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欣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前一陣子美國國內為墮胎法案吵得沸沸揚揚，在最終判決出爐之後，有許多擁護墮胎的公眾人物現身說法，表達對此決議的強烈不滿，亦有許多民眾走上街頭遊行抗爭，期盼藉由身體力行的抗議來表達對法案結果的強烈不滿。作為一名女性，我想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談論墮胎爭議所牽涉的道德議題，並提出我個人對此事件的想法。在擁護墮胎入罪的觀點上，這群人主張保障胎兒生命權，認為新生命來到世上就應尊重他的來臨，賦予他體驗世界的機會，且沒人能夠擅自剝奪、阻止新生命的誕生。為此，這一觀點的擁護者經常將墮胎視為一種「殺害」嬰兒的手段。以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所提出的「道德模組」之概念來分析，此派擁護者直覺想保護和照顧幼小年輕生命的看法，顯示了他們對事件的道德判斷可能採用了Harm/Care的模組。此外，在某些宗教裡墮胎是不被認可與允許的，信眾認為嬰兒自受孕之初已有靈魂的注入，所以人們不能自私地去除。由此可知，擁護墮胎入罪的道德判斷亦可能參雜了宗教因素，因此也和Purity/ Sanctity的模組相關，即認為墮胎有違教義，是一種不潔的行為。相對的，在擁護墮胎除罪的觀點上，似乎傾向從「母親」而非嬰兒的角度出發。這群支持墮胎的人主張保障懷孕婦女的選擇權，認為她們有權利自由決定是否生下腹中嬰孩。若從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柯爾伯格著名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說明，擁護墮胎者所主打的「選擇權」與「自由權」，較偏向尊重社會普遍性道德價值原則、建立個人的自律與道德原則的層次，因此，我認為其應落於道德成規後期。綜觀來說，若用強納森．海德特「象與騎象人」的關係來比喻（此理論認為人類的心理可分為兩半，一半為桀驁不馴的大象，另一半為理性可控的騎象人），反對墮胎者以殺害嬰兒與違反教義激起負面情緒，似乎較偏向大象，也就是感性直覺的道德判斷方式；而擁護墮胎者捍衛婦女選擇權、考量到當下懷孕者現實層面的觀點，是比較趨向騎象人的理性思考方式。這兩種看法雖各有優缺利弊，但身為一名成年女性，我比較贊成後者的觀點。首先，我個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所以在此議題的判斷上，不被任何教義束縛。再者，我之所以會支持婦女有自由墮胎的權利，最主要是因為我認為生命是長遠的概念——並非只是單純「誕生於世」就能稱上尊重，還必須涵括後續的「生存於世」才行。人類是高智能的社會性動物，必須學習得體的社交技巧，培養良好的心理狀態融入社會、順利生存。而這些社會互動、人際關係和價值觀的發展，又和家庭養育與父母教養息息相關。許多研究證實，早期的創傷經驗對孩子未來發展或多或少會產生影響，為此，在我的想法中，尊重生命所蘊含的意義不單只代表嬰孩的出世，更重要的部分，在於如何將孩子平安快樂地的撫養成人，令他能無憂無慮地盡情探索世界的酸甜苦辣。懷孕生子是莫大的責任，孩子的生存技能與想法形成，關乎到成長環境與父母親的態度。假使母親沒有生產與扶養的意願，就不該強求她將腹中的嬰兒產下。畢竟，孩子生下來後的養育責任，並非任一外人能夠輕易承擔，是否能夠讓他在愛與溫暖下成長茁壯，才是生命意義與價值發展的根基。 

耽美創作，又稱為BL（Boy’s Love），專指的是描繪男同性戀之間的戀愛作品。近年來，這些作品隨著大眾性別平等意識的提高、同性婚姻的法案通過，逐漸地在市場上嶄露頭角。無論是影視作品、文學小說，或是漫畫書籍，皆出現大量與同性戀相關的出色作品。然而，值得讓人反思的是，BL文化的興盛究竟是一種性別平等的象徵，抑或淪落為異性戀族群的消遣娛樂？以下，將針對腐女、女權興起與父權體制的角度，來探討BL文化對社會的影響，以及觀看不同性別的方式。 談到BL文化，我們就不得不提及一個特別的群體，此群體也幾乎是BL文化最大宗的消費客群：腐女。腐女是指一群愛看耽美作品的女性族群，她們常常出沒在ACG（日本動畫Anime、漫畫Comics與遊戲Games的縮寫）與同人圈中。腐女的誕生，和女權意識的抬頭有高度相關。在過去的創作中，我們多以女性作為「被觀看、被主宰的主體」。女性角色經常被描繪成弱勢、毫無實力，任憑玩弄與隨意觀看的存在。然而，在BL作品裡，由於男性角色取代了原本女性角色所扮演的位置，使男性成為被視者而非掌控者。女性觀眾便能夠大方地欣賞、討論或妄想男性的情愛與性慾，甚至是單純地享受肉體上的美感。不知不覺中，BL文化賦予了女性一個偌大的想像空間，讓她們將自己放在與男性相同的地位上，擺脫從前在「性」上的被動壓抑，獲得了更大的自由。 腐女與BL文化的崛起，不只影響了男性被觀看的方式，也使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觀點造成改變。許多女性在加入了腐女群體後，或多或少消匿了對同性戀的偏見，願意以更開闊的心胸和多元的角度去看待他們。為此，腐女與BL文化不僅僅是女性對父權體制下的反動、推進女性解放與女性覺悟的重要存在，也令更廣泛的人接受了同性戀族群，促進了社會整體的和諧。 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若腐女是因為受不了父權體制下的女性描寫（例如陰柔、無助、嬌弱等誇大的女性刻板印象），而將男性角色替代女性角色的位子，在耽美作品找尋一種近似報復式的快感。那為何不一開始便將女性定為故事中情感或性的主導者，而是以如此迂迴的手段去呈現內心想法？不只如此，在耽美作品中，往往出現少量的女性角色，許多作品甚至沒有安排任何的女性。在此情況下，即便故事設計讓強勢的男性去攻略弱勢的男性，似乎也不能算是真正地體現了男女平等的價值，反倒比較像是以同性相愛的題材作為包裝，實際上只為了宣洩過去不平等心理所誕生的創作。如此一來，耽美作品是否也反映出異性戀群體為滿足私慾，而對同性戀族群做出的消費心態？ 