於國家利益，該怎麼做，才能讓台灣的效益極大化，而不是純粹喊爽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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