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畫的控訴》是一部由英國與美國合拍的傳記片，其電影內容主要改編自瑪麗亞・阿特曼的真實故事。女主角瑪麗亞・阿特曼是一位住在美國洛杉磯的猶太難民，作為家族僅存的唯一繼承人，她決定從奧地利政府手中奪回古斯塔夫・克林姆的名畫《艾蒂兒肖像一號》，因為此幅畫中所描繪的人物正是瑪麗亞最親愛的姑姑。為此，瑪麗亞與身為律師的男主角藍道・荀白克攜手合作，共耗費六年的時間，終於在2006年成功地贏得了這場官司，使奧地利法院宣判此作歸還鮑爾家族合法繼承人瑪麗亞・阿特曼。

此部電影中所訴諸的核心訊息，無非是「轉型正義」的主題。然而在初次欣賞完這部片之後，它整體的敘事方式並沒有非常地打動我，若可以選擇，我想我應該不會重看第二次，更不用說大力推薦給他人。剛開始我以為這樣的想法是由於自己對政治議題沒興趣或不敏感、沒有特別喜歡《艾蒂兒肖像一號》，或不常接觸這類題材的電影，才導致個人無法對其產生巨大的共鳴，可經過觀影後的持續反思，我逐漸觀察出一個相反的論點：就是因為它太過直白且平淡地刻畫整個事件——戲中不僅沒有誇張激烈的仇恨展現，也沒有過分高潮跌宕的戲碼——如此的寫實呈現無法滿足我平時觀影的心態，使我未能從過去的認知經驗、自身長背景的文化脈絡中，提取相關的情緒經歷或挖掘相似之處，以至於自己無法全然沈浸於劇情之中。而這種「與我無關」的心態，恰恰反應出轉型正義為何需要被重視，也正是其難以落實的致命傷。

人們往往因為無法對某些事情感同身受、資訊理解量匱乏，或是本身為既得利益者不希望現況有所變化，選擇將錯誤視而不見或解釋成無關緊要，甚至是完全無法察覺錯誤的產生。而這種與「與我無關」的思維看似微不足道，卻迫害了歷史上少數族群的利益，危及、犧牲了無數人的性命。在心理學的概念中，探討社會裡出現的「多數人的無知」與「從眾」歷程，都是源自於團體壓力以及個人自行想像的情境。例如在多數人的無知中，人們因為觀察到他人對事件沒有作出反應，進而判斷事件不重要、不需要被處理，或擅自認為有其他人會解決問題，導致自己也沒有做反應。而這樣的結果，帶來的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事件插手，使其完全被忽視，無形中塑造成多數的無知。就如本片的核心主題，倘若瑪麗亞沒有執意要回《艾蒂兒肖像一號》，千里迢迢從美國飛往奧地利去展現決心，奧地利政府是不可能主動歸還畫作的。即使他們深知真相為何，也因為其他利益而選擇閉口不談，如此一來，猶太人當年被迫害的命運，以及其悲慘的經歷又該如何被緬懷和彌補？

電影是虛構的，若以「真實事件的改編」一句話來證明它是真的，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再現的真實。閱聽人跟作品之間的連結奠基於呈現媒介之上，如果媒介無法回應閱聽人的期待，就很可能使創作無法走入觀者的心扉，使作品無法召喚出觀眾的強烈情感共鳴。這無關乎個人是否擁有同理心，而是在於議題（作品）的呈現手法，會大大地影響人們的感知事件的狀態。例如我雖然對這部片的感觸不深，但我直到現在都還記得十二歲時去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震撼，即便當時的沒有足夠的英語能力去讀懂導覽，對猶太人的歷史也一知半解，但因為整個博物館的氣氛營造、擺飾與場景架設真實而精細，讓人有種身歷其境的嚴肅與沈重，使我對那時的回憶都還歷歷在目——我永遠都忘不了博物館的出口前有一條廊道，四周擺滿的破舊、遺留的髒鞋子，好似屍體堆積於四周，環繞在路過的每一個人身旁。

除了議題的媒介呈現，我認為情境脈絡也是喚起人們對轉型正義的意識很重要的因素。好比我若是在與台灣歷史文化相關的課程欣賞此電影，也許會有不同的見解。我極有可能把猶太人在歷史上不公正的遭遇，和課程中提及的二二八事件作出連結，將猶太人和台灣人令人心酸的無辜迫害劃上等號，感受到悲憤的情緒，更加確信了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為此，我認為轉型正義的實踐，必須將「與我無關」的態度轉變為「息息相關」。唯有喚起他者的同理、取得信任與認同，所謂的正義才有立基的可能性。而人們對於某一社會議題的接受與否，與此議題傳播時樣態有高度連結，若能把握住媒介的操作，以及搭配情境去扣連閱聽眾的文化與情感，轉型正義的實現或許不會像電影中，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那般艱澀又使人卻步。

我們很容易安逸於太平盛世的平凡無奇中，忘卻世界還有一隅角落正默默承載無盡的傷痛。這種痛是淌流在血液裡，難以被時間完全治癒，它不僅僅代表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也被狠狠地刻畫於歷史的脈絡中，用血腥及哀慟去告誡未來的你我，人類善與惡的界線，是何等的脆弱與模糊。

人活於世間，若能有多一點的傾聽，少一點的謾罵污衊，正義也許就不需用金錢去攫取或償還，而是如空氣般，理所當然又自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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