此外，腐女通常不會在現實生活中公開自己為腐女，因為此身份給人的印象並不佳，常常會連結到負面的詞彙，如很宅、變態、滿腦子性妄想⋯⋯等。但究竟是什麼造成了大眾對腐女的負面觀感？是因為男性成為被視者讓人感到可恥，還是說女性對男性的遐想是不被允許的？這些疑問，都非常值得社會中的每一份子去深思。畢竟一個良好的社會運作，需要更多的包容與諒解，才能將不同文化間的偏見消除，促成一個更為和諧友善的生活環境。 BL文化雖可看成一種父權的反動，可這種讓人感到羞恥、必須私密地進行的潛規則，是不是也體現了腐女被父權體制反壓制的結果？我們能在耽美創作中觀察到，由於女性習慣於父權體制下的男性主導、女性被動的權力關係，因而即便文本中的男性角色取代了女性角色，女性也不能替代男性的地位，必須藉由男性來掌控另一位男性，女性則從第三方的角度去攫取愉悅。倘若女性真正地取代了男性角色，人們便可能直覺地認為這是女性主義者刻意伸張正義平等的作為，不見得會就此買單。 父權體制下所培養出那深根地固的意識形態，若有似無地限制住我們觀看的方式。BL文化的蓬勃發展看似為同性戀的福音，代表著女性主義的崛起，實際上也可能只是種異性戀報復式的消費，大眾仍舊受限於父權體制的框架，無法實踐全然的自由解放。

你喜歡看紀錄片嗎？紀錄片與其他類型的電影，最大的差異莫過於對「真實」的刻畫。這份真實的力量是很震撼的，它可以讓觀眾無條件地融入影片，甚至相信每個鏡頭都是親眼所見，讓影片的每一分秒都成為無庸置疑的存在。紀錄片的主題很多元，大部分都主打著真實的迷人性質，然而我觀察到，有一種類型的紀錄片所販賣的真實，其消費客群不僅特定，且相較其他紀錄片，更不容易收買普遍大眾的心：那就是針對「偶像明星」所拍攝的紀錄片。 某些經紀公司會將爆紅偶像明星一路走來的崛起歷程，彙整成一齣感人肺腑、類似英雄旅程的紀錄片電影，讓粉絲們能夠藉由此電影，來欣賞自己所鍾愛的明星這些年辛苦圓夢的點滴。這種電影的內容並不是為了說一個嶄新的故事，而是重述某些已經發生的事件，例如演唱會的花絮、演藝過程中的心聲，或穿插明星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此種紀錄片即是用一台極為貼近偶像明星的攝影機，去紀錄光鮮亮麗的舞台背後真實的光景，帶領觀眾從後台窺見藝人不同的面貌，可說是以一種「窺視」的角度，來重複陳述粉絲與偶像之間共享的故事。 我們不難發現這種主題的紀錄片，觀影客群往往都集中於明星的粉絲群體，較難擴展到普遍大眾。對於非粉絲族群的觀眾，在欣賞這一類型的影片時，通常不會有特別深厚的情誼在其中，導致不會有入戲太深的問題，也因此不太會被其中的真實所感動。可令我疑惑的是，即便身為粉絲，在面對這種紀錄片時，有些時候也不免出現排斥的心理，甚至是覺得很做作。 究竟是什麼讓紀錄片的真實轉變成虛假了？我曾向台灣紀錄片的知名導演楊力州導演提出一個疑問：「紀錄片都是真實的嗎？會不會有時候會為了劇情張力，刻意捏造某些橋段？」當時他在課堂裡給予的回應是，他認爲紀錄片的真實是「被選擇出來的真實」，並非絕對的真實。由於真正的真實是難以到達的，我們往往可以透過各種剪輯、配樂、後製或是拍攝角度來改變整個影片的基調。在這樣的情況下，楊力州導演給了我一個難以忘懷的回答：因為無法達到全然的真實，所以在拍攝紀錄片時，他選擇了「誠實」。 誠實。這個兩個字似乎能解釋身為粉絲，卻排斥觀看明星紀錄片的心理。明星紀錄片的主角通常都已經是為極其有名的藝人，閱聽人會被電影外的現實所影響，反向思考此電影的存在價值為何，進而推導出這不過就是商業操作的結果，而非哪一位導演嘔心瀝血的創作結晶。當觀眾看清了這層金錢導向的事實後，原本存於紀錄片的真實便消失無蹤，幻化成虛假做作的產物。而這樣的轉變，即是意識到影片「不誠實」的過程。 沒錯，其實紀錄片一直以來看的都不是真實，而是誠實。因為觀眾在觀賞電影之前，早就存在某些預設心理，而這樣的預設心理是被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建構出來，它富含文化、社會、個人心理的脈絡。 為什麼會討厭偶像明星類型的紀錄片？因為打從一開始，我就沒有覺得它是誠實的。平日我所見的皆是些豪華精緻的場面：舞台炫目華美、設備齊全高級、服化動人造型特殊的他們。這些耀眼的印象在我心中埋下了富有的種子，因此當紀錄片呈現平淡的對話、艱澀又辛苦的練習、安排他們接受訪談回答一些制式化的問題時，都讓我覺得是種刻意商業操弄，而非真時情感的展現。一旦我把紀錄片看成一種騙錢的商業手段，不誠實的印象便深植在於心，無論官方再怎麼賣弄所謂的私下真情，作為一個無法被虛假的真實收買的閱聽人，心中厭惡只會反增不減。 反觀其他類型的紀錄片，影片中的誠實還可能被強化成刻苦動人的真實，尤其當紀錄片著重描繪大眾平常不曾發覺、不主動去深入瞭解的人物主題，如偏鄉生活、弱勢族群的困境，或者再現某些社會的重要問題，如生態保育、全球暖化、戰爭衝突等。在面對的嚴肅議題時，觀眾通常帶著悲憫與關懷的眼光去看待，進而忘了電影背後商業利益。畢竟跟偶像明星的紀錄片比較起來，後者明顯更具有世界觀、實質意義，能提起眾人的意識，也更適合討論。在這樣的題材下，閱聽人不僅會覺得它很真實，也很十分誠實。 可有趣的是，上述所提及的電影，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一樣是紀錄片，一樣是想要傳遞真實，一樣是要賺錢。對於傳播媒介上的影像與文字是否真實，似乎也一定程度地展現出閱聽人的主動性。實際上，人們在觀看之前就做好了一定的預設心理，所以當它呈現出符合我們認知基模的模樣，我們就會選擇相信或被說服；如果不符合，就會否認並拒絕它；倘若否認不了，就進行自我辯護；再不行，就從眾不表態，以漠不關心的第三者姿態來看待。身為閱聽人的我們並非一味地接受訊息，也不是沒有在進行思考，而是思考早就被內化了，因此在選擇訊息時才顯得流暢自然，難以發覺意識的流轉。 所以說，紀錄片所呈現的真實是真實嗎？或許，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錯了，作為一個平凡的閱聽人，應該要質疑的是對我們而言什麼才是誠實。畢竟就如楊導演所言，影片中的真實是被選擇的，他的真實基於誠實；而觀眾接受的真實也是經過選擇的，且這樣的選擇則是立基於社會文化脈絡下，混雜個人情感所建構出的誠實。

