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

投書謎團重重的令計劃案－再析習近平神隱之謎

謎團重重的令計劃案－再析習近平神隱之謎   陳破空   令計劃終於落馬，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自從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前，令被調離中辦主任一職，他遭清算的命運就註定了；更早一些，當三一八法拉利車禍醜聞發生之後，令就走向了末路。令落馬，雖不讓人意外，但有關令的整個案情，卻仍然撲朔迷離，許多謎團待解。   “新四人幫”，令計劃何時入夥？   謎團之一，坊間有所謂“新四人幫”之說，稱令計劃與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合夥，密謀政變，推翻習近平。   官方喉舌仍舊只是拿腐敗、利益集團說事，掩蓋政變主題。令計劃肯定腐敗、肯定有利益集團，如晉官集團。但當江澤民、李鵬這等更高級別的腐敗集團、利益集團絲毫沒有受到觸動的時候，僅僅拿薄、周、徐、令四人開刀，難以服眾。   仍然是權力鬥爭。在毛澤東那裏，權力鬥爭，用路線鬥爭來掩護；在習近平這裏，權力鬥爭，用反腐鬥爭來掩護。中南海喉舌《環球時報》在一篇題為《警惕“令計劃式”利益集團》的評論中，有這麽一句結束語：令計劃等人“甚至可能顛覆政權的大廈。”暗示令參與政變。問題是，令計劃何時入夥？   2012年3月18日，北京發生離奇車禍，一輛法拉利豪車遭嚴重撞毀，車上一男兩女，當場一死兩傷。死亡的男子，乃令計劃獨子令穀。事發後，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令計劃調動中央警衛局封鎖現場，遮掩醜聞；時任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則下令由其親信蔣潔敏任總經理的中石油公司，調撥千萬元重金給兩名受害女子的家屬，用以封口。   經此事變，令計劃與周永康的名字連在了一起。一種可能是，周、令兩人原本就是同盟，周幫助令遮掩醜聞；另一種可能是，周、令兩人原非同盟，經此事變，才結成一黨。於是，關於這場離奇車禍的肇因，也有兩個版本的推測：其一，令子駕車，偶然釀成車禍；其二，周永康策劃並製造了這場車禍，目的是逼令計劃入夥。   以筆者觀察，後一種可能性似乎更大。因為，就在三天前，2012年3月15日，中共高層才宣佈削奪薄熙來的官職。薄熙來與周永康是由來已久的死黨，令計劃則屬於胡錦濤的團派，扳倒薄熙來，是胡錦濤主政末期的大動作。薄熙來倒下僅三日，就發生令計劃之子車毀人亡之禍；再過一日，2012年3月19日，更發生京城政變傳聞。連續上演的三出驚悚大戲，實難用“偶然”二字簡單解釋。   令計劃要當總書記？鬥爭矛頭轉向團派？   謎團之二，有傳言稱，令計劃不僅是“新四人幫”的成員，而且是這個朋黨的頭號人物、政變主謀，政變成功後將出任總書記。筆者直覺，此說不可信。如果不是三一八法拉利車禍及其後續炒作，官階不高、行事低調的中辦主任令計劃，幾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既無資歷、也無人望，焉能鯉魚跳龍門、直接跳躍到總書記大位？在薄、周等人的政變計劃中，只有薄，才可能是政變後的總書記人選。身為太子黨大員的薄熙來，既有資歷（與習近平等同），又有人望、更有魅力魄力能力成為這一大位的不二人選。   硬說令計劃是主謀、是政變計劃中的總書記，有攪渾水之嫌，似為真正的主謀周永康、薄熙來等人減責。隱約可見的是，目前的一波輿論，直觀地看來，正把矛頭從對準江派轉向對準團派。現任國家副主席、團派大員李源潮被扯進政變疑雲；現任總理、團派大員李克強則被炒作有病在身、將提前離職。這一切，更像是另有所圖的輿論造勢。大有醉翁之意。   令計劃之子的離奇車禍，可謂一禍三害。一害令計劃自家，家破人亡。獨子身死，老婆兄弟盡遭殃，令計劃本人仕途全毀，並將鋃鐺入獄，在鐵窗下煎熬餘生。二害胡錦濤，扳倒薄熙來之後，胡原本聲望看漲、黨內地位加強，哪知人算不如天算，令計劃醜聞爆發，胡在黨內遭圍攻，迅速失勢。三害團派，十八大人事卡位戰，胡錦濤縮手，團派大敗，江派得以重振旗鼓。當然，最大的贏家，還是習近平。   十八大出爐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中，江派擠進四人（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張高麗），太子黨兩人（習近平、王岐山），團派僅剩李克強一人，碩果僅存。團派大員汪洋和李源潮臨門出局，跌破眾多觀察家眼鏡。   習近平神隱，究竟發生了什麽？   謎團之三，習近平神隱。十八大前夕，2012年9月1日至14日，被列為最高權力接班人的習近平，突然從公眾視線消失，長達兩周。官方解釋為“游泳時背部拉傷”，無人採信；民間則流傳不同版本：習因病動手術；習遭遇車禍；習躲避暗殺；有外媒報導：習出席“紅二代”聚會，有人打架，椅子砸中了習。一時眾說紛紜。   筆者當時分析（見《開放》雜誌2012年十月號）認為：習近平在高層發了脾氣，負氣不出，以“不接班”為賭註，力求法辦薄熙來。是否徹底拉倒薄，對已經退位的江澤民和即將退位的胡錦濤而言，都不急，但即將接位的習近平卻急。習要坐穩大位，務必清除篡位者，否則，宿敵潛在，後患無窮；寢食難安，坐臥不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等帝王經，對具有帝王心的習近平來說，當然要念。   當時，薄熙來雖被停職，但並沒有進一步處理的進展，相反，還陷入微妙的僵局。在谷開來、王立軍、重慶四大警官的案件中，薄均被巧妙切割在外。一時間，薄案出現“軟著陸”的風聲。要求放過薄熙來的黨內呼聲，必是在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等人的大力遊說與活動之下。其中，周、徐可以勸說江澤民、並借助江的影響力；令則可以對胡錦濤吹風、施壓、曉以利害。   當時，有人不相信筆者的分析，認為，一個備位王儲、接班人，只有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的份，怎麽可能發飆？豈非自毀前程？這種看法，乃是對當時中南海內部政治生態變遷的不察。實際上，彼時，經過薄熙來一案，周永康（江親信）受牽連，江澤民地位遭到削弱；經過令計劃（胡親信）醜聞，胡錦濤地位遭到削弱。在江、胡盡遭削弱的情況下，備位的習近平卻贏得了相對優勢的地位，他的發言權擴大了。應該說，習近平的強勢地位，從那個時候，就顯露端倪，並非他的能耐，而是他的運氣。那個夜奔美領館、引發一系列政治震蕩的王立軍，實際上是習近平的救星、福星。   再說，一貫按照既定腳本演戲的中共高層，在經歷了薄熙來事件的劇烈震蕩之後，再也經不起既定接班人拒不接班的強烈震撼。不僅一時無人可換，而且，對國內外也無法交待。當時的中共高層，可以說亂成一團。   習近平背水一戰，大獲成功   習近平的心意，是要徹底打倒薄熙來，將他關進鐵籠子，永世不得翻身。（薄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完全是習力主的結果。）但當時，高層意見分歧，江澤民繼續干政，胡錦濤也開始和稀泥，習近平心急如焚。   被惹惱的習近平，向新舊高層、政治元老發飆、發難，徑直提出接班的條件，主要的一條：絕不放過、且必須重懲薄熙來。習極可能還提出了一籃子條件，包括：令計劃必須走人；周永康必須靠邊站；速辦王立軍，為法辦薄熙來鋪路。   梳理習神隱前夕、神隱期間、神隱復出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2012年8月29日，中共高層決定，政治局常委人數九變七，政法委書記不再進入常委。這既是習近平的要求，也是常委中多數人贊同的結果；9月1日，習近平開始神隱，因他的其他要求尚未得到滿足；同日（9月1日）晚間，中共中央宣佈：中辦主任易人，令計劃調離，由習近平親信栗戰書接手（盡管8月已經高層商議，此時才落實）；9月5日，王立軍被起訴，此為薄熙來案拉開序幕。這兩件事，可以讓習近平回心轉意。這一期間，新舊高層和政治老人必輪番勸說習，形成一片“勸進”之聲，習進一步取得政治優勢；9月15日，習近平復出；9月17、18兩日，王立軍出庭受審，9月24日，王被判刑，王案辦理迅速，為法辦薄熙來鋪平道路；9月28日，薄熙來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   習近平神隱，要挾中央，這一招，乃是兵法中的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後生。事實證明，這一招奏效，習近平以退為進、險中求勝的權鬥策略，大獲全勝。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  2015年1月號）http://www.open.com.hk/

投書奧習瀛台夜宴有深意？

文/陳破空   出席北京APEC會議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邀約，到中南海瀛台夜宴。習近平擺出帝王姿態，與另一國君把酒暢談，彷如三國時，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抑或，劉備與孫權並馬于北固山，頗有一番把酒臨風的豪氣。   習近平向奧巴馬介紹瀛台的歷史，說：“清朝康熙皇帝曾在這裏研究制定平定內亂、收複台灣的國家方略。”但習顯然不懂歷史，清朝皇帝總是說：“朕以外國之君，主中國之事。”“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國之人。”換言之，滿清滅亡了中國，又吞並了台灣。習近平的先人 ，曾爲亡國奴。“平定內亂”四字，已屬表述不當，又何來“收複台灣”之說？   習近平又說：“光緒皇帝時，國家衰敗了，他搞百日維新，失敗後被慈禧太後關在這裏。”此說似乎暗示：我習近平不敢搞憲政改革，弄不好，會被保守派（江澤民或老人幫？）關在這裏；並影射了另一段與慈禧太後軟禁光緒皇帝之驚人相似的歷史：鄧小平軟禁了趙紫陽。   習近平還有這麽一番話：“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重視大一統。歷史多次證明，只要中國維持大一統的局面，國家就能夠強盛、安甯、穩定，人民就會幸福安康。一旦國家混亂，就會陷入分裂。老百姓的災難最慘重。因此中國對于主權問題看得更重一些，原因就在于中國歷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敵入侵。中國人民對國家主權和安全面臨的外部威脅往往最爲敏感。這是中國長期面臨歷史憂患所造成的。”   對中國歷史，習近平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實際上，中國（東亞大陸）的輝煌，恰恰是在春秋戰國的分治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諸子百家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孟子……包括中國人至今推崇的孔子，盡出于那個時代。秦始皇大一統之後，焚書坑儒，思想家絕迹，中國萬馬齊喑。三國時代，則是另一個被後人傳頌的英雄時代。   大一統的王朝，無一例外的，最後，都陷入混亂、內戰、分裂，根本原因就在于，即便王朝更叠，專制卻周而複始，權力導致腐敗，不受監督的權力導致不受監督的腐敗；加之，權力交接並無定軌、不從民意，朝內爭權奪利、內鬥激烈，因而，每個王朝，都重複由盛而衰、因腐敗和權爭而敗亡的歷史循環。一黨專政的今日紅朝，也斷不會例外。大談歷史的習近平 ，自己能從中悟到什麽？   至于說“中國歷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敵入侵，”就包括蒙古的入侵、滿清的入侵，提清朝皇帝 ，豈非挾洋自重？或者，自曝家門不幸？有道是：“商女不知亡國恨。”放到習近平身上，豈非：昏君不知亡國恨？“外敵入侵”，還包括俄國的入侵，中國永喪150萬平方公裏土地 ，而今日中共喉舌，頌揚曾入侵中國的俄國，而咒罵曾拯救中國的美國。認賊作父，忘恩負義。   說到俄國，習近平每次與普京會見，總要說：“優先發展中俄關系。”然而，那仿佛只是語言遊戲，實際行動卻是，習近平優先發展中美關系。與奧巴馬、而不是普京，上演瀛台夜宴 ，就是證明之一。也證明中共領導人的分裂人格。   無論胡錦濤還是習近平，上任後，都把俄國作爲首個出訪的國家，其實，那並非胡錦濤或習近平的心願，他們的心願，都更想把美國作爲首個出訪的國家，只是，無法得到美國政府的邀請，依慣例，美國政府不會給予非民主國家領導人以國事訪問的待遇，僅偶有例外。   夜宴，茶敘，習近平還與奧巴馬在中南海散步，沿途只有兩名翻譯跟隨。這一幕，似乎顯示 ，習近平大權在握，無所忌諱，其權力，至少，遠遠超過胡錦濤。2002年，時任副主席的胡錦濤訪美，曾被美國副總統切尼領進書房，有單獨交流的機會，但隨同出訪的外交部長李肇星卻硬闖進去，大刺刺坐到他們中間，場面尴尬。李受江澤民安排，全程監視胡，胡也無可奈何。2004年，胡已出任國家主席，切尼受布什總統委托，要向胡傳達一項“敏感信息”，但他們之間的“密談”，盡都傳到隔壁房間的音箱，被圍繞在那裏的其他中共官員盡收耳底 。這些官員，同樣受江澤民指使，負責監視胡。   如今的習近平，顯然擺脫了這樣的監視，能夠自在而自如地展現自己。如此，又何必大談光緒皇帝政改的失敗？是自找借口？還是自灰志氣？習近平心思，仍如北京霧霾。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11月18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js-11192014150033.html

