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6日，成都秋雨教會同工傳來消息，之前被宣佈刑事拘留的王怡牧師被正式批准逮捕，但在家屬簽字後，卻沒有給家屬出具法律文書。家屬擬前往律所辦理委託手續，卻被警察限制不得出門。與此同時，律師被司法局緊急約談，要求不得介入此案。
有消息人士透露，成都警方把抓捕王怡牧師及秋雨教會會眾的案子，列為成都近年來的一個大案。當局宣稱，王怡等人是受美國指使、煽動顛覆中國政權的境外敵對勢力在國內的“代言人”，利用基督教作為洗腦工具，傳播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旨在煽動民間不滿情緒，進而達到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
12月14日，成都青羊民政局將秋雨教會列為“非法社會組織“，發出公告予以取締。耐人尋味的是，該取締通知書使用的法規是《社會團體管理條例》而非1年前新頒佈的《宗教事務條例》，顯示當局刻意規避其宗教迫害之性質，企圖將此一“教案”作世俗化處理。
城市新興教會是最後一塊抵抗暴政的磐石
習近平執政以來，以暴風驟雨之勢摧毀毛時代之後所謂“改革開放”40年來初具雛形的中國民間社會。以對宗教團體及少數族裔的打壓而論，習近平可謂大獲成功：對天主教，中共成功地利誘左傾思想嚴重的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中梵雙方簽訂了一份臨時協議，教廷承認中共指定的“紅色主教”，並命令數十年來持守純正信仰的地下主教給共產黨主教讓位，儼然是對地下教會的出賣；對伊斯蘭教，中共將兩百萬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及其他西北少數民族民眾關進新型的集中營——“再教育營”，離種族屠殺僅有一步之遙；對藏傳佛教，雖有數百名藏族僧俗自焚抗議，中共仍然無動於衷，世界亦無能為力。既然中共節節勝利，自然就將黑手伸向快速發展、影響巨大的新教城市新興教會。
此次中共動用強悍的國家暴力機器，上千名警察、官員、社區管理人員一起出動，侵門踏戶，抄家抓人，宛如文革的紅色恐怖，企圖將秋雨教會連根拔起。近年來，秋雨教會、守望教會、錫安教會等城市新興教會正在凝聚成為抵抗暴政的磐石。共產黨統治中國的七十年，中國原有的社會組織全部遭到瓦解和摧毀，民眾宛如一盤散沙，無法形成反抗的力量。而基督新教教會，自宗教改革以來五百年，即具有與國家政權平行發展之趨勢，“上帝不從凱撒”，不僅在會堂之中，更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二零零年以來基督新教城市教會的“井噴”式發展，讓中共感到如芒在背。
以秋雨教會為例，它不單單是一間教會，還相繼興辦神學院、人文學院以及教會自己的小學和中學，在西方民主社會，這些作法不足為奇，但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則具有某種顛覆性。對教育權的壟斷是中共的命根子，本身是中國家庭教會信徒且長期從事律師工作的評論人雷志鋒指出：“在教育領域，以國家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名義，使用官方統一編寫的教材，對全體國民從幼年時起，就實施無神論、生物進化論、辯證唯物主義的強制教育。每個七歲至十六歲的孩子，在接受義務教育的年齡階段中，都要加入共產黨的後備組織：少年兒童先鋒隊和共產主義青年團。那些官方按照共產主義和無神論標準進行編撰的教材，宣稱所授為唯一真理，不容許任何哪怕學術上的質疑。
這些教材幾乎僅除了數學課沒有外，其它全部課程，教授的都是變換著方式花樣的上述共產主義、唯物主義、無神論以及篡改的用以仇恨中國之外的全部文明世界的歷史。這些教材還公然醜化宗教信仰，稱宗教是人類的精神鴉片。這個國家教育機器夜以繼日的做著這一切，摧殘著所有在中國出生並成長的孩子的心靈，這些孩子們，早在成人之前，基本上都已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 形成了蔑視宗教信仰的條件反射。這些人成人後普遍都是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謬誤最害怕的就是真理，極權政府最害怕的就是洗腦教育失效。所以，秋雨教會從自行辦學的那一天起，就跟中共展開了一場“靈魂爭奪戰”。