近年來，各大OTT影音平台竄起，讓許多人養成了宅在家追劇、看影片、看電影的習慣，尤其當疫情肆虐，在家觀賞影視作品幾乎成為一件不可或缺的娛樂，卻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整個影視產業，以及電影本身的意義。 相對於其他藝術創作而言，電影是一門銅臭味頗重的藝術，它需要巨大的資本來運作，需要耗費無數的人力、物力以及時間，才能夠完成一部曠世巨作。電影驚人的魅力在於，它能讓你用最短的時間，看盡生命的興盛與衰敗——透過演員、劇情、音效與對白，構築成無數個夢想，讓戲外與劇情毫無相干的觀眾，也能有幸經歷如此奇妙的旅程。 然而，上述所言是電影身為一件作品的迷人之處，卻不是電影院的。一個人喜歡去電影院看電影，不單純只為了影片劇情，而是整個體驗過程。你可能會在短暫的兩小時內，盡情享受爆米花在嘴裡蔓延的甜膩，卻小心翼翼地喝著水，為了避免生理因素打斷你沈浸故事的喜悅；有時候會遇到太過荒謬劇情而感到羞恥時，你或許會撇頭看向同行觀賞影片的夥伴，從幽暗的氛圍裡找出彼此出戲後所露出的笑容。也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去電影院看電影」這件事時，所能體會的娛樂範圍不只涵蓋電影本身，更關乎了整個影廳、一人觀影還是結伴同行，甚至是爆米花及飲料的口味。 換句或說，在這樣盜版猖獗、免費資源無止盡流竄的世代裡，能讓你選擇踏出家門、花昂貴的票卷及零食飲料的初衷，已經不是為了「看電影」，而是「體驗電影」了。  在《連線》（The Wired）雜誌主編凱文・凱利的《必然》一書中，提及了「原生性」的概念。原生性的定義為一種特質或屬性，不能被複製、儲存、偽造、重置，必須在交易的同時以獨特的方式產生，且就產生那一次。免費時代讓人們消費觀念轉變，我們開始不為了擁有某物而掏出錢包，而是為了它所具備的原生性來決定是否買單。在原生性論述中，「實體化」就是其中一項要素，實體化指的便是消費者親身體驗、具體感受到此事件所生成的價值。為此，在面臨影視串流平台日漸新盛，許多電影院相繼倒閉的危機下，有些電影公司便轉變了營運策略，採用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的創新模式。在體驗經濟中，產品不再只是為消費者提供單純的實物產品或服務，而是增強人們的感官經驗並產生難忘的記憶，使消費者最後決定購買這項產品不一定是為了它本身的功能，而是其所承載的獨特回憶與感官體驗。 例如IMAX電影的誕生，即是體驗經濟的絕佳案例。IMAX與傳統的電影膠片格式不同，它可以記錄和顯示更大尺寸和分辨率的圖像，能為劇院裡的觀眾提供一流的觀影體驗。通過超大屏幕、精緻和增強的聽覺音響系統，以及高像素的分辨率所展現出精細的畫質，使觀眾充分體驗感官的震撼與觀影的沉浸感。 所以說，在資訊量爆炸、免費變成理所當然的網路時代裡，商品或服務是否擁有原生性，成為各大產業的成功關鍵之一。從IMAX的成果來看，便能觀察到原生性在當代的重要性，也預示了電影產業的發展終將會日漸趨向以體驗為主的經濟模式。在未來的日子裡，「看電影」的意涵將被「體驗電影」所逐步取代，畢竟當「在電影院看電影」成為一種無可替代的經驗，大眾便會為了再次攫取記憶中的快樂，一次又一次地踏進影廳，重返那難忘且迷人的奇幻經歷。

經過一早晨的努力工作，期盼已久的午餐時間終於到了。原本你都已經掏出幾元銅板，決定實踐腦中不停播送、那香噴噴熱騰騰的滷肉飯送進口中的人間美味，突然之間，三五個同事卻雀躍地向你走近，親切地問你要不要一起訂高級的蔬食餐盒時，你是否會堅持去實現腦中策劃許久的味覺饗宴，還是會改變主意、跟隨同事的意見，多掏出一張紙鈔來配合他們的健康飲食呢？ 或許，這就要考驗你所陷入的「沈默螺旋」大不大、強不強了。所謂的沈默螺旋，是德國政治學家伊莉莎白・諾爾－紐曼在1974年所提出的傳播概念。它所指的是人會根據本身的準統計官能，來感知團體環境中意見氣候，若個人察覺到自己的意見與意見氣候中的主流意見不同時，人們會因為害怕被孤立而選擇沈默，導致意見的下沉；反之，若自身意見與主流意見相符，則會為了追求團體認同而願意發聲，產生出上升意見。從這樣的情況裡，我們其實能把沈默螺旋看成一種從眾效應的展現。從眾效應指出，人們會因為團體壓力，選擇改變自己的作為與想法去遵守團體中的規範，跟隨大多數人的意見、判斷與行為而進入主流，避免被排擠。 然而，在思索此理論時，我對於那些持與團體相左的意見，卻又沒有離開團體的人的心態感到疑惑。沈默螺旋所給的解釋是，人們因為「害怕被孤立」所以沈默，但問題是，雖然這群人能避免被團體排擠，但他們內心都不會覺得怪怪的嗎？畢竟，如果強迫自己一直待在一個與個人價值觀相互衝突的群體，難道不會產生出欺騙自我或欺騙他人的感覺嗎？ 這些問題，似乎能用「自我辯護」的概念來找尋解答。自我辯護是人合理化自己與想法衝突的行為過程，而想法與行為的矛盾，實際上就是兩種認知發生了不一致的情況，也可以被稱作是「認知失調」的現象。認知失調中提及，當人們的想法和行為發生衝突，或在同一時間產生兩種矛盾的想法時，人們會透過調整自身行為或是改變想法，來緩解內心的不適。不適感是由心理衝突所衍生，通常會使個人引起的緊張不安的情緒。而此種情緒會轉變為內在動機作用，使個人放棄或改變其中一或遷就另一認知，藉此消除衝突來恢復認知調和一致的平靜。 因此，若我們以認知失調的觀點來觀察個人在沈默螺旋中，選擇讓意見上升或下沉的判斷契機，就能得到以下兩種可能情形，來回答我心中對那群「硬要（或逼不得已）待在團體內的人」的疑問：   他們會改變想法，成為上升意見： 人們渴望得到認同而留在團體內，然而差覺到此團體的主流民意與自己不同，為了去緩解心理衝突的不適，人們將改變自身觀點，選擇去支持主流意見成為上升民意，來迎合團體裡的多數人，並藉由自我辯護來合理化自己想法上的改變，好去解釋個人持續待在團體內的行為。 從最初的例子來看，你可能會用力說服自己健康飲食的重要性，來抑制對於滷肉飯的渴望與衝動，極端一點，你甚至會開始貶低滷肉飯（太油、太多澱粉、不夠營養⋯⋯）。而這些多餘的努力，就是只是為了緩解你在吃健康餐盒時的不滿足感。   他們改變行為，成為下沉意見： 人們雖然持有與團體相異的意見觀點，但是為了繼續駐留團體且不被孤立，原本想要發表意見的個人選擇沈默，使自己成為沈默螺旋中的下沉民意。如此一來，即便個人想法與團體中的他人不一致，但由於本身並未做出與想法衝突的舉止（未給予反方支持），因此依舊能相信本身的想法與行為之間並未發生矛盾，持續留在團體內。 由選擇滷肉飯跟蔬食餐盒的兩難來說，在此情形下，你不會特別褒獎蔬食健康有多好吃、多營養、多值得一再回購，你只會默默地吃完它，然後下班回家時再打包一份大碗的滷肉飯，或許會在多加一顆滷蛋跟一塊油豆腐。你不一定會跟其他提倡健康的同事分享那塊滷肉的肥嫩多汁，但你絕對會在不遠的未來，再次主動回購它，因為你並未真正地改變你的想法，只是選擇沈默罷了。  