投書大國領袖習近平的臭臉外交

文／陳破空   安倍先到達，等待；習後出現，緩步上前，彷如老態龍鍾。安倍先伸出手，習後伸手，猶豫幾秒鍾，才與安倍握手；安倍微笑，習一臉嚴肅；安倍開口說話，習卻轉過臉去，面朝攝像頭，一臉的不悅和不情願。在鎂光燈的閃爍下，持續幾十秒的握手，安倍微笑看鏡頭，習時而看鏡頭、時而看地下，拉長著一張臉。媒體描繪：習無奈，安倍尴尬，中日首腦會見氣氛冷淡。更有外媒描述：“兩人進行了堪稱世界首腦外交中氣氛最爲尴尬的握手。”   這就是中日雙方商談了大半年、媒體熱炒了幾個月的中日首腦會談最後登場的情景，大煞北京APEC會議的風景。   如何看待習近平的“臭臉外交”？一些外媒如此解讀：鑒于國內濃厚的反日情緒，習近平不願得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需要拿捏分寸，不能對安倍表現出太過熱情。   然而，所謂國內反日情緒，本身就是共産黨出于政治需要、人爲挑起；而所謂民族主義者，早就被共産黨調教得如同機器人一般，當中國政府派出大量戰機、戰艦（號稱海監機、海監船），頻繁進襲釣魚島，制造中日衝突的緊張態勢（如前兩年），這些民族主義者就表現得異常亢奮，對日本喊打喊殺；而當中國政府不再動作，釣魚島海域風平浪靜（如自2013年12月之後），這些民族主義者也就安靜下來，彷如中日之間，什麽也沒有發生過。今年以來，赴日旅遊的中國遊客猛增，增幅高達88％。政府自冷，民間自熱，這也是中日關系的真相之一。   有人以爲習近平會太在乎國內民族主義者，乃是對中國國情、民情的不甚了解。其實，習近平給安倍冷臉，許多中國人並不認同，中國網絡上，出現一片爭議，認爲習近平的表現，太失禮、太過份、太不近人情，反而更同情安倍。這番輿論，聲勢不小，以至于，官方喉舌《環球時報》不得不發表一篇社評，來爲習近平辯護，該社評的標題是：“同情”安倍，中國人真的太善良了。   習近平的臭臉外交，在日本民衆那裏，更是激起強烈的負面反應，劣評如潮。“習近平無禮”、“習近平傲慢”、“習近平侮辱日本”、“中國領導人粗魯”、“中國獨裁者的面目”，這樣的評論，充滿日本網絡。可以預見，即便中日兩國政府緩和關系，但日本民間對中共的反感，仍將一如既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何況，中共還在這層冰凍的關系上不斷添加冰風暴。   與日本民間輿論不同，日本政府發言人說：習近平以“非常紳士的方式”會見了安倍晉三。可能是爲安倍的尴尬外交打掩護、堵塞在野黨的批評聲浪，然而，把一個最沒有紳士風度的人，描述爲“非常紳士”，聽上去，怎麽都像是諷刺。 衆所周知，近年來，美俄、澳俄關系冷淡，但在北京APEC會議上，美國總統奧巴馬見到俄國總統普京，主動打招呼，含笑握手，並熱情寒暄，交談數分鍾；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此前，就馬航事件，曾表示要單獨質問普京，遭到後者拒絕，阿博特還開玩笑說要跟普京“抱摔”（“肉搏”）。但在北京APEC會議上，兩人仍能友好互動，並短暫交流。   對照之下，經由中日雙方協商與安排，參與中日首腦會談的習近平，卻一副臭臉。在日常生活裏，一般人發生矛盾或不和，有可能呈現一方對另一方表情冷漠、愛搭不理、不情願、不耐煩的表情和態度。然而，身爲國家領導人，代表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動辄耍脾氣、耍大牌，往輕的說，是幼稚、孩子氣、不成熟、枉爲一個大國領袖；往重的說，是沒修養、沒教養、沒風度、代表一個“禮儀之邦”的淪喪。   難怪，西方領導人經常呼籲中國領導人：“要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行事。”一個不成熟的領導人，就注定不是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人；對應的，一個不成熟的大國，就注定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習近平使性子、耍態度、做臉色，也折射出其身世與背景的全貌：文革一代的粗野，工農兵學員的無知，紅二代的驕狂，太子黨的傲慢。   中日首腦會談前，雙方達成“四點共識”，習近平的“臭臉外交”，也可解讀爲對這“四點共識”不滿意。中方原先提出實現中日首腦會談的兩個先決條件：安倍承諾任內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日方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   但日方並不接受單方面有條件的首腦會談，畢竟，國與國之間，是彼此平等的關系。因而，達成的“四點共識”中，並無靖國神社話題；提到釣魚島，表述僅僅是：雙方認識到“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東京給了北京一點面子，以供中共對國內宣傳用；但並不是北京想要得到的裏子：認可主權爭議。   不滿意歸不滿意，既然達成了“共識”、同意舉行首腦會，就應該拿出一點起碼的風度，開門迎賓，以禮待客。然而，身爲大國領袖的習近平，竟連這麽一點胸懷、氣量、氣度都沒有！   針對中日首腦會談，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是：“習近平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明顯誤導國民，仿佛，這次首腦會，並非中日雙方協商的結果，只是日本單方面的索要。居高臨下，死要面子。中國官方媒體的另一個標題是：“禮義不可分，獲禮遇的安倍莫辱信義”。意思是，習近平對安倍“以禮相待”，“現在球已傳到日本政府一邊”，就看日方如何表現了。且不說，全世界都看到，習近平對安倍無禮相待；至于說到信義，在國際上看來，恐怕還是中方更成問題、更值得反省。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11月1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11112014123646.html

投書四中全會，習近平受挫

文／陳破空     2014年10月20至23日，中共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25日，召開中紀委四中全會。縱觀四中全會，最大的看點，並非“依法治國”，而是沒有依法治周永康，那個早已被關進籠子的大老虎、前政治局常委，這回，竟沒有被公布處理，跌破所有觀察人士的眼鏡。外界懷疑：“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死灰複燃？     或許是出于彌補或“辟謠”，到10月30日，突然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舉行記者會，邀請外國記者到場，向他們解釋：“因爲目前周永康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所以這次全會沒有就他的問題作出相關的決定。”在回答是否公開審判的問題時，中共方面回答：公開審判並不等于電視直播。     兩大意外，跌破看客眼鏡     四中全會之前，還有一波輿論：中央軍委將有重要人事變動，張又俠將升任軍委副主席，劉源將升任軍紀委書記。這波輿論並非外界空穴來風，原本出自北京高層放風，連官方媒體都預告“可能有重要人事變動”。然而，四中全會閉幕，這項人事變動並未發生，再次讓看客跌破眼鏡。   針對上述兩樁意外，各路分析人士有不同解讀。筆者的判斷是：連續四天閉門召開、連會議地點都不透露（似在戒備森嚴的京西賓館）的四中全會，發生了嚴重的權力鬥爭，其激烈程度，遠超外界想象，其中，習近平遭受重挫。     央視播出的新聞畫面中，出席四中全會的中共高層人物，個個表情嚴肅、面色鐵青，人人心事重重、毫無喜色，分明顯示，剛剛經曆了一場閉門惡鬥，精疲力盡。     本來，拿下周永康，是習近平上台以來打虎立威的裏程碑事件，至今，尚未出現預期結果、並突然轉爲低調，或反映政治老人強力幹預下的僵持。聯想到十一國慶節前夕，江澤民率衆親信兩次高調露面，擺出與習近平分庭抗禮的架勢，老人政治似乎敗部複活，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複活。     現任總裝備部部長的張又俠，其父張宗遜，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勳同爲陝西人，開國後封上將，與習仲勳共同主政西北。劉源，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曾分別與薄熙來和習近平交好。薄熙來倒台後，劉源仕途止步，但因倡軍中反腐，與習近平暗合。習近平對劉源，可說既愛又恨又心存戒備，故而，早先傳言劉源升任軍委副主席，又變成後來張又俠升任軍委副主席、劉源轉任軍紀委書記的新版本。     兩大懸念，四中全會無解     無論張又俠還是劉源，都是太子黨人物，若受提拔，可成爲軍中輔佐習近平的左膀右臂，強化習近平權力，也增強太子黨整體實力。然而，這一預案，在四中全會流産，必是受到了其他派系的有力阻擊，江系出手，團派也可能加上一腳，令習近平有志難伸。     習近平打下周永康、徐才厚，與江系對壘；但攻堅山西，調走袁純清，調查令政策、令完成，劍指令計劃，又觸動團派。左右開弓的結果，很可能兩面得罪、兩面受敵，讓習近平自身陷于相對孤立之境。     四中全會開除六名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的黨籍，其中，四人與周永康相關，一人（出自十四集團軍的楊金山）與薄熙來相關，可視爲倒周倒薄的繼續，但這六人，都是小人物，周永康尚未被開除黨籍，才是大懸念。     四中全會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懸念：有心人統計人數，發現，除了被開除黨籍的六人，另有五人缺席會議，後來也只解釋了三個人缺席的原因，仍有二人情況不明。這似乎顯示，還有現任的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正接受調查、或遭到拘禁，其中，是否就包括令計劃？     觀未來走向，解讀關鍵詞     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倡導的黨政分離，六四後，遭到官方徹底封殺，然而，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卻戲劇性地落實了一項：政法委與公安系統的黨政分離，各地政法委書記不再兼任公安廳長或公安局長。然而，這個唯一的“黨政分離”，卻是權力鬥爭的産物，而並非有意改革的結果。     人稱“政法王”的周永康，任職十年，在手中集中了無限權力，以維穩爲名，打造起政法系統的獨立王國，不僅培植了龐大的維穩大軍，超過軍隊；而且爭取到龐大的維穩費用，超過軍費；不僅威脅了民衆，而且威脅到黨內同僚。中南海裏，與虎相伴，人人自危，膽戰心驚，政變一觸即發。周永康一退休，習近平和王岐山就趕緊將他拿下，關進虎籠，決意消除心腹大患。     十八大決定，政法委書記不再入列政治局常委，是對政法委的降級；而四中全會將政法委與公安系統分離，則是要將政法委置于總書記習近平的直接領導之下，杜絕出現另一個獨立王國、另一個政法王、另一個周永康。削弱政法委，並非要結束維穩，只是，變周永康似的維穩，爲習近平似的維穩。換湯沒換藥。     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爲主題，然而，列數公報中的關鍵詞，“黨的領導”出現十三次，頻率最高；“反腐敗”出現一次，頻率最低。那意思是，所謂“依法治國”，仍置于黨的意志之下，挂羊頭賣狗肉；而習近平上任兩年來的反腐主題，大幅降調，證明他于權力鬥爭中觸礁，在四中全會受挫。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過程，遠未完成。     10月28日，中共軍事檢察院宣布將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移送審查起訴，似乎表明，對徐、周等人的案子，仍在按部就班地辦理，只是，在輿論上低調。沒有在四中全會上端出來，大概是，于權爭中受挫的習近平，不得不退讓一步，避免過度刺激政治老人。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4年11月號）

投書北京高聲批港，罵給中國人聽

文/陳破空   香港爆發雨傘革命，全球矚目。事發前夕，“占中三子”還曾感歎：占中運動已經失敗。原來，他們設計的占中運動，原本只是作爲一個籌碼、一種壓力，逼中央政府在普選問題上讓步。豈料，中央政府鐵石心腸，毫不讓步，悍然抛出假普選方案，以篩選代替普選，羞辱港人。   “占中三子”，兩位教授，一位牧師，畢竟是謙謙君子，並不忍見香港金融中心真因占中運動而癱瘓，爲此陷入猶豫，舉棋不定。然而，由“占中三子”發起的“占中運動”（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從2013年1月開始，醞釀已近兩年，在香港，深入人心，家喻戶曉，無意之間，埋下雨傘革命的必然。   偶然的卻是，學生運動驟然爆發，先聲奪人，從9月22日開始罷課，到9月27日占領政府前院（公民廣場），大規模集會請願。學生運動領先占中運動。“占中三子”臨場宣布：占中運動提前啓動。但事實上，占中運動已爲更前衛的學生運動所取代，或退而成爲學生運動的後盾。   特首梁振英試圖以“從重從快”的中共式手法（顯然得到北京授意），一舉驅散集會，以催淚彈和胡椒噴霧，主動而密集攻擊和平請願的莘莘學子。豈料，此舉適得其反，引發大量港人挺身而出，聲援學生。由此，占領運動遍及全港，占中變爲占港，史稱“雨傘革命”（學生以手中雨傘爲簡易盾牌，抵擋胡椒噴霧與催淚彈）。   北京方面，面對突如其來而聲勢浩大的“雨傘革命”，顯然始料未及，暗自心驚。原本一口一個“少數人”地奚落占中人士，甚至發出“香港極端反對派是紙老虎”的大聲嘲笑，加之占中發起人自我感慨“占中已經失敗”，北京竟自以爲，撂出一個假普選方案之後，大局底定，勝券在握，對港人的反抗情緒不以爲意。   針對雨傘革命，中共通過官方喉舌，以文革式的大批判，對占中運動展開輿論圍剿，對占中港人惡語相向，高聲叫罵，連篇累贅，一日不停。這輪大批判，著重于三個方面：   其一，占中運動非法，破壞香港法治，——其實，帶頭破壞香港法治的，恰恰是中央政府本身，用白皮書取代基本法，要求香港全體司法人員“愛國”（實爲愛黨），放棄司法中立，就是惡例之一。   其二，占中運動，損害香港經濟。——其實，自香港回歸以來，中共就一直在損害香港經濟，官商勾結，擡高香港樓價、物價，人爲拉大貧富差距，變香港爲中共高官的洗錢中心，不僅引發港人憤怒，而且給香港經濟造成實實在在的硬傷。   其三，占中運動背後是外國勢力。——其實，這一回，英、美等國表態含糊，無意卷入香港政爭，已令港人不滿，北京卻還牽強附會地扯什麽“外國勢力”，實在是沒話找話、顧左右而言他。中共當年以蘇聯和日本爲靠山，明目張膽地勾結外國勢力，制造內亂，趁亂奪權，如今喊“外國勢力”，豈非賊喊捉賊？   北京宣傳，它對香港有三個“堅定不移”：“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地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縱觀17年來 ，中共對香港的所言所作所爲，其實是：堅定不移地篡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地阻礙香港民主發展，堅定不移地損害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北京喉舌甚至擠出了這樣的話：“香港回歸後民主政治的發展給香港社會帶來了穩定與發展 ，但也對一些繼續保持殖民地心態、仇視民主政治的少數人帶來了思想和感情上的巨大衝擊……這些反民主的’占中鬥士’……”在北京恣意翻轉的喉舌間，爭取民主的港人，竟成了民主的“障礙”；奉行一黨專制的北京中央政府，倒成了民主推手。   指鹿爲馬。對擁有信息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港人而言，北京的喧囂，自說自話，不過是笑話，北京的輿論攻勢，對港人，要麽不起作用，要麽起反作用。實際上，中南海諸公，心下有數 ，他們的大批判，高聲叫罵，並非罵給香港人聽，而是罵給大陸人聽。   中共最恐懼的，並非香港的民主運動，乃是，香港民主運動蔓延到中國內地的可能性。正是基于這種恐懼，中共連續拘捕傳播香港占中信息的中國內地人士。中共警察甚至開始盤查上街打傘的人，再度上演其草木皆兵的滑稽戲，展示其風聲鶴唳的虛弱本質。   也正是基于這種恐懼，北京要求梁振英開動港警從重從快、速戰速決。結果是，速戰速敗。一計不成，又施一計。北京唆使黑社會出動，暴力衝擊香港學生。紅與黑聯手上演的鬧劇，帶出的，幾乎全都是共産黨特征：暴力，流血，性侵害，腐敗（派錢動員反占中人群）……   針對2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中共領導層曾經得出這樣的總結：從一開始就不應該讓步，從一開始就應該定性民主運動是“動亂”，從一開始就應該堅持“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   今日，面對香港民主運動，中南海不妥協、不讓步的強硬立場，出自25年前的“經驗總結” ；而《人民日報》的連篇社論、文章，每一篇，幾乎都是當年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翻版。   北京仍然沿用封建中國的宮廷思維處理香港民主問題；其新領導層，仍未跳脫25年前的舊思路。以不變應萬變，共産黨之落後，領導人頭腦之陳腐，一至于此。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10月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10072014123146.html

