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志彥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前言:從企業競爭角度評估台灣 15% 關稅的實質價值 在這次關稅談判中，真正值得被理性討論的，從來不是情緒性的政治標籤，而是如果結果不是 15%，而是 25%，台灣企業將被迫做出什麼樣的商業決策。 在這邊開始前，我為什麼定義關稅是25%而非20%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屏除台積電外，台灣還有什麼籌碼可以讓美國願意降低關稅？甚至我們還不討論，台灣在很多反綠的各種阻擾藉口下，我們能不能支出韓國跟日本一樣的代價？所以就算再好的談判，２５％應該已經是台灣所能談到最好的關稅了，畢竟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649億至739億美元。 那麼關稅不是抽象的政治符號，而是直接反映在企業損益表上的成本項目。從企業經營與產業競爭的角度來看，15% 與 25% 之間的差距，並非「少賺一點」與「多賺一點」的差別，而是供應鏈是否被迫外移的臨界點。一、25% 關稅的真實後果：台灣產業必定被迫外移 對製造業而言，尤其是半導體這種高度依賴美國市場、且客戶高度集中的產業，關稅的影響是即時且具結構性的。若輸美產品被課以 25% 關稅，企業幾乎只剩下一個選項：依照美國客戶要求，將產能移往美國設廠。這並非推測，而是過去三十年全球製造業反覆驗證的現實。鴻海早年赴中國設廠，核心因素之一即是回應美國客戶對成本與關稅的要求，而後續轉向印度、越南，同樣是因應美國市場與地緣政治風險的變化，受蘋果要求。半數以上台商「西進中國」，本質上並非單純逐利，而是被訂單與客戶結構推著走，所以當美國要去中化的時候，台商也是被迫離開中國，轉向越南、印度生產‧近年中國民營企業加速外移，廣東地方政府甚至「主動＋協助」企業赴越南設廠，其背景同樣是美中關稅與出口壓力這些案例共同說明一件事：企業的產地選擇，從來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訂單、關稅與風險的綜合結果。 若關稅水準來到 25%，對多數非龍頭的半導體企業而言，選項其實非常有限：赴美設廠，承擔高昂資本支出。留在台灣，但讓關稅直接吞噬毛利，逐步喪失競爭力。台積電或許能短期承受，但那是建立在其全球第一的市占與技術優勢之上，但台積電是民營公司，受公司內大股東們的逼迫最終也是會去美國設廠；多數半導體業者則沒有這樣的空間，董事會與股東也不會允許。 從這個角度看，其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是拿未來一定會發生的事，提前拿到此刻跟美國談判，願意協助這些企業提前去美國設廠，從而拿到15%的價值。可以說，台灣簡直是佔了大便宜，而不管是高興台灣拿到如此低的關稅的人們，或者特意喧嘩台灣吃虧的群體，都不知道台灣佔了多少便宜‧二、半導體赴美，是否等同工作機會流失？我用幾件事來的誠實答案：我不曉得。半導體赴美會讓台灣少掉大量工作機會，這是一個目前被用來政治化的反擊，但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告訴大家一個現實：沒有人能精準預測未來的晶片需求量。可以確定的是，需求不會萎縮，甚至我們都忽略了需求量是在上升。 回顧過去十多年，中國在半導體產量規劃上，其實早已「超標完成」，是的，雖然很多人都在嘲笑中國半導體，但按照當年中國預定的產量，目前的中國早就超前達標。可問題從來不在於產能，而在於全球需求成長速度遠超預期。過去一輛汽車可能只需要大約需要500-600顆晶片 顆晶片，如今高端智慧汽車 / 新能源車晶片需求可達8,000至10,000顆以上。目前仍以中低階晶片為主，但升級至高階製程幾乎是必然趨勢。就如同今日最入門的電腦，其效能早已全面超越十年前的高階機種。沒有人願意長期使用效能停滯的產品。更重要的是，晶片的應用場景正快速擴張：高端運動鞋開始內建晶片，用於紀錄運動數據各類感測、運算、邊緣 AI 應用持續增加這代表的是一個長期趨勢：晶片需求只會更多、用途只會更廣、等級只會更高。因此，真正的風險不在於「赴美設廠是否導致失業」，因為可想而知，其實產能可能還遠遠不夠，而在於：若台灣不參與全球擴產，市場缺口終將由其他國家的半導體業者填補。而台灣真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辦法擴產？三、台灣半導體的結構性瓶頸：不是不願擴產，而是資源已逼近極限 大多數的人都不理解半導體是一個很耗水耗電的產業，以為這只是一個製造業，但你必須放在台灣自身條件下理解，我們要擴產是一個很勉強的情況了。（一）電力半導體是極端耗電產業。現實已發展到一個程度：即便長期主張綠能轉型的民進黨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重新面對核電議題。甚至在美國要求下，開始討論小型模組化核能等替代方案（此類技術仍屬發展中，尚未全面商用，屬未確定資訊）這並非政策立場轉變，而是產業需求已逼近電力系統的物理極限。 更別說，在國際趨勢下，綠電才是最高品質，這是一個讓企業可以走得更寬廣未來的能源，核電在大多數國家，也只是在於缺電的危機迫使它們去使用核電，但只要核廢料的問題沒解決，那麼核電始終低綠電一頭。 （二）水資源以台積電為例，其製程用水已達到回收再利用 7 次的工程高點，進一步提升利用水資源的極限。目前都在想辦法把多餘的雨水儲存在地下水系統。 （三）土地先進製程廠區需要：大面積、可長期擴充的土地能容納上下游供應鏈同步進駐在高度都市化之後，目前僅南部仍勉強符合條件。依台積電產業界公開資訊與規劃方向，台灣本地可新增的大型先進製程廠區數量已接近上限，約再增加 10～11 座晶圓廠就達到台灣的極限。可這個產能是否能滿足世界的需求？所以綜合來看，我們連人才都不考慮下，台灣半導體行業如果不利用其他國家資源，是很難擴大產能。 更別說，半導體的人才如果真那麼好培訓，台灣這種高勞動奴性的，員工流動率也不會那麼高。台積電留住人才最高，但也有3%多，目前平均是10~15%。所以就算半導體留在台灣，其工作機會也要台灣人可以承受那壓力阿，才不是一定就能在裡面待得住。結論、15% 關稅的真正意義：為台灣產業保留戰略選擇權 綜合來看，15% 關稅的價值並不在於：完全阻止產業外移（這本來就不現實）永久將所有產能留在台灣（這也不符合全球市場邏輯）而在於三個關鍵效果：拿未來必定發生的事，來今天讓台灣擁有15%關稅讓企業能以「擴張布局」而非「被迫撤離」的方式走向海外保留台灣作為核心研發、關鍵製程與決策中心的角色當全球晶片需求持續成長，台灣只有兩條路：在島內吃老本，接受產能天花板與競爭力遞減或走向世界，透過他國的土地、水與電力，換取更長的產業黃金期15% 關稅，買到的正是這個戰略彈性與時間窗口。從一些唱衰台蜿的角度來看，這不是一筆完美的交易，但在現實條件下，他是一筆成功的談判，它為台灣半導體產業換得了多活二十年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篤定，如果台積電仍在台灣，至少還有１０年的黃金期，但如果走出去，連帶著其他半導體，至少可以爭取２０年黃金期，至於再久？就要看世界的變化才知道。

分享段落前言：從商業現實談台灣為何必須重視美國市場  這個內文的起源，來自８個月前美國川普在搞關稅戰，我當時對一個家中是務農的［特別討厭民進黨］的同事，由於他覺得我們台灣我們台灣要出賣利益給美國換成這低關稅，非常不公平，我就開始描述整個國家與農民狀況給他聽，並笑笑地問他要怪脽時，他反而說他也不知道了，但我則調侃說，我不管，我就是要怪民進黨，脽叫民進黨是執政黨，政客就是應該被人民給誣賴。  在討論美國關稅、半導體赴美投資或農業是否受影響之前，有一個經常被忽略、但極為關鍵的前提：國家經濟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由彼此切割、互不相干的產業所組成。即便多數台灣民眾並未直接從事對美出口或半導體產業，其生活條件、就業機會、政府財政能力，仍然高度仰賴這些產業在國際市場創造的利潤。  由於台灣目前是大量出口到中國跟美國兩大市場，所以從純粹的商業角度來看，台灣企業「出口到美國」與「出口到中國」的結構性差異非常明確。  首先，在多數科技產品、精密製造與關鍵零組件上，出口到美國的毛利率，普遍高於出口到中國市場。美國市場對品質、可靠度與法規遵循有高度要求，願意為此支付溢價；相對地，中國市場長期存在價格競爭、削價競爭與內捲問題，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  其次，也是企業實務上極為關鍵的一點：在美國賺到的錢，可以合法、透明且相對自由地匯回台灣，成為企業再投資、發放薪資、繳納稅收與股利的重要來源；反觀在中國賺取的利潤，則經常面臨外匯管制、資金調度限制、行政審批不確定性，甚至政策風險，導致資金「賺得到卻帶不回來」。這些差異，直接影響企業是否能長期穩定經營，也間接影響台灣整體經濟體質。  正因如此，台灣能從美國市場取得多少利潤，從來就不是「只有科技業才需要關心的事」，而是攸關整體國家經濟與社會資源分配的核心問題。 所以脽能搶佔更多美國市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雖然多數農業用戶與美國關稅無直接關聯，但實際上仍深受政治操弄影響  在這樣的結構下，台灣社會內部卻逐漸出現一種強烈的心理落差。許多農業用戶與基層勞動者會認為，美國關稅、半導體赴美設廠、國際供應鏈重組，表面上都與自己的生活毫無關係；他們不出口晶片、不做國際貿易，卻必須承擔由此引發的政治與社會爭論。  這種距離感，進一步轉化為不滿情緒。一部分農業用戶開始認為，民進黨「把台積電出賣給美國」，導致台灣失去所謂的「矽盾」，進而損害了整體安全，也連帶損失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在這樣的認知中，半導體不再只是企業，而被視為一種全民共有、但卻被政府「送出去」的資產。  因此，他們會認為：既然政府願意為了國際布局承擔高科技產業外移的風險，就更應該把更多心力放在照顧與出口、關稅無直接關聯的農業與基層生活條件。在這個敘事裡，民進黨被塑造成「照顧大企業、忽略小民生」的一方。  甚至因為強烈的心理落差緣故或者被帶風向出，民進黨要是不出賣利益給美國，把錢跟產業留在台灣，更能幫助全台灣各階層的人。   被忽略的現實：半導體並非「全民共有資產」  然而，這種情緒的形成，往往建立在一個被刻意模糊的事實之上。台積電等半導體企業，從法律與經濟本質上來看，都是民營企業，而非國有企業。它們的資本結構、董事會、經營決策，並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任何特定產業群體。 更重要的是，台積電的主要客戶本來就高度集中在美國市場。無論是先進製程的需求、技術合作，或是供應鏈安全，美國都是不可迴避的核心。即便政府完全不介入，在美國政策與全球產業趨勢的推動下，這些企業本來就有極高的動機與必要性赴美設廠投資。  就像鴻海集團為什麼要去印度、越南設廠？其實這也是他的最大客戶，蘋果公司的要求。  換言之，所謂「被出賣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從未實際存在、也從未真正屬於這些群體的利益。但在情緒層面，這樣的認知卻非常真實：他們感覺自己被犧牲、被忽略，政府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 甚至這次所謂的關稅談判，台灣人是蹭了半導體產業，錢跟風險都是這些企業去承擔，而台灣人並沒在此條件上付出甚麼稅金。   台灣農業從業者實際繳納的稅負結構  若要討論「政府是否應該再多承擔關稅衝擊」，就必須先回到一個現實問題：  不同族群，原本繳納的稅，是否對等？   但每一個國家基於本身發展，都需要在農業、商業、工業做一個協調，而台灣為了發展，所以我們將國家的資源偏向商業、工業，但由於農業不可缺失，自然我們需要扶持農業也能持續下去。 不然談一個最基本的，外國的稻米比台灣便宜，為了照顧台灣消費者，我們就應該斷了種植稻米的農民補貼並全面開放稻米進口？ 不過從國家長遠治理角度，全面開放就等於台灣離滅國也不遠，這就是前些年國土計畫的原因之一。  不過本文章是為了從農業從事人員角度告知，所以我們還是分析農業人員的稅率，這樣子才能知道他們的補貼的錢是從哪邊過來的。  在現行制度下： 農業所得長期列為免納所得稅 農民直接販售農產品，免徵營業稅 農地田賦停徵，地價稅與房屋稅極低 多數小規模農業經營者，未達營業登記門檻 這不是對錯問題，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  客觀而言，台灣農業人口，確實是整體稅制中稅負最低的族群。     政府對農業的補貼，並非象徵性存在  與低稅負相對應的，是長期且多層次的政府補貼，包括但不限於： 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稻作保價收購與休耕補貼 農業保險保費補助 農民健康保險與老農津貼 農業用水、用電優惠 農業專案低利貸款 關稅與進口配額保護  這些補貼，並非短期政策，而是長期制度性安排。 若從整體結構來看，農業族群是台灣社會中，政府移轉支出占其收入比例最高的族群之一。  這些補貼的資金，究竟來自哪裡？  其實這答案並不模糊。 台灣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來自： 高科技與出口導向產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中高所得者的綜合所得稅 消費端的營業稅 金融與資本市場相關稅收 也正是這些產業與族群： 最直接承受國際關稅風險 最容易受到全球景氣波動影響 同時，長期繳納最多稅，支撐最多公共支出   人均 GDP 與薪資落差，不能成為忽略財政現實的理由  跟這次農業朋友相呼應常見的說法是：「人均 GDP 高，不代表大家都賺很多。」 這也是我們長久以來台灣人總是自嘲雖然我們人均ＧＤＰ已經跟南韓一樣，但我們的薪資收入卻沒南韓的高，這也是我們這１年來發現我們經濟已經反超南韓，但我們對於ＧＤＰ與生活體感有落差的情況。    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但國家財政並不是靠平均感受運作，而是靠實際稅基支撐。  高附加價值產業創造 GDP，也創造稅收；  這些稅收，才能支撐農業補貼、社會福利、公共建設與整體穩定。  換言之，高科技產業並非只是在「拉高數字」，而是在實質上撐起整個國家運作的底盤。 畢竟我們與南韓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他們的敵人是北韓，我們的敵人是中國，竟我們與南韓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他們的敵人是北韓，我們的敵人是中國。 北韓跟中國的軍事實力的對比，想必不用比較吧！甚至，我們由於敵人太過強大源故，都不知道自己閹割了多少軍事研發跟生產能力，而南韓反而可以靠軍備出口來反饋自己。   情緒如何被政治動員與利用  正是在這個落差中，政治動員開始發揮作用。反對陣營與特定論述者，將複雜的國際經濟結構，簡化為一句極具煽動力的敘事：「政府為了美國與大企業，犧牲了你們。」 這種動員方式有三個關鍵特徵： 第一，它刻意把「民營企業的全球布局」描述成「政府主動出賣國家資產」，將企業決策轉化為政治背叛。 第二，它模糊國家整體經濟與個別產業之間的關聯，讓人誤以為只要高科技產業承壓，基層就必然受害，而忽略高毛利出口對整體財政與就業的支撐效果。 第三，它提供一個清楚、情緒化、但過度簡化的責怪對象，讓結構性問題有了一個可以投射不滿的出口。 這樣的政治動員，不需要證明其敘事在經濟上是否成立，只需要能夠放大既有的不安與剝奪感。  結論：從國家層級看待「關稅 15%」問題  若從國家層級，而非單一族群視角出發，至少必須誠實面對三個現實： 第一，關稅衝擊是高度不平均的。  不是所有人承擔相同風險，也不是所有人付出相同成本。   第二，台灣的社會運作，本來就是「高納稅、高風險產業，支撐低稅負、高補貼族群」。  這是社會國家的選擇，而非錯誤。   第三，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補貼是否存在，而在於公共討論是否誠實。  可以選擇保護、可以選擇分擔，但不能假裝所有人承擔的是同一種代價。   台灣能在國際競爭中承壓前行，正是因為少數高風險、高貢獻產業，長期支撐了整個國家的穩定。  若忽略這個現實，任何關於關稅、公平與犧牲的討論，都只會流於情緒，而無法成為成熟的公共決策基礎。  