我目前是廣告系三年級的學生，在傳播領域的求學歷程裡，我逐漸的體悟到一件事——傳播的核心，似乎就是在操弄人類的「信念」。無論是新聞、廣播、廣告還是其他的傳播行業，究竟要如何將想法、資訊與話語進行有效的溝通，成功地說服別人與被他人相信，關於「閱聽人信念的操作」的技巧與能力，正是一名傳播人在此領域中重要的課題。 電影學中有個理論叫做「縫合理論」，是透過攝影機所架設的一個個不同的視角，堆疊創造出電影中的真實，讓觀眾順應這個建構好的框架進入劇情，相信角色之間的互動，甚至是去認同角色的心理活動與情緒展現。當你在電影播放的時刻全神投入、極其入戲時，你是選擇去相信演員所呈現的真實，此時，你便以己身的信任去交換導演的價值觀與世界觀，進入電影中的意識形態；而當你出戲時，你則是相信了螢幕之外的攝影機所拍攝的真實，換而言之，你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都是虛構的，都是透過機械式的鏡頭捕捉而下，並非導演的眼睛的真實所見。 或許在這樣情況下，你會認為自己並未出賣個人的信念，畢竟你壓根都未被電影中的真實說服，然而實際上，在閱聽人決定買票、進入電影院的那一刻，便是將對作品的信任交易給龐大的影視資本產業，在那一刻，你會相信這部電影可以打發掉無所事事的休憩時光，帶來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歡愉或哀愁，讓人用最少的時間去充分體會尚未體驗，或永遠不可能體會的人生，簡而言之，你相信且預期你的需求將被滿足。所以當電影票落入手中的剎那，無論未來將會入戲與否，甚至是睡著了、提早離場了、中途上廁所錯失了重要鏡頭等，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作為一名觀眾的信念早已被自己親手賣掉。 能讓人掏錢的初衷，就是使這份信任交易生成的關鍵要素，也就是說服閱聽人的過程。有趣的是，閱聽眾購買的商品，經常是一種虛擬的、人造的「真實」。然而我的疑問是，在傳播的領域中，究竟有什麼才能算是真正的真實呢？撇開自然亙古不變、物理世界反覆驗證的存在，其餘的人為事物真能稱得上是種真實，還是只算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造？好比假新聞的崛起，為何其影響力能夠如此巨大，就是因為它藉由收買人們的信念，來壯大自身真實的價值，而身為被動閱聽眾的我們，只能被既有的意識形態束縛著：斗大聳動的標題、看起來栩栩如生的視覺影像、抑揚頓挫字正腔圓的播報方式。人類藉由這些不言而喻線索去觀察世間的規則與意義，倘若有時間仔細的反思，把身為閱聽人被動的地位轉為主動的心態，就會發現這些刻板的形式終究是種學習的結果，並非絕對的真理。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會盲目地提出質疑，因為要打破既有的認知基模，是件考驗自我價值和自我認同的苦差事。 一個人怎麼去觀看、去適應這個世界，全憑借個體對世間萬物的感知，以及成長過程中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框架。因此當傳播產業在操弄的各種具有社會價值的符號、把玩信念的生成與消逝時，雖說閱聽人的自主性有機會讓人免於單一的訊息收買，可實際上我們只不過是在太平的天下，自信地安逸於現階段的政治運作及文化涵養，用多元、包容、和平與愛的情緒去掩飾我們潛意識中的想法。等到哪天遭遇了生死攸關、非黑即白的情況時，大多數的人們仍舊會遵從一套主流的意識形態，將信念交付給那時候最有權力的人們手中，選擇去相信那些上層階級所虛構的美好，是一種最為真實的再現，並且無條件的美化與崇拜他們。當然，這也不全然只有服從，也包括革命的興起。在心理學的概念中，少數人的意見也可以影響大眾，只要這群人的意見一致、態度堅定，就能激起他人的重新思考，甚至是而改變自身想法，進而被說服。 無論是哪種類型，他們的意見說服歷程都屬於一種訊息的傳播。也許所謂的政治美學化和藝術政治化，也不過是傳播過程中必然的發展走向，一種如同廣告行銷的包裝方式，是種取得閱聽眾信念的終極手段。

有一項研究（Fuzhong Wu, Yueran Ma, and Zheng Zhang，2021）以一款由中國陌陌公司開發的明星換臉軟體「ZAO」，進行了一場有趣的實驗。ZAO運用Deepfake（深度偽造）技術，將使用者的面孔融入到影視作品的名人上，讓其有種進入演藝圈、成為明星的錯覺。在此研究中，研究人員以這款明星換臉軟體進行實驗，觀察年輕女性用戶在觀看「自我明星深偽影片（the self-celebrity deepfaked videos, SCDV），也就是所謂的和明星換臉的圖像，觀察受試者在看了這些圖像後，對外貌自我評估（即身體形象和狀態外貌自尊）造成了何種影響。 此項實驗的結果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比起真實，在某些情況下，人們似乎更喜歡虛假。 在SCDV條件下的參與者認為自己在身體上更具吸引力，對自己的面部特徵有更高的滿意度，並且報告的狀態外觀自尊比PCV（指單純明星的影片，purely celebrity videos）條件下的略高。而「有吸引力的可能自我」（Attractive possible self, APS）的覺知，積極調解受試者在SCDV條件中感受整體身體吸引力、面部特徵滿意度、身體形狀滿意度和狀態外觀的自尊。 從這樣的結果我們不難看出，人們——尤其女性——喜歡經過修飾、套用明星框架後的自己，並且由那些的圖像中，看到了更強烈的吸引力。