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7日，國民黨教科書上「八年抗戰」開始的日子。然而，蔣中正的軍隊真的有認真對抗入侵者8年嗎？

日本侵華戰爭是從1931年9月18日起，到1945年8月15日止，歷時十四年。中日兩國真正宣戰是在1941年12月9日，到戰爭結束時，不到四年。國民黨教科書所說的八年抗戰是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起算。事實上，從這個時間點起，一直到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政府跟著英美對日宣戰之前，蔣中正與日方眉來眼去，暗中頗多謀和的工作。

「.1937年7月24日，蔣中正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7月25日，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在道義上協助制裁日本；7月26日，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面，希望出面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應當說，國民政府一開始確有不放棄求和之打算，特別是在重大軍事失利與汪精衛『南京政府』成立前後，在『陶德曼調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對日秘談』、『宋子良香港使命』、『張季鸞議和』等密談中，蔣中正始終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以證明其抵抗的決心。這些和談或為延緩日軍的進攻，或為阻撓汪精衛政府的成立。... 」（〈蔣中正日記中的高宗武和陶希聖〉，學術中國2009-1）所謂「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指的就是願意讓日本佔領中國一部份的國土，只是不願意繼續退讓而已。這就是所謂的「抗戰」之真相。

蔣中正的白手套之一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高於民21（1931）由日學法律回國，…蔣聘為（國防計畫委員會後改資委會）侍從秘書（上校階）。…高往日考察，經滿洲國。回京後，…汪[精衛]亦欲用高，乃留作[外交部]亞洲司長。…七七事變起，高…向蔣力陳不能戰，免為共黨利用日本軍力消滅國民政府。是時政府正在大力建設，戰則破壞一切。後高與胡適、蔣夢麟、梅貽琦亦唱低調。胡與蔣言，應找高談。蔣果再與高談，問高應如何，令其設法，但無明諭。回南京後，汪與高談，高覆言其事。汪說他自己去和蔣談，高如有高見，汪便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高說已經向蔣痛切陳詞。後來汪果然與蔣再談。蔣告汪已命高『運用外交』，汪乃命高進行。蔣如抵賴，一切由汪負責（高甚佩服汪之能負責任，而甚怨蔣之政客手腕，成則引為己事，敗則推往別人身上）。於是高去上海與日人交涉（在八一三前）。數日後，張群問蔣有無其事，蔣賴。再三問之，蔣命人召高返京。…高見蔣，謂在漢口無所貢獻，不如去香港搜集情報。…高遂往來港漢之間，與日交換條件。…高在港活動，為共黨所知。中共與俄大使向蔣質問，蔣否認。高乃建議脫離外交部，以私人資格與日交涉，蔣許之。…自此，對日交涉及情報重心，移往汪身上。」（陳梓〈與高宗武一席談〉，傳記文學2007-11，pp. 131-132） 

「…高宗武一直以為是瞭解蔣的真實意圖，自己是受命在尋找『對日折衝』之途徑，『試探和平』並非是對蔣的一種背叛。蔣中正之所以對高前往香港以默許，其實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或許其中更暗藏在策略上的某種進退。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這種默許的手法，是委員長日後處理高負責的和平運動時所反復使用的手法。這樣做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無論那個聰明的年輕外交官使用什麼外交妙計奏了效，委員長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功勞據為己有，要是失敗了呢，他也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把責任推卸掉』。…」(〈從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舊事〉，學術中國2006-3)

有關蔣中正在七七事變前後都沒有真正抗日，中國學者楊奎松評論說：「七七事變前國家積貧積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蠶食為主，對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盡力避免全面戰爭，也許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大舉入侵，全國上下一致奮起抵抗，繼續秘密尋求和平途徑，則多少有些讓人不好理解。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化地從『和』『戰』不兩立的觀點出發，把妥協等同於投降。但蔣自抗戰開始後何以要與日本秘密交涉，這些交涉中有沒有喪權辱國的投降行為，歷次交涉失敗的原因何在，這些都是眾說紛紜的問題。十分明顯，如果我們說蔣不過是在『捉弄日本對華的諜報核心』，並通過『玩「和平牌」』以『釣取「美援」等大魚』，這是一種看法；如果我們說蔣僅僅是因為“力爭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國民黨內外各種抗日勢力的強大壓力，才沒有走上妥協之路，這又是一種看法。」（楊奎松＜蔣中正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日前期中日秘密交涉為例＞）

事實上，即便到了美國對日宣戰，中國取得同盟國的地位後，蔣中正仍舊與日方眉來眼去：「自一九四○年九月德軍攻入波蘭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慶政權即積極地與日軍接觸。蔣派遣『藍衣社』的曾廣，冒稱為『宋子良』展開對日和談的諜報活動，另外孔祥熙也由其部下蕭振瀛與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和知鷹二等接洽註，孔氏駐香港聯絡人喬輔三則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聯繫。這些對日和談的情報不能讓中共等反對派知曉，但透露給美國反而可以藉此要挾美國支持。在蔣中正有屈服於日本『誘和』的敲詐（blackmail ）之下，羅斯福為了報復珍珠港事變之仇，也不得不應諾蔣的要求，於七月四日同意蔣參加高峰會談。」（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年，pp. 44-45）

而在蘆溝橋事變後，真正出去抗戰的大多是非嫡系部隊，打死一個算一個。蔣中正武裝最精良的嫡系部隊，反而窩在內陸省份防範共軍。這也是史迪威等人之所以瞧不起蔣中正的緣由。

所謂的八年抗戰，根本是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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