藍白立委近日高調提出「TPASS 等民生相關預算共 718 億，要求先行動支，並在立法院表決逕付二讀」，表面看來像是回應民怨、體恤人民；但只要稍微回顧前因後果，這整齣戲，與其說是負責任的監督，不如說是一場自打嘴巴的政治喜劇。 首先在開始，一個，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最公正的表態，我們都承認，民進黨是確實貪汙腐敗的情況，所以他們立的草案或搞出的計畫，大家覺得哪一邊有問題，那就擋下那一個。正如過去民進黨是在野黨的時候，他們也是如此針對國民黨國民黨。等到大家都把問題攤開後、檢討後再來通過什麼計畫案、福利案。而如今當下，最簡單、也最刺眼的問題，藍白始終不願正面回答。既然你們真正不滿的是軍購、國防或特定政策，為什麼一開始不針對那些項目擋就好？為什麼要選擇「擋總預算」這種核彈級手段，把所有民生、交通、社福、地方補助，通通綁在一起陪葬？而如今，當民生項目「可以另外審」、甚至可以「先行動支」時，不就等於親口承認——原來從頭到尾，根本沒有人逼你一定要擋民生。如果今天可以把 TPASS 拉出來處理，那一開始就代表，你也完全可以只針對你聲稱有疑慮的軍購預算動手。那請問，當初拉著民生項目一起受罪，到底是為了什麼？監督？還是政治表演？藍白立委如果你們真的認為某些預算有問題，為什麼不直接針對那些有問題的項目動手？立法院的預算審查權，本來就允許逐項刪減、逐項凍結、逐項要求補件。哪一筆錢用途不清、哪一個計畫說明不足、哪一個單位有前科疑慮，都可以被單獨拉出來檢討。但藍白沒有選擇這條路，而是直接動用「擋總預算」這種一刀切的方式，把所有項目——不論有沒有問題——全部一起擋下來。這正是邏輯最說不通的地方：如果問題真的是出在個別預算項目，那麼全面封殺總預算，究竟是在監督什麼？更何況，到了今天，藍白依然說不出 TPASS 或這些民生預算中，究竟哪一項被具體認定存在弊端、哪一筆金額被指出用途不當。如果真的有問題，很簡單，請明確指出：哪個項目？哪個用途？哪個金額？哪個環節可能有弊端？為什麼要繞一大圈，先擋總預算，等民怨燒起來，才突然改口說「這個其實可以先過」？更諷刺的是，現在藍白乾脆連審都不審，直接要求通過。那請問，之前擋的是什麼？擋心酸的？還是擋給支持者看的？最後，我想告知一件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今天會突然冒出「民生項目先行動支」這件事，原因其實很單純——因為它真的開始惹民怨了。按照國家財政的支出節奏，能動用的資金早已編列完成，很多影響並不是第一天就看得出來，而是拖到實際執行、實際發不出錢、實際影響到通勤、補助、地方建設時，問題才一次浮出水面。而我們現在甚至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項目正在、或即將被影響。畢竟，只要受影響的人數還沒大到一個「連藍白支持者都會痛到」的基數，在藍營媒體數量仍佔優勢的現實下，很多事情根本不會被報導。但這種操作，與過去台灣立法院的政治慣例，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過去不論藍綠如何對立，最多也只是針對「可能涉及貪汙、浪費或政策失當的細項」逐條審查、逐項刪減，從來沒有哪一個主要政黨，會把「擋總預算」當成常態武器。更精彩的是，現在藍白一邊放行一堆「其實沒問題」的預算，但別忘了——他們早就先立了一個「一定要刪到多少金額」的總額目標。那請問，當真正有疑慮、卻還沒審到的項目愈來愈少時，會發生什麼事？會不會最後變成一個史詩級笑話——原本要支出的錢假設只有 100元元，結果藍白硬是要刪到 120元、甚至 150元？之前在審查總預算的時候，不就鬧出藍白兩黨的刪除預算草案，超過原本政府要花的錢，隨著越來越後面的時候，原本藍白立委要求刪的金額就很龐大，而行政院能刪除的錢跟選項本來就很少了！如果最終，藍白立委通過軍購案後，我們台灣那就會成為一個國際級的大笑話，要知道藍白立委（國民黨與民眾黨）於 2025 年 1 月審查「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通過的「通案刪減」決議中，要求的總統＋行政院刪金額為 939 億 7,500 萬元。這些還不是包含在已經要求刪除的選項當中，這金額是額外要求刪除的，反正我這種只會簡單算數邏輯的人，都知道我們恐怕刪到最後會刪到違憲。至於這個鍋是脽要負責？也沒人知道，畢竟這個統刪是立法院授權出去的，按行政程序來說，就是總統跟行政院要負責，但我們憲法當中也沒描述，當最後可以刪的項目加起來都沒辦法達到統刪的金額時，該脽負責？到那個時候，已經不是監督政府，而是公開向全民展示：這不是財政紀律，這叫算數失敗。  

分享段落在一次與所謂「小草」的討論中，對方質疑：既然台灣有 205 兵工廠能生產 5.56 公厘步槍彈，為什麼國軍還要對外採購？並直接將此指控為「民進黨貪汙腐敗的證據」。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情緒強烈，但若回到事實與制度層面檢視，會發現這個問題並非「有沒有國產能力」那麼簡單，而是牽涉到價格結構、產能規模、戰備時程與風險管理的綜合判斷。  一、先把價格講清楚：外購到底貴不貴？ 首先必須錨定一個具體數字。目前我國 外購 5.56 公厘彈藥的單價，約為每發 18.82 元新台幣。 這個數字定錨後，我們就能查看民進黨是不是真的貪污腐敗。 首先對照國際市場：美國市場價格（以 2024–2025 年區間為參考）：大量採購價：約 12 元新台幣／發零售價：約 19.2 元新台幣／發若以軍用規格計算，在沒有大規模戰爭干擾的情況下，合理價格區間通常也需 每發 15.7 元新台幣以上。然而，現實並非「和平市場」，當然以上的價格也只是民用版的價格，我們現在是討論軍用版的，也是更大量採購價。 隨著烏俄戰爭進入第三年，歐洲各國被迫快速擴編彈藥庫存，美國也不斷要求盟國提高軍費分擔。在此背景下，全球軍用彈藥供需長期處於吃緊狀態。 目前國際市場上，軍用 5.56 公厘彈藥價格約落在 0.39～0.52 美元／發，換算約 12.5～16.6 元新台幣。此外，大型彈藥製造商（如 Winchester）亦已公告，自 2026 年 1 月起將再調漲 3%～8%，主因即為原材料成本與軍事訂單壓力上升。 到這裡，可以得出兩個相對客觀的結論： 台灣的外購價格略高於國際均值，但仍落在合理區間內，並未出現離譜溢價。所謂「一發 6 元新台幣」的國產價格論述，早已是過時資訊。依目前業界與軍工體系的估算，國產彈藥的實際成本區間約為 12～15 元新台幣／發，並不存在巨大價差。  二、我們為什麼不自產就好，偏偏要採購？ 我在討論後，會補上一組實際消耗與需求規模的數據背景，否則很容易低估彈藥需求的量級，現在我們先從所有問題點開始思索。 回到最原始、也是最常被簡化的疑問：既然台灣具備子彈生產能力，為什麼不全面採購自產彈藥？直覺上，國產似乎能省去運輸、關稅與中間成本，也更符合「國防自主」。但在實務上，彈藥採購從來不是單純的「買貴或買便宜」，而是關乎 產能、規模、戰備時程與風險控管 的制度性選擇。 若用商業邏輯類比，其實不難理解。 假設一家企業生產螢光棒，並與台北市政府簽下大型活動合約（例如張惠妹或周杰倫在台北巨蛋的演唱會）。即便該企業本身具備生產能力，但若產量無法在指定時間內滿足合約需求，理性選擇必然是：一邊自產，一邊對外採購，以確保履約。我們目前為什麼有自產子彈，也仍然需要採購，或許這就是真相。  彈藥消耗的現實數字 以公開且可推估的資料來看：國軍平時訓練中，步槍射擊仍是最基礎、最高頻的訓練項目。依過往國軍射擊訓練規範推估，單一名現役步兵官兵，每年僅基本射擊訓練，即可能消耗 數百發 5.56 公厘彈藥。若將志願役、義務役、後備教召與各類專精部隊納入，年度訓練與戰備所需彈藥量，很容易達到數千萬發等級。這還不包含：戰備庫存（非立即使用，但必須存在）彈藥輪替（避免長期存放導致性能衰退）特定單位（如海軍陸戰隊、憲兵、特戰）額外射擊需求在這樣的基數下，任何「供應中斷」都不是小問題，而是會直接影響訓練強度與戰備完整性。  三、回到關鍵事實：205 軍工廠的產能現況若要公平討論，就必須回到 205 軍工廠本身的實際狀態，而不是停留在情緒指控。（一）205 軍工廠的年產量根據公開資訊，隨著 205 廠於 2025 年完成遷廠並啟用高雄新廠區，其產能確實有明確提升規劃：輕兵器彈藥（含 5.56、7.62 公厘）：年產量可望接近 1 億發。9 公厘手槍彈：產能規劃為現有水準的 6 倍以上，以支應國軍與警政單位需求。但這裡有一個經常被刻意忽略的關鍵事實：這些產能，是「正在擴充中」，而不是「早已充足」。換言之，正因為目前庫存與產能尚不足以滿足整體需求，才必須同步透過外購補足缺口。（二）205 軍工廠的最新狀態（2026 年初）截至 2026 年初，205 廠正處於「遷廠完成」與「全面恢復產能」的過渡期：廠區狀況：已由原高雄前鎮區遷至大樹區新基地，並分為林園、大樹北、光復等營區。主要建物已於 2024～2025 年間陸續完工。營運重點：2026 年 1 月，陸軍司令鍾樹明上將視導 205 廠，明確要求加速自動化產線建置，以提升戰備補充能力。新廠導入數位化與自動化設備，正是為了解決過去人工比例高、設備老舊所造成的瓶頸。這些事實共同指向一個清楚結論：台灣目前並非「不願生產彈藥」，而是正處於「加速補產、但時間不等人」的階段。  四、時間，是國防中最殘酷的限制從數據角度看，時間壓力其實可以被量化。如果時間無限，確實可以等待國產產能完全到位，再逐步降低外購比例。但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戰爭會不會來、什麼時候來。這不取決於台灣，而取決於中國共產黨內部對「代價是否可承受」的計算。代價越高、準備越多，時間就可能被拉長；但反之，也不存在任何保證。在此不確定性下，選擇在彈藥尚未完全補齊前「停止外購」，才是真正不負責任的風險賭博。如果只靠國產，會發生什麼事？假設以「理想狀態」估算：205 兵工廠輕兵器彈藥年產量 約 1 億發（仍屬上限值，且需涵蓋多口徑）。若其中 僅有一半能穩定供應 5.56 公厘彈藥，實際可用數量約 5,000 萬發／年。在此條件下：僅要同時滿足「日常訓練＋戰備庫存補充」，就已相當吃緊。一旦遇到突發狀況（如庫存盤點不足、設備維修、原料延誤），缺口會在數個月內放大。這也是為什麼，多數軍事專業評估都不會建議，在產能尚未完全穩定前，貿然切斷外購來源。  五、用數據回看爭議的本質若將上述數據攤開，其實可以看出爭議真正的落點：價格上，國產與外購差距有限，不存在足以構成「弊案」的異常空間。產能上，國產仍在擴充期，短期內無法獨力承擔全部需求。風險上，單一來源供應，反而會放大戰備脆弱性。在這樣的條件下，外購不是背離國防自主，而是為了爭取時間、填補缺口、降低系統性風險的務實選擇。結語將「外購彈藥」簡化為「貪汙腐敗」，看似直白，實際上卻忽略了產能、時程與戰備風險這些關鍵現實。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要不要國產，而是：國產產能如何加速到位？外購與自製的比例，是否隨情勢動態調整？是否確保在最壞情境下，彈藥永遠不會成為第一個破口？這些，才是嚴肅國防討論該聚焦的問題。當然我們都很清楚知道，目前在台灣，總是有很多人想阻攔台灣增加軍備實力，而更多人，因為討厭民進黨的關係，所以聽信這些想阻擾的人的話術。