然而，這種吸引力其實是一種社會框架的偽裝，促成自我物化的可能性。 螢光幕前的明星會為了符合大眾所期盼的美，將自己的外貌形塑成一種過度扭曲的病態美感。我們經常會忽略一件事實，那就是他們的模樣並不能代表整體社會美的標準。可再經過媒體的大量渲染與傳播後，我們很難不將自己的外表與這些「更美」的人物比較，不知不覺將其視為社會主流的審美準則。而盲目地跟從與對照的結果，便是產生自卑、憂鬱、憤恨⋯⋯等有害心理健康的情緒。 數位時代下新技術的突飛猛進，不只影響了我們在社會中觀看其他人的方式，比如對未符合主流審美的人品頭論足，認為他們特立獨行，或是無情地嘲笑；也同樣影響了我們觀看自己在社會中展現的方式，像是不敢輕易將「沒有加工過」的相片上放社群網路，不習慣沒有修圖的自拍照。我們總會想要在虛擬世界中表現出更好、更美的自己，或是利用新興科技去改造網路世界中的自我呈現。除了上述提到的換臉技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其實更為普遍地運用另一簡單便捷的技術來改變自我形象，而這項新興技術就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濾鏡」。 最初濾鏡的功能就如同化妝，能夠美化拍攝者的外表，例如磨皮與美白的效果，使人物肌膚光滑明亮，或是調整整體相片的色彩，再搭配上有趣的特效，令使用者耳目一新。可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濾鏡已不再只是單純的「美化」相片，而是透過人臉辨識，自動化地改變鏡頭下的外貌，比如最常見的削尖下巴、放大眼睛、過度地朦朧臉部輪廓等效果，來達成近似「整形」、幾乎改頭換面的功效。 我們試著可以回想看看，自己在拍照的時候，會不會渴望畫面有濾鏡的輔助？或者說，在用了一陣子的濾鏡效果拍攝相片後，我們還會喜歡原相機裡未經修飾的自己嗎？我直到現在都還記得，第一次發現自己驗證了「本人沒有照片漂亮」的說詞時，受到相當大的震憾。那些濾鏡——又或者說，那些社會強加於我身上的審美框架，在不知不覺中扭曲了事實，令我身處謊言不自知。在終於面臨真相的剎那，內心的建構已久的外表自信轟然崩塌。望向原相機裡滿臉雀斑、膚況甚差、有雙下巴又小眼睛的臉龐，須臾之間我才明白，濾鏡的使用似乎就是在操弄著人們「有吸引力的可能自我」的覺知，用「美」作為酬賞，使人們成為建構社會主流審美框架的共犯。 然而，在用了那些五花八門的濾鏡特效後，被拍攝下的影像究竟還能不能證明是「真實的」自己呢？實際上，還不少人願意去相信在濾鏡下的樣子才是真正的自己，或是將這種被美化的自我外貌來改變真實世界中的真實樣態。根據CNN的報導，有整形外科醫生表示，近年來人們會將自己在濾鏡下所拍攝下來的照片，當作做整形手術的依據樣板，而非如同過去，參考知名藝人或個人喜歡的面孔來進行手術。 值得令人反思的是，究竟這樣的改變是一種主體自信的建構與宣洩，還是仍舊受到社會眼光限制、被大眾審美束縛的表現？心理學上的物化理論說明了女性以他者的眼光去審視自己，從第三者的視角——大多是主流文化的審美角度——去評價自身，影響了女性的自我觀點與幸福快樂。雖說濾鏡下的個體在某種客觀的定義上依然能反映個人的真實（畢竟鏡頭對準的確實是自己），可這樣的面孔實際上已是被大眾審美框架過濾後的自己，讓人們活在不平等的觀看鏡頭下而不自知，合理化父權主義下的女性觀看方式。 

 《名畫的控訴》是一部由英國與美國合拍的傳記片，其電影內容主要改編自瑪麗亞・阿特曼的真實故事。女主角瑪麗亞・阿特曼是一位住在美國洛杉磯的猶太難民，作為家族僅存的唯一繼承人，她決定從奧地利政府手中奪回古斯塔夫・克林姆的名畫《艾蒂兒肖像一號》，因為此幅畫中所描繪的人物正是瑪麗亞最親愛的姑姑。為此，瑪麗亞與身為律師的男主角藍道・荀白克攜手合作，共耗費六年的時間，終於在2006年成功地贏得了這場官司，使奧地利法院宣判此作歸還鮑爾家族合法繼承人瑪麗亞・阿特曼。 此部電影中所訴諸的核心訊息，無非是「轉型正義」的主題。然而在初次欣賞完這部片之後，它整體的敘事方式並沒有非常地打動我，若可以選擇，我想我應該不會重看第二次，更不用說大力推薦給他人。剛開始我以為這樣的想法是由於自己對政治議題沒興趣或不敏感、沒有特別喜歡《艾蒂兒肖像一號》，或不常接觸這類題材的電影，才導致個人無法對其產生巨大的共鳴，可經過觀影後的持續反思，我逐漸觀察出一個相反的論點：就是因為它太過直白且平淡地刻畫整個事件——戲中不僅沒有誇張激烈的仇恨展現，也沒有過分高潮跌宕的戲碼——如此的寫實呈現無法滿足我平時觀影的心態，使我未能從過去的認知經驗、自身長背景的文化脈絡中，提取相關的情緒經歷或挖掘相似之處，以至於自己無法全然沈浸於劇情之中。而這種「與我無關」的心態，恰恰反應出轉型正義為何需要被重視，也正是其難以落實的致命傷。 人們往往因為無法對某些事情感同身受、資訊理解量匱乏，或是本身為既得利益者不希望現況有所變化，選擇將錯誤視而不見或解釋成無關緊要，甚至是完全無法察覺錯誤的產生。而這種與「與我無關」的思維看似微不足道，卻迫害了歷史上少數族群的利益，危及、犧牲了無數人的性命。在心理學的概念中，探討社會裡出現的「多數人的無知」與「從眾」歷程，都是源自於團體壓力以及個人自行想像的情境。例如在多數人的無知中，人們因為觀察到他人對事件沒有作出反應，進而判斷事件不重要、不需要被處理，或擅自認為有其他人會解決問題，導致自己也沒有做反應。而這樣的結果，帶來的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事件插手，使其完全被忽視，無形中塑造成多數的無知。就如本片的核心主題，倘若瑪麗亞沒有執意要回《艾蒂兒肖像一號》，千里迢迢從美國飛往奧地利去展現決心，奧地利政府是不可能主動歸還畫作的。即使他們深知真相為何，也因為其他利益而選擇閉口不談，如此一來，猶太人當年被迫害的命運，以及其悲慘的經歷又該如何被緬懷和彌補？ 電影是虛構的，若以「真實事件的改編」一句話來證明它是真的，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再現的真實。閱聽人跟作品之間的連結奠基於呈現媒介之上，如果媒介無法回應閱聽人的期待，就很可能使創作無法走入觀者的心扉，使作品無法召喚出觀眾的強烈情感共鳴。