投書達賴喇嘛轉世與否，北京很在意

文／陳破空   2014年9月，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位于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德國《周日世界報》記者采訪了達賴喇嘛。之後，該報發出報道，稱：“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暗示，他可能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   這一報道，立即引起北京的強烈反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厲聲回應：“這是對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的極大破壞。”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則刊登“專家”專文：《達賴無權終結轉世制度》，指責達賴喇嘛“企圖改變傳統轉世方式，刻意給中央政府制造難題。”該文亂彈“傳統”，處處扭曲歷史真相，刻意隱瞞蒙古、滿清與西藏的真實關系（供施關系，無關主權歸屬），然後強行嫁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統治，妄言：轉世制度的“最終決定權轉移到中央政府手中”。意在繼續誤導、欺騙中國民衆。   北京的跳腳，折射出這個“中央政府”的心病，對西藏問題，表面上，它操控一切，但心中卻不踏實，隨時會心虛、心慌、心神不定，擔心西藏未來的不確定走向。   中南海既然對達賴喇嘛轉世如此上心、在意，何不好好供奉如今就在世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何不恭迎他到佛教聖地五台山朝聖？何苦將他長期拒斥于國門之外？須知，依照轉世原理，轉世誕生的十五世達賴喇嘛，將自動致力于完成前世、尤其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未竟事業，不可能脫節、斷代，否則，就是僞轉世、僞達賴喇嘛，並非真正的轉世、真正的達賴喇嘛。   北京的表態，凸顯兩層諷刺意味。其一，中共奉行無神論，竟要強行介入信神的宗教事務，由無神論者爲有神論者指定他們的精神領袖，實屬荒唐，徒留笑柄。蒙古和滿清統治者，尚信奉藏傳佛教，尊重西藏喇嘛和民衆自行選定轉世高僧。什麽神靈都不信的中共統治者，竟要包攬、獨斷包括高僧轉世在內的全部西藏事務。   滿清朝廷曾提出“金瓶抽簽”，那至多也只是建議。在此建議下，西藏的實際做法，既可用金瓶抽簽方式，也可不用金瓶抽簽方式，如第九、第十三、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就並非由金瓶抽簽方式認定。   其二，中共總是汙蔑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愚昧”、“落後”、“企圖複辟農奴制”，吹噓中共自己的“先進性”、“與時俱進”，然而，當達賴喇嘛提出結束轉世制度之可能性的時候，中共當局卻暴跳起來，力挺“舊制度”，固守“祖宗之法不可變”，厚黑成性而不顧廉恥的中南海，竟公然把自己定性爲“舊制度”的維護者。   其實，那家德國報紙對達賴喇嘛談話的報道，並不完整。尊者的完整意思是：達賴喇嘛轉世與否，取決于信奉藏傳佛教的民衆。如果民衆不再需要這個轉世制度，那麽，他就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反之，如果民衆仍需要這個轉世制度，就應該延續下去。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這一立場，並非新的說法，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就表達了這樣的意思。2011年9月24日，尊者更發表了正式聲明，清楚表達他的立場：“當我到了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我會咨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衆和相關信衆，檢討並決定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尊者同時告誡：“任何政治權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因政治需要，選出所謂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時候，誰也不需認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記！”   在這裏，達賴喇嘛說明，是否延續轉世制度，尚屬未定，而最終由西藏人民和藏傳佛教的信衆決定。尊者預留的時間，也可解讀爲他對中國的善意，待他83歲時（一世達賴喇嘛的年齡），再做決定。2011年，尊者76歲，預留下7年時間，至今仍有4年時間。   如果在此其間，中共領導人能夠放下傲慢，與達賴喇嘛達成和解，顧全漢藏雙方利益，妥善解決西藏問題，那麽，不僅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不成問題，而且可以在善意的共識下進行，長遠而言，惠澤于漢藏兩族，有利于漢藏關系的穩定，並有助于保持中國現有的統一格局（包括西藏在內）。   任何不報偏見而稍具遠見卓識的政治人物，都可以體認到這一點。當代中共領導人的智商如何？在這一問題上，正好讓外界識別其高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9月16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9162014105939.html

投書鄧小平電視劇，荒誕不經的“真實”

文/陳破空   2014年8月，就在鄧小平冥誕110周年之際，四十八集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以烘托習近平當局高調紀念鄧小平的“動人氣氛”。   藝術真實，還是歷史真實？   《人民日報》發文聲稱：鄧小平電視劇走紅，是因為真實，並說：真實才能征服觀眾。另有專家評論：電視劇用細節來表現真實。但筆者觀之，該劇的細節與真實，都很成問題。   鄧小平為兒子擦背，氣氛應該是凝重的，心情應該是歉疚的，然而，片中的鄧小平，卻顯得很輕松，鄧的妻子卓琳，也顯得輕松，甚至顯得很高興，這與當時鄧二次被打倒、受到監控的艱困處境，極不相稱。這一情節，連藝術的真實都成問題。   劇中，華國鋒發動政變的10月6日，北京滂沱大雨、電閃雷鳴，已屬虛構、誇張，這倒也無妨，劇中展示，抓捕“四人幫”當晚，耿颮帶領一隊軍人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長說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打電話，向分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請示。”耿颮既然搬出了姚文元來蒙蔽臺長，不可能不稱“姚文元同誌”。   劇中，華國鋒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粉碎“四人幫”，說“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已經在觀眾中制造不少笑場。李先念帶頭鼓掌，其他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隨即掌聲一片，有違歷史真實。事實上，其中的陳錫聯、吳德、陳永貴、吳桂賢等人，當時就有所保留，斷不可能表現得那麽爽快。尤其吳桂賢，除江青之外，她是政治局裏唯一的女性，被江與毛從一個紡織女工的崗位上提拔上來，與江青關系很鐵，不可能馬上接受江青被打倒的劇變。從農民到副總理的陳永貴，也是堅決“聽江青的話”。   劇中，得知“四人幫”遭抓捕，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幹二十年。”實際上，他當時說的是 ：“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這是在鄧家親屬的要求下，編劇改了臺詞，放棄了歷史真實。鄧家何以出此要求？無非要拔高鄧小平，編造他雄心不老的樂觀形象。   劇中出現的西單民主墻，有人張貼“鄧小平你在哪裏？”的大字報，民眾齊聲高呼“鄧小平 ！鄧小平！”並高唱《國際歌》，不僅虛構情節，錯置時序，而且扭曲西單民主墻的主題，屬於強奸民意。   劇中多次表現葉劍英推動鄧小平復出，實際情形是，葉劍英最初也阻擾鄧小平復出，他曾說 ：“小平這個人哪，不甘寂寞，擅權，他一出來就會喧賓奪主，就顯不出華主席來了。”後來的發展，果然應驗了葉的判斷，證明葉有先見之明。   劇中首次披露廣東的逃港潮，卻故意錯植時間，將發生在1979年（鄧已實際主政）的逃港大潮，拉回兩年，移花接木，讓其“發生”在1977年（華主政），借此，編導想表達這麽一層意思：華國鋒執政，無法控制局面，中國很危險；只有讓鄧小平復出，中國才能轉危為安。   如果說，這部電視劇，純粹由編劇、導演、制片人操作，拍攝一部基於歷史人物的文藝作品 ，用藝術真實代替歷史真實，倒也罷了，但這部片子，自始至終是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指導之下，由該研究室的專家擔任總編劇，並受到中共領導層的掌控，其有意偏離、甚至篡改歷史，就很難讓人心服。   實際上，該片仍然沒有跳出“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黨框架、黨文化。該片拍攝時間僅三個多月，送審時間卻長達七個月，送審光盤多達一萬多張。其中的政治因素與長官意誌，動見觀瞻。說真實，至多只有藝術真實；論歷史，不過是荒誕不經的“真實”。   並未脫敏的敏感人物和敏感事件   有評論說，該電視劇觸及了“敏感人物”和“敏感事件”，是一種突破。所謂“敏感人物” ，指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而趙在連續劇後部分的出現，據相關預報，將會只有影而沒有名。所謂“敏感事件”，指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抓捕“四人幫”，以及相關的高層政治鬥爭。其實，除了一閃而過的趙紫陽，其他人物並不敏感；相關事件，人盡皆知，也並無敏感可言。   中央領導給予劇組的三條指示中，第一條，就將時段鎖定在1976至1984年，只表現那個時代的鄧小平。由此，就回避了在那之前的文化大革命，這是當局極力要掩飾的一段歷史；也回避了在那之後的新時期，尤其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那是鄧小平一生最大的汙跡。時段的限定，就已經自動回避了敏感時期、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物。   這一回避，表明，當局意圖繼續蒙蔽民眾，尤其年輕一代。編導聲稱：“年輕人要了解共和國的歷史，不僅看到真實的故事，更要體會中國走到今天的沈重腳步，看到那些坑坑窪窪的腳印有多麽艱難和結實。”用虛構的鄧小平和編造的歷史情節，來忽悠八零後、九零後，正是當局制作該片的用心之一。   並非平視，仍是仰視   有評論稱，該電視劇，第一次以平視、而不是仰視的角度，來表現偉人，是“最大的突破” ，是一種“進步”。事實上，該電視劇的整體氣氛，卻是刻意打造鄧小平的救世主形象、表現中國民眾的奴性人格。   片中一再出現民間呼喚“鄧大人”的劇情，似乎，中國的事情，非鄧莫能為之。從恢復高考到知青回城，一切功勞都算到鄧一人頭上，仿佛，沒有鄧小平，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把個人在歷史中的偶然性，說成歷史的必然性。全然無視時代變遷、民心思變，尤其，雲南十萬知青奮起抗爭（1978年），所營造的大環境，及其對中南海構成的心理震撼。   奴性人格，就存在於編劇、導演、主演身上。據稱，導演吳子牛、主演馬少驊都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二年，即1978年，考上大學的，是“鄧小平恢復高考”的受益者。   這兩人聲稱，他們帶著感恩的心情拍攝鄧劇。馬少驊說：“要是沒有小平，我根本不可能上大學。”吳子牛說：“1984年鄧 小平閱兵那天，我正好在突尼斯參加電影節，無意間打開電視機，恰好看到閱兵儀式上大學生們打開‘小平您好’的橫幅，那一刻，我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   且不說，取消高等教育，全世界僅中國一國而已，是毛澤東倒行逆施的極至。恢復高考，是現實的必然，談不上任何人的“功績”。再說，1966年“推遲高考”，原本就是主政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二人的決定，發端於劉少奇之子、時為初二學生劉源“反對教育考試制度”的一封信。推遲，變為取消，從1966至1970年，中國大學五年沒有招收新生。1970年，北大、清華等校開始恢復招生，選拔、推薦“工農兵學員”。1973年，當局恢復高校招生的文化考試 ，同年鬧出“張鐵生交白卷”的大新聞。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是基於專家、學者、民間的疾呼，獲得中央領導集體的一致同意、由華國鋒拍板定案。   順便提一句：吳子牛雖當過下鄉知青，但他在1971年就回城，並非“鄧小平讓知青回城”政策的受益者。吳子牛談劇作時，竟然說：“華國鋒是一個比較風趣、幽默的人。”僅此一語 ，足以證明他對歷史人物的無知。   編導刻意塑造鄧小平的救世主形象，絕非平視，仍然是仰視。只是，用更細膩的藝術手法，拼湊細節，加快節奏，在表演和攝影技巧上下功夫，假劇作之名，在更高層次上忽悠民眾，忽悠八零後和九零後。   這部長達四十八集的電視劇，在1984年國慶鄧小平大閱兵、民眾大遊行的高潮中收場，用北大學生高舉“小平您好”四個字的橫幅，表現鄧小平獲取的“民意”支持，象征鄧小平政治生涯的巔峰。然而，五年之後，北大學生高舉“垂簾聽政”、“小平回家”、“打倒鄧小平 ”等橫幅，又是怎樣一番民意？怎樣一種高潮？毫不停頓的時代步伐，民心思變的速度，永遠超前於那些自以為“進步”、卻保守自持、反應遲鈍的政治老人，這，才是八零後、九零後所需要了解和思索的歷史深意。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4年9月號）