過去我們常將中國形容為「地表最強消費引擎」。憑藉 14 億人口的龐大紅利，它被視為一個「無邊際的藍海市場」，象徵著無窮的購買力與商機。當時的論點認為，只要能讓每個中國人消費一塊錢，就能創造驚人的財富，是全球企業爭相進駐的必爭之地。而這個理論至今都還是被很多中國人拿來喧染，被很多親中的台灣人拿來抨擊反共人士的論述之一。 一、世界被忽略問題的起點：人口規模，並不等於有效市場 在經濟學中，「市場規模」從來不是單純以人口數量衡量，而是由可支配所得、邊際消費傾向、制度風險、競爭密度與利潤結構等多重因素共同決定。中國確實擁有約十四億人口，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統計事實，雖然實際上的人口數有沒有１４億人口，這都是世界謎團之一，但這不是這次的重點。但若直接將「十四億人口」等同於「十四億人的可開發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常見、卻極為粗糙的推論。經濟學真正關心的問題是：這十四億人口中，有多少人具備穩定且可預期的消費能力？ 對外來者而言，這樣的市場是否仍保有合理利潤空間？若無法回答這兩個問題，人口數字本身，並不具備實質分析價值，而我們討論中國是一個優質的１４億人口市場，就不具備商業說服力。 事實上，過去那種「只要每人買一瓶可樂就能發財」的想像，忽略了所得分配的極端斷層。當絕大多數人口仍處於維持基本生存的消費階段時，所謂的「龐大市場」便會縮減為極窄的利潤紅利。此外，當制度風險推升了交易成本，且本土競爭者以極低毛利的「內捲式」競爭封鎖市場時，外來企業面臨的往往不是肥沃的草原，而是充滿陷阱的競技場。因此，若我們仍迷信人口總數，而不去解構背後的有效購買力與法治穩定性，那麼這 14 億人口，最終可能只是一個看得到、卻吃不到的統計幻象。 二、從社會現象描述市場結構的變化 若以台灣社會熟知的案例來看，館長與藝人李立群，常被拿來作為「是否足夠親中」的討論對象。部分論者會質疑：是不是不夠愛中國？是不是姿態沒有擺對？但若站在市場結構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提問本身就已偏離重點。 如果把時間回推約十年，當時中國市場仍處於相對開放、敘事尚未高度飽和的階段，外來藝人或品牌只要展現友好姿態，確實可能快速獲得關注與紅利。那是一個「供給稀缺、注意力集中的早期市場」。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內部的市場結構已發生根本性改變： 本土替代品的全面崛起（Import Substitution）： 過去中國缺乏具備國際視野或精緻包裝的網紅，外來者帶來的「新鮮感」與「國際化標籤」具有溢價。但現在，中國本土 MCN 機構（網紅經紀公司）已能量產無數個具備在地優勢、更懂得操作平台算法、且「血統更純正」的競爭者。當市場上充滿了無數個能提供相同情緒價值的本土替代品時，外來者的生存空間便被極度壓縮。 「愛國敘事」的紅海競爭（The Red Ocean of Patriotism）： 表態行為已從「加分項」變成了「基本門檻」。當所有藝人、直播主都在同一個節點發出同樣的聲明，這種敘事型商品的邊際效用便趨近於零。在一個供給過剩的市場，受眾的注意力被極度稀釋，外來者即便擺出更低的姿態，也只是淹沒在汪洋大海中，難以換取實質的流量變現。 利潤空間的「內捲化」與審查成本： 現在進入該市場，不只要面對高度同質化的競爭（內捲），還必須承擔極高的穩定性成本。一旦被放大檢視，過去的言論都可能成為致命傷。從經濟學來看，當「預期收益」不斷下降，而「風險成本」與「合規成本」卻持續攀升，這個市場的投資報酬率（ROI）早已失去吸引力。 從其他方向實例輔佐描述影視產業的消長： 十年前，台灣或香港藝人到中國拍戲是「自帶流量」的保證；現在，除非是頭部大牌，否則在中國影視劇中，外來藝人常被邊緣化為配角。這是因為中國本土影視工業已完成人才鏈的閉環，外來者已不再具備技術或文化上的領先優勢。連鎖餐飲的「下神壇」： 以過去風光無限的台灣餐飲品牌為例，早期進入中國時象徵著精緻與現代化。但隨著中國本土連鎖品牌（如喜茶、瑞幸、或各式新零售餐飲）利用資本優勢進行地毯式擴張，外來品牌若只靠「姿態」或「舊有情懷」，很快就會被極高效率、且更貼近在地口味的本土品牌取代。 所以從經濟學的語言來說，這並非個人表現問題，而是敘事型商品的供給已嚴重過剩。當市場進入此階段，即便外來者完全配合，也難以取得超額報酬。我們討論 14 億人口市場時，若忽略了「本土競爭者的演進」與「敘事門檻的提高」。就會陷入一種過時的商業迷思，誤以為只要姿態正確就能敲開財富大門，卻不知門內的競爭早已是另一場殘酷的生存遊戲。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年我們看到一堆舔共的台灣藝人，大多數都是慘敗落幕的原因。 三、紅海與藍海：判斷市場是否仍值得進入的基本工具市場經濟學中，常以「紅海」與「藍海」來區分不同競爭狀態：紅海市場：參與者高度集中產品或敘事同質性高價格與成本競爭激烈利潤趨近於零藍海市場：需求尚未被充分滿足差異化明確且不易複製競爭者有限可維持合理甚至超額利潤若將這一分析框架套用至中國市場，可以清楚發現 １、中國市場的「紅海化」：從飽和走向內捲 當前的中國市場，已是全球競爭最激烈的紅海典型。敘事與產品的高度同質化： 誠如前述，無論是政治表態、愛國營銷，還是產品開發，本土企業已展現出極強的模仿與迭代能力。當 14 億人口的注意力被無數個性質雷同的品牌與網紅瓜分時，**「注意力成本」**變得極其昂貴。利潤趨近於零的「內捲」： 在資本補貼與極端效率的驅使下，許多產業（如電商、外送、電動車）陷入了毀滅性的價格戰。對外來者而言，除非擁有不可替代的技術壁壘，否則在這種「犧牲利潤換取市佔」的紅海邏輯下，14 億人口帶來的不是獲利，而是無止盡的燒錢與內耗。 2. 消失的藍海：外來者的「超額報酬」時代已逝過去 20 年，中國曾是外國企業的藍海，原因在於當時的需求未被滿足、技術與文化存在落差。藍海優勢的瓦解： 當本土品牌（如：華為之於手機、比亞迪之於汽車、瑞幸之於咖啡）完成了從模仿到超越的過程後，原本屬於外來品牌的「差異化紅利」便迅速消失。制度風險與進入壁壘： 現今的中國市場，法律穩定性與政策透明度成為隱形的「高牆」。這種制度性的變數，使得原本潛在的藍海機會，往往在法規調整或地緣政治波動中，一夕之間變色。當一個市場的人口結構雖然龐大，但競爭密度已超越其購買力增長、利潤空間被行政成本與內捲消弭、且敘事紅利已全面飽和時，它在經濟學定義上便是一個「低回報、高風險」的紅海。 對於外來者來說，這 14 億人不再是一塊能輕易切割的肥肉，而是一個**「高牆內的修羅場」**。 若我們仍將 14 億人口視為一個優質的藍海市場，這不僅是統計上的誤導，更是戰略上的怠惰。因為真正的市場價值，從不在於「有多少人存在」，而在於「有多少人能在法治保障與公平競爭下，持續為你的價值主張買單」。若無法看透這一點，那麼討論 14 億人口市場的「優質性」，就只是在討論一場已經散場的盛宴遺留下的虛幻殘響。 四、十四億人口，卻是消費力受限且高度飽和的市場即便暫時不討論政治與制度風險，僅從純經濟面來看，中國市場仍面臨幾項結構性限制：人均可支配所得仍相對有限，且城鄉與階層差距巨大邊際消費傾向隨經濟放緩而下降內需市場長期依賴價格競爭，而非價值競爭同時，全球大量國家、企業與個人，早已在過去二十年間持續湧入中國市場。結果是：市場參與者數量遠超需求成長速度營運成本與不確定性同步上升利潤空間被系統性壓縮從市場均衡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典型的「過度進入市場」所導致的結果。 所以近十年來，不少國家（如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等）紛紛轉向接受中國的「一中原則」，其核心動機多半是為了分食那塊傳說中的「14 億人口大餅」。然而，根據 2024 至 2025 年的最新貿易數據分析，現實卻呈現出一種極度失衡的狀態：1. 創紀錄的貿易順差：中國「只賣不買」的傾向中國在 2025 年創下了人類史上最高的單一國家貿易順差（超過 1 兆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對全世界展現了強大的輸出能力，但對各國產品的吸收力卻在萎縮。對於那些新加入一中原則的朋友來說，他們發現中國賣給他們的是高附加價值的電子產品、電動車與基礎設施設備，而他們能賣回中國的，往往僅限於低毛利的農產品或原物料。2. 「逆差陷阱」：實質利潤並未回流從貿易結構來看，除了澳洲、巴西等少數資源大國能維持對中順差外，全球超過 80% 的國家對中國處於貿易逆差。例子：中美洲與非洲國家 許多國家在建交後發現，雖然中國承諾了大規模投資，但隨之而來的是大量廉價的中國商品傾銷，導致其本土製造業（如紡織、輕工業）受到重創。貿易數據顯示，這些國家的對中逆差普遍占其 GDP 的 3% 至 5% 以上，所謂的「14 億人口市場」對他們而言，並非產品的出海口，反而成了本土產業的競爭者。3. 制度性壁壘與「內捲」的向外溢出即使是具有競爭力的外國企業，在進入中國後也會發現，中國日益強化的「進口替代」政策（如國產替代戰略），讓外來產品在招標與採購中面臨隱形歧視。同時，中國國內因內需不足而導致的「產能過剩」，正透過低價向外輸出。 從經濟學的損益表來看，這十年間接受一中原則的國家，多數並未從中國市場獲得預期的超額回報，反而陷入了「入超擴大、利潤壓縮、依賴加深」的惡性循環。 這進一步印證了：人口數字不代表市場價值。 當一個 14 億人口的市場所展現的是「強大的產能輸出」而非「強勁的內需進口」時，那些為了政治承諾而放棄原有市場佈局的國家，最終在經濟上所換取的，往往只是一紙看得到卻分不到紅利的統計數據。五、從「世界工廠」結構出發的根本反問 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其經濟意涵十分清楚：完整且高度整合的產業鏈大規模生產帶來的極低邊際成本對內需市場的高度熟悉與制度優勢在這樣的結構下，外來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勢必要面對一個核心問題：在價格、速度、規模與承壓能力上，你是否能與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對多數標準化商品而言，答案幾乎是否定的。價格戰、通路戰、補貼戰，最終都會演變成中國企業最擅長的內捲競賽，而外來者往往成為被淘汰的一方。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一片紅海中，能從中國市場真正穩定賺取利潤的國家，大都不是靠規模競爭，而是仰賴極致的「國家品質管理」與「品牌信用壁壘」。這種由國家形象背書的品質保證，使得中國消費者在面對本土廉價替代品時，仍願意支付高額溢價來採購國外商品。 食品與醫療安全的防護牆（例如：日本、澳洲、紐西蘭）： 中國國內頻發的食安問題與對國產疫苗、保健品的信任危機，讓日本的醫藥品、澳洲的奶粉與紐西蘭的乳製品，在中國市場幾乎擁有「不可替代性」。這些國家的獲利並非源於姿態優雅，而是源於其嚴謹的國家檢驗標準，提供了中國本土品牌無法給予的「安全感」。工業之母的技術高度（例如：德國、瑞士）： 當中國企業進行大規模生產時，他們仍必須向德國或瑞士採購精密的工具機與核心零組件。這些國家賺取的，是位於價值鏈最頂端的「技術地租」。即便中國宣稱要實現國產替代，但對於極致精準度的追求，仍讓這類高階製造業保有極高的利潤率。文化與生活風格的溢價（例如：法國、義大利）： 精品產業是另一個極端。義大利的皮革工藝或法國的香水，代表的是一種無法被中國內捲生產線量產的「文化資產」。在 14 億人口中，頂層的消費族群購買的不是產品的功能，而是其背後的社會地位信號。 所以諷刺的是，當那些技術落後、發展落後的國家，原本想依靠著中國來賺取大量財富，可卻沒發現，他們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同時也是很多巴結中國的國家產品，而最重要的是，中國國內也有生產此類產品。 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帶一路倡議下，大多數國家最終都是負債累累，完全沒有基建起來的經濟成果！因為最初設計此願景的時候，就是要仰賴中國的人口跟消費。 六、結論：十四億人口存在，但市場早已紅海化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個清楚且冷靜的結論：中國確實擁有十四億人口但對多數外來者而言，這是一個高度紅海、低利潤、風險不對稱的市場所謂「容易賺錢的十四億人口市場」，更多是一種延續自過去的敘事想像真正仍具競爭空間的，並非全面性進入，而是中國自身難以內捲的領域：長期累積的品質信任高度差異化、難以複製的技術建立於制度與專業上的品牌價值台灣產品能在中國市場被選擇，並非出於情感或政治姿態，而是因為在特定領域中，台灣確實提供了中國內部短期內難以等量齊觀的品質與價值。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其他國家的優勢產品。因此，真正值得被重新檢視的問題，不是「中國有沒有十四億人口」，而是：在一個早已全面內捲的紅海市場中，外來者究竟還剩下多少可行的經濟空間？

 近來，部分藍白政治人物或親中論述，常以「美國可能對委內瑞拉採取斬首行動」為例，進而推論「中國若對台灣總統斬首，台灣將迅速失去抵抗能力」。或者中國會學美國一樣，對台灣賴清德實行斬首行動，並譴責美國破壞規則，台灣開始很危險此類的討論。 此類說法乍聽之下似乎冷靜務實，實則是對民主制度、社會心理與國際政治的嚴重誤判。將委內瑞拉與台灣相提並論，不僅是錯誤類比，更可能在無意間替侵略行為合理化，低估台灣社會在面對外來武力時的反應強度，也錯估這種斬首行動只會出現在專制獨裁國家當中，特別是人民過得很不好的國家。甚至我毫不客氣的說，就算賴清德被斬首，我們再附上一個蕭美琴，我們也不可能跟委內瑞拉一樣。 委內瑞拉的特殊處境：真正的獨裁體制，人民更渴望換掉政府幾乎所有對美國斬首馬杜洛的人，大概都不清楚委內瑞拉的狀況到怎麼程度。委內瑞拉多年來深陷惡性通貨膨脹、物資短缺、公共服務崩潰與政治高壓統治。馬杜洛政權不僅高度集中權力，亦透過壓制反對派、操控選舉程序與限制新聞自由來維繫統治，其選舉正當性長期遭到反對派與多數西方國家質疑，在國內也累積相當程度的不滿。在這樣的環境下，委內瑞拉人民面臨的並非單一政策失誤，而是整個治理體系長期失靈。對不少人而言，問題早已不是「由誰來統治比較好」，而是「只要能結束現狀，任何替代方案都值得嘗試」。因此，國際輿論中才會出現一種現象：若外力對最高領導層實施斬首行動，部分人民不僅不反感，甚至可能將其視為終結苦難的轉機。必須再次強調，這並非替任何外國軍事行動辯護，而是說明一個冷酷的政治現實：當政權長期失去民意基礎，又缺乏制度性更替管道時，人民對統治者的忠誠度會迅速瓦解。 甚至講一段更調侃的，如果委內瑞拉人民可以邀請美國幫忙拉下馬杜洛，早很多年前他們早就做了，這也是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堆委內瑞拉人因為看到美國斬首行動成功，高興地到處慶祝，甚至大家上街一同歡樂！而不是遊行示威抗議美國。台灣恰恰相反：人民最深的恐懼不是民進黨統治他們，而是被中共統治 台灣與委內瑞拉最大的差異，在於人民真正厭惡與恐懼的對象並不相同。或許在委內瑞拉，部分人民會幻想「由美國暫時接管是否更好」；但在台灣，多數民意所排斥的，從來不是單一執政黨，而是被中國共產黨直接統治的可能性。台灣社會確實存在對民進黨強烈不滿的聲音，甚至有人動輒以「獨裁」「專制」形容現況。然而，多數台灣人心裡其實都有底線：言論可以罵、政府可以換、選舉可以翻盤，這些都恰恰證明台灣並非真正的獨裁國家。所謂「台灣人民過得非常不好」的敘事，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對執政黨厭惡情緒的放大，再加上中國網軍長期、有系統性的協助擴散，才營造出高度失真的印象。更現實的是，台灣社會早已從實例中看清中共體制的運作方式。過去多年，部分親中、舔共的藝人或公眾人物，確實一度因政治表態而獲得市場紅利；但隨著中國經濟下行與政治氣氛收緊，所謂「愛國飯」早已不再穩定。事實反覆證明，若不具備台灣身分，中共並不會長期保障其利益，政治效忠更不是通往安全與繁榮的通行證。也正因如此，台灣人民即便對執政黨再不滿，仍能清楚分辨「可以用選票換政府」與「不能讓外國決定命運」之間的差別。台灣的總統與政府來自定期、自由且競爭性的選舉，總統若遭遇不測，副總統、行政體系與國防指揮鏈皆有明確的制度接替與運作規範。換言之，台灣不是靠某一個人撐起來的政權，而是一個高度制度化、且對外來威權統治具有本能排斥力的民主社會。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台灣社會中確實存在一部分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現實認識不足的聲音。這些觀點往往建立在對中國經濟成就的片面想像，或對個別親中藝人、意見領袖所描繪情境的過度投射之上，卻忽略了中國近年在言論控制、政治清洗與經濟下行上的結構性問題。長期觀察可發現，對統一抱持高度期待的論述，多半並非出自對中國制度有充分理解的群體，反而常源於對台灣現況的不滿情緒被放大後，所產生的替代性幻想。這種現象本身，正說明「討厭執政黨」與「願意被中共統治」之間，存在被刻意模糊的危險落差。對台灣「斬首論」真正的效果：替中國製造恐懼跟憎恨從政治動員的角度來看，對台灣實施斬首行動，幾乎可以確定會產生反效果。第一，原本主張交流、務實甚至對中國抱持善意的族群，將因外來暴力直接針對民選領導人，而迅速轉向反對。這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對基本政治尊嚴的反射性防衛。第二，台灣社會雖對內政高度分歧，但在外來侵略明確化的情況下，社會共識往往會快速收斂。歷史經驗顯示，外部威脅越直接，內部動員反而越有效。第三，台灣的抵抗不依賴「單一英雄式領導」。軍隊、地方政府、民間組織與國際連結，將形成長期而分散的抵抗結構，這正是現代民主社會最難被壓制的特性。這也是為何許多嚴肅的戰略研究早已指出，對民主社會進行斬首，往往只會提升其抵抗意志，而非瓦解其統治能力。要清楚認知，大多數的台灣人立場是建立在［共產黨不能統治台灣］的腳本上，哪怕再親中的人或者害怕戰爭的人，就算不肯提槍保衛台灣，但如果有人願意保衛也仍然支持那些守衛他們財產的人。因為不管哪一個國家９成５以上的人都是害怕死亡或害怕親人死亡，而戰爭是會死亡的。如果真的到無路可退的情況下，再怎麼親中的人也絕對會憤而抵抗，當然現在嘴巴上喊說要保護台灣的人，到時會有幾個人上戰場，也無從得知，因為這就是人性，人性之一就是怕死。不斷強調錯誤類比的政治風險如果大家的記憶力還不錯，應該就該曉得，所謂的斬首行動早就不是一個新的討論，這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東西，這些年我們都不知道在特定的媒體人或者是政客口下聽到太多次［斬首行動］，藉此讓台灣人覺得台灣是守不住的。不斷重複「斬首就能結束戰爭」、「只要打掉領導人，台灣自然會崩潰」這類錯誤類比，其政治風險遠比表面論述來得嚴重。這不只是學術或戰略判斷上的失誤，而是真實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並造成不可逆後果的認知偏差。首先，這種錯誤類比會系統性削弱社會的危機意識與防衛準備。當民眾被反覆灌輸「戰爭只是一瞬間的事」「台灣撐不了多久」的敘事，對國防投資、後備改革、民防整備與社會韌性的支持，便會逐步流失。這種流失並非立刻可見，而是以「預算難以推動」「制度改革缺乏社會動能」的形式累積。一旦威脅真正到來，這些被延宕的準備將無法在短時間內補齊，其代價往往以人命與領土安全計算。其次，錯誤類比會侵蝕人民對憲政制度與集體行動能力的信任。將台灣描繪成一個高度依賴單一領導人的社會，等同否定憲法設計、行政體系、地方政府、軍事指揮鏈與民間社會的存在價值。長期下來，社會會被引導相信「制度靠不住」「反正撐不久」，從而降低在危機時刻遵循指揮、協同行動的意願。對任何國家而言，這都是比武器落後更致命的內部風險。第三，這類論述會在戰略層次上誤導外部決策者，放大衝突發生的機率。當侵略者被錯誤訊號說服，以為台灣是一個「斬首即可瓦解」的對象，便可能低估長期佔領、社會抵抗與國際介入的成本。歷史經驗反覆證明，正是這種對他國社會韌性的誤判，最容易導致戰爭被輕率啟動，並迅速升高為難以收拾的災難。更嚴重的是，反覆強調錯誤類比，會在無意間替威權敘事提供內部共鳴。它將「政權可以被更替」與「國家可以被摧毀」混為一談，模糊了民主社會最核心的界線。當侵略被描述成一種有效、甚至理性的選項時，實際上是在動搖國家存在本身的正當性。從保護國家的角度來看，這正是認知戰最成功、也最危險的成果之一。最後必須指出，這類錯誤一旦在政策與戰略判斷中被採信，往往沒有修正空間。選舉可以重來，政策可以調整，但戰爭與侵略所造成的損失，無法用事後的反省彌補。台灣社會若不能及時辨識並反駁這些錯誤類比，真正承擔風險的，並非某一個政黨或世代，而是整個國家未來的安全與存續。 結論：這是一道給藍白選民的自問自答的問題。對許多藍白選民而言，討厭民進黨往往是一種真實且長期累積的情緒。對政策不滿、對執政風格反感，甚至認為民進黨傲慢、失職，這些感受在民主社會中都完全正當，也不需要被否定。但問題在於，當這種情緒被延伸為「只要不是民進黨，其他選項都可以考慮」，甚至被拿來合理化中國對台灣的武力想像時，事情就已經不再只是政黨競爭，而是國家存續的選擇。這裡必須誠實地問一句藍白支持者：你真正想要的，是換一個可以被監督、被批評、四年後可以用選票拉下來的政府；還是進入一個領導人不能罵、政策不能反對、選舉只是形式的體制？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不論你多討厭民進黨，台灣的民主制度本身就不該被拿來與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相提並論。許多親中論述刻意模糊這條界線，把「對民進黨不滿」偷換成「對台灣現狀絕望」，再進一步暗示中國介入未必是最壞的結果。但現實早已反覆證明，中共從來不是一個會因為你投過誰、罵過誰，就尊重你權利的政權。一旦主權喪失，藍白綠的差別將不再具有任何意義。若北京真相信台灣會因斬首或政治分化而瓦解，那它低估的，正是藍白選民與多數台灣人共同擁有的一條底線：我們可以換政府，但不接受被共產黨統治。這條底線，才是台灣真正的防線。