這無關乎個人是否擁有同理心，而是在於議題（作品）的呈現手法，會大大地影響人們的感知事件的狀態。例如我雖然對這部片的感觸不深，但我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十二歲時去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震撼，即便當時的沒有足夠的英語能力去讀懂導覽，對猶太人的歷史也一知半解，但因為整個博物館的氣氛營造、擺飾與場景架設真實而精細，讓人有種身歷其境的嚴肅與沈重，使我對那時的回憶都還歷歷在目——我永遠都忘不了博物館的出口前有一條廊道，四周擺滿的破舊、遺留的髒鞋子，好似屍體堆積於四周，環繞在路過的每一個人身旁。 除了議題的媒介呈現，我認為情境脈絡也是喚起人們對轉型正義的意識很重要的因素。好比我若是在與台灣歷史文化相關的課程欣賞此電影，也許會有不同的見解。我極有可能把猶太人在歷史上不公正的遭遇，和課程中提及的二二八事件作出連結，將猶太人和台灣人令人心酸的無辜迫害劃上等號，感受到悲憤的情緒，更加確信了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為此，我認為轉型正義的實踐，必須將「與我無關」的態度轉變為「息息相關」。唯有喚起他者的同理、取得信任與認同，所謂的正義才有立基的可能性。而人們對於某一社會議題的接受與否，與此議題傳播時樣態有高度連結，若能把握住媒介的操作，以及搭配情境去扣連閱聽眾的文化與情感，轉型正義的實現或許不會像電影中，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那般艱澀又使人卻步。 我們很容易安逸於太平盛世的平凡無奇中，忘卻世界還有一隅角落正默默承載無盡的傷痛。這種痛是淌流在血液裡，難以被時間完全治癒，它不僅僅代表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也被狠狠地刻畫於歷史的脈絡中，用血腥及哀慟去告誡未來的你我，人類善與惡的界線，是何等的脆弱與模糊。 人活於世間，若能有多一點的傾聽，少一點的謾罵污衊，正義也許就不需用金錢去攫取或償還，而是如空氣般，理所當然又自然的存在。

  繼上次在告示牌百大單曲（Billboard Hot 100）蟬聯多週冠軍，防彈少年團在台灣時間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葛萊美獎（Grammy Award）官方所公布的入圍名單中，以「最佳流行组合」首度入圍，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入圍此獎項的南韓歌手。 防彈少年團，又稱為BTS，可說是現今南韓娛樂圈的天花板。他們身為一個少男歌唱團體，七位成員年齡都還不到三十歲，就已經達成三十首歌曲在Youtube播放量破億、獲頒無數獎項，且為南韓帶來每年五十億的商業營收的驚人成績。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原本平凡無奇的七個男孩，變成人見人愛的國際天團呢？我將從產品與消費者之間的角度來觀察，以包裝、內容與品牌三面向進行分析。   一、包裝：吸引注意力——演化心理學與美的形式原理   對於一個既不懂韓語也不懂韓國文化的國際粉絲，最先能夠吸引目光的便是他們所展現的「美」，也就是七人的長相及舞台表演。人人都喜歡美的事物，就如包裝在產品中扮演重要的一環，如果做得好，人們購買它的機率就會提高。實際上，偶像團體也等於經紀公司的商品，因此產品的呈現與行銷方式套用在人身上時，也會一樣受用。就演化心理學的觀點，外貌與身材是人類在擇偶時最初的吸引力，人會喜歡對稱的面孔，偏好大眼睛與高顴骨，除此之外，人們對於良好的體態也有所嚮往。因此，綜合上述兩點，我們幾乎是不可能在韓國偶像團體中看見長相醜陋的胖子團體，因為那對人來說連最初的吸引力都得不到。 然而，光是長得好看是不夠的，所以美不只反映在面孔上，亦展現在整個演出中。觀者能從一場精彩的表演裡，發覺反覆、對稱、調和、對比與韻律等，符合美的形式原理的特質。例如在舞蹈動作與隊形安排，必須兼顧多樣性與整齊性；人物的服化設計的色彩配置，能為舞台帶來調和或對比的效果；而歌曲旋律的重複性高，會使人們容易記憶、朗朗上口，衍生出「洗腦」的特色。因此，在韓團表演的舞台上，我們不會只專注於單一因素，而是會綜合各種特質，以整體的角度去觀賞。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即便BTS唱著大量韓語歌詞，也能讓多數並非以韓語為母語的人為之瘋狂。雖說BTS是以全英文單曲《Dynamite》正式提名於葛萊美獎，但在提名之前，他們就早已經紅遍全球，知名度到了就算不是粉絲，也一定耳聞防彈少年團或BTS這個詞彙的境界。因此，《Dynamite》的出現只能算是其中的一個推力。歌詞的存在相對於整個表演而言，只是眾多精彩之處的其中一個細節，唯有在整體吸引注意力時，我們才會花心思去了解一些枝微末節——就像產品，我們必須先注意到它陳列在架上，才有可能願意買單將其帶回家，體驗它的內容與品質。   二、內容：越看越喜歡——出醜效應與英雄歷程   培養死忠粉絲的關鍵，除了演藝能力之外，成員的個人特質也很重要。若以商品來比喻，這就是消費者是否願意回購的決勝點。對於產品，消費者會在意它是不是完美無缺，是否符合需求與期待，但有趣的是，在面對人時，我們並不希望他人毫無缺點，因為那使我們自覺跟對方的距離遙遠，產生出尊敬、自卑或嫉妒，甚至衍生出批判的目光。因此，BTS作為一個成功行銷世界的偶像團體，勢必得培養出一種能與觀眾親近的能力，來縮短彼此之間心理上的距離。 那這種不分國界的親和力該如何營造？上述提到，人們會喜歡完美，可不喜歡完美無缺的人。心理學家曾做過一個實驗，要求一位講者進行兩場相同內容的演講，但在其中一場中，講者必須不經意地翻倒一杯咖啡。實驗結果發現，即便講述內容相同，可人們卻傾向更喜歡有翻倒咖啡的那場演講——這就是所謂的出醜效應，又稱為仰巴腳效應（Pratfall effect），指精明的人不經意地翻了小錯誤，不僅是瑕不掩瑜，反而使別人覺得他和自己一樣都會犯錯，對他產生更多的喜愛。 