投書中國可能發生了某種形式的政變

文／陳破空   代號“火力－2014”的大軍演，從7月15日開始，將連續舉行10場陸軍“跨區演練”，實彈射擊。同期，海軍與空軍也大舉出動，先後在北部灣、渤海、黃海、東海演練。三大兵種，六大軍區，號稱“三軍四海”大軍演，規模空前。其歷時之久，也史無前例，從7月開始，將持續到9月底；部分演習，如在江蘇東北海域的演練，將持續到11月20日。   細觀這波大軍演，很有名堂。與前段時間相比，南海、東海相對平靜。中國的鉆井平臺981已經從越南近海撤退；自去年12月起，中國艦船、軍機在釣魚島海域的活動大幅減少，除了今年5、6月間發生的兩次中日軍機“異常接近”事件，中日沖突並未升級。7月底，中方邀請日本前首相、前自民黨黨魁福田康夫秘密訪華，與習近平會晤，探討改善中日關系、實現中日首腦會談的可能（預計最早於今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APEC峰會上）。   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大軍演，不像是針對外敵，或者說，不像是完全針對外敵。聯想到7月29日，就在大軍演掀起高潮的時候，毫無預警地，幾乎是悄悄地，習近平當局突然亮底了久拖不決的周永康案。在獲得相對安全的社會反應後，才依次推出了精心準備的、“狠揭猛批周永康”的輿論大圍剿。   就在周永康案亮底的第二天，7月30日，中紀委派遣陣容強大的巡視組進駐上海，將在那裏駐紮到9月底，與大軍演時間重疊。而幾天前，上海光明食品集團董事長王宗南已經被帶走調查。該集團前身，是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江澤民曾任該廠第一副廠長。2006年，上海益民食品一廠與上海農工商集團、上海市糖業煙酒集團、錦江國際集團合並，成立光明食品集團 ，王宗南出任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宣稱：江澤民是光明品牌締造者。   從調查商人周正毅入手，整治陳良宇；從調查商人徐明入手，撬動薄熙來；從調查商人劉漢 、吳兵入手，挖掘周永康；而今，從調查商人王宗南入手，矛頭將指向誰？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三軍四海”大軍演，更像是針對內敵。（這個內敵，絕非指維吾爾人－盡管近期彼此攻擊加劇，因為還犯不上那麽大規模的全國性軍事動員。）或者說，表面上針對外敵，實際上針對內敵，以大軍演為掩護，防範國內某種勢力的蠢動。要麽，以中紀委為前鋒，以三軍為後盾，習近平要大幹一場。   大軍演的同時，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的輿論潮，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熱度。其中，有的話甚至說到了離譜的地步，比如，《環球時報》聲稱：如果再次中日開戰，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將會發生北京大屠殺。而“國際社會”則會歡欣鼓舞地說：“是民主戰勝了專制”，“ 是人類文明的又一次進步”……洶湧澎湃的甲午輿論潮，也像是一場煙幕，掩蓋著習近平陣營的某種秘密行動。   7月間，民用航班遭大量取消，官方說法，先是承認軍演影響，後來卻又改口說，是氣象原因。前後不一的說詞，泄露出某種貓膩。當今中國人，還不至於愚蠢到如同相信當年（1960年代）的大饑荒不是因為人禍、而是因為天災的謊言那樣，會輕易相信大量航班取消不是因為軍演、而是因為氣象的杜撰。   筆者註意到，大量取消航班，主要發生在北京與上海之間，前者是中國首都，後者是中國最大城市，數度停飛、並大批取消京滬航班，非同小可，對經濟和社會影響之巨，不可估量。不論用氣象、還是以軍演為理由，都交待不過去。其背後，肯定大有文章。   當下的北京與上海，隱隱拉鋸為兩大權力中心，前者是以習近平為首的現政權，具有正統性與合法性，後者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舊勢力，盤踞的“上海幫”，陰魂不散的老人政治。   因與薄熙來、徐才厚等人聯手策動政變，周永康遭習近平和王岐山追剿，已經一年半多，遲遲沒有結果，定是因為政治老人的阻攔，從中作梗。習近平出於鞏固自身權力，下定倒周決心，誓不回頭；政治老人或顧慮波及面太大，危及自身，因而強力出手阻擾。雙方對峙不下 ，就只能攤牌。   7月份，北京以夏季客流量增加為由，強化了地鐵等交通安檢，措施之嚴，連所有垃圾桶，都規定每15分鐘就必須傾倒一次。北京不同尋常的布防，有如戒嚴。動輒取消京滬航班，更可能的動機，是阻止有人在京滬兩地串聯、發起突然襲擊。   跡象顯示，中國可能發生了某種形式的政變，就發生在北京與上海之間。這種政變，既可能出自反習近平的勢力，但遭到習近平陣營的阻擊，成為未遂政變、或流產政變；也可能出自習近平陣營，以某種非常手段，翦除了某種政治勢力，如江澤民派系。華國鋒敢幹的事，習近平未必不敢。   評論文章《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號》，在人民日報的網頁上，先刊登，後刪除，激起民間猜疑；而網絡瘋傳，301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江澤民題詞，正在被拆除，並有照片為證，更成為可能已經發生事變的註解。   習近平的動作，似乎比外界想象的快；或許，不是他圖快，而是形勢不由人、形勢比人強，有人要逼他快。權力鬥爭，先下手為強，先發制人，習近平和王岐山，應該深諳此道。中國政局走向，好戲還在後頭。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4年8月5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js-08052014120319.html

投書拿下徐才厚，習近平震撼解放軍

文：陳破空   徐才厚終於遭到查處，平息了一年多來海內外輿論的疑慮：習近平軍中反腐，敢不敢動真格？6月30日，中共建黨節前夕，中南海宣布：開除徐才厚黨籍，移送軍隊司法機關處理。此舉傳遞多重信息：中共能夠自我反腐、自我革新（？）；解放軍雖然腐敗，習近平終於動刀；習式反腐正在深入，敢擒大老虎。   但這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含義。真正的含義，卻在於：習近平進一步加固軍權、掌控軍隊。徐才厚，曾為解放軍的二把手，從總政治部主任到軍委副主席，長期主管軍隊人事任免。也就是說，在過去或現有軍隊將官中，很多人都出自徐才厚的提拔，或出於徐的有意籠絡，或出於徐的賣官買官。習近平拿下徐才厚，對這些將官造成心理震懾：要麽歸順、效忠於我；要麽等待收拾、整肅。   拿下徐才厚之後，官方喉舌發表這樣一段話：“徐才厚雖然曾位高權重，但他代表不了流血犧牲、為黨和人民建立豐功偉績的人民軍隊，代表不了200多萬精忠報國舍生忘死的當代軍人……人民軍隊始終是黨和人民信賴的隊伍。”這段話，意在將徐才厚與230萬將士切割，要求軍方將士效忠習近平。“信賴”二字，既是喊話、拉攏，也是警告、威脅。（在中共話語體系中，語義含混，李代桃僵。這裏的“黨和人民”，實為最高領導人；“人民軍隊”，指黨的軍隊，黨衛軍。）   習近平軍中反腐，觸動了軍頭和軍中利益集團，會不會激起反彈？從而引發嘩變、兵變、乃至政變？鑒於習近平反腐，仍以人治手段，治標不治本，遭遇反彈的風險，肯定存在，端視習近平技巧高低、能否控制局面。   胡錦濤主政十年、掌軍八年，從未形成對軍隊的實際控制，一則因為遭江澤民架空，二則出於胡錦濤慵懶而無所作為的性格，自號“不折騰”。其後果是，黨和軍隊日益疏離，所謂“黨指揮槍”的法寶，幾乎失靈。習近平上臺，有意扭轉這一局，出於習的性格，也基於胡的教訓。   徐才厚曾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級別，其地位，高於從前落馬的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和薄熙來。拿下徐才厚，是震撼性的大動作。在這裏，習近平的潛臺詞是：連徐才厚我都能拿下，還有誰我拿不下？   開除徐才厚黨籍的同時，也開除了蔣潔敏、李東生、王永春的黨籍，後三名落馬高官，都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親信。此舉暗示：徐才厚與周永康關系也非同尋常，正如江湖上傳聞的那樣：徐才厚卷入了周永康與薄熙來的政變密謀，那場未遂政變的矛頭，直指習近平。   至於徐才厚涉入谷俊山腐敗案、被谷和盤供出，只是徐倒臺的表面原因。可以肯定，谷和盤供出的，絕不止徐才厚一人。反腐，仍然只是拿下徐的一個借口。參與密謀政變，才是頭等大罪。   這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麽習近平不放過徐才厚？盡管後者已經離職退位，並已身患絕癥。習近平追打這只已經失落了權力犬牙的舊老虎、病老虎，出於報復、除惡務盡、殺雞儆猴等復雜心思。一句話，仍然出於權力鬥爭。   同時開除徐才厚等四人黨籍，也是暗示：周永康一案，雖久拖不決，但結果遲早還是會出爐，如同徐才厚一案的結果最終會出爐一樣。   2004年9月，在海內外輿論壓力下，江澤民被迫而很不情願地將他保留了兩年之久的軍委主席一職交給胡錦濤，但與此同時，江澤民突擊提拔其親信徐才厚，出任軍委副主席。其用意，就是讓徐專門監視和牽制胡。負責此事的，還有江的另一個親信、另一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郭二人，屬於江的哼哈二將，也是江暗中布署的棋子，看死了胡錦濤。   前段時期，就在徐才厚被傳涉案的同時，郭伯雄也被傳涉案。習近平能否將江澤民的軍中親信一鍋端？不僅關系到他能否完全掌控軍隊，還關系到，他能否借此削弱老人政治－中國政治的最大隱患。換言之，軍中權力鬥爭，攸關習近平的政治作為、政治前途和歷史定位。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4年7月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7012014123204.html

投書習近平抓捕他自己的支持者

習近平抓捕他自己的支持者－從陳衛于世文的遭遇說起   文／陳破空   六四25周年前夕，曾兩次組織民間公祭活動的陳衛、于世文夫婦等九人，遭中共當局拘捕，關押于鄭州市第三看守所。有維權律師前往探視，被當局拒之于門外。   2013年4月1日，于世文率十多位民間人士，前往河北省正定縣，習近平的仕途發祥地，公祭六四死難者。那是自1989年以來，民間首次類似公祭活動。2014年2月2日，于世文、陳衛夫婦，及三十余位民間人士，再次前往河南省滑縣，趙紫陽的故鄉，舉行公祭活動，祭奠趙紫陽、胡耀邦和六四死難者。   兩次公祭活動，低調而溫和，不在大城市，更不在首都北京，而是在僅具象征意義的小地方 ，窮鄉僻嶺。兩次發布的《公祭詞》，不過是期待習近平當局深化政治改革、愈合民族創傷 。然而，當局最後發難時，竟給陳衛、于世文夫婦扣上“涉嫌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   1989年，就讀于中山大學的陳衛和于世文，曾與筆者在廣州共同發起和組織當地民主運動。遭鎮壓後，我們盡都入獄。陳衛和于世文各自坐牢一年半，獲釋後，他們結爲夫妻，定居于鄭州。   當局在他們居住的家門口和出入的小巷，遍裝攝像頭，長期監控。而被喝茶、被登門談話，更是家常便飯。二十多年間，與他們交涉的公安、國安、國保，換了一茬又一茬。初時，陳、于二十多歲，與他們交涉的公安人員，三十多歲，比他們年長；過了十年，陳、于三十多歲，與他們交涉的國安人員，也是三十多歲，彼此同齡；再過了十年，陳、于四十多歲，與他們交涉的國保人員，仍是三十多歲，比他們年輕……   歲月流逝，當局立場絲毫未變，而陳衛和于世文堅守的民主信念，也絲毫未變。但他們表現低調，態度溫和，無意與當局對抗，而保持友善交流。去年，陳衛、于世文曾來美國探親，其間，曾與筆者重逢，短暫敘舊。闊別二十年，彼此頭發尚青，但紋皺卻都已刻上額頭，膚色因風霜而加重。曾經青春美貌的重慶姑娘陳衛，也只能自嘲地笑稱“資深美女”。交談中 ，他們大爲溫和的政治立場，令我錯愕不已。   談到國內的某個或某批朋友，陳衛和于世文有時會說：某某立場太反共，難以共事。此言令我吃驚。他們解釋：“我們以推進民主化爲目標，並不需要反共。”交流中，我得知，在習近平與薄熙來、周永康的權力鬥爭中，陳、于曾全力支持習近平，並有具體作爲，實際是習近平在民間的支持者。   作爲重慶人，陳衛極度反感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走毛路線；而對習近平，夫婦倆似乎抱以莫大期待，相信習最終會走上憲政之路。對這樣的判斷，筆者將信將疑，姑妄聽之。   提到他們已經舉辦的首次民間公祭六四活動，陳衛和于世文告訴我，他們爭取與當局良性互動，以最大的誠意，推動六四平反，實現全民和解。對此，他們情緒樂觀，很有信心，不僅在于，當局並未出面阻止他們的公祭活動，而且基于，他們對形勢的正面評估。他們認爲，以薄熙來事件爲標志，中國不可能再走左的回頭路。   他們指出，習近平當局應該認識到自由派和毛左派的區別。“自由派不過是要分他們的權，毛左派卻是要拿他們的命。”陳衛如是總結道。   今年2月，他們再度在國內組織公祭活動之後，我很爲他們的安全擔憂。然而，陳衛不以爲意，依然很樂觀地表示：“堅信中國已經開啓一個新的時代了，很多東西已經回不去。”   然而，隨著六四25周年的臨近，當局對陳衛和于世文夫婦的監控加劇。在外出差的于世文，感受到形勢險惡。我勸他們躲藏或逃離，但于世文卻說：“爲了民主理想，准備再次坐牢。 ”我說：“再爲這個腐敗政權坐牢？不值得！”   在家的陳衛，處境不妙，近乎軟禁，但依然不改樂觀。隨著當局打壓升級、越來越多的異見人士和維權律師被捕，我對陳衛和于世文的安全，更加擔憂，再次勸他們設法規避。但陳衛卻坦然道：“既然那麽多人都被捕了，我們又何必回避。無非是坐牢！”   聽斯言，我眼眶泛紅，幾乎落淚。我再次感動于他們夫婦倆的獻身精神。雖然溫和，但他們仍像從前一樣勇敢，義無反顧。我只能默默地爲他們祈福。   今年5月28日，我到達日本訪問的第二天，接到壞消息：于世文和陳衛夫婦遭當局刑事拘留 ，被關進看守所。不顧旅途勞頓和時差反應，我連夜查證消息，趕寫新聞稿，發往世界各地的媒體。大義者大勇。陳衛和于世文再度爲理想而蒙難，大義凜然。   在此之前，北京的蒲志強等“五君子”已經遭拘捕。六四25周年過後，其中的四君子被釋放 ，蒲志強卻被正式逮捕。而鄭州的陳衛和于世文等人，仍沒有下文。   無獨有偶的是，蒲志強也是一個溫和派。日本友人告訴我，上年蒲曾訪問日本，面對日本友人的關切，他自信不會被抓捕，理由：他是溫和派。其實，再上一年，另一位異見人士許志永也有過同樣的表述，但許已被判刑四年。蒲志強曾經公開舉報周永康，按理，也是習近平的民間支持者。然而，今天，蒲卻落了個“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罪名。   原來，拒絕建立公民社會的中國政府，卻視周永康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公民”！習近平追殺周永康，受政治老人阻礙，遲遲沒有公布結果，但依然在進行。習近平抓捕蒲志強、陳衛、于世文等倒薄、倒周、挺習的民間人士，無非釋放這樣的潛台詞：“我反腐，我搞權力鬥爭 ，不管你們的事！你們不必自作多情！”   依然是掙表現。就在習近平力保六四不出事、向政治老人和既得利益集團上交成績單、證明自己是合格接班人的同時，他還力圖撇清自己：“民間的倒薄、倒周、反腐人士，與我毫無關聯。爲了紅色江山，我照抓不誤。”   上門抓人，抓那些在家裏議政的人。抓捕溫和派，甚至于，抓捕民間挺習者。習近平無情的表演藝術，是要制造逼上梁山的後果？還是自絕後路？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6月1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hengpokong-06172014124803.html