藍白政客與中天集團時常反覆強調一句話：「日本不會為台灣出手。」 這句話被不斷拋出，究竟是出於政治攻防，還是為了配合特定敘事方向，外界難以確認，但其效果，卻明顯是在削弱台灣社會對國際局勢的理性理解。 如果這些人並非單純為了政治鬥爭，而是真心認為自己掌握國際現實，那麼這句話所暴露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他們並不真正理解日本，也未能掌握國際政治、財經、貿易與安全戰略的基本邏輯。他們的能力只有國中生的程度，而你們覺得這種程度的人會讓台灣變得更好？ 日本從來不是依情緒或「喜不喜歡某個國家」來做決策的國家。日本是一個典型的海島型國家，而海島型國家的生存核心只有一項：航道安全。日本的能源高度仰賴進口，原物料與糧食亦然。根據日本官方資料，其一次能源自給率約僅一成左右，石油與天然氣多來自中東，而這些能源運輸路線，勢必經過台灣周邊海域。 這不是任何政黨的政治宣傳，而是日本在《防衛白書》中反覆點出的戰略現實。 然而，部分藍白政客與特定媒體選擇性忽略這一點，反而對選民灌輸「台灣不要製造麻煩」、「日本不會幫助台灣」的簡化敘事，卻刻意避談一個關鍵事實：一旦台灣被中國控制，日本所面臨的戰略與經濟風險將急遽升高。中國社會長期存在高度結構化、可被政治動員的仇日民族主義，這並非臆測，而是過去二十多年來多次被觀察、被記錄的現象，且往往在官方宣傳或默許下被放大。 換言之，若中國掌控台灣，日本並非「少了一個潛在衝突點」，而是直接暴露在一個對日敵意可隨時被啟動的政治體制之前。 過去的經驗已經顯示，中國可以隨時以「民意」、「市場行為」為名，對特定國家發動經濟與行政壓力，包括抵制日貨、對日資企業查稅、停業或行政刁難，甚至在航運與通關上進行技術性干預。 這些情況過去並非沒有發生，差別只在於，目前仍有台灣作為地緣與戰略上的緩衝帶。 有些人常說：「日本不會為台灣犧牲經濟。」但真正的問題是──若台灣消失，日本承擔的經濟代價反而會更高。 航道風險一旦上升，保險費率隨之提高；航線被迫繞行，能源成本立即增加；電價上漲，日本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將首當其衝受到衝擊。 這些不是政治口號，而是航運公司、能源市場與保險業每天都在計算的實際成本。 日本近年對台灣與區域安全的態度之所以愈來愈明確，並非因為受到任何外國政黨影響，而是基於對地緣位置、能源流向與中國政治結構的理性評估。相較之下，部分藍白政客的國際戰略論述，仍停留在「不要選邊站」、「寄望對方善意」的層次，彷彿國際政治只要反覆喊話就能自動化解風險。事實恰恰相反：台灣存在，日本仍有戰略選擇；台灣一旦消失，日本將被迫承擔更高的安全與經濟代價。 問題不在於台灣是否把日本「拖進危險」，而在於，是否有人試圖以錯誤的敘事，將台灣推向一個連日本都難以承受的局勢之中。 

首先這篇文章要很感謝我的同事，我正因為與他的辯論才能引發起我寫這篇文章的。所以今天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假如「行政院若採用新版財劃法後，因財源不足而被迫刪減業務，事後才發現問題並試圖補救，最快需多少年才能恢復治理常態」。  近來立法院通過新版《財政收支劃分法》，引發社會高度討論。然而，多數公共論述仍停留在政黨對立層次，將問題簡化為中央是否偏袒特定縣市，或將制度爭議道德化為貪污與否。這樣的討論方式，對理解財劃法可能帶來的長期治理後果，幾乎沒有實質幫助。  我在與同事間的爭論時，我首先定調，假設他的認為中央就是否偏袒特定縣市、中央就是會貪汙腐敗是對的，所以我們應該要支持藍白財劃法，將財源讓地方多掌握一點。  可是，財劃法真的問題是，若從公共財政與行政學的角度出發，真正需要關注的，並不是錢「給誰」，而是當財源結構被重新劃分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責是否仍然對齊。這一點，才是財劃法對國家治理影響的核心所在。  過去數十年間，中央政府掌握較多可支配財源，也因此承擔大量跨縣市、全國性、不可切割的公共責任，包括重大基礎建設、全國性社會福利體系、緊急應變與跨部會整合。這樣的配置，並非單純的權力集中，而是在既有憲政與行政體制下，形成的一種責任分工結果。 立法院版本財劃法所帶來的關鍵改變，在於大幅調整中央與地方的可支配財源比例。然而，必須正視的是，行政責任並不會因財源移轉而自動消失。 中央政府的多數職權，來自法律授權與制度設計，而非單純因為「有錢所以負責」。若在財源縮減的同時，相關法定責任未同步檢討與調整，治理體系勢必出現結構性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並非沒有選擇，而是選項極為有限。當可支配財源不足，行政機關只能透過刪減預算、延後計畫、縮小政策規模，甚至降低行政應變能量來因應。這並非政治意願問題，而是所有現代國家在財政受限下都無法逃避的現實。  我們可以支持新版的財劃法，但責任歸屬問題難道不是也要一併設計好？  我當時一直跟我同事強調，我平常看的東森、聯合、ＴＶＢＳ以及各種媒體資訊，都不曾告知我，藍營縣市長站出來說，地方願意多承擔甚麼責任，反而是都是反對中央把責任［移轉］給地方。 所以目前的情況很明確，［地方不願承擔多一點責任，只想要多一點錢來使用］。 甚至可以說，地方政府目前只追求財源的『重新分配』，卻拒絕隨之而來的『責任轉移』。這會導致中央有責無錢，而地方有錢卻不一定有法定責任要辦理全國性的事務。」請問這樣子公平公正嗎？  一分錢辦一分事，除非中華民國是一個苛求公務員的國家，一個人頂三個人用外，還能同時主動承擔業務必要的支出，並主動無償金援國家財庫，不然短缺的金額就是擺在大家面前。  這就像你平常月收入有３萬元，然後需要給父母１２０００元養老金，然後平常還要花錢給父母吃喝玩樂 這個不能扣，你不能刪 （這就是對應的中央要支付地方的福利制度跟薪資）最終剩下的，就是你平常支付房貸、車貸、以及繳納各種莫名其妙支出，有多餘的錢還要添購家具，或者做各種活動的。今天你的老闆說，給你的薪資變少了，從３萬變成２萬５，你有５０００缺額，這個時候你一定要跟父母協商，或者從其他選項去做處理。可你的父母死硬不要，甚至罵你扣他們的錢是不孝，但你其他方面就算不參予活動，不添購什麼，也擠不出這個缺額，車貸、房貸這邊又不能說不給。你，會不會強硬跟父母說，就是要少給？又或者不斷的借錢去填這個缺額？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這類刪減並不一定會在制度上路初期立刻被社會察覺。第一個年度，往往仍可透過既有結餘、暫緩支出或行政調度勉力支撐。然而，隨著預算循環推進，原本被延後或縮減的業務開始累積，政策效果下降、公共服務品質下滑、跨部會協調失靈等問題，才會逐步浮現。 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社會才會真正意識到，原來有如此多的公共職能，長期仰賴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撐。一旦這些功能因資源不足而受損，責任歸屬往往重新指向中央，卻忽略了制度設計本身已經改變了其財政基礎。 此時若回頭試圖「補救」，時間成本將遠高於多數人的直覺想像。以一個行政體系成熟、程序完整的民主國家而言，從問題被普遍認知開始，到實際恢復治理常態，至少需經歷數個階段。 首先，是問題辨識與政策共識形成，這通常需一至二個年度的實務運作，才能確認哪些職能被低估、哪些責任與財源明顯錯配。其次，是制度調整與修法協商階段，涉及行政院、立法院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反覆協調，在政治高度分歧的情況下，往往又需一至二年。最後，修法完成後，相關預算編列與實際執行，仍需再經一個完整會計年度才能真正落地。 換言之，即便一切進展順利，在高度理想化的情況下，從問題全面浮現到治理功能逐步恢復正常，最快也需要三至五年。若政治對立加劇、朝野缺乏合作，這個時間只會進一步拉長。 這正是「先實施、再修正」在財政制度上極具風險之處。與一般政策不同，財政制度一旦上路，即會立即形成穩定的資源分配結構與既得利益。當行政體系已在資源不足的狀態下運作數年，即便日後修法成功，行政能量的修復也無法一蹴可幾。  所以打從新版的財劃法出來後，行政院這邊一直試圖告知社會大眾他們已經無法刪除預算了，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支持他們，但很不幸的，支持行政院的人無法清楚告知狀況，只是隱約知道這樣子國家會出問題。  反對行政院的人，又陷入政治立場的矛盾情況，所以在他們眼中，行政院如果不按照新版的財劃法執行，那一定是民進黨有問題，但不管行政院如何講述，他們始終認為，民進黨講的話都是理由藉口，連聽的價值都沒有。  所謂的台灣被族群分裂的原因，我想雖然中共網軍是有很大的責任，但更多原因應該是在於，每一個人的認知不足，才容易隨著網軍挑撥離間，大家互相仇恨。  回到重點，從治理理性出發，財劃法並非不能調整，但改革的順序至關重要。較為穩健的路徑，應是先清楚界定中央與地方各自應負的政策責任，再依此重新配置財源，最後才讓制度正式上路。若反其道而行，短期內或可回應政治壓力，長期卻可能削弱整體治理效能。 財劃法的爭議，本質上不是藍綠之爭，而是一個國家是否願意正視制度後果、承擔長期治理風險的問題。當財政制度被視為可以「先跑再說」的政治工具時，真正承擔代價的，往往不是任何一個政黨，而是整個行政體系與社會對政府的信任。 最後要說的是，按照現有狀況，從舊版的財劃法轉成新版的財劃法，中央會短缺3700億～5600億新台幣。 所以我們總是聽到，有種奇怪的言論是，我們不要花錢在國防預算上面，反正民進黨就是會貪汙腐敗。可是其他國家都是說，花在這的國防預算有被貪汙到，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糾正，讓自己的國家國防軍事能力能提高。 請記得「監督國防預算」與「癱瘓國防能力」是兩回事，而反綠的台灣人卻忽略掉我們正在被癱瘓，不然誰有發現，每當在野黨發現國防開銷支出問題的時候，有曾要求國防部進行改善改革，或者讓狀況變得更好？我想大家看到的都是，喔，國防部這邊有問題，把所有的錢刪掉，不然就會被民進黨貪汙腐敗掉。請問這是監督？還是癱瘓？我想答案都很明確吧。

近來社會上針對是否應該禁止小紅書在台運作，產生了激烈辯論。支持者與反對者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理由，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既然數位發展部沒有把小紅書列入公告名單，行政院卻逕自主導禁止，這就是行政怠惰或程序違背。因此，有人主張行政院不應該直接處理小紅書，而必須完全依循數位發展部的公告邏輯來做決定。 然而，我在與對方討論時強調，台灣的行政體系並不是「行政院要跟著數位發展部走」，而是「數位發展部須依行政院的政策方向執行職權」。行政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本來就有權在必要時直接介入、協調，甚至要求部會採行特定方向。換言之，若行政院與數位發展部之間有職權判斷差異，依台灣的憲政架構，行政院才是最終指導原則。因此，即便立法院授權數位發展部制定相關規範，行政院仍具備要求部會處理平台問題的權力，小紅書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對方一直執著數位發展部的公告，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方向。但對方始終不接受這一點，於是我們雙方焦點逐漸轉移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具體程序。彼此雙方開始利用 AI 回答與網路資料，討論各條文的適用與法律路徑。 我首先指出，行政院切入小紅書問題的核心法源其實是第 4２條，而不是第 27 條。 因為第 27 條若要成立，也就是小紅書如果能被數位發展部列入公告名單，平台必須願意接受納管，也就是小紅書必須主動同意或至少回應台灣政府。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小紅書至今仍沒有意願配合，也完全不理會台灣的主管機關，這使得數位發展部根本無法完成第 27 條的公告程序。 根據公開資訊，台灣政府已透過海基會向小紅書總部遞送正式文書，證明政府已履行通知義務。但平台方面沒有回應，使整個「列入公告」程序卡在源頭。因此，若堅持一定要按照第 27 條處理，就會陷入「必須公告 → 需要平台願意納管 → 平台不願意 → 無法公告」的法律死循環。 對方則引用來自［風媒體］資訊葉慶元律師的說法，主張小紅書屬於「網路廣告平台業者」，依法必須在台指定法律代表，而數位發展部應公告其名稱並通知補正。對方認為行政院直接禁制等同「跳過六道程序」，包含罰款等前置措施，因而認為行政院違法。 但我則提出另一個問題：若依對方邏輯，要進行罰款或補正，仍然得先完成公告，而公告又必須建立在平台願意納管之上。 這意味著只要小紅書拒絕配合，整套程序根本啟動不了。 而我與對方的爭論來到到底數位發展部能不能霸王硬上弓強制公告，而對方從他的問題開始往下提問， AI 給出的分析也指出，主管機關若要強制公告，雖然理論上可行，但需要具備客觀資料、明確授權、透明方法論與能在法院接受檢驗的證據鏈。換言之，如果法律要走這條路，政府必須提出非常完整、嚴謹且能被挑戰的數據。 因此我們討論到另一個層次：數位發展部若要公告平台，必須提出「超過 115 萬人次使用」等客觀數據，但這些數字不能隨便猜，而是必須來自可信來源，例如第三方流量調查、電信/ISP 統計、廣告投放紀錄、平台自報數據等。 AI 的回答指出，在沒有平台自報資料的情況下，主管機關可以透過多元證據進行「合理推估」，但其準確度與法律效力會大打折扣，被列管的平台也可以在行政救濟程序中質疑數據方法，讓整個公告處分變得極不穩固。 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台灣真的要以第 27 條那套程序正式控管小紅書，核心問題仍然回到「小紅書願不願意配合」。在平台拒絕回應、不願被納管、拒絕提供數字的情況下，要建立完整公告程序會變得極為困難。這也正是為什麼最終政府選擇依第 42條作為法源，直接以「詐騙防制」作為禁止小紅書的切入點。因為在第 27 條程序完全卡死、平台態度明確拒絕的前提下，第 42條是目前法律上可行、可執行、也能讓行政院依法處置的路徑。 以上過程是我與網路上的一位大學生，利用ＡＩ互相辯論，得到的情況，但他仍然執著於必須從２７條開始，認為民進黨只要不是從２７條開始就是有問題，而與他辯論的我，是我被民進黨洗腦的關係，哪怕我直接對他辱罵民進黨、賴清德，喔，應該是會罰新台幣２０００元程度，但最終感覺他仍然堅持我是被民進黨洗腦。 但他卻不知道，我只看到八炯提到，原來民進黨這次管小紅書的源頭，是去年藍白立委在立法院提案的，然後綠立委也支持通過，民進黨是依法行事。其他民進黨講了什麼，我都半句都沒看到過，因為民進黨談的是他們依法打詐，綠粉講的是民進黨依法打詐，而我都是從［美國人怎麼被小紅書管控跟導向］來談我們台灣不該使用小紅書．。如果大家有印象川普之前禁tiktok的時候，美國人之怎麼翻牆使用小紅書，然後被控管，就該知道台灣人不該使用，這方面詳細資料都請找海外反共的中國自媒體、大紀元這邊取得他們蒐集整理得資訊。