這樣的效應，可從BTS的訪談或綜藝上看出。沒了舞台的耀眼，在不能展現自身專業的場合下，他們便顯得樸拙許多。接受外國的訪問時，主持人總是不約而同地以「地球上最大的男團（The biggest boy band on the earth）」當作訪談的開場白，給予他們極高的讚賞，然而這樣崇高的稱謂卻與接下來的回應有很大的差異性。過程中，你可以聽見除了隊長金南俊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其餘六個都像傻子一樣，短短幾分鐘的面談就暴露一堆缺點。彆扭的英文發音、因為緊張而結巴，以及強迫自己用幾個簡單詞彙進行溝通的窘境。雖說各種yeah, well, nice和狀聲詞充斥在短短的對談中，但仍能感受一股無奈與尷尬，以及做錯事般的慌張。 他們努力回答的樣子，當然可以被解讀成藝人攫取目光、渴求關注的舉止，可絕大多數的人並不會這麼認為，反而是把這些出糗的狀態看成一種願意嘗試的勇氣，解釋成他們本身性格純真善良、親和力滿滿的特性。簡而言之，觀眾不會輕易的將這些的行為看成刻意的做作，而是真正的犯錯。但出醜效應有一個前提，便是人們必須先認可他們在專業上的表現是不容質疑且受人景仰，那些無傷大雅的錯誤才會顯得動人而珍貴，甚至是迷人。 那觀眾要如何說服自己他們是一群完美的表演者呢？除了藉由欣賞演出，過去的經歷也是圈粉的一大要素。BTS的成名之路如同英雄歷程般，是充滿艱辛與絕望的。他們從一家默默無聞、沒錢沒勢、四處被打壓的小公司，經過七個人的努力不懈，在漫長的七年歲月裡拼命咬牙苦撐，最後成為世界巨星。這樣一個充滿故事性與戲劇張力的過程，恰恰符合大眾的胃口，使其得到眾人更多更深層的喜愛。人人都喜歡看英雄之旅，喜歡看純潔善良的正義戰勝卑鄙邪惡的反派，享受榮光在英雄遍體鱗傷的身軀閃耀的剎那。此類型的戲劇公式屢試不爽，這也是為什麼漫威電影如此賣座，因為英雄歷程永遠不死，永遠都能收買人心。   三、品牌：粉絲與黑粉一線之隔——藝術與政治   哲學家班雅明的〈作者作為生產者〉一文中，曾以哲學的角度論述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觀點，直到現在，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仍充滿許多爭議的說法。作為國際藝人，政治絕對會是他們演藝生涯中一個敏感的話題。 BTS在上個月經歷了一場「辱華事件」，他們在獲得 Van Fleet Award（此獎項頒發給對韓美關係有貢獻者）時，隊長金南俊一段看似平凡無奇的得獎感言：「我們會永遠銘記兩國（指韓美）共同經歷的苦難歷史，以及無數男女的犧牲。」就被中國網友瘋傳在各大網路論壇上，厲聲批評其為辱華言論。此事件經由網路快速傳播，越演越烈，最後甚至讓兩邊的外交部發言人親自出面回應，莫名地引爆了一波韓中爭議。 雖然這事件的結論多傾向是中國網民太敏感，但不可否認的是，BTS確實因為這事件失去大量的中國粉絲，即便自家的外交部發言人也不覺得他們辱華，仍舊挽回不了脫粉甚至是轉成黑粉的情形。我認為辱華事件值得反思的點是，藝術真的完全不為政治服務嗎？BTS出全英文的單曲，YouTube官方影片都自帶英文字幕，除了有著國際化和打進歐美音樂市場的決心，是不是也算是一種對西方國家示好的行為呢？且日本跟中國對BTS來說，皆是十分具有潛力的市場，但他們大多發行日文版本的主打曲。在這樣的情況下，真的絲毫沒有一點排斥的意味嗎？ 這些問題，看似都和七個人本身沒有直接相干，然而當他們凝聚成BTS時，所造成的影響力竟可受邀進入聯合國演講，且讓總統文在寅都讚譽有佳。可見此時此刻的BTS，已不單單代表防彈少年團，而是一個行銷到全世界的韓國品牌，連動著整個國家的文化與經濟脈動——你若喜歡BTS，不代表你會喜歡Kpop，但你肯定不會討厭韓國。我認為，BTS入圍葛萊美獎或許只是一個開端，只代表了他們正式拿到進入歐美流行音樂界的門票，從今以後BTS的知名度將會持續水漲船高，而南韓的勢力也會跟著他們的成長一同壯大，因為防彈少年團已經不再只是七個單純的個體，而是一股能讓國家向前邁進且壯大聲勢的力量。

 某日上課，老師提到了收視率調查的方式，是由AC尼爾森公司在全台灣幾千多戶人家中加裝個人收視記錄器，收集數據計算得來的。先不論收視率是否準確，老師問了我們一個問題：「通常不會有人希望自己的觀看內容被監視，所以AC尼爾森公司每季都會給加裝記錄器的用戶一到兩千的禮卷。你們可能會覺得一兩千太少，還是不可能會裝，但是如果今天他願意給三千、四千，甚至是五千呢？」 當時聽到五千時，我必須承認我心動了。你想想，今天你什麼都不用做，只要負責看電視就好，帳戶裡就能多出五千塊，感覺也是挺誘人的吧？或許是因為我現在還是學生，沒有賺大錢的能力，所以五千塊對在台北唸書的我來說可以活上半個月，省吃減用說不定有機會撐過一個月。這麼一換算，五千塊還真不少，如果我宿舍有一台電視，我大概會在月底快沒錢時，主動聯絡AC尼爾森，大聲的對他們說：「我願意！」。 因此，按照這樣的情況，我是不是也可以說，我的收視隱私只值五千塊？ 只要你願意，你就可以買走我的隱私，我也願意出售我的隱私，在這一刻，隱私對我而言不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可議價的商品。 美國小說家強納森・法蘭琴在他的名作《如何獨處》的〈帝國臥室〉篇章中提到了一個概念，他認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說是在乎隱私，實際上，他們只是在乎「隱私的感覺」。換句話說，若人們認為「當下沒有覺得被看」就不會感到隱私被侵犯，有沒有意識到被監視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在這個資訊龐大、雜亂無章、人人仰賴大數據，企業追求數位轉型的時代中，隔著螢幕，我們常常會遺忘這種被監視的感覺，甚至是完全沒有察覺到。你不會把你手機、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當作一回事，但如果我今天告訴你他們其實都是一雙雙正在觀看你的眼睛，或許你就會覺得有點毛骨悚然，而開始花些心思把它用膠帶貼起來。