投書「醒來的獅子」不安全？

文／陳破空   今年四月十五日，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當日，是前中共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的忌日，當局卻只字不提胡耀邦。而胡耀邦，也是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生前的知音、摯友。   提政治安全，習近平善于造句   在這次會議上，善于造句的習近平，又開始造句，提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這個造句表明，中國的“國家安全”概念，與其他國家不同。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通常指的就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安全，中國的“國家安全”，指的卻是政府的安全。   “以人民安全爲宗旨，以政治安全爲根本，以經濟安全爲基礎，”習近平繼續造句 。所謂“以人民安全爲宗旨”，繼續打人民旗號，分明是幌子。中共治下，從“人民共和國”到“人民政府”，從“人民代表大會”到“人民大會堂”、從“人民軍隊”到“人民法院”，從“人民銀行”到“人民幣”……其中，何曾有人民？   所謂“以經濟安全爲基礎”，不過是順便一說，文革之後，經濟發展，成了中共阻礙政治、社會、人權發展的擋箭牌。在習近平的造句中，真正的要害，在于“以政治安全爲根本”，換言之，政權的安全，才是習近平心目中的大計。   習近平造句，一口氣說了十一個“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用十個“安全”來掩護一個“安全”：政治安全，就是一黨專政下的一黨安全。   百般掩護，但習近平還是忍不住說了實話：“我們黨要鞏固執政地位”，“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體制。”意思就是，堅守一黨專政，獨裁到底。   要求將領表態，習近平沒有安全感？   四月十七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安全會議第九次秘書會議上，中國公安部長郭聲琨特別提醒與會六國（包括俄羅斯等）：要“預防顔色革命重演。”換言之，中共不僅要加意看護自己的獨裁統治、政治安全，還提醒它的狐朋狗友，那些專制或半專制的政權，要加意看護它們各自的獨裁統治、政治安全。在這裏，北京再度表明心迹：決意對抗人民、對抗文明世界，反動到底。   四月二日，包括七大軍區、空軍、二炮和武警部隊在內的十八名司令員或高級將領，在《解放軍報》集體表態，擁護習近平；四月十八日，又有十七名大軍區級的副職高級將領，在《解放軍報》集體表態，支持習近平。這些表態，表面上對外，實際上對內。與其說是表態，不如說是被要求表態。   這種表態政治，爲毛澤東之後所僅見。解讀得淺一些，是習近平模仿毛澤東，大樹特樹自己，緊抓軍權；解讀得深一些，是習近平對軍隊不放心，沒有安全感，因而有意測試各路將領的忠誠度。這也是政治安全，習近平個人的權力安全。   訪問歐洲，習近平大發“醒獅”論   習近平在多次內部講話中，提到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痛感蘇共“竟無一人是男兒。”他總結的原因和教訓是，蘇共黨員“理想信念動搖了。”要求中共黨員堅持“理想信念”。   但習近平心中應該有數，如果他說的這個“理想信念”，指的是共産主義、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中共黨員早就動搖了，而且，根本不可能恢複，按照習的邏輯，那就活該亡黨亡國了（亡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他說的這個“理想信念”，指的是既得利益，那麽，中共黨員並沒有動搖，也不大可能動搖，按照習的邏輯，就該高枕無憂了？   然而，腐敗亡國，因執著既得利益而亡國，是曆代專制王朝的規律和宿命。在明知共産主義理想不可能恢複的情況下，到頭來，習近平恐怕也只能像江澤民和胡錦濤一樣，以既得利益爲號召，打造全黨團結，同心一氣。于是，不可避免地，中共將繼續陷入腐敗與反腐敗（前者出于維護政權的需要，後者出于權力鬥爭的需要）的惡性循環。一手縱容腐敗，一手懲治腐敗，一出自導自演的雙簧戲。二元悖反，前路不明，焉能不亡？   受腐敗政權拖累的中國，怎麽說，都絕非一頭“醒獅”。但不久前，習近平訪問歐洲，卻大肆吹噓：“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還說：“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且不說，前路渺茫的中國，要說像獅子，也仍如睡獅一般，繼續夢遊，大做白日“中國夢”；就讓周邊國家來評價，要說中國是一頭獅子，那一定是暴力的、可怖的、野蠻的獅子；要是問藏人和維吾爾人的感受，更是如此。   在國外唱完“醒獅”論，回國後的習近平，卻憂心忡忡地強調“政治安全”，莫非是說：醒來的獅子不安全？   習近平考察新疆，遭遇爆炸送行   四月下旬，習近平前往新疆考察，要求當地武警要像“戚繼光打倭寇”一樣對付維吾爾人。此說，犯了大忌。倭寇，指明朝時，騷擾中國沿海的外國海盜。習的比喻，無形間流露其潛意識：維吾爾人是外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新疆，果然是新拓展的邊疆？別人的“東土”？習接見新疆軍區某紅軍師時，又說：“要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明目張膽地鼓吹血統論，顯擺“太子黨”、“紅二代” 的本錢。   就在習近平結束考察、離開新疆的當日，四月三十日晚七點，在新疆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砍殺和爆炸事件，據稱，有人在火車站出口持刀砍殺、並引爆爆炸裝置，導致至少3人死亡、79人受傷。這是維吾爾人給習近平的下馬威、抑或送別禮？極具嘲諷意味。   在此之前，四月十八日，在中越邊境，正當越南當局要將截獲的十六名中國維吾爾人強制遣返廣西時，維吾爾人從越南警察手中奪過槍支並掃射，導致越南警察二人死亡、十幾人受重傷。交火中，也有五名維吾爾人被殺或自殺。   聯系這起跨境血案，與三月份發生在雲南省昆明火車站的砍殺血案。寫照的是：在中共的極端治疆政策下，維吾爾人已經活不下去，爭相偷渡出走。中國有古訓：“窮寇勿追”，“圍三缺一”。中共卻緊追不舍，不給維吾爾人留下哪怕一條活路。于是，血案頻頻，人命樁樁，都因中共的殘暴和愚蠢而起。中共的政治安全，以人民的不安全爲代價。   中共動辄給維吾爾人扣上“三股勢力”的帽子，其實，論這“三股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中共本身，才當之無愧。中共治疆無方，導致維族與漢族的彼此敵視、隔離，是爲民族分裂；中共扼殺維吾爾人本身的宗教信仰，強加無神論，強制漢化、赤化，是爲宗教極端；中共奉行“主動出擊，重拳打擊，就地處置”的血腥政策，是爲暴力恐怖，國家恐怖主義。所謂“三股勢力”，盡在中南海。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4年5月號）