一、制度背景：從集體領導崩解到習近平徹底打破規矩的轉折中國原先在江澤民、胡錦濤年代，至少還維持著「十年交棒、兩任為限」的政治慣例。這雖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但仍是一種避免個人獨裁重新出現的內部平衡機制。然而習近平上台後，這套慣例被他 完全粉碎：2018 年正式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連二」的制度被他直接踩碎，成功登上「連三」；黨、政、軍權力全面個人化，政治局常委制衡功能形同瓦解。這些都是已確定、公開紀錄的事實，而不是任何推測。更關鍵的是： 一個能打破所有制度限制的領導人，也自然具備追求第四任、第五任甚至更長時間的權力衝動。習近平不是「可能會」追求終身執政，而是「制度上已經沒有人能阻止他」── 這才是台灣當前所面對的真正局勢基礎。除非習近平要麻拿下中華民國，要嘛拿下俄羅斯，不然其他的功績都不足讓習近平能如同毛澤東一樣，執政到老死的一天。二、強人領導的典型模式：以外部衝突延續統治國際間許多強人領導者都採用「對外擴張」來延續統治或提升權力正當性，以下是幾個重要案例：● 俄羅斯：普京的車臣、克里米亞與烏克蘭普京能延續其長期統治，核心原因包括：早期以車臣戰爭建立強勢形象2014 併吞克里米亞帶來劇烈民意支持2022 入侵烏克蘭，透過民族主義強化控制這三者皆非「出於國家安全迫切威脅」，而是強人維持政權的典型操作。● 土耳其：艾爾多安的跨境軍事行動艾爾多安在國內經濟低迷、政權受挑戰時，多次對敘利亞、庫德族武裝進行軍事行動，用以凝聚民族情緒與選票。● 阿根廷：佛克蘭群島戰爭阿根廷軍政府在經濟崩潰、民怨沸騰時，發動對英國的佛克蘭戰爭，藉由對外衝突試圖挽救統治。● 北韓：核試與飛彈外交北韓政權每當內部或接班不穩時，就升高對外挑釁，以迫使國際讓步，同時向國內宣示政權的「唯一正當性來源」。以上案例共同呈現：強人政治在面臨權力焦慮時，對外軍事行動反而成為強化統治的工具。這也是習近平的政治邏輯可以被放置的架構。三、對台灣的真正威脅：不是台獨，而是中國領導人的政治需求習近平的統治缺乏毛澤東、鄧小平等级別的歷史功績，經濟與社會壓力又持續上升。在此情況下，某些外部分析認為：「對外擴張、特別是以台灣為目標，能提供他塑造歷史地位的最後機會。」這屬於國際政治學界基於制度變化與強人模式所做出的推論，並非中共官方公開承認，但其邏輯與案例吻合度極高。而台灣是否有台獨人士、台灣政府是否喊台獨、台灣是否選出親中或親美的政黨──這些因素在這邏輯中影響力其實非常有限。因為： 「武統與否」的核心主導權，從不在台灣，而在習近平的政治需求。四、中國若想打台灣，其實有無數藉口這點必須說清楚：● 國際觀察普遍認為：中國若決定對台動武，理由根本不是問題。因為在主權敘事中，中共永遠能自己製造或定義藉口，包括：認定「台獨勢力蠢動」（即使根本沒有）認定「外國勢力干預」認定「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認定「統一進程被阻礙」認定「歷史使命需要完成」甚至製造虛假事件、邊境衝突、法律理由等國際社會在類似強人政權上已看過太多例子：普京聲稱「保護俄語族」就併吞克里米亞北韓聲稱「自衛」就測飛彈阿根廷軍政府聲稱「收復歷史領土」就打英國伊拉克薩達姆以「國家利益」為名入侵科威特藉口從來不是問題。強人需要的，只是「一個看起來能講得通的藉口」。台灣是否自我克制，不會改變中國是否想要出手。五、台灣人別再誤解：國際秩序與「一中框架」保不了台灣許多台灣人仍存在一種危險的誤解： 「只要我們不踩紅線，中國就不會打我們。」 「只要維持一中框架，中國就會收手。」然而依照國際局勢與前述案例，這些都不是事實。因為：1. 國際秩序從來不是強人會遵守的規則普京無視聯合國與歐洲安全架構直接入侵烏克蘭，就是明顯例子。國際秩序並不能阻止一個下定決心的極權。2. 「一中」並不能阻擋中國的侵略慾望只要北京領導人認為：對台動武能提升國內支持度能鞏固統治正當性能形塑個人歷史定位他就會尋找藉口，而不是尋找理由避免衝突。因此： 台灣的安全，不取決於我們做了什麼，而取決於中國領導人何時需要戰爭。六、台灣必須理解的另一個盲點：我們自己的憲法，也能被中國拿來當藉口台灣內部長期存在一個極少被討論、卻非常現實的問題：只要台灣的憲法仍然保留「大陸地區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的規定，中國就能利用這個點，把台灣問題包裝成『內戰延續』，從而要求國際不得干預。這並不是中國的幻想，而是依照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操作經驗確實可能發生的事：● 1. 只要雙方都宣稱同一塊領土，國際上就有「內戰中立」的空間許多國家在面對「雙方都聲稱擁有同一主權」的情況下，往往會採取「不介入內部衝突」的立場。中國完全可以利用這點來操作外交敘事：「台灣與中國本來就是同一國家，只是內戰尚未結束。」而台灣憲法確實在文字上留有這個模糊空間，使得中國在國際輿論操作上更容易找到突破口。● 2. 中國可以宣稱：國際介入台灣問題＝違反《聯合國憲章》不干涉內政原則北京長期在外交場合強調：「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其他國家不得干預。」而台灣自己的憲法如果仍保有「大陸地區視為國家領土」的字眼，就會被中國當成工具使用，強調雙方「本來就是同一國」。這會讓一些國家在政治與法律上更難站在台灣的一邊。● 3. 國際政治現實：各國往往會避免捲入他國內戰國際上有太多案例：只要某衝突被定義成內戰，國際介入的意願就會大幅下降。例如：敘利亞內戰斯里蘭卡內戰前南斯拉夫分裂初期一旦中國成功把台海衝突敘事推向「內部矛盾」，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支撐力量就會被削弱。● 4. 因此，台灣的處境比多數人想像的更脆弱台灣自身的憲法不僅沒有辦法阻止中國想打的決心，反而可能被中國拿來當成「封鎖國際支援」的工具。台灣不論藍綠、不論立場，只要仍維持「大陸為領土」的憲法文字，就必須面對這個現實性風險。七、結語：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內部，而非台灣內部國際上所有研究威權政治與強人模式的專家都有一個共同結論：「外部衝突與侵略，往往源自領導人自身需要，而不是外部行為。」這句話正是當前台海局勢最重要的理解方式。台獨不是主因。 國際秩序不是屏障。 一中原則不是保命符。 憲法上的「大陸領土」也不會替台灣擋下中國。核心只有一個： 台灣正面對一個需要靠民族主義與外部勝利來塑造歷史地位的強人，而台灣的任何立場，都無法決定中國是否、何時會開戰。

我先說結論，來強調本篇文章，讓大家知道知道問題有多嚴重！「哪怕陸配是強烈反共、堅守中華民國，也不該讓他擔任台灣公務人員職位，除非他已是共產黨必殺名單。」 近期藍營立委推動修法，主張讓未放棄中國國籍的陸配，依然能擔任我國公務人員。這項提案讓社會有些震動．．．也可能大多數人早就麻木，也讓長年捍衛國家安全的制度基石的人的努力白費。 原先依照現行法規，不僅中國籍人士不得擔任公職，包括美、日、英等，皆依法受限。這是主權國家最基本的安全底線，也是我國制度行之有年的常識。然而，此次修法卻等於要求中華民國替中國籍人士另開後門、放寬防線。 台灣人不能假裝不知道——兩岸不是一般國與國之間的正常競爭，而是面對一個明確、具體、且公開宣示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政權。我方若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撤除制度防線，豈非等同自己拆除堡壘？更令注意這件事人吐槽的是，提案者動輒把制度限制說成對陸配「刁難」，彷彿國安規範不是為了捍衛國家，而是阻擋特定群體。如此論述，不僅忽略台灣身處的現實，更讓人錯覺國家原則必須向政治需求讓步。 不過我相信大多數的藍白粉，還真的持續在假裝不知道，甚至還在努力的把所有過錯都往民進黨身上推，不管其理由是否合乎邏輯，但為了反對民進黨，早就已經走火入魔到不分對錯程度。 然而，真的問題最核心的還不是「某些想參政的陸配立場如何」，我們必須承認也有很多陸配是真的心向中華民國、非常厭惡中共的體制，也願意站在保護中華民國的立場行事。但所有人都似乎忽略了中國共產黨具有既有能力，能跨境施壓，控制仍與中國保持法律、親屬與制度連結者。要注意這不是臆測，而是近年國際上屢次被證實的事實。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調查顯示，海外中國留學生參與抗議或批評政府後，其家人在中國會遭公安約談、限制出入境，甚至「切斷生活費」迫使當事人噤聲。《衛報》也揭露，在英國支持香港或新疆人權的中國留學生，其家人立即在中國受到當局警告或監看，人權觀察則指出，日本也出現維吾爾族、漢人、蒙古族人士只因在海外發聲，即被要求家屬「勸導」，甚至提供其他異議人士資料。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更明確指出，中共已長期、系統化地將「家庭與親情」視為跨境壓力工具。 坦白說，即便是立場堅定反共的人，只要家人仍在中國，面對這種國家級威脅，也很難保證完全不受影響。這是客觀現實，不因個人道德操守或情感立場而消失。更何況，我國公務體系掌握巨量資料、人事情報與行政權限，其敏感程度遠高於一般職務。 而在這裡，台灣的另一層現實也不得不說：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不乏因利益、利益交換、政治算計而出賣國家利益者，我相信台灣一堆人都有各自的口袋名單。更別說在法律上仍受中國掌握、有家人仍在中國、甚至有中國官方行政風險存在的與中國密切的群體。 因此，若此時打開大門，讓仍具中國國籍的陸配進入公務體系，不僅是降低門檻，更等於主動製造制度漏洞，讓中共滲透的可能性具有「合法入口」。而更嚴峻的是，這不再只是抽象風險，而是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瓦解的第一塊鬆動磚瓦。中共對台的統戰、滲透與影響行動已不再遮掩，藍營立委卻反而替對方打開制度大門。 若這條法律跨過去，下次是否就會要求公務人員可持中國居住證？是否會質疑軍警國安系統的限制「不夠尊重自由」？此刻退一步，中華民國就可能退一大步。未來某一天，當國家機關內部出現決策異常、情資外流、行政配合北京方向時，我們是否還能阻止？我們必須再強調一次：這不是針對陸配，更不是否定所有陸配的忠誠，而是基於國際上確立的安全原則——國家體制不可建立在「相信對方政府會保持克制」之上，而必須建立在「我方保護能力足以應對最壞狀況」之下。尤其面對中國共產黨一個長年公開追求「消滅中華民國」的政權，我方若自拆堡壘，後果誰能承擔？ 公務人員制度不是情感補償，也不是政黨拉攏支持的籌碼，而是捍衛國家主權與制度安全的最後防線。然而如今最諷刺的是，許多自稱「熱愛中華民國」的藍白支持者，卻在這種攸關國家存亡的議題上依然沉迷意識形態，逢綠必反，甚至把質疑此法的人描繪成「歧視陸配」。更離譜的是，他們口口聲聲喊捍衛中華民國，卻對中共赤裸的併吞行動視而不見，反而去攻擊正在阻擋滲透的防線。當國安底線被自己人拱手拆掉，中共根本不必費力打仗，中華民國就在投票與立法中自行打開城門。若防線再退，中華民國不必等解放軍上岸，就會在制度裡悄悄亡國。

