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破空

宋彬彬終于道歉了，爲1966年卞仲耘的慘死而道歉。作爲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文雅、秀麗的卞仲耘，是被一群紅衛兵用帶銅扣的皮帶活活抽死的，而宋彬彬是這群紅衛兵的頭，極可能就是這起殺人案的主凶，或凶手之一。但她一直否認自己是凶手，並聲稱她不知道凶手是誰。

然而，凶殺案就發生在衆目睽睽之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公安部門立案偵察，斷無可能查不出凶手。宋彬彬的道歉並不真誠，她說：“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好一個“保護”！那時候的她，一個紅衛兵頭頭，何曾想到“保護”二字？在她那顆被毛澤東思想燒昏的腦袋裏，有的只是“消滅”二字，“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一群人消滅另一群人，從肉體上消滅，從地球上抹去。殘殺。

據說，那是文革中的第一起武鬥、第一起殘殺。隨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宋彬彬，說：“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她應該把名字從“彬彬”改爲“要武”，她果然照辦，興高采烈。顯然，毛事先已經知道了她的“英雄事迹”，故而有此接見、有此改名一節。然而，今日的宋彬彬，竟然說自己“從沒有正式用過這個名字。”

在由毛澤東鼓動、宋彬彬等人牽頭的“紅八月”裏，紅色大恐怖蔓延，僅在北京，就有近1800人慘遭虐殺，其中，大部分人遭紅衛兵活活打死。如果宋彬彬真有悔罪之意，應該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要求公開審理當年的一樁樁凶案，爲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國公安機關拒絕受理，則應投案自首到國際法庭，讓發生在中國的反人權、反人類罪行，得到世界公義的審判。

與其說是道歉，不如說是推诿；與其說是向人忏悔，不如說是自求平衡；與其說是爲了別人，不如說是爲了自己。這不免讓人聯想到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的名著《複活》，那個男主角意識到，自己的忏悔，不過是爲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衡，另一種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筆下的男主角，至少還爲了那份忏悔而奔走、爲受害人做盡可能的彌補。

而宋彬彬們做了什麽？排成一行，在卞仲耘的塑像前鞠躬，拍成照片，登上報紙，再次“揚名天下”？不久前，中共已故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也道歉了，相比之下，語調稍微真誠一些，他提到文革“侵犯人權”以及未來“中國法治”的必不可少。

宋彬彬們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澤東的罪惡——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現行制度的罪惡——文革得以發生的環境條件，那麽，那樣的道歉，就永遠是淺薄的、廉價的。沒有深度，缺乏真誠 ，等于另一種意義上的盲目。

最早的紅衛兵，“毛主席的紅衛兵”，主要由中共高官的子女組成。比如，陳毅（中共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宋任窮（中共上將）的女兒宋彬彬、鄧小平（中共總書記）的女兒鄧榕、薄一波（中共副總理）的兒子薄熙來……他們的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幹誰幹？”這些“紅二代”，就是今日“太子黨”。

“紅二代”，“太子黨”，文革是他們的，今日中國還是他們的。文革，針對億萬民衆的紅色大恐怖，表面上，成了過去式；然而，紅色江山依舊在，扼殺民主、自由、人權的紅色大恐怖，依然彌漫于神州大地，如霧霾的肆虐，只是，包裹了一層“改革開放”的外衣，讓一些人雙目迷離，識不透表裏，辨不清真僞。

這或許也容易解釋，爲什麽時至今日，中南海裏，還有人崇毛、頌毛、保毛？因爲，中南海裏的那幾把交椅，仍然是他們吃穿不愁、享樂無度的鐵飯碗；天安門廣場的那塊發黑發臭的臘肉，仍然是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糧。

有人說，道歉，總比不道歉好。從最低層次上來說，也是。這種道歉潮，至少有一個好處：提醒習近平的“太子黨”政權，遮掩文革、捧毛、朝左轉，開曆史倒車，注定是一條死路。懸崖勒馬，猶未爲晚。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3年1月14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01142014115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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