投書台灣學運，怒火指向北京

文／陳破空   反服貿抗爭，在台灣持續升溫，至3月18日，發展到學生占領立法院；3月23日，學生更一度占領行政院；3月30日，五十萬人嗆聲凱達格蘭大道。“太陽花”學生運動，讓世界聚焦台灣。   《台灣學生行動激烈，引發爭議》   在海外，源自台灣的統派媒體或社團，斥學生運動爲“亂象”、“民粹暴力”，痛心立院淪陷，呼籲恢複秩序。他們擔心：學生運動有損台灣“國際形象”。部分中國民運人士，對台灣學生占領立法院行動不理解，尤其對他們占領行政院行動不認同，認爲，既然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所有訴求應循合法渠道。他們憂心，中共會借此貶損台灣民主，讓中國民衆對台灣民主失望。中共媒體，確是趁機譏諷台灣民主，宣傳其不值得大陸效法。   而在台灣，主流民意支持學生運動，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達到沸點。代表了自由派的海外著名學者余英時則斷言：學生占領立法院是保衛台灣民主。事實上，馬政府急于通過服貿協議，僅一周時間，國民黨開完8場公聽會；僅30秒鍾，國民黨立委宣布服貿協議在立法院通過。台灣學生占領立法院，實屬忍無可忍。這是最後的鬥爭，非如此，就再也擋不住兩岸服貿協議的實施。   看台灣學運，看全局比看枝節來得更清楚；看大處比看小處來得更明白。統派媒體或社團所擔心台灣“國際形象”受損，其實過慮。筆者縱觀國際媒體，報道的焦點，並不在于台灣學生行爲過激與否，而在于台灣學運的主題：反對兩岸協議，對中國（中共）說不。   部分中國民運人士，無法認同台灣學生的過激行動，一則因爲，他們愛護台灣民主心切，生怕其蒙塵。二則表明，部分中國民運人士，精神上已經太老，仍然停留在25年前。其參照體系，仍然是“六四”事件。   其實，25年的中國學生運動，與今日台灣學生運動，發生在不同時空條件下，前者發生在專制政體下，後者發生在民主政體下。對照當年共産黨當局的“六四”屠城，今日國民黨政府斷不至于開槍鎮壓。正因如此，中、台兩地民衆的認知基准不同，部分中國民運人士以爲，只要政府不開槍、好聲說話，就很不錯了，應該“見好就收”；台灣學生卻認爲，馬英九政府並未回應學生訴求，只是打官腔，因而不依不饒。台灣學生的訴求是：退回服貿協議，制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中共喉舌稱，台灣學生運動，反映的，是台灣的“大陸恐懼症”，表面上反馬，實際是“反中”、“反統一”。是的，中共說對了。反服貿，反賣台，反並吞，就是台灣學運的主題，要害就在這裏。只是，中共無法說明，台灣爲何恐懼大陸？反中情緒爲何如此強烈？   《對台讓利？服貿協議有貓膩》   “服貿”，即《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由台灣的國民黨與大陸的共産黨于去年6月在上海秘密簽訂，當時，不要說中國人民不知情，連台灣人民也不知情。幸好有前台灣國策顧問郝明義將這一黑箱作業披露出來，引起台灣社會嘩然。   這一協議，國民黨宣稱對台灣有利，共産黨也宣傳對台灣讓利。且不說，協議的細節，究竟有多少有利和讓利，試問：爲什麽不簽訂平等協議？爲什麽要讓利？“讓利”二字，本身就包藏禍心，表明，在協議背後，還有其他內容；在經濟目的之外，還有政治目的；所謂經濟協議，實際是政治協議。   其實，兩岸服貿協議，內藏貓膩。比如，第六條第三款：“對已作出具體承諾的服務，如提供此種服務需要取得許可，則一方業務主管部門應依其規定在申請人提出完整的申請資料後的一定期間內，將申請的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這裏涉及到“許可”與“審核”，如在出版領域，台灣企業，將受到大陸方面的“不許可”限制，而大陸企業，卻能因台灣方面的“許可”而暢行無阻。   在該協議具體的“市場開放承諾”中，有攝影、印刷、展覽等服務。台灣業者在大陸從事攝影、印刷、展覽等，必受到大陸法規的嚴格限制，處處禁區，覆蓋範圍極其有限；而大陸業者在台灣從事攝影、印刷、展覽等，則無拘無束，連《毛澤東選集》、中共統戰宣傳、謊言歷史展覽，都可在台灣大行其道。將來的台灣，豈不淪爲一個赤色的台灣？   中共的不軌用意，就隱藏在諸如此類的服貿協議細節中。而在台灣，已經有那麽一大票親共分子、紅色代理人、投降派，在“振興中華”幌子下，正暗中爲共産黨接管台灣而鋪路。服貿協議，就是其中最技巧的一環。這也是他們迫不及待的原因。   “賣台”之說，絕非戲言。筆者必須指出：出賣台灣人民，就是出賣中國人民。因爲，台灣是中國的民主燈塔，一旦台灣變身中共的特區，置于中共的一黨專政之下，必喪失其燈塔效應，而讓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民，更遭打擊。況且，所謂對台灣“讓利”，即便有，也是讓中國人民掏腰包，而非中國共産黨掏腰包。共産黨不過是借花獻佛，慷中國人民之慨，拿中國人民的血汗錢，收買台灣。   《服貿協議，幫助共産黨做生意》   之所以要與北京簽署服貿協議，馬英九總統解釋說：“由於我國外交處境困難，各國雖然願意跟台灣做生意，但對於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就會猶豫。”他沒有指明，台灣“外交處境困難”，皆因中共的橫蠻打壓造成。先與中共簽服貿協議，才能與其他國家簽FTA、TPP，聽上去，都是中共開出的條件，如此，台灣豈不是非得仰中共的鼻息？否則，便不能自活？再說，台灣將與其他國家簽署的，是貨貿協議，而非服貿協議。國民黨與共産黨先簽服貿協議，再簽貨貿協議，目的昭然：要在兩岸人員交流、軟性領域如出版等領域取得突破，引狼入室。   馬又說：服貿協議，“幫助人民做生意，提升台灣競爭力。”其實，服貿協議，更像是“幫助共産黨做生意，提升大中國競爭力。”因爲，中國大陸，以國營企業爲主體，而國營企業，幾乎都由“太子黨”、“紅二代”、“高幹子弟”把持；台灣，多爲民營企業，所謂“以台灣爲主，對人民有利。”實際是“以共産黨爲主，對紅二代有利。”   正因爲服貿協議不簡單就是經濟協議，台灣學生的抗爭，也不簡單就是反服貿本身的抗爭，他們抗爭的，是服貿背後的黑箱操作、密室政治，是服貿背後的中共圖謀；他們捍衛的，是台灣的尊嚴、自主和民主價值。   如果說，朝野兩黨圍繞服貿的攻防，多少帶有黨派鬥爭的性質，那麽，民衆站出來，學生站出來，就絕非黨派政治所能劃定。這是民意的爆發，是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的爆發。“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服貿說不，就是對馬政府的親中政策說不；對馬政府的親中政策說不，就是對中共說不。正如香港民衆對中共說不一樣。   《北京是亂中、亂港、亂台之源》   有人拿台灣學生的“占領立法院”行動，比擬香港的“占領中環”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目前仍在醞釀階段，中共已經以軍事演習和強化駐軍，耀武揚威，展示武力威脅。今天的台灣，如果還不開展諸如“站立”的公民運動，等台灣落到中共手上，如香港一般，就爲時已晚。   “回歸”後的香港，已淪爲中共的洗錢中心，“太子黨”、“紅二代”、“高幹子弟”，如蝗蟲般，紛至沓來，開戶頭，辦公司，推垃圾股上市，炒高房價，擡高物價，引進官商勾結，制造貧富分化，“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把昔日“東方之珠”，糟蹋得天怒人怨。   台灣人看在眼裏，能不憂在心上？早已有香港民衆到台灣打廣告，提醒台灣人：“香港面對嚴重中國化，請台灣人引以爲鑒。”這回，又有香港民衆到台灣打廣告：“反對服貿協議，拒絕中國化。”“勿墮香港衰落的軌迹。”   如果拿台灣的學生運動，比擬前不久發生在烏克蘭的抗議運動，對比基輔的變局，以台灣人的國民性，學生與民衆的溫和，不至于推翻政府、趕跑總統。相似的卻是，烏克蘭民衆反對親俄政府，要去俄化，抵制俄國勢力；台灣民衆反對親中政府，要去中化，抵制中國勢力。   筆者在這裏所說的“中國”，絕非中國人民或中華民族，是指那個以“中國”名義，綁架並強行代表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中國共産黨。其獨裁與腐敗的醜陋面目，讓“中國”二字蒙羞，讓文明世界聞“中”色變，不僅讓歐美國家不安，也讓亞洲鄰國不安；不僅令香港驚悚，也令台灣驚悚。   套用北京“外部勢力幹涉”的說法，台灣的政爭，實源于中共的插手。如果要說“亂象”，那個堅守獨裁、對抗普世價值的中共政權，就是亂中、亂港、亂台的總禍源。   （原載香港《開放》雜志，2014年4月號）

投書自娛自樂的中國，無人捧場

文 / 陳破空   2014年3月，北京召開“兩會” （人大、政協）期間，“政協委員”、北京交響樂團團長譚利華透露：2001年，中國邀請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羅蒂（Luciano Pavarotti）、多明哥（Placido Domingo）和卡雷拉斯（Jose Carreras）到北京故宮演唱，花了天價，中國政府支付他們每人380萬人民幣，而他們在其他國家演唱時，每人頂多獲支付5萬美元或5萬歐元，即30至50萬人民幣。與中國的天價交易，是時任中共總書記、酷好虛榮的江澤民一意孤行、一人拍板而定。   “燒錢請進來”，還有“燒錢走出去”。在這次“兩會”上，“政協委員”、歌唱家宋祖英認錯，承認自己“開了個壞頭”。她指的是，2003年，她率先到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辦個人演唱會。隨後，中國的各種演出團體紛至沓來，都湧到那個金色大廳去“鍍金”。   據知，先後有一百三十多個中國藝術團體，包下維也納金色大廳，不僅花重金租場，還撒大錢派票，因爲沒有觀衆，必須組織當地華人湊數，甚至讓中國的其他表演團體坐在台下湊數，即便如此，台下仍留下大片空座位。   場面如此尷尬、齷齪，卻回國宣傳“隆重上演”、“獲得巨大成功”、“受到熱烈歡迎”，騙不了外國人，也要騙國人，騙騙那些搞不清音樂季演出和租場演出差別的國人，讓那些出不了國的國人以爲，到音樂之都維也納的頂級劇場混一趟，就達到了“世界級”水準。   十多年來，一群群土豪，中國藝術土豪，把金色大廳變成了“金錢大廳”，不僅糟蹋了藝術，還惡搞了世界音樂之都，製造了藝術領域裏的洶湧“黃禍”，另一種形式的“中國威脅”。   無人捧場，自娛自樂，這是中國土豪的本色。說到自娛自樂，一年一度的“兩會”本身，就是自娛自樂。所謂代表，就是在一個權力的小圈子裏，自己人挑選自己人做代表；所謂發言，就是自己人在自己人面前演戲；所謂討論，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抒情。一出巨大的木偶劇，一場滑稽的中國政治騷。   北京“兩會”期間，一架由吉隆坡飛往北京的馬來西亞航班370號離奇失蹤，成爲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連續多日，各國主流媒體都以主要版面追擊報導。盡管機上只有一名美國人，但諸如《紐約時報》等美國主要媒體，連日來，都以這架航班的行蹤作爲頭版頭條。唯獨中國媒體例外，馬航失蹤，從來沒有成爲中國媒體的頭版頭條，反而排在次要位置，仿佛是可報可不報的一件小事。盡管，該航班所搭載的乘客，主要是中國人，在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中，中國人就占了153名；而該航班的目的地，是北京。   這一時期，中國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都是“兩會”，那齣需要一年一度上演的政治秀。自娛自樂。在精神上，在文明層面，中國依然閉關鎖國，與世隔絕。   “兩會”自娛自樂，再延伸一些，“兩會”所象征的中國政治，本身也是自娛自樂。這個一黨專政和全民向錢看的“中國模式”，不要說歐美國家不捧場，周邊國家也不捧場；不僅台灣不認同，就連已經“回歸”的香港，也不認同；如果開放網禁和報禁，還會發現，就連中國人自己，都不見得有多少認同。這也正是中南海死不放鬆網禁和報禁的原因之一。   無人捧場。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過是中南海孤芳自賞、自我安慰、自我壯膽的獨唱曲。“過一把癮就死”，中國土豪們如此，中國政治也是如此。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3月1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3112014160936.html

投書輿論沸騰，中日即將開戰？

文／陳破空   在一月份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把當今中國比喻爲一戰前的德國，提示，今日的日中關系，類似1914年一戰前夕的英德關系，雙方雖有緊密的經貿往來，但仍因戰略競爭、敵視和猜忌而開戰。   隨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又把當今中國比喻爲二戰前的德國，即納粹德國。他說：如今，菲律賓面對中國，就如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面對德國一樣，都是被要求把一塊領土交給一個強大得多的外國強權。當初，實行綏靖政策的西方，以爲，把捷克的蘇德台地區割讓給德國，就會換來“一代人的和平”，事實上，捷克交出蘇台德地區不到半年，德國就占領了捷克剩余的大部分領土。阿基諾意在提醒西方，不要像當年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一樣，用綏靖政策，縱容了獨裁者，誤了整個世界。   無獨有偶，曾參與打開美中關系、以親中而著稱的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也發表言論，指出：“今日亞洲更像是十九世紀的歐洲，軍事衝突不能被排除。”   除了政治人物的警告，世界主流媒體也紛紛發表社論或文章，或擔憂或預測中日即將開戰。中日是否真的會開戰？哪一方更可能首先發動戰爭？   先看日本方面。安倍晉三明言，雖然他參拜靖國神社，但正是在那裏，他發誓：日本“誓不再戰”。盡管日中衝突加劇，但安倍政府不斷呼籲：日中直接對話，希望與中國建立危機管理體制。   但北京拒絕對話，理由是，安倍參拜了靖國神社。問題是：在安倍參拜前 ，北京也拒絕對話。中國真的那麽在乎靖國神社？實際上，將14名甲級戰犯列入靖國神社合祭，始于1978年10月17日，當時，中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不滿，相反，還全力推進中日友好，僅5天後，即1978年10月22日，中國副總理鄧小平訪問日本，與日本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把中日關系推入“蜜月期”。因中國政府沒有報道和宣傳，當時，中國民間對靖國神社話題毫無反應。   順便提一句：靖國神社供奉250萬日本曆次戰爭死者（包括部分韓國人和台灣人）。後來加入合祭的14名二戰甲級戰犯，只有牌位，並沒有靈位和骨灰。這14人的靈位和骨灰，另行安置在由日本青年社管理的殉國七士廟裏 。   北京首次對靖國神社做出反應，是在七年後的1985年，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了靖國神社，北京提出了口頭批評。但中國政府的表態，基本上是跟在韓國之後，在韓國的影響下，做了一種象征性的姿態。中國民間仍毫無反應。（稍具歷史知識的人都清楚，二戰中，中共軍隊實際是侵華日軍的盟軍，惟假裝打著抗日旗號而已。）   從前不計較的，現在計較起來，而且高調地計較起來，大背景，還是在於 ，“中國崛起”，使中國領導人頭腦發熱。說到中國方面是否有意開戰？實際情形，遠比日本復雜得多。   習近平對外強硬，一則出于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他需要借此使喚軍隊，從而抓牢軍權；二則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中共需要炒作民族主義，來凝聚或招攬國內日益離散的人心。   中南海的主觀願望，未必真想開戰，但中共的過頭宣傳，極可能讓它自己下不了台階。諸如《環球時報》等喉舌，不僅竭力煽動戰爭，而且大量散布虛假信息。比如《環球時報》的這個標題：“美軍兩司令告誡日本別挑釁，指責日本人制造事端”（2014年2月11日）。被稱爲中國《人民日報》東南亞版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也刊出這等標題：“中俄聯手遏制日本右傾”（2014年2月8日）。   這類“黴體”，不僅誤導中國人民，也可能誤導中國當局本身，尤其在中日、中美、中俄關系實質上，主觀任意，荒腔走板。所有這些誤導的結果 ，就是：即便中國領導人心下並不打算開戰，輿論的沸騰、民意的爆發、加上軍方的一意孤行，都可能積累成不可抗拒的強大壓力，讓當局別無選擇、铤而走險，正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中日兩國的另一個差別是，日本是民主國家，不同輿論對政府有牽制作用 ，比如前首相村山富市就公開批評安倍晉三：一邊說願意與中國對話，一邊卻參拜靖國神社，這種言行不一的做法應該反省。日本左傾大報《朝日新聞》，更每每與安倍政府唱反調。日本民間的反戰聲音，也足以牽制日本政府的盲動。   反觀中國，作爲專制國家，輿論一律，在中日關系上，批評本國政府和領導人的言論，絕無呈現之地。如果有人出此言論，輕則被罵爲漢奸，重則可能下獄。即便在互聯網上，有人說幾句客觀而理智的話，尤其，如果爲當今民主日本說幾句話，也動辄被罵爲“漢奸”、“賣國賊”。   中國只有一種聲音，中國只能進而不能退。北京惹火燒身之日，就是它咎由自取之時。這在另一個意義上，或將再次印證一條曆史定律：區域衝突或世界大戰，往往由獨裁者或專制國家首先挑起。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2月1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zr-02112014121000.html