很多人都以為ＧＤＰ是一個國家所賺到的總利潤，從而計算一個國家的財富有多少，這本身是一個似對似錯的答案。  當我們在查ＧＤＰ的定義時，很明顯給出的答案是 GDP（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特定時期內（如一季或一年）所生產的所有最終商品與服務的總市場價值。它是一個國家經濟規模和健康狀況的核心指標，通常用於衡量經濟的成長與活力。    其定義內容從沒講述是賺到多少錢，而是講述經濟活動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比如說，假如Ａ欠Ｂ１００元，Ｂ欠Ｃ１００元，Ｃ欠Ａ１００元，Ａ從Ｄ借１００元還給Ｂ，Ｂ還給Ｃ，Ｃ還給Ａ，Ａ再還給Ｄ。 這個過程ＧＤＰ的產值是０。  但我們換一個說法，其大家的成本都為０，【原本大家都沒錢消費】，但假如Ａ讓Ｂ賺１００元，Ｂ讓Ｃ賺１００元，Ｃ讓Ｂ賺１００元，而Ｄ先讓Ａ賺１００元，最後Ａ再讓Ｄ賺１００元。  其ＧＤＰ的產值是５００元  所以我才說這，很多人都以為ＧＤＰ是一個國家所賺到的總利潤，從而計算一個國家的財富有多少，這本身是一個似對似錯的答案。  很多人會把「GDP = 國家賺了多少錢」這件事情劃上等號，但實際上，GDP 只能反映「經濟活動有多熱絡」、「市場交易的規模有多大」，卻不能直接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到底存下多少、賺到多少、資產淨值增加多少。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學界會強調：GDP 是「流量」指標，而不是一個國家的「存量財富」。 換句話說，GDP 衡量的是「這段期間做了多少事、產生多少交易」，而不是「做完這些事後，你口袋多了多少錢」。 甚至有些時候，GDP 的上升，並不代表人民真的變得更富裕。例如： 如果一個國家大量靠借錢來推動消費與投資，GDP 可以暫時變大，但國家的淨財富並沒有因此變高，反而可能增加債務。  如果某些行業大量重複買賣同樣的資產（例如房屋、土地或金融商品），只要每次交易都附帶服務費、仲介費或利差，GDP 就會被「撐大」，但人民實際存下的財富不一定變多。  若發生重大災害，例如颱風重建、地震重建，重建工程會推升 GDP，但推升的原因來自災難造成的破壞，而非真正的增富。災後 GDP 成長，不代表這個國家變得更好，只代表花更多錢讓東西恢復正常。  這也呼應前面舉的例子。 當 A、B、C、D 只是互相還錢，沒有生產新的商品與服務，GDP = 0。因為雖然錢在流動，但沒有產生新的價值。 但在第二個例子裡，只要每一筆 100 元是對應到「實際新增的商品或服務」，即使大家原本都沒錢消費，只要有任何人先放一筆錢進系統，後續每個人提供的經濟活動都會被計入 GDP。於是： A 提供 100 元價值給 B（+100） B 提供 100 元價值給 C（+100） C 再提供 100 元價值給 B（+100） D 提供 100 元價值給 A（+100） A 最後提供 100 元價值給 D（+100） 五次獨立的經濟活動 = 500 元的 GDP。 但是，這 500 元絕不是「大家 集體賺了 500 元」。 這 500 元只代表「當期的經濟活動總額」是 500，而不是國家存下 500。 要衡量國家真正累積了多少財富，必須看： 國民可支配收入（NDI） 國民淨儲蓄 國家資產負債表（Net Worth） 家庭財富、企業淨值、政府財政狀況 淨資本形成（Net Investment） 這些指標才能顯示「賺進來多少、留下多少」。 GDP 只告訴你「這一年做了多少事」，而不是「做完之後變得多富有」。 因此，把 GDP 當成一國真正的財富，很容易造成誤解。GDP 永遠都只是經濟活動的規模指標，而非國家賺到的利潤，更不等於國民真正能帶回家的錢。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重點GDP無法反映人民的實際感受——因為它不是「財富存量」  即使 GDP 成長，也可能出現： 物價上漲把購買力吃掉 消費靠借貸撐起來，人民並沒有真正變富 大量重複買賣資產推升仲介收入，使 GDP 號稱增加 災後重建讓 GDP 成長，卻是因為先遭受了破壞 企業提高投資，但獲利未必會回到薪資  因此，GDP 的成長只能告訴我們「經濟活動變多了」，但不能保證「人民變得更有錢」。 如果把 GDP 當作國家財富總量，很容易誤判國家實際狀態，忽略收入分配、國民儲蓄率、政府財政健全度，以及人民的可支配所得等更關鍵的指標。  日本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雖然名義 GDP 長年維持在全球前幾大經濟體，但普通勞工的實質薪資卻未必跟得上。根據路透社報導，2024 年 3 月日本實質工資較去年同期下滑約 2.5％。這種現象反映了所謂「GDP 成長，但底層勞工感受不到」的現實。日本過去幾十年經濟成長有很大部分是靠資本密集產業、資產價格（如房地產、金融資產）和企業利潤推動，但薪資並沒有同步大幅提升。這也使得 GDP 的「面子」很漂亮，但內部財富分配與勞工所得改善並非理所當然。 此外，日本因為人口老化、勞動力萎縮等結構性問題，也讓經濟增長難以轉化成普遍民眾可感知的成果。這進一步凸顯：GDP 的高成長，不一定等於所有階層都真正受益。 在台灣，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落差。儘管 GDP 成長亮眼，但勞工分配所得的比例卻呈現下滑趨勢。 根據信傳媒報導，台灣「受僱人員報酬」（labor compensation）對 GDP 的占比從過去逐年下降。審計部指出，雖然企業盈餘快速增加，但回到勞工手中的成長卻少。 主計總處的統計也顯示，2025 年時，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佔 GDP 比重為 44.3%，明顯低於日本（50.8%）、南韓（47.9%）。這意味著 GDP 增的很多，「蛋糕」仍被企業利潤佔大頭。 再看實質薪資：根據媒體報導，2023 年台灣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薪資為 41,334 元（新台幣），比前一年略微下滑。一些媒體也有分析指出，近 5 年 GDP 增長超過 20%，但勞工薪酬非但未大幅提升，甚至有報導指出勞工薪酬 5 年少了 1.74%。  這樣的現象說明了一點：GDP 成長很可能來自資本密集、高利潤產業，而勞動密集型所得成長較慢。部分企業甚至是全球供應鏈裡高價值環節，但國內薪資占 GDP 的比重卻沒有相應提升。  再來需要特別強調中國這邊，我們台灣人經常被中國人這邊的資訊給忽悠，所以我必須再次提醒：中國官方統計資料的透明度與可信度，在國際研究界常被質疑（包括美國布魯金斯學會、CEIC、多所大學研究皆指出地方政府有灌水誘因）。因此以下屬於已被國際機構反覆討論的現象，不是憑空推測。  中國為什麼ＧＤＰ這麼高，但財富未必增加？為什麼ＧＤＰ產值無法反應到中國人的薪資收入當中？  多個中國地方政府被外部研究指出有「以大量基建衝高 GDP」的行為。 許多基建建好後使用率極低，如「鬼城」、「空置工業園區」、「無人使用的高速公路匝道」等案例，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 這些專案雖然創造了「投資支出」，因此推升 GDP， 但對財富的淨貢獻可能為零，甚至是負的（因為需要後續維護與償債）。 例如： 河南鄭州的「鬼城」現象 內蒙古呼和浩特的空置住宅區 北京、天津的巨大基建負債壓力 （以上均為國際媒體與外部研究常見案例。）  所以講述到現在，基本上相信很多對於ＧＤＰ不太懂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個不是代表財富的定義，只是這些年我們接受大量中國資訊才造成對這個的誤解，以為這個是財富的象徵！ 但這其實是錯誤的，這只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狀況，只要台灣人願意舉債１０～２０兆新台幣去蓋基礎建設，我們也能馬上ＧＤＰ遠突破歷史新高，但民主且富裕的國家這邊都會檢視財政狀況。  只有貧窮國家領導、專制獨裁國家才會為了特殊需求，才一昧透支國家未來。 這不，中國各地方政府現在連城投債都打算開始賴掉了，要知道城投公司雖然是民營企業，但沒有共產黨的人去創建公司、地方政府的支持，誰都無法創立城投公司的，所以很多中國人才把城投公司看作是地方政府融資舉債的平台。    

分享段落台灣社會長年在年金議題上糾結，情緒往往掩蓋理性。打從一開始不管支持改革的人或者反對改革的人，基本上都弄錯很多問題點。 1．退休金本身就是一種你多繳就能多得，少繳就是少得，所以從論述年金退休人士領到5~8萬是不符合世代正義，本身就是一個最錯誤指責方向，但你又不能說這是錯的， ２．但若冷靜回顧歷史，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從未有任何一個政府，明確保證軍公教退休金一定能領到某個固定數字。歷任政府在宣導中所強調的，始終是「確保退休生活安定」、「建立穩健制度」、「維護尊嚴」等原則，而非「承諾具體金額」。無論是公務員錄取簡章、聘用契約，或任何招募說明，都沒有明文規定退休後享有18％的固定利率。那是當年金融環境下的特殊政策安排，而非法律賦予的永久權益。若將一項時代政策視為終身保障，那基本上不管哪一家企業都是被其員工告定了，因為從未有哪一家企業、公司都是維持他們最高標準的福利待遇。 我之強調，不管支持改革的人或者反對改革的人，基本上都弄錯很多問題點，其真正問題點是在於，沒人強調一個最基礎的概念！到底退休金怎麼算來的？我先用最簡單的數學模型概念來解釋，用最簡單的數字換算，先講一次！ 我每個月繳1000元，一年也就是1萬2，繳了20年也就是24萬。那麼我要怎麼領到比24萬還要更多？最爛的操作就是放在銀行生利息，20年前的銀行利息也才1.6％，所以可以拿280500元。我們改成目前勞退的利率6%，所以可以拿到441427元。再來是85年後才入職的12%，所以可以拿到864400元。至於我們為什麼要年金改革？就是為了改那個18%問題，但我不想挑撥離間，就不算數字來嚇大家。另外勞工朋友請注意，如果不知道自己可以自己繳那6%，讓自己12%，請趕緊去多繳納喔。 在討論退休金時，許多人習慣以「我繳了幾十年，當然該領回」作為理所當然的論點。然而，退休基金制度並非單純的「個人儲蓄帳戶」，而是一個「共同基金」機制。軍公教、勞工、農民等各族群繳納的金額，均由政府或基金管理單位統籌投資運作。每一位受益人領到的退休金，實際上來自整體基金的投資報酬與政府補貼，而非個人繳款的單純累積。若投資報酬良好，基金得以延續；若報酬不如預期，缺口就必然出現。也因此，多數退休者實際領到的金額，往往遠高於自己繳納的部分，而那之間的差額，最終必須由社會共同承擔。 而這，才是真正問題所在，也是為什麼我們非得要年金改革的真實問題的錨點。 從國際經驗來看，即便是全球最頂尖的退休基金，也無法長期維持高於年化7％的收益。根據OECD與各國官方資料顯示，挪威政府養老基金近20年的平均年報酬率約為5.8％，加拿大退休金投資局約為6％，荷蘭公務員基金約5.2％，新加坡的淡馬錫與GIC則維持在5％至6％之間，澳洲退休基金則約6.5％。這些基金擁有最專業的團隊與全球投資網絡，依然不可能達到18％的穩定報酬。若台灣要用同樣的思維要求自身的基金，那將違背市場基本原理。 更現實的是，金融市場沒有永遠的牛市。從1987年黑色星期一、2000年網路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2020年疫情股災，到2022年通膨與升息引發的市場重挫，世界主要市場平均每十年就會遭遇一次大規模修正。這些波動使任何基金操作都無法完全避險，連挪威與加拿大這些以穩健著稱的基金，都曾在單一年份出現超過10％的虧損。要求一個基金在這種環境下「年年穩賺18％」，等同要求投資操作違反經濟規律。 儘管個別操盤手或基金在某些年份出現驚人績效，如Quantedge Global Fund在2010年曾達82%、2019年達70%，但也曾在2015年虧18%、2018年虧29%、2022年虧21%，這些皆屬個案且含高度風險。若要制度化地每年達到18%年化收益，幾乎可說是違反市場常規。 根據台灣退撫基金與勞退基金的官方數據顯示，近年平均年報酬率約在3％至5％之間。若以18％作為優存利率的制度基礎，報酬與給付之間將產生超過13％的缺口。 這些錢最終都必須由全民稅金填補。換言之，那些並未享有18％退休優存的勞工、農民與中小企業主，實際上正在用自己的稅金補貼他人更高的報酬。這樣的安排，在公平性與代際正義的角度上，顯然值得深思。 更別說85年後的軍公教人員，都開始如同勞工自己繳納勞退一樣繳納年金，都是自己承擔7成費用，可84年以前都是恩給年以前都是恩給制，全部由政府繳納。所以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對不起任何一個軍公教人員，不管大家或者他們自己覺得辛苦或不辛苦，最起碼要說，國家對得起他們的付出。 年金改革不是政治口水的產物，而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學現實。當基金的給付遠高於收益，少子化又使繳費人口減少，任何國家都無法支撐制度永續。不改革，基金遲早破產；改革，才能確保下一代仍有退休保障。如果繼續讓全民稅收去維持少數群體的高額給付，那不只是財政問題，更是社會信任的崩解。真正的正義，不在於誰被砍得多，而在於制度是否能撐過下一個世代。年金改革不是懲罰，而是現實要正視問題的選擇。

由於台灣第一大黨國民黨選出一個無比親中的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再加上我們疑似無比親中的民眾黨，在台灣形成一個最大黨勢力。習近平的對鄭麗文的回函開始表明推動統一大業。這不僅顯示北京方面對台灣政治局勢認為台灣人普遍支持統一，也暴露出中共試圖藉由「親中」勢力，進一步削弱台灣內部對抗中國威脅的凝聚力。 鄭麗文的選舉結果，雖未必反映台灣社會主流民意，但確實提供了北京試探台灣底線的契機，就彷如為什麼有烏俄戰爭一樣，［當時普京也是這樣子認知］。 然後台灣是真的親中嗎？很奇怪的是我在一堆深藍罵綠的媒體，其報導有關統一言論、或者國民黨應該要如何團結親中策略，其ＦＢ底下的留言，幾乎一面倒，嘲諷反罵意味更大，而任何報導馬英九的相關九二共識，更是都是罵名。 這反映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台灣人所謂的「親中」更多是基於不統一的前提來討論，然而這個前題在過去，卻被輿論場扭曲成意識形態對立的戰場，要知道民進黨、青鳥、支持大罷免者其共同核心觀點也是，反對被中國統一，而其中台獨是想藉由建國來完全解決統一問題，而其他族群大致上的立場，都是可以解釋成用各種手段來［拖延］，所謂的支持罷免也只是罷免掉他們心中覺得特別親中份子，或者藉由罷免一些附和親中份子的立委們，達到遏止親中立委搞垮台灣。 只是由於中共的宣傳效果，把所有人打成台獨份子，因為在共產黨心中，所有反對統一的，都是台獨份子而已。 所以從現實面來看，台灣人所謂的親中，僅是在不統一台灣的情況下親中。這是一種極具戰略模糊性的心理與政治表態。多數台灣民眾在面對兩岸議題時，傾向在「維持現狀」與「避免戰爭」間尋求平衡。「親中」在此脈絡中，並非出自對中國體制的認同，而是一種務實求生的外交與社會策略。它反映出台灣社會集體潛意識中對風險的迴避，以及對和平的渴望。 或者更應該說害怕，戰爭會帶來死亡跟財產損失。．而殊不知，如今的中國人，也是因為資訊被操控跟限制，所以也早陷入隨時可能被政府割韭菜、身家財產被用各種合法的手段剝奪、甚至被死亡也是一件偶爾會看到偶爾會看到事。 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這種「口頭親中但實質維持距離」的行為，可視為一種「認知失調」與「社會防衛機制」的結合。當個體或群體面臨兩種互相衝突的信念——例如既想避免戰爭，又不願被中國統一——便會透過模糊立場來減輕內心焦慮。這種模糊策略，也是一種「心理調適行為」，讓台灣人在高壓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維持心理穩定與安全感。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觀察，這也是一種「集體認同的暫時性再構」。在壓力環境下，群體會選擇模糊立場，以降低內部分裂的風險。對台灣而言，「親中但不統一」恰是一種潛意識的防衛共識，使社會在多重矛盾中維持表面穩定。 綜合來看，「親中」在台灣並非單純的一種政治立場，而是一種文化心理現象與戰略語言。它兼具「外交緩衝」與「內部安撫」的雙重功能。對外而言，它是向中國釋放善意、降低緊張的訊號；對內而言，它安撫了部分對戰爭恐懼的群體。這種策略模糊的運作，雖有其短期穩定中國不發動戰爭效果，但長期可能削弱台灣社會對威脅的辨識力，使得民意在關鍵時刻無法形成一致的防衛意志。 然而，從歷史經驗來看，戰略模糊若長期被誤用，可能演變為戰略麻痺，甚至如同這些年中國軍演圍繞台灣，國際上各國都是擔心戰爭爆發，但唯獨台灣人仍然每天安逸的過自己的日子。若台灣過度依賴「親中」作為避戰的手段，也逐漸喪失對國際局勢主導的能力，如果不是烏俄戰爭，迫使歐洲開始重視台灣，在中共國長達２０多年下的國際努力，連同台灣都早已快要放棄國際認同了，畢竟正如小粉紅們跟藍白粉所言，台灣的外交國，台灣的外交國是歷史以來最少的。 真正的安全，來自清晰的戰略思考與國家自信，而非暫時的心理安慰。台灣應該將「親中」從情緒性的政治語彙，轉化為理性討論的政策框架——例如如何與中國在非政治領域合作，同時確保政治自主性。 但就結論來說，「親中」或許是台灣社會集體智慧下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但卻不適用於當下此刻。過去的親中路線是建立在，大家不知道中國人真實樣貌，我們僅只能觀察到中國繁榮一面，我們有太多人深信就算被統一了，也能過上現在的日子或者更好，以及中國是真的被美國控制不讓他有發起戰爭的可能．。 而如今的狀況卻是，儘管中共一直在打資訊戰，連同台灣親中的網紅、媒體一直在用中國頂端的１０％繁榮跟財富，來洗腦台灣人認知，要台灣人誤以為中國人過得很好，但由於有大量的中國人不停地把中國人的各種真相傳遞出來。 我們藉由這些資訊深知，當一個被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真的過得很不好。至少我們的標準來看是真的很不好，可很多中國人覺得過得很不錯，在這種情況下，從２０１６年前原本還有２６％左右％支持統一的，到如今剩不到１０％。 其次，不管檯面上的甚麼共產黨打台灣只會拿下破爛的台灣、共產黨瞭解台灣，覺得打台灣會搞死共產黨，所以才不打台灣，這一切都是錯誤的。 我從５年前就是這樣子說，習近平如果不拿下台灣，他怎麼有資格連第４任、第５任，或者終身連任？如果他沒法連任，他肯定就會家破人亡，其支持他的人手也肯定慘遭黨內反黨內反習勢力的迫害，就算習近平不想連任，其家屬、支持他的人也都不允許習近平下台。所以就算武統台灣，台灣會是一個破爛之島、中國經濟可能會更衰竭、共產黨可能會因此倒台，對如此掌權的習近平來說，這些都不重要。畢竟不搏一把就是家破人亡，我不覺得習近平有一顆為中國人付出犧牲的大志。