美國就有發生過駭客在受害者的電腦內安裝軟體的案例，透過前鏡頭看她生活的一舉一動，再從前鏡頭將偷拍到的裸照傳給她。 像這樣的案例，我們就會深刻的意識到自己的隱私權遭受威脅、剝奪或損害，可是當企業裡暗地用金錢購買我們在網路上的資訊時，我們卻又覺得無傷大雅，又或者毫無意識。有時候，我們甚至是主動將資訊提供給他們，來換取一時的便利性，譬如有很多軟體讓你用臉書、Google、Tweeter或其他社群軟體帳號來快速登入，許多使用者，包括我自己，都會貪圖一時的方便而選擇這樣的登入模式，然而，我們其實也在這個便利的過程中，將個人資訊心甘情願地交付到別人手裡。 所以說，隱私是可以交換的，這種交換可以讓你得到某些便利性或利益，甚至是可以被估價。也許總有一天，你的隱私將不再被定義為權利，而是在資訊爆炸時代，被轉化成數據的一種商品。 我跟我男朋友交往了一年多，直到今天我還是打死不告訴他我的體重，但對於這個天大的秘密，如果發問者是網路上的某位匿名網友，或是成為某個健康管理軟體的開發者，我就有可能毫無防備的告訴他。簡而言之，只要我深信我們在現實世界不會相遇，我本人「不會被你看到」，或是你披著健康管理軟體的包裝，以「專家的姿態」來幫我保守這個秘密，甚至極端一點，你在我窮困潦倒時用錢來跟我買這個數據，我都有很大的機會跟你分享這個秘密。 那天的到來，除了你會比我男朋友更瞭解我之外，我的體重也將不再是隱私，而是個可以換取利益的商品。諸如此類的交易其實天天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上演，說不定我們都還認為cp值很高，繼續樂此不疲的交易著。

寒假期間，新冠肺炎疫情正引起社會關注，民眾最初能在超商購得口罩。記得當時，電視上還播報著「健康的人不必戴口罩，先把口罩留給需要的人」的宣導，而某天我就像平常一樣和朋友見面約吃飯，背上背包準備搭乘捷運赴約，然而，就在踏進捷運站的剎那，我突然覺得自己是個異類、像個罪人般的存在，那樣格格不入的感覺困擾著我，使我渾身不對勁。最後，這股罪惡感改變了我的前進方向。原本該進站的我竟折返了腳步，慌忙地跑進最近的超商，掏出零錢買下一份心安、一個能讓我融入這個世界的標誌──口罩。 這是我第一次主動買口罩，購買經驗卻像是一種被迫的自願。 口罩，本來是為了防疫，人們才願意頻繁地戴上它，它最初的存在是短暫的、有其目的性的。但是，隨著疫情越來越嚴重，人類戴口罩的模樣儼然成為一種常態，短短幾個月便演化成一種必要的臉部特徵，地位甚至如同器官。你沒有，別人就會多看你一眼，可能會產生不友善的態度，甚至視你為異類。 那天的我，之所以會急忙的購買並戴起口罩，最大的原因並不是為了防止那肉眼不可見的病毒，而是要阻擋他人所投射的異樣眼光。我害怕的，是人們對待陌生、歧異、詭異事物時的無情。因此口罩對當時的我而言，除了防疫之外的另一大目的，就是一種融入大眾的裝飾、一種「從眾」的手段。然而，真正讓我好奇的是，當口罩把人們的半張臉遮住時，我們還會有外表上的獨特性嗎？ 心理學上從眾的概念雖然蔚為流行，但人類卻也十分重視「獨特性需求」。換言之，人們喜歡和他人相似，會遵守社會規範使自己不被異樣眼光看待，但當和他人相似到某一程度時，人類又會渴望追求自身的獨特性，期盼自己與他人與眾不同。而外表，又是表現獨特性的一大要點，畢竟外表所影響的不只人際關係、找尋伴侶，也關乎職場上的發展。在整體外表中，又以「臉」為交際時的重點。因此，當今天口罩把我們代表個人特色的五官遮住大半時，我們又該如何展現臉部特徵，來滿足我們的獨特性需求呢？ 依照我的觀察，我認為大致能分成兩個部分來分析： 第一，人們會更加注重沒被口罩遮住的五官的展現。例如，Youtube上的美妝部落客開始出「口罩妝」的化妝教學影片，而他們所傳授的妝容特點，都會不約而同地強調眼部妝容的描繪。 第二，人們會選擇從口罩下手，改變口罩的花色、樣式。 雖然說政府所發放的醫療用口罩並沒有款式上的區別，但卻有顏色上的變化。前陣子和兩個同學走在校園，我特別注意到其中一人的黑色口罩，心裡不禁有點羨慕，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拿過黑色的口罩。殊不知下一秒，他竟然開口向另一位朋友抱怨，說他好希望拿到除了黑色以外的口罩，因為他們家都只有黑色的，聞言，我轉頭問他要不要跟我交換，我有藍的紫的黃的，就是沒有黑的。他驚訝地看著我，立馬一口答應。那一刻，令我深刻的體會到，原來在乎口罩顏色的人，不只我一人。 前面提到，當人類戴口罩的模樣成為了一種常態，口罩便在極短的時間中演化成一種必要的臉部特徵，就像是人類的器官一般。而如此的演進，我們便會希望它能夠替我們展現出特色，來實現個人所期盼的與眾不同。 譬如，有些網友在網路上炫耀自己拿到了哪些「隱藏版口罩」。豹紋、斑馬、螢光色系的款式吸引人們眼球，搶眼的性質表達著獨一無二。不只如此，知名精品品牌Dior也推出黑白簡約風的口罩，讓普通不過的防疫物資也能傳遞出藝術的美感，使其蘊含著流行、時髦與奢華的風格。 不過，有些人並不追求口罩的款式，他們選擇購買一個耐用漂亮的口罩套，幫自己平淡無奇的口罩穿上新衣，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延長口罩的使用壽命，也能決定該用什麼模樣在眾人面前呈現自己的半張臉。當然，也有人毫不在乎口罩的樣式，認為拿到什麼就用什麼，能不能有效防疫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當越來越多人在意起口罩的款式，口罩在臉部展現的花樣與日俱增時，原本戴著最普通口罩、只願達成「防疫」跟「從眾」的那群人，也會漸漸被社會大眾歸類成一種「簡單」、「原始」風格，被動地獨樹一格。 由此可知，戴著極具特色的口罩的人們，也就理所當然地間接承襲那份獨特。人們似乎逐漸透過口罩，來傳達自我的特色、個性與特質。或許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口罩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人們服飾穿搭裡重要的一環，掀起一陣風靡全球的時尚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