投書宋彬彬應該投案自首

文/陳破空   宋彬彬終于道歉了，爲1966年卞仲耘的慘死而道歉。作爲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文雅、秀麗的卞仲耘，是被一群紅衛兵用帶銅扣的皮帶活活抽死的，而宋彬彬是這群紅衛兵的頭，極可能就是這起殺人案的主凶，或凶手之一。但她一直否認自己是凶手，並聲稱她不知道凶手是誰。   然而，凶殺案就發生在衆目睽睽之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公安部門立案偵察，斷無可能查不出凶手。宋彬彬的道歉並不真誠，她說：“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好一個“保護”！那時候的她，一個紅衛兵頭頭，何曾想到“保護”二字？在她那顆被毛澤東思想燒昏的腦袋裏，有的只是“消滅”二字，“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一群人消滅另一群人，從肉體上消滅，從地球上抹去。殘殺。   據說，那是文革中的第一起武鬥、第一起殘殺。隨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宋彬彬，說：“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她應該把名字從“彬彬”改爲“要武”，她果然照辦，興高采烈。顯然，毛事先已經知道了她的“英雄事迹”，故而有此接見、有此改名一節。然而，今日的宋彬彬，竟然說自己“從沒有正式用過這個名字。”   在由毛澤東鼓動、宋彬彬等人牽頭的“紅八月”裏，紅色大恐怖蔓延，僅在北京，就有近1800人慘遭虐殺，其中，大部分人遭紅衛兵活活打死。如果宋彬彬真有悔罪之意，應該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要求公開審理當年的一樁樁凶案，爲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國公安機關拒絕受理，則應投案自首到國際法庭，讓發生在中國的反人權、反人類罪行，得到世界公義的審判。   與其說是道歉，不如說是推诿；與其說是向人忏悔，不如說是自求平衡；與其說是爲了別人，不如說是爲了自己。這不免讓人聯想到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的名著《複活》，那個男主角意識到，自己的忏悔，不過是爲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衡，另一種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筆下的男主角，至少還爲了那份忏悔而奔走、爲受害人做盡可能的彌補。   而宋彬彬們做了什麽？排成一行，在卞仲耘的塑像前鞠躬，拍成照片，登上報紙，再次“揚名天下”？不久前，中共已故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也道歉了，相比之下，語調稍微真誠一些，他提到文革“侵犯人權”以及未來“中國法治”的必不可少。   宋彬彬們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澤東的罪惡——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現行制度的罪惡——文革得以發生的環境條件，那麽，那樣的道歉，就永遠是淺薄的、廉價的。沒有深度，缺乏真誠 ，等于另一種意義上的盲目。   最早的紅衛兵，“毛主席的紅衛兵”，主要由中共高官的子女組成。比如，陳毅（中共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宋任窮（中共上將）的女兒宋彬彬、鄧小平（中共總書記）的女兒鄧榕、薄一波（中共副總理）的兒子薄熙來……他們的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幹誰幹？”這些“紅二代”，就是今日“太子黨”。   “紅二代”，“太子黨”，文革是他們的，今日中國還是他們的。文革，針對億萬民衆的紅色大恐怖，表面上，成了過去式；然而，紅色江山依舊在，扼殺民主、自由、人權的紅色大恐怖，依然彌漫于神州大地，如霧霾的肆虐，只是，包裹了一層“改革開放”的外衣，讓一些人雙目迷離，識不透表裏，辨不清真僞。   這或許也容易解釋，爲什麽時至今日，中南海裏，還有人崇毛、頌毛、保毛？因爲，中南海裏的那幾把交椅，仍然是他們吃穿不愁、享樂無度的鐵飯碗；天安門廣場的那塊發黑發臭的臘肉，仍然是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糧。   有人說，道歉，總比不道歉好。從最低層次上來說，也是。這種道歉潮，至少有一個好處：提醒習近平的“太子黨”政權，遮掩文革、捧毛、朝左轉，開曆史倒車，注定是一條死路。懸崖勒馬，猶未爲晚。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3年1月14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1142014115802.html

投書權力鬥爭：三中全會幕後

文/ 陳破空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定義為“改革開放”的起點，自那以後，逢“三中全會”，主政者幾乎都要談“改革”或“深化改革”，如果不談，主政者就攤不上“改革派”的名，甚或憂懼自身難保，因為，鄧小平早有警告：“誰不改革誰下臺。”   然而，歷屆三中全會，也充滿權力鬥爭。談改革，是明線；權力鬥爭，是暗線。作為始作俑者，十一屆三中全會，就上演了鄧小平從華國鋒手中搶奪權力的大戲。鄧結党，對華發動突然襲擊，臨時改變會議議程，首先從華那裡奪走改革的話語權（華實際上已經開啟改革開放進程，只是尚未形成明確的話語表述），然後以改革為名，奪走華的政治實權，當時僅有副主席名號的鄧，竟從此大權獨攬。   35年後，今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意圖效法鄧小平的習近平，同樣上演了以改革為名的權力鬥爭大戲。這集中體現於兩個超級機構的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與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而顯然，習近平將直接掌控這兩個機構。   據稱，國家安全委員會，將統籌軍隊、政法、公安、情報、外交等部門；然而，在現有的政治局常委會中，七人各管一攤，已經廊盡上述部門、職能、功能，並由習近平總負責，為何另起爐灶？習近平名下還有書記處，為何棄之不用？習近平本身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為何猶嫌不足？   推理只能是，習近平要逾越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淩駕於所有這些部門之上；習近平大權獨攬，搞的是個人集權，而非中央集權。聯想到文革時期，毛澤東以“中央文革小組”，架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習的套路，莫過於此。   問題是，習近平如何可以做到這一點？大權獨攬，應源于個人威信、權威。縱觀中共黨內，毛澤東作為開國之君，自有威信、權威；周恩來久經風雨而不倒，自有威信、權威；鄧小平創下三落三起的政治傳奇，自有威信、權威。而習近平何德何能？何來威信、權威？   邏輯只能是，在習近平大權獨攬的表像下，深藏著權力鬥爭的幕後故事。習近平接班，由江澤民和曾慶紅推舉；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七人中，除習之外，另有四名江系鐵杆（張德江、劉雲山、俞正聲、張高麗），形成壓倒性多數；而習近平，又成為太子党名義上的共主；江系與太子党合流，形成主流派，習近平從中取便。   其前任胡錦濤，並非不想大權獨攬，但他做不到，因為有江澤民從中作梗；說到計劃生育、勞教等題，在胡任內，幾乎年年提起，卻議而不決，除了胡本人優柔寡斷的性格使然，更關鍵的，是江系人馬從旁牽制，讓他做不成事。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雖如期接班，卻彷如鄧留下的孤兒，在江的強勢干政下，受盡江的擺佈，形同稻草人。   習近平境況迥異，不僅自有大權獨攬的強烈主觀欲望（訪問俄羅斯期間，曾自比普京，想做政治強人），而且，還擁有實現大權獨攬的客觀條件：本身受江推舉，江不構成障礙；胡裸退，也不構成障礙；兼有江系與太子党左右抬轎，能如意集權。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等於取代“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後者隸屬國務院，此舉，分明是要讓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靠邊站。事實上，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改革文件），其起草小組組長是習近平，兩名副組長是劉雲山和張高麗，都是江系人馬，已經將原本主管經濟與改革的李克強排除在外。而歷史上，這類經濟與改革檔，通常由國務院總理負責起草。   作為胡錦濤的親信，李克強是十八大唯一進入政治局常委的團派人物，如今，就連這個碩果僅存的胡系弟子，也遭到空前壓制。九月，由李克強首倡的上海自貿區，在開放功能遭不斷壓縮的低調下勉強掛牌，預示李許可權的壓縮；如今，李主管經濟與改革的大權也被搶奪，顯示李在中南海處境艱難。   李克強的挫敗，就是團派的挫敗。這是團派遭遇的三連敗。十七大上，由江系推出習近平，越過李克強，成為最高權力接班人，是團派的一大敗；十八大上，胡錦濤裸退，團派的李源潮、汪洋遭政治老人阻斷入常路，而江系人馬攻下政治局常委多數席位，是團派的二大敗；十八屆三中全會，李克強遭全面削權，是團派的三大敗。   如果說，胡錦濤是鄧小平留下的孤兒，李克強就是胡錦濤留下的孤兒，雙雙受盡欺負。中國宮廷政治法則，就是這般殘酷：以人論事，而非以事論事。如果你不是我的人，我就對你另眼相看，當你是後娘養的；你想建功立業？我給你使絆子，讓你幹不順、幹不成；你想改革？我不給你機會。改革派這頂光環，豈能讓你戴？要戴，也得讓我自己人來戴。   以“改革”為名、並爭得“改革派”光環的習近平，大權獨攬之後，究竟意欲何為？舉兩個人物，供其參考：崇禎皇帝與蔣經國。歷史上，這兩個人，都是政治強人，大權獨攬。   崇禎皇帝，意欲整頓吏治、遏制腐敗、強化中央集權，但其目的，僅僅是王朝中興，雖殫精竭慮、勵精圖治，明王朝偏偏敗亡在他手上，蓋因不識時務，獨缺審時度勢；蔣經國，繼承父親專制衣缽，也曾厲行獨裁，但晚年良心發現，要讓給臺灣一個選擇、讓給臺灣人民一個空間，拋卻殺機，放下屠刀，順應潮流時事，轉行民主改革，因是政治強人，其一念之差，一言九鼎，得以讓臺灣和平步上民主轉型之路 。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3年11月26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js-11262013115513.html

投書開除夏業良，北大「揮刀自宮」

文/陳破空   上周，北京大學的一個委員會決定解聘該校經濟學院副教授夏業良。理由是：“教學評估成績連續多年倒數第一”。夏業良不服，諷刺說，如果這是真的，他就可以拿到吉尼斯世界記錄了。   夏業良的回應顯然有道理。因爲，如果說夏業良是北大經濟學院的倒數第一，那麽，誰又是其他院系的倒數第一？他們是否也遭到了解聘？如果說夏業良是這些年整個北大的倒數第一，那麽，前些年誰又是北大的倒數第一？是否也已經被解聘？答案是，都沒有。   實際上，北大以“教學評估”的理由解聘夏業良，只是一個借口，用的是軟刀子殺人、吃人不吐骨頭的厚黑術。   北 大解聘夏業良，完全是因爲他的言論和思想。戴著淺邊眼鏡、言辭犀利、表達流暢的夏業良，在微博上，自稱“夏業良九世”，因爲，在此之前，他的微博已經被封 殺八次。夏曾經是《零八憲章》的首批簽署人，呼籲中國實行民主憲政；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之後，夏曾發表“預防被自殺聲明”，嘲諷當局。   2009年，夏業良發表《致中宣部長劉雲山的一封公開信》，批評中宣部是“控制國民思想和阻礙學術自由的中喧部“，直指劉雲山是”不學無術的部長“。夏在信的最後說：“如果因爲我今天給你的這封公開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職，或者最終用盡手段迫使我離開，那麽我將會感謝你成全了我，因爲你這樣有可能使我成爲當今北大爲數不多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而永載北大民間校史。”   如今，不幸或有幸而言中，夏業良失去了北大教職。事件的幕後黑手，首推中宣部，或者，那個已經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識形態、掌握生殺大權的劉雲山。   實際上，這一切順理成章。中國大學，受共産黨直接控制，共産黨和共青團的委員會，建立在校、系、班各級；學生中，還有爲數不少的共産黨員，負責監控老師和同 學；北大所謂收到學生對夏業良340條“批評意見”，多半來自當局安插在學生中的奸細。這些學生奸細，從本科時代就充當告密者角色，本科畢業時，被學校以 “推薦”手段直升研究生，其中相當一部分，研究生畢業後，又被留在學校充當政工幹部。   北大當局告訴夏業良：“你以爲美國教授支持你，我們就一定得聽他們的？其實這恰恰幫了你的倒忙。”意思是，如果沒有美國教授們發言支持你，說不定我們還有通融的余地。這更不打自招地證明，北大炒掉夏業良，是政治決定，而非學術決定。   美國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130多名教授，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指出，如果夏業良遭北大開除，威爾斯利學院應考慮終止與北大的合作關系。美國大學堅守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對夏業良事件，深感震動。北大的行爲，自損形象，自毀門面，猶如“揮刀自宮”。   北大開除了夏業良，會不會開除孔慶東？那個冒充“孔子七十三代孫”、卻滿口髒話、滿口噴糞的所謂中文系教授，因辱罵“香港人是狗”、“新加坡記者是婊子”，而被中國網民封爲“孔叫獸”。孔慶東是毛左派，夏業良是自由派，北大開除夏而不開除孔，表明，北大黨委，甯左勿右。   這進一步寫照，當今中國，是一個毛左派當道的時代。中南海不斷下達所謂“新三反”、“七不准”、“十六條”等極左指示，讓毛左派的氣焰囂張到極點，也讓自由派的處境，窒息到極點。   曆 史上，北大曾經以自由思想而著稱；民主與科學，曾經是北大的兩面大旗。然而，自從來了共産黨（1949年），北大便逐漸喪失了靈魂。曆經反右、文革、六四 等政治風暴，北大的自由精神，被一步步砍伐殆盡。對夏業良下手，證明當局猶嫌不足，將進一步鉗制北大，進一步扼殺中國知識界所剩無幾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 和學術自由。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3年10月22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henpokong-10222013114410.html