   近來，新光集團在北士科案之外，不斷以各種名義向台北市政府提出鉅額請求與主張，金額龐大，態度強硬。想必引發社會上的很多爭執，而身為一個南部人我來說，只要輝達留在台灣，至於要不要在台北市，想必台灣超過一半的人都不怎麼在乎。 我們基本上看到的北市府面對新光的反制顯得步步退讓，無論在法律攻防或輿論上，都顯得被動，幾乎到所有反綠的人都想辦法把鍋甩給賴清德、行政院這邊，試圖營造輝達之所以不願在台北落地，一切都是民進黨害得。想必蔣萬安市長也是相當氣憤，然而我要調侃的是，那是因為蔣萬安害怕造成［藍白合］出現意外，也可能他知曉民眾黨在中共國眼中是何種定位，又或者他根本平常就不怎麼麼與中立的媒體相關人士進行討論！因為事實上北市府手中仍握有一張極具殺傷力的王牌——那就是北士科標案本身的合法性問題。 其實北市府與新光這場博弈，打從一開始就掌握最大的必勝鬼牌。 如果對北士科有瞭解的人就會知道，根據現有資料，在北士科標案的過程中，有［元大人壽］廠商公開指出，他們從未參與該案的招標，也未在相關會議中發言。被點名的元大人壽更公開明確說明，雖然確實有公司代表出席會議並簽到，但那場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內湖數位內容創新中心BOT案」，而非北士科開發案。換言之，簽到簿上出現他們簽名，並不代表他們參與了北士科的投標程序。我相信有些人大概不明所以，哪怕是支持綠的人都可能很多人都忘了這件事，所以可以查東森新聞在2024年4月30日的［柯北士科訪談紀錄有假？元壽發聲明：沒參與會談。］ 然而這一點在法律上極具關鍵性。因為若北市府在辦理北士科標案時，引用了該簽到資料作為「有多家廠商參與說明會」的證據，則此舉可能構成行政程序瑕疵，甚至使整份招標程序被認定為形式上不合法、實質上不具競爭性。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50條等規定，若發現招標程序有不實、偽造或不當干預情形，得撤銷、廢止或認定契約無效。 換句話說，若北市府只要敢得罪黨內支持藍白的大佬、或者其他不言而喻的境外壓力，直接把這件事宣揚起來，並要求北檢直接進入調查，舉出這些簽到資料確有誤導或偽造之實，那麼該BOT案即有相當理由被認定為行政程序無效。因為北市府與新光之間的契約建立在瑕疵程序上，則整份契約的效力可被質疑，進而讓北市府有法律依據主張「契約無效」，並要求新光歸還北士科。在這個過程當中，只要藍＋綠共同合作，要求法院加快審查流程，只需要判定BOT案是無效的，馬上就可以回收北士科這塊土地。如果只是定義行政程序無效，這連３個月時間都不用。 當然如果蔣萬安不想當那個，破壞藍白合的國民黨人士，其實只要對新光假設情境更進一步，如果後續查出，新光與當時市府高層（例如柯文哲團隊）事先有設計或共謀，使整個招標過程成為「指定得標」的形式程序，那不只是行政瑕疵，而可能涉及刑法上的圖利罪、偽造文書罪或不實登載罪。此時，北市府除了可主張契約無效外，更能依法追償新光造成的損失。依民法第184條及第179條規定，若行為人故意不法使他人受損，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換句話說，若北士科案確為設局，北市府不僅可撤銷合約，更能要求新光賠償市府因契約無效所受的全部損害，包括地價變動、行政成本與社會信任損失。 最起碼要求超過４０億新台幣的賠償，絕對跑不掉。對，現在國民黨不是想辦法更改財劃法，希望藍營縣市多一點錢，這段時間蔣萬安為了多那２０～３０億的錢都跟中央嗆聲不知道多少次，那不知道台北市人對於這筆鉅款有沒有動心？當然前提是，藍粉也堅定柯文哲貪汙腐敗，喔，在此我要調侃，其實台灣只有綠得不能貪，藍＋白政客都可以貪汙腐敗，反正到目前為止事實就是如此，甚至這些年也有藍營縣市推動光電，但很奇怪的是，當全台藍媒＋紅媒大幅喧染光電有害、光電有毒，沒哪一個藍營縣市長跳出來說，［對不起，你們說的很多都是錯的。］甚至連過去一直反綠的黃智賢，也曾說過，她知道多少光電廠商也跟藍營有關係，既然民進黨碰光電是貪污腐敗，那怎麼國民黨也有碰，卻是清清白白？ 回頭看新光到底有沒有涉入，畢竟大家有目共睹，當初吳欣盈都爬到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的位子，到底柯文哲與吳東進﹑吳欣盈有什麼內幕交易，大家都不清楚，但北市府只要拿著這點大肆宣傳，絕對會讓現在掌權的吳東亮一個頭兩個大，整個集團的股價在這幾年，都有一個隨時重罰的砍刀影響著。我相信吳東亮也不會冒這個險持續堅持下去。 所以北士科案表面上是一場BOT投資糾紛，但從法理上看，它其實可能是北市府反制新光的關鍵突破口。與其在金額談判上步步退讓，不如從根本的「招標合法性」切入。只要能證明當年招標程序瑕疵或虛假，即可讓整場遊戲重新洗牌。這場博弈，主要在於蔣萬安到底願不願意狠下心來，當藍白合破局的人，甚至引發白營的不爽、癡情小草們不分對錯的辱罵，當然這場博弈還有一個時間問題，畢竟如同我一開頭說的，現在全台各縣市都在搶輝達，只要動作慢一點，蔣萬安就算當那個讓藍白合破局的人，也是來不及。只是我很納悶的是，打從最近開始爆出這個案子時，我就已經想到從北士科弊案來下手逼新光了，沒想到北市府的專家﹑菁英們到現在都還在用各種方式去跟新光談，而且談的很爛。

近來針對柯文哲相關的「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及「新故鄉協會」爭議，部分支持者（俗稱小草）提出一種說法： 「就算錢流向這些單位，最後還是用在民眾黨的活動上，所以不算貪汙、不算違法。」 這樣的說法，看似合理，實則完全站不住腳。若要從法律與制度層面來看，這種論點不但混淆視聽，更等同於承認「繞路洗錢」的合理性。以下逐點說明。  一、若真是捐給民眾黨，有正式的政黨專戶可用，不需「繞道」依照《政黨法》第25條規定，政黨必須設有合法的「政治獻金專戶」與財務報告制度，所有收入與支出都需依法申報、公開透明。依《政治獻金法》第10條規定，政黨與政治團體必須在金融機構開設政治獻金專戶，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合法收受捐款；所有金流皆須報備、登錄並公開查閱。若支持者或企業真心想捐給「民眾黨」，可以直接匯入該政黨的專戶，不但合法，也能公開記錄。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民眾黨已有合法帳戶，為什麼還要透過「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或「新故鄉協會」這些非政黨單位收錢？這就不是「方便管理」的問題，而是刻意規避政治獻金法規與監督的行為。 二、事實查證：這三個單位並非民眾黨的黨產或附屬組織根據媒體與政黨財報查證，以下三者皆非民眾黨名下的法定組織：木可公司（Mu-Ke Inc.）：登記為民間公司，非政黨法人，也未列入民眾黨的黨產報告中。眾望基金會：為民間基金會，雖然人事上與民眾黨人士關係密切，但法律上並不屬於政黨機構。新故鄉協會：為民間非營利組織，依法屬公益團體，亦非民眾黨的附屬單位。也就是說，這三個單位的法律主體，與民眾黨完全不同。即使資金在實務上可能流向與黨有關的人事或活動，只要帳面與法定登記不同，這筆錢就不是政黨財產。 且依《政治獻金法》第5條規定，能收政治獻金的主體，僅限於政黨、政治團體與擬參選人，其他組織不得代收或轉收。因此，若資金透過這些單位流入民眾黨使用，本質上就是「非法政治獻金」或「變相洗錢」。 三、就算這三間都是「假設性的黨產」，錢仍不能任意流用就算退一萬步假設：「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真的都是民眾黨間接控制的組織。那仍然不代表可以自由挪用資金。根據《公益勸募條例》、《基金會法》與《公司法》：公益基金會的款項必須依章程中所列公益目的使用，不能轉作政黨活動。根據《公益勸募條例》第8條，所有公益勸募所得之款項，必須用於社會福利、教育、慈善或人道救援等公益目的，不得轉作政治活動用途。此外，《公益勸募條例》第3條明定：若是基於政治活動目的所募集之財物，不適用本條例，意即不得偽裝成公益募款。若公司帳務中隱匿政治性支出或虛構用途，可能涉及《商業會計法》之帳務不實、甚至逃漏稅問題。法源依據：《公司法》第1條、《商業會計法》第71條等。若公司將政治開支偽裝為業務支出或公益捐贈，即屬不實記帳行為，可追究負責人法律責任。若基金會或協會被發現「名為公益、實為政黨用途」，將可能被廢止登記、追究刑責。換言之，錢到了公益組織手上，就必須依照公益規範使用。再轉為政黨使用，就是違法挪用、甚至構成貪汙或洗錢行為。 之前有人質疑民進黨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這個在設定上是由民進黨中常會正式議決通過設立，受黨完全控制，視為民進黨附屬單位，密切配合政黨政策與策略制定。董事長均由黨主席兼任，並由黨捐資支持，明顯非獨立於黨外的法人。且基金會的也明文規定其目的為促進台灣人文、社會教育與民主法治，為民進黨提供智庫支援。 四、混用公私界線，正是貪腐的核心問題 貪汙不是單純「私吞」才算。當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利用非政黨名義的組織接收、運用資金，意圖規避監管、逃避申報、或隱匿實際金流，這就是貪腐的具體表現。若容許這種「反正最後用在黨身上就沒事」的邏輯存在，那未來任何政黨都能成立「外圍基金會」或「親信公司」來洗錢、逃避稽核，整個政治獻金制度將形同虛設。結語或許對某些「小草」而言，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人做的事，無論是基金會、公司、捐款、還是公私混雜，都能被包裝成「為理想努力」；但一旦換成別人，就成了「貪腐」、「不道德」與「圖利」。這樣的雙重標準，若真成為社會共識，恐怕未來我們也該修法，把「只要我支持的政治人物就免責」寫進刑法，讓司法乾脆成為政黨附屬機構。 試想，如果放寬這樣的標準：政客可以用「基金會」當洗錢通道、用「顧問」名義發酬勞、用「志工」掩飾政治金流，那麼，未來的政治人物再也不用怕檢調，只要招牌掛對顏色，所有的不義都能變成「理念」。當社會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法律也就不再是保障正義的防線，而是成為權力者的保護傘。屆時，受害的不是哪個政黨、哪個政治人物，而是整個被麻痺、被玩弄、最後只能苦笑的我們所有人民。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們在面對在乎的對象，往往會展現在「防衛性」與「反擊性」的行為上。當一個人真心重視某人、某個群體、甚至某個政治立場時，當外界出現質疑或攻擊時，他自然會跳出來反駁，甚至積極地保護。 這是因為「在乎」會引動內在的情感投射與身份認同，這種認同一旦被挑戰，人便會啟動心理防衛機制。例如，一個深愛家人的人，若聽到別人批評家人，通常會本能地挺身而出；同樣地，一個忠誠支持某個政黨的選民，也會在該政黨遭受攻擊時，立刻以各種理由、數據或情感論述去反駁。這種反應不僅是理性的辯駁，更是心理層面上維護「自我延伸」的一部分。 相信只要在網路上發表過對政治看法的人，一定都做過，嗆那些你不認同言論的人，或者被不認同你的言論的人反嗆，然後兩個人就開始找各種新聞或者梗圖來佐證自己才是對的一方。 當我們將這樣的心理反應放到兩岸關係與中華民國地位的問題上時，就會看到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中共國在對台政策上，始終堅持「一中原則」。無論是「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說法，或者「台灣人來自中國」的敘事，其核心指向只有一個：中共國才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權，而中華民國不被承認為國家。在這樣的框架下，統一的論述從來不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或整合」，而是單方面宣告「中華民國滅國」的過程。 我們從未聽過任何中共高層在公開場合承認「中華民國是國家」，更別說以「國與國交流」的平等姿態來對話。無論是歷次的白皮書、涉台談話，抑或是習近平本人所提出的「兩制台灣方案」，其中的前提都是：中華民國不存在，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所謂的「統一」根本不是合作或融合，而是徹底的政權消滅——這才是真正的意涵。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有人口口聲聲說「我在乎中華民國」，那麼在面對中共如此直接的挑戰時，他應該展現出怎樣的心理與行為反應？ 在心理學上，如果一個人真正在乎某個對象，當外力威脅到這個對象時，他會本能地反擊。套用到政治脈絡，如果有人真的在乎中華民國，當中共在國際場合打壓我國主權時，他的直覺反應應該是批判與抵制中共的行為；同樣地，當中共試圖在話語權上抹消中華民國存在時，他應該會強烈反駁並捍衛。 而我們總是能在網路上看到很多支持中華民國的人們，努力的反駁來自中共國的各種言論，甚至不惜一切的無無視中共國的一些優點，而就像台灣反綠的群體，不停的只拿負面的來嘲笑。 然而我們在現實裡卻常常看到另一種情況：媒體上、網路上，許多人在中共打壓的時候，不去責怪真正的加害者，反而將矛頭指向民進黨或執政者。舉例來說，當台灣被國際組織排除在外時，明明是中共的打壓造成的，卻有人選擇責怪「台灣政府不夠努力」；當中共在國際上否認中華民國存在時，這些人不是譴責中共，而是指責「某政黨挑釁」。 這種錯位的情緒投射，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很難解釋為「真的在乎中華民國」。因為一個真正珍惜與在乎的對象遭到外力威脅時，最直接的反應，應該是向外反擊，而不是責怪自己人。 這種行為若深入分析，可以解釋為「認同混淆」或「心理防衛的轉移」。有些人可能因為長期接受「一中」的敘事而內化了中共的框架，於是當中華民國受到攻擊時，他們不敢或者不願意正面對抗來源，反而將焦慮轉嫁到內部。 這就像一個家庭中，如果外人欺負了家人，但某些成員卻反過來責怪受害的家人「你為什麼要招惹他們」，這樣的反應不但沒有守護，反而間接地助長了外部的霸凌者。 因此，我們應該回到一個核心問題：［到底誰是真的在乎中華民國？］ 是那些在面對中共的壓力時，選擇低頭、選擇轉移責怪的人，還是那些願意正面指出中共才是壓迫來源，並積極捍衛我國存在的人？ 如果我們將「在乎」定義為心理層面的防衛與反擊，那麼答案其實非常清楚。只有那些在關鍵時刻敢於直言批判中共、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人，才是真的在乎。 回到開頭所說的心理學例子：在乎家人的人會護短，在乎朋友的人會幫忙辯護；同樣地，在乎中華民國的人，當面對中共打壓時，他的選擇應該是「與其針對內部，應該先反擊外部的壓迫」。如果一個人在關鍵時刻選擇沉默，或者將責任全推給台灣自己的政府與人民，那麼我們就必須質疑，他口中的「在乎」究竟是真誠，還是只是一種政治語言的包裝。 總結來說，心理學提醒我們：真正的情感連結必然伴隨防衛與反擊。如果一個人或一群人無法在中共否認中華民國存在時，站出來反駁、反擊，而是轉而攻擊自己人，那麼他們所謂的「在乎中華民國」，恐怕只是一種自我安慰或偽裝。而從這個心理層面來問，到底現在脽才是真的支持中華民國？而不是拿著保護中華民國的名義，來做打壓對手，獲取選票之行為？當然任何人都無法定義誰才是真的支持中華民國？但我們卻可以從誰對中共國發表一些不爽的言論，或者類似掙扎的言論來看。就比如馬英九雖然被一堆人喊著舔共出賣主權，但他也是少數出訪中共國時，配合對方的大外宣途中，也試圖為中華民國正名，但這些行為是一個懦弱的人的無力抵抗，我們都知道，有些事退一步後，是無力再爭取。