中共因恐懼而改變遊戲規則
習近平上台後不久，在一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信不信教，多少人信教、怎樣信教，從來就不只是個人的私事，更是重要的社會事務。”很多人忽視了習近平這段講話的重要性，這才是習近平的“心裡話”，從那個時候起，他就決定要廣泛地干預、打壓中國的各宗教信仰團體。只是當時他剛掌權、權力基礎尚不穩固，需要先整肅黨內和軍內反對派系，只好將並非迫在眉睫的宗教問題留待稍後處理。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對習近平產生嚴重誤讀和無限幻想的法輪功團體，那幾年居然在他們的海外宣傳機構上連篇累牘地發表吹捧習近平是“一代明君”的文章，希望習近平能為“反江不反共、反江不反習”的他們“平反昭雪”，這當然是與虎謀皮、自取其辱。
習近平對家庭教會動手，是因為深深的恐懼感和不安全感。他的生命被“敵人意識”所毒化，他無法理解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一定要將劉曉波置於死地。習近平大概只相信蘇共領導人、當過克格勃首腦的安德羅波夫的名言：“社會主義制度生存的內在邏輯是：只要有絲毫的放鬆，制度就會開始瓦解。”習近平對宗教的看法，乃至對整個世界對看法，都是極度扭曲的，正如斯大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對其父親的描述：“這已經是一種病態，一種迫害狂——源於空虛和孤獨，他極其殘酷地反對這個世界。”習近平的接受過哈佛教育的女兒，敢說出這樣的真話來嗎？
因為恐懼，習近平將毛時代之後管理宗教團體的所有法律法規束之高閣，以前的“遊戲規則”都不再適用了。江澤民時代及胡錦濤時代前期，中共與民間社會就某些不言自明的“遊戲規則”達成默契，中共為了在西方面前扮演“正常國家”，也為了給經濟發展爭取時間和空間，有限地允許包括教會、NGO等民間社會生長，但這種“有彈性的自由”卻是中共可以隨時收回的。
當習近平的權力“定於一尊”之後，就開始“兩手抓、兩手硬”的政策：對有影響力的城市新興教會實施“定點清洗”，對有影響力的牧師和基督教領袖個人實施“定點清除”。當局一般加以刑事上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政權罪、非法經營罪、尋釁滋事罪、擾亂社會秩序罪等莫須有的罪名，偏偏回避宗教信仰自由這一核心議題。對此，神學家陳佐人牧師指出：“趙天恩時代的遊戲規則——越有名氣越安全——已經不存在了。”面對越來越非理性的暴君和暴政，陳佐人牧師哀嘆説：“我明白名聲不是護身符，我看見聲明是沒用的，我不再相信每天的貼文與手機視頻是有作用的。”換言之，中國正在快速地、不可遏止地走向北韓化和伊朗化，與人類文明的主流背道而馳。
秋雨教案發生之後，西方社會的反應空前強烈。無論是西方國家的政府，還是歐美的主流教會，均對中共的暴行發出嚴厲譴責。但是，如果説江胡時代西方輿論的壓力對中國還多少有些作用，那麽在習近平時代這些外部的壓力已然如同石沉大海、拳擊敗絮，心黑皮厚的習近平完全無動於衷。
差不多與此同時，《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署名STEVEN LEE MYERS和儲百亮的文章《中國為何對國際批評越來越無動於衷》。該文章指出：“沒有跡象表明，習近平不久將表現出更大的意願，屈從於國際社會在人權問題上的壓力。與此相反，他在更強大的安全機構的幫助下，加強了共產黨對社會幾乎所有方面的管制能力。……許多政治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已變得過於強大，但又過於沒有安全感，所以不願容忍妥協，也不願容忍那種可減輕外國批評的有分寸的做法。”在此背景之下，秋雨教案凶多吉少。
中共下一步會怎樣做？