投書上海自貿區，李克強的賭博

文 / 陳破空   9月29日，上海自貿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運營。與之前的高調炒作相反，掛牌儀式十分低調，很不像樣。   作為上海自貿區的推手，總理李克強沒有出席，在次日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李例行致辭時，也完全沒有提到上海自貿區。副總理汪洋等人也未現身。出席自貿區啟動儀式的最高中央官員，僅為商務部長高虎城。而作為自貿區主打項目的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三大行業的管理機構，都只有副手出席，其一把手盡都回避。   空氣沈悶，氣氛詭異，上海自貿區的所謂“重大意義”，大打折扣。俗話說：“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反過來說：壞的開始，就是失敗的一半。上海自貿區開局不利，預示其前景不妙。跡象顯示，在中南海此起彼伏的權力鬥爭中，李克強遭遇最新挫敗。   去年底、今年初，習近平、李克強新官上任，各有一把火，習喊“反腐”，李稱“改革”。這個“改革”，當然不是政治改革，只是經濟改革。上海自貿區，便是李克強推出的一個“拳頭產品”。據傳，李的動議，一開始就遭到黨內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以至於，李曾紅了臉、拍了桌子。   保守派反對，不便言說的理由之一，是觸動了他們的既得利益。比如中國三大電信巨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將在上海自貿區內，面對外國對手的直接競爭。鑒於中國電信業的半壁河山，都在江澤民家族（由江長子江綿恒）的掌控之下，江計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彈，可想而知。   保守派反對的公開理由，則是擔心經濟自由會帶來信息自由、經濟改革會帶來政治改革。圍繞自貿區內是否取消網禁的爭議，便可管中窺豹。   上海自貿區掛牌前，香港《南華早報》曾報道，為實現國際接軌，自貿區內將解除網路封鎖；然而，這一報道很快遭中共當局否認，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甚至發表專文，對這一報道冷嘲熱諷。這一場口水戰，反映的，正是中共高層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輿論角力。   李克強代表的改革派太弱勢，只能通過《南華早報》放風試水；劉雲山等保守派，人多勢眾，通過由他們一手操控的《人民日報》，大聲開罵。不僅反對網路自由化，還批判資本自由化。李克強寡不敵眾，最終敗北。 保守派大勝，還反映在當局為自貿區所開出的所謂“負面清單”中，共列出18個行業，禁止外商涉入，包括：新聞機構、新聞網站、圖書、報紙、期刊出版、網絡視聽節目、網吧、網遊運營服務、博彩業，以及公共管理、社會保障、社會組織和國際組織等。自由貿易區，幾乎變成不自由貿易區。既然上海自貿區已經被保守派折騰得不成樣子，李克強憤然取消行程，也在情理之中。   《人民日報》把解除上海自貿區內網絡封鎖的想法，斥為建立“政治租界”的圖謀。意思是，如果讓自貿區內的外國人或中國人享有中國其他地區所不具有的網路自由，自貿區就等同從前的上海租界。而從前的上海租界，歷來被中共宣揚為“列強欺壓中國”的象征。   然而，歷史上，中國共產黨，恰恰是依托租界而誕生和存活的。1921年，標誌中共建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在上海法國租界秘密召開；1924年，毛澤東曾寄居上海公共租界，從事秘密活動；1927年，蔣介石清黨，追捕共產黨領袖，周恩來躲進英國租界的禮查飯店，長達兩個月，逃過北伐軍的追殺。   建立上海自貿區，中共當局等於承認，迄今為止，中國並無自由貿易，順帶證明，西方至今不承認北京宣稱的“市場經濟”，自有其根據。   其實，上海自貿區，對應了當前中國宏觀經濟背景。內部，是中國經濟減速；外部，中國遭遇美國倡導的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經濟圍堵。以控制匯率、操縱不平等貿易、竊取知識產權為生命線的“中國模式”，由此難以為繼。李克強的盤算，是拿上海自貿區當試驗田，推動金融、貿易、投資等方面的自由化，進而為中國經濟增長，註入新的動力與活力。   上海自貿區的另一個背景，是上海與香港的競爭，試圖比照香港，打造另一個自由港。然而，連網路都不能解禁，加上一長串負面清單，滬港競爭，尚未登場，就敗下陣來。   李克強是胡錦濤的弟子，屬於團派，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李克強是唯一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團派人物，僅僅因為，在此五年前的“十七大”上，胡江達成妥協交易，已確定李為總理繼任人。圍繞“十八大”的權力鬥爭，以胡錦濤和團派的大敗而收場。作為碩果僅存的團派人物，李克強權力基礎薄弱，走馬上任，只能以弱勢總理的形象面世。   縱觀當今中共高層，支持李克強的，大約只有汪洋和李源潮，但這兩人，僅處於政治局級別；在最高權力階層的政治局常委會，李克強孤立無援。其中，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張高麗四人，又是一個新“四人幫”，屬於江系鐵桿，正好是團派李克強的克星；王岐山，曾與李爭奪總理寶座，相當於對頭，況且，王比李更富有經濟管理經驗，自然對李不服氣；剩下習近平，其作用是平衡各派，對李克強的支持，也只能是半心半意。   上海自貿區，成為李克強的賭博，如果有所成果，李的地位將隨之鞏固，話語權也將隨之放大；如果失敗，或釀成保守派所說的“風險”（政治風險），李的地位，將進一步削弱，淪為有名無實。   實際上，十年前，溫家寶上任之初，也是弱勢總理；直到第二任上，經歷眾多人事調換，溫才強勢起來。李克強能否由弱變強，端視李的生存能力，及黨內權力鬥爭的不測演繹。中南海權力鬥爭，與歷代王朝的宮廷內鬥，殊無二致，不做事的人（如宦官），窮折騰權力；要做事的人（如宰相），也得折騰權力；總之，都得過權力鬥爭這一關，先磨掉你一身皮。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3年10月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10012013125520.html

投書鬧錢荒，中國經濟顯露敗相

文/陳破空   錢荒，這是2013年中國經濟中的一個新名詞。錢荒，指的是，企業現金短缺，流動資金吃緊。2013年6月下旬，中國短期利率一度飆升到25％，創下歷史記錄。長期不振的中國股市，再次重挫。錢荒，只是中國經濟危機加劇的表面現象。   前些年，中國國有銀行集中支持國營企業，而使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陷入融資困境。被稱為“國進民退”。因應這一局面，被稱為“影子銀行”的非銀行系統，逐漸興起，包括經紀公司的信貸、典當行和信用擔保貸款協議等，也包括傳統銀行理財業務，都紛紛亮相。2012年，由“影子銀行”產生的信貸，高達45％；國有銀行的信貸，退為55％，而早幾年，國有銀行控制的信貸曾高居95％。   “影子銀行”的興盛，助長中國熱錢猛增、信貸無序擴大，進而助長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呈現類似歐美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症狀。但中國的情況尤為吊詭：政府不斷出臺調控政策、打壓房市，但房價卻居高不下，甚至逆勢暴漲。2012年中至2013年中，100個中國城市的平均住宅價格，連續12個月上漲。   2013年，中國政府出手打擊“影子銀行”，壓縮“不規範貸款”，則引發另一個後果：錢荒。其實，釀成所有危機的根源，恰恰是中國政府。   前述“國進民退”，即由中國政府一手造成。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的做法，是加印鈔票、擴大發放信貸，且繼續集中投放國營企業、基礎設施和住宅建築，藉以維持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和表面繁榮。結果，中國幾百個城市裡，不僅工業產能嚴重過剩，而且出現大量空置樓宇；新建公路、橋樑、火車站、機場和購物中心等，基本上都處於空置或閒置狀態。論中國經濟亂象，“影子銀行”只能談得上助長，中國政府本身，才是源頭。   而猶嫌不足的是，習近平、李克強新班子，又宣佈了一個宏大的城市化計畫：要在2025年之前，將中國人口的70%、即9億人變為城市人口，也就是說，在現有基礎上，再將2.5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   實際上，在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化，一直在進行，如今，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人口，53％對47％。中國超級城市的數目，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過快過猛的城市化，釀成中國一系列社會問題：強行拆遷，賠償不公，民眾洶湧抗議；耕地流失、糧食日益依賴進口、城市失業率猛增。眾多新增城市人口，無所事事，終日打麻將度日。   習近平心思，唯恐中國經濟增長失速，而導致政權不穩。李克強誓言：要保持經濟增速7%。據說，保持7%，就可以實現中共“十八大”所制定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中國實現全面小康。與其說是經濟目標，不如說是政治目標。出於對經濟減速的自我解嘲，習李班子玩弄文字遊戲，解釋說：“7%的內涵大於8%。”   既然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創造了高增長的神話，習近平也不甘落後。因而，繼續蒙上雙眼，追求高增長，罔顧中國經濟迫切需求的結構調整與全面轉型。而這方面的改革，一直為尾大不掉的紅色利益集團所抵制。   盲目和重複建設，在“城市化”的名義下，惡性循環，還積累出日趨嚴重的債務危機。據中國國家審計署公佈的審計結果（2013年6月）：36個地方政府，債務合計近3.85萬億人民幣，比2010年增加12.94%，其中，16個地區債務率超100%，債務率最高達219%。債臺高築，地方政府瀕臨破產邊緣。伴生的債務泡沫，正是各國經濟危機的成因之一。   長期的“一胎化”政策，導致中國人口老齡化，社會負擔加重；與此同時，青壯勞動力不足、勞動力成本攀升、土地和各類原料、能源價格飆升，導致產品價格升高。連帶拖累之下，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之一的出口貿易，大幅滑坡。2013年，中國貿易進出口呈現大起大落，總體下滑。並且出現另一個新名詞：“虛假貿易”，即外貿企業謊報出口業績、以騙取政府的出口退稅。   大而空的中國經濟，積累形成三大泡沫：房市泡沫，債務泡沫，貿易泡沫。前總理溫家寶卸任前坦承：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泡沫越吹越大。中國經濟，顯露敗相。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3年6月25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6252013152405.html

投書鄧小平孫子排隊接班

鄧小平的孫子當上了副縣長！這條消息，立即使人們聯想到習近平和薄熙來的從政之路。同爲元老之後，習近平從河北省正定縣副縣長任上開始，邁上最高領導人之位；薄熙來從遼甯省金縣縣委副書記任上開始，邁向政治局委員、直轄市第一把手之位。   未知的只是，到頭來，這個鄧小平的孫子，是登上高位的習近平，還是打入牢籠的薄熙來？   鄧小平的這個孫子，名叫鄧卓棣，小名鄧小弟，老鄧生前，對這個唯一的孫子寵愛有加。有人問小鄧，老鄧對他的最大影響是什麽，小鄧答：“應該是橋牌吧。我小時候總看爺爺打橋牌……”   鄧卓棣是鄧小平次子鄧質方在美國留學時所生，天生美國公民，現年28歲；無獨有偶，葉劍英的重孫葉仲豪，也是在美國所生的美國公民，現年30歲，最近，也當上了廣東雲浮共青團市委書記。于是有網友驚呼“裏通外國”、“外國人入侵” 、“美國和平演變”。   鄧小平孫子當上副縣長，最先由《雲南信息報》報道，各大門戶網站如網易和搜狐 ，都予以轉載，但只過了3天，網易和搜狐卻都刪除了這條新聞。並非因爲這條消息不真實，而是因爲輿論嘩然，網友議論紛紛，尤其，連帶爆出鄧卓棣在美國因性騷擾而惹上官司的醜聞。   據傳，鄧卓棣于2008年在杜克大學畢業後，到紐約華爾街一家律師樓任職。居住價值300萬美元的豪宅，開奔馳房車，被稱爲“華爾街闊少”。兩年前，即2011年，鄧卓棣與一位中國人女同事外出辦事，對後者實施性騷擾。遭這位女同事憤而舉報後，鄧卓棣被美國警方拘留，第二天獲釋。最後，鄧卓棣以20萬美元的代價 ，與這名女子達成和解了事。   所有這些，拼圖出又一個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的形象：奢華、荒淫、腐敗。典型的“中國制造”。   鄧 卓棣出任副縣長的這個平果縣，屬于廣西百色市。1929年，鄧小平在那裏發動百色起義，建立起中共最早的軍隊之一，紅七軍。鄧卓棣被空降到那裏當官，理由 直白：前人打江山，後人坐江山，符合封建王朝的邏輯。今日共産黨，大大方方地承認：我們建立的，就是一個封建王朝；我們實施的，就是封建世襲制。   難怪有中國網友感歎：“不暴動，怎能成爲國家領導人？不暴動，怎能讓後代飛黃騰達？”換言之，中南海對鄧卓棣的安排，等于暗示人民：有本事你就造反！有本事你就暴動！否則，別抱怨你沒機會。   28歲的鄧卓棣，是被“火速提拔”的副縣長；另一名被“火速提拔”的副縣長，卻在網民壓力下，遭火速撤職。那是在湖南省湘潭縣，一名27歲、叫做徐韬的年輕人，于今年3月間，被火速提拔爲副縣長，引發網友熱議。原來，徐韬的父親曾任湘潭市某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母親則爲湘潭市某區檢察院副檢察長。網友質疑其中存在權力交易，因而大加撻伐。最後，湖南省委被迫調查並公布結果，承認有關方面“的確未嚴格履行相關程序”，5月初，湘潭市委將徐韬火速撤職。   徐韬由火速提拔到火速撤職，只因家底還不夠厚，父母權力還不夠大；鄧卓棣受火速提拔，但絕不會遭火速撤職，只因家底深厚，祖上權勢薰天。   朝鮮的世襲制，已經進入紅三代；中國的世襲制，正從紅二代向紅三代過渡。排隊接班，中共世襲序列，已經計劃到三十年之後，看上去，他們頗具自信，並非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而是權力自信，自信人民無法推翻其政權。然而，這份自信，是否又能解說爲不安全感？故而要將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都集中在紅色後代手中。   從革命到執政，從打江山到坐江山，中共的革命口號發生了實質性的蛻化。“打土豪，分田地”，變成“打土豪，我們分田地”；“爲人民服務”，變成“爲人民幣服務”；“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變成“提高警惕，保衛政權”；“將革命進行到底”，變成“將世襲進行到底”。   肆無忌憚的特權，不要說中國人民不答應，就是曾經爲共産主義事業“抛頭顱、灑熱血”的那兩千萬烈士，泉下有知，也斷不會答應：這群踩著他們屍骨而爬上權力高位的“成功者”，竟然把中國拉回到封建世襲制！   文/陳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