此篇文章純粹調侃針對我國承諾4年買3000億美國農產品進行批評的三位人士，分別是，民眾黨的張啟楷﹑國民黨立委張嘉郡﹑羅智強。  因為這次談判的東西採購內容主要是黃豆、小麥、玉米，以及牛肉等，所以這三位人士指出，對台灣農業及農民有多大衝擊？ 羅智強甚至拿馬英九來當例子說，前總統馬英九頂住美國的壓力沒有增加國防預算之類的，我們首先先從馬英九有沒有迫於壓力來進行討論，比較羅委員說的是，賴清德沒有頂住壓力。 所以我們先糾正國防這點，當年的馬英九也是沒頂住壓力，馬英九政府期間（2008年-2016年），美國對台軍售總金額約201.3億美元，年度平均約25.1億美元，為近20年來最高軍購金額時期，內容包括阿帕契攻擊直升機、派里級巡防艦、愛國者三型飛彈等重大裝備。 按照羅智強針對台灣增加國防預算的邏輯，所以這叫做有頂住壓力？  那麼接下來就是要調侃的東西了，因為主要採購的東西分別是［黃豆、小麥、玉米，以及牛肉］四樣。 我們首先從，牛肉來講，畢竟如張啟楷說的，有萊克多巴胺這類問題，可萊牛這個問題可是在馬英九年代通過的，當然萊豬是蔡英文年代通過，所以當張啟楷拿這問題講話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是朝馬英九的臉左右打過去？ 甚至，這是打國民黨的臉吧！ 就算進口美牛，我們按照的標準，肯定是國民黨馬英九年代所頒布的標準。  再來我們針對黃豆、小麥、玉米三樣，畢竟這三位人士都有批評，說影響農業問題。  小麥就不用多說，台灣沒在種植，所以可以跳過討論，可美國的小麥價格很貴嗎？畢竟如果美國要我們當盤子購買昂貴的美國農產品，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責怪美國。截至2025年9月，美國小麥價格約在每蒲式耳5.20至5.35美元之間波動，最近一個月價格小幅上漲約4.5%，但仍低於去年同期約9%以上。歷史上，小麥價格在2022年3月曾達到高點每蒲式耳約13.50美元，近期價格相對較低。價格變動受全球供應增加、主要產區氣候條件改善及國際需求等因素影響，整體來看，美國小麥價格目前屬於中低價位水準。 「每蒲式耳」是指以蒲式耳 (bushel) 作為單位來計算，這是一種用於量度農產品的體積和重量單位。蒲式耳是一個國際性的單位，在美國期货交易中廣泛使用，例如計算玉米、小麥和大豆等農產品的價格、產量和庫存。   不過肯定反綠群體一定會說，我們幹嘛不買最便宜的？但問題是這是我們能買到的？要不請韓國瑜先生出馬，畢竟幫台灣農產品找到一條出路就是他當年的功績，我們反過來請韓國瑜先生如何在沒［額外的條款下］能找到最便宜的小麥？ 注意，在另外兩種價格上，黃豆跟玉米也是差不多情況，都是在國際上偏低的。  再來從黃豆開始講吧，台灣黃豆自給率極低本地生產量只佔需求的 不到 1%。根據農業部的資料，台灣每年進口黃豆大約 250–270 萬公噸（主要用途：油料壓榨、豆粕飼料、部分食品加工），但本地產量僅有幾千公噸。對比台灣每年需求，等於是九成九以上要靠進口（美國、巴西、阿根廷是主要來源）。 而且要注意，台灣自產的黃豆跟進口的有很大差異，台灣自產的大部分做為食品用，例如豆漿、豆腐、豆花、味噌等，強調「非基改」與「在地生產」，定位在高品質、健康食品市場。 是的，從２５年前全球貿易時代開始以來，台灣為了加入［ＷＴＯ］把自己的定位在［出口加工貿易］這一步，我們可是犧牲農業這邊。當然我們在於農業的各種補貼跟輔助的情況下自然也有所偏重，除了必不可少的主糧稻米外，其餘我們都是往［精緻＋高價值農業］這條路上走，而高價值的農產品自然都是往高品質、健康市場、觀賞性高的市場走。 而進口的主要用途是油料壓榨、豆粕飼料、部分食品加工，基本上對台灣的黃豆農戶來說沒多少衝突到。 而且要注意，台灣自產的黃豆因各種原因，所以價格都是偏貴的，換言之，就算有部分用於食品加工，反而是讓消費者降低開銷，不過這是基因改造的，如果追求健康還是多花點錢買台灣產的黃豆加工品，我們的黃豆可不是基因改造。 換個角度來說，所謂的便宜的進口農產品無非是在，消費者與農民之間做角力，［越保護農民，消費者越吃虧，越保護消費者，則農民越吃虧。］就不知道台灣的養殖戶願不願意買較為昂貴的台灣黃豆來當飼料？當然最終肉品可不能漲價阿，我們消費者要是多花錢，肯定又是執政黨的錯。 最後談到玉米，其實也跟黃豆差不多狀況，台灣自產的玉米價格都比進口的高，所以我們追求的是台灣本地玉米主要是 食用玉米（水果玉米、糯玉米），供應市場上人直接吃的。 每年產量大約 30～35 萬公噸，主要供應新鮮市場，像是水煮玉米、玉米粒、玉米罐頭等，台灣農民種的玉米通常是甜玉米或糯玉米，強調口感與品質，而不是高產量的飼料用黃玉米。 而進口的玉米，則用於養豬、養雞、養鴨養殖業這邊，少部分進口玉米會用於食品加工（例如玉米澱粉、玉米糖漿、零食製品），但這比例相對很小。因為台灣畜牧業依賴玉米飼料，所以台灣對玉米進口幾乎 零關稅，確保價格穩定。且從很久以前開始美國長期是台灣最大供應國，美國農業部也把「玉米」視為出口台灣的重要農產品。  那麼回過頭來問，請問這三位立委質疑國承諾4年買3000億美國農產品進行批評，是不是對台灣農產品不怎麼瞭解？ 甚至沒有做一下功課瞭解，到底有沒有對台灣農產業有甚麼影響？然後他們就說對台灣農產有嚴重的影響？  當中唯一的問題大概就是美牛這邊，可這個是國民黨馬英九的功績喔，大家都應該就事論事吧。 就不知道民眾黨的張啟楷跟國民黨羅智強要不要相互廝殺一下？畢竟羅智強提馬英九阿，而張啟楷提的是美牛的問題阿，而美牛是馬英九的功績阿，當然也可能算汙點，所幸民進黨也搞出一個萊豬，所以兩邊都有汙點，可以互相吐槽。 

雖然我們早就知道中國繳納社保的人數始終不足，而根據2024年底中國官方數據，中國人口約14億，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約13.2億，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約10.7億，失業保險參保人數約2.5億，工傷保險參保人數約3億。由此可推斷，中國完整繳納五險的員工不超過2.5億人。  而在基層勞動者中，大約有6億人，當中參保率僅有約25%，這意味著約4.5億基層勞動者可能不繳納社保。此外還有大量以「靈活就業」和兼職形式存在的勞動者，他們中也有相當多未參保，這部分人群現約2億，預計未來數年會增長。  總體來看，雖然中國官方數據中社保參保人數大體在十幾億級別，但實際完全繳費的人遠少於人口數，基層及靈活就業群體中仍有數億人未繳納社保，約在4億至6億左右這個範圍。  而中國的社保一旦繳納就占整個薪資的1/4左右。 我們又知道，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人口約有超過6億人，月收入在3500至5000元之間約有近1億人，兩者合計即超過13億人。  以上純屬普及知識點，畢竟在台灣，我們大多數的人對於中國都一知半解，而中國人對於自己國家也一知半解，最起碼在大多數的中國人眼中，他們只看得到社會階層的最前面5%，造就他們盲目的崇拜，甚至總拿這頂尖的5%來嗆台灣人。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該開始公正公平的討論中國社保的問題吧，不吹也不抹黑，單純就從事實講道理。 相信有不少人都從中國人曝光的數據得知，不管任何一個地區，其1/7人口數拿到70%的養老金，剩下的6/7則拿30%的養老金。  但這點真不能怪什麼，因為社保的邏輯概念本身就是保險的延續，雖然台灣人有經過年金改革，但我從當時評論環境看得出來仍然有1/4人數無法理解為什麼要年金改革。 但不管哪一個國家的社保、勞保、各種保，其簡單的說法就是， ［多繳多得，少繳少得，不繳不得。］ 而中國在繳納社保的整個階段，因為其社保佔薪資比太過誇張，佔40~60%，人民繳納後基本上就無法生活下去，同樣邏輯，台灣則是12.5%。 以上數據都是包含企業要繳納個人社保、勞保狀況，這也是大多數的中國人不願繳納社保的真實原因，繳納了就活不下去。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社保正面臨崩潰風險，部分原因是基層大多數人無法承擔高昂繳費壓力，而國家仍需依賴用財政撥款來填補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缺口。這是許多國家在面對人口老化及經濟壓力時共同面臨的問題，但中國因為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與勞動市場非正式就業人口比重大，困難更加顯著。 此外，台灣的社保除了勞保，還包含年金、農保等多項制度，且全民健保保障範圍和費用結構相對合理，因此台灣的制度壓力相對較小。  可同時也不能責怪那些拿了豐厚養老金的［黨員們］，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這本來就是一種［多繳多得，少繳少得，不繳不得。］ 共產黨為了拉攏人民崇拜他、跟隨他，自然就給予最多資源，所以在社保開始的階段，本身就是［公職人員、國營事業編］的人就國家繳納最高、次高標準的費用，這也是為什麼其1/7人口數拿到70%的養老金的核心原因。 而且就算剩下的6/7人口數其實也算不錯的，還有餘錢可以繳納社保，正如我前面所說，［中國完整繳納五險的員工不超過2.5億人。］ 其實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沒有五險一金。 前置狀況大家應該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底在了，我們也不討論到底中國的社保有沒有比台灣還要好，我覺得這一點都不重要，而中國的社保有什麼比台灣更好的待遇我們也不需管太多， ［畢竟中國社保快崩潰了，這是事實。]  而相信在台灣有認真討論過［台灣年金改革］的人基本上都是知道這要怎麼處理， 1、用國家的錢撥款去填補。 2、頂著巨大壓力，減少每一個人的養老金費用。 當然這種事發生在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基本上都是用國家的錢去填補，可是也是會出現相同的問題，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繳納，而像台灣社保又分成勞保、年金、農保三大塊，其他階層的人為什麼要幫某一族群繳納費用？ 而中國也是差不多情況，憑什麼7~8億人口要去為2.5億人口繳納社保？ 但有趣的也是在這，偏偏就是這2.5億人口最為支持共產黨，因為他們的財富是與國家綁定在一起，而共產黨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所以，從目前狀況來看，目前中國的社保並不是設計來保障14億人，而是優先保障那2.5億能完整繳納、且與國家體制緊密綁定的公職人員與黨員、或者相信共產黨會保障他們的群體。 換句話說，中共逼迫全民繳納社保的背後，其實是要維繫這一小撮「核心階層」的穩定與忠誠。至於基層勞動者、靈活就業人口，甚至數億掙扎在3500元以下月薪的人，並非體制真正關心的對象。所以根據目前狀況，中國社保的本質，不是全民福利，而是一種「體制內紅利分配」，最終保障的，是政權，而不是人民。 甚至諷刺地說，雖然目前中共國的財政是困難的，但只要縮減軍政開銷，國營事業開銷，總是擠得出錢來填補，但看得出來，共產黨只想收割最沒威脅的人群。

當世界去中化，台灣卻自毀信任資產 若有一個國家的人民熱愛台灣，對台灣文化與價值觀高度認同，但其政府卻親中，並明確支持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請問，作為台灣人，我們還願意提供技術、金援或其他形式的協助，幫助這些國家的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嗎？ 這個看似假設性的問題，其實正反映出台灣當前在罷免案大規模失敗後，所面對的國際信任危機與戰略困境。 事實上，不論哪一個國家，內部本就存在三大主軸勢力：親中派、反中派，以及只重視本國利益的中立務實派。過去台灣在國際場域中聲音微弱，正是因為許多國家的親中派與本國利益派傾向支持中國，使台灣長期陷入孤立。 那麼，當國際社會開始推動去中化之際，台灣本應成為理想的合作夥伴。然而，當我們自己在民主機制上出現動搖，甚至出現大量選民對親中傾向的政客投下支持票時，國際社會會怎麼看？ 在外界眼中，台灣人是否其實更傾向中國？是否已經不再堅守民主與主權？這些疑問將導致國際上原本反中、挺台的政治人物產生動搖，不再願意積極為台灣發聲。 即使部分台灣人堅稱自己投下反罷免票並非出於親中，但對國際媒體與外國政府而言，這樣的內部複雜脈絡往往無法清晰傳達。在缺乏明確抗中意志的選票結果下，台灣在國際上的形象，勢必會逐漸模糊與弱化。 這正是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的關鍵問題：台灣人是否真的了解，當我們讓親中政客持續掌權時，國際上可能對台灣逐步關上支持的大門？ 台灣之所以能在近年贏得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不只是因為地緣位置，更是因為我們展現了民主、自由與自我決定的價值。但當我們的選票結果反映出對這些價值的模糊態度時，國際自然會重新評估與台灣站在一起的風險與價值。 有些人可能會主張，藍白兩黨並非親中。然而，只要觀察中國官方媒體如央視、環球時報等平台的留言區，不難看出許多支持中國統一台灣的網民對藍白政黨的好感與期待，這些人的態度正是說明在他們眼中藍白是如何的親中。 若連這些事實都不願面對，仍堅持認為這是「抹紅」，那就只是在逃避現實。 世界正在去中化，對台灣的信任卻在同步下滑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正當美國、日本、歐洲等民主國家全面推動「去中化」戰略，積極尋求供應鏈重組與經濟安全夥伴，台灣原本應是首選之一。然而，內部政治僵局與民主機制失靈，正讓台灣逐步被邊緣化。 例如，美國與東南亞、印度、甚至拉丁美洲的新興民主國家間的合作日益加深；歐洲也轉向越南、墨西哥、波蘭等地尋找替代選項。這些國家未必制度優於台灣，但他們在執行政策與國際立場上展現了穩定性與可信度。 相對而言，若台灣在關鍵時刻傳遞出「傾中」、「政治動能不足」的訊號，將可能從過去的「戰略資產」，轉為「信任風險地區」。 西方各國雖希望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但他們不會為了一個內部矛盾重重、無法自我校正的國家，去正面對抗中國的報復與壓力。 當國際輿論開始質疑：「為什麼親中立委無法被罷免？」、「為什麼台灣的民意好像偏向接受中國？」這些裂痕就正在形成。 無論投票者是否有其他理由支持反罷免，國際社會關注的是整體趨勢與訊號，而不是個別理由。就如我們觀察中國時，也不會過度關注其中反共民眾的個體聲音一樣。  我們正在邁向二十年前的孤立台灣 回想二十年前，台灣在國際間幾乎沒有實質盟友，聲音微弱、處處受限。如今，當全世界展開對中政策轉型之際，台灣卻在民主實踐上做出令友邦錯愕的選擇，形同自毀外交信用。 正如文首提問：當一個政權敵對，卻掌控一個對台友善的人民，我們是否還願意援助？多數人或許會選擇觀望。 同理，當台灣內部有一半政客與大批選民對中國抱持友好或模糊態度時，國際間原本願意支持台灣自主、自由的政治人物，也可能選擇保持距離。 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從來不是無條件的。若我們無法展現制度自清能力、無法有效運用民主機制排除親中勢力，就等於削弱了我們「不想被統一」的說服力。 當我們期待國際盟友在中國壓力下繼續為台灣發聲，我們自己也必須以行動證明台灣值得支持。倘若我們讓支持中國立場的政客一再當選甚至無法罷免，國際上挺台的聲音勢必會出現動搖。 未來中國如何對待台灣，國際社會會開始重新衡量利害與代價。台灣，可能將再度走向孤立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