王怡牧師在被捕前早已寫好一份聲明，他鄭重宣告説，對於中共即將到來的各種形式的迫害，以十四個“不”來回應：第一、不停止聚會；第二、不配合；第三、不服從；第四、不簽字；第五、零口供；第六、要求閱讀《聖經》；第七、不認罪；第八、不服從思想改造；第九、不繳納罰款或罰金；第十、不接受剝奪政治權利的附加刑；第十一、堅持傳福音；第十二、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師；第十三、不上電視，不與官媒接觸；第十四、要求公開審理。當然，他也在末尾特別註明一句讓人不寒而慄的話：“除非警方以嚴酷的刑訊逼供，摧毀我的健康和心志。”
以胡錦濤時代末期以來中共當局辦理政治案件的一貫手法來看，酷刑泛濫、屈打成招然後電視認罪、公然羞辱是中共下一步可以想像的作法。
酷刑一詞來源於拉丁文中的torquere，本意是彎曲身體，起初只是用來對付不聽話或者逃亡的奴隸，之後便發展成國家處刑的工具。在《布萊克法典》中對酷刑的定義是：為了施與懲罰、獲取口供或為了施虐的快樂，而給人的身體或心理造成劇烈的痛苦。共產黨國家的秘密警察最擅長的便是酷刑，俄國歷史學家列昂尼德·姆列欽在《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中描述了一個名叫賴赫林的克格勃中將，“他日日夜夜自追求一個目標：摧毀人的意志，摧毀人的生命。他相當狡猾，毫無人性，行事堅決且不知疲倦。他只受過兩年教育卻能升任中將，他自我辯護說：安全部裡職位更高的官員當中，有的也只上過四年學。”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身為半文盲的習近平重用一群文盲和流氓任意對異議人士施加酷刑，他認為這是最有效、最快捷的辦案方式。近年來，不管在國際上多麽有名，也不管是男女老少，一旦遭到警察的抓捕或秘密警察的綁架，必定遭受酷刑折磨，而酷刑之後，“沒有拿不到的口供”。
其次，電視審判和電視認罪更是習近平時代的“新特色”和“新常態”。法庭的審判已經不重要了，在法庭審判之前，中共先動用央視及地方電視臺播放“犯罪分子”認罪的畫面。比如，基督徒人權律師張凱因為幫助溫州教會維權，兩年前被警方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在被秘密拘押幾個月之後，張凱突然現身溫州新聞頻道，承認其被控罪行，其中包括挑唆教堂信眾抗議政府拆十字架，以及在為一百多間教堂辯護期間接受美國公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的資金。當時，面容憔悴的張凱在電視上說：“我違反了國家法律，擾亂了社會秩序，危害了國家安全，也違背了律師的職業操守。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表示懺悔。我認罪。希望政府能夠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我會認真悔過，嚴格遵守國家法律，徹底與境外決裂。”獲釋之後，張凱在社交媒體上對自己的“軟弱”深表懺悔——其實，他不必為此羞愧，他打了一場美好的仗，他不是失敗者或批評的對象，應當譴責的是踐踏人權和法治的中共當局。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演中指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此前的政府做出這個決定，希望中國的自由將蔓延到各個領域---不僅僅是經濟，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國尊重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因此，美國及西方國家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了一個空前的“共識”：中共政權不單是吞噬本國十三億民眾的癌細胞，更是向全球擴展、顛覆普世價值的癌細胞，不可繼續綏靖縱容，必須用外科手術加以切除。
一個自由且地方自治的中國，國民才能享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權。那一天，中國所有的教會都能像普世教會、大公教會那樣自由地敬拜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