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重慶公安局以「分裂國家罪」對沈伯洋立案時，他既未犯罪，未踏足重慶，甚至從未進入中國一步。這不是審判，而是一場充滿政治算計的荒謬戲碼——而這場戲，早在卡夫卡的小說《審判》中，便已有完整劇本。

《審判》的故事極其簡單：某個早晨，K.醒來，突然被告知「遭到逮捕」。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也從未見到法官，更永遠等不到判決。審判不再是可終結的程序，而是一種無盡的狀態；法庭不是建築，而是迷宮；法律不是制度，而是籠罩日常生活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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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21世紀的亞洲，一個威權政權正將這場文學寓言化為現實操作。卡夫卡式控訴，如今不再只是文學象徵，而是威權輸出司法控制的技術化工具；不再是小說，而是國家政策的一環。

一、不是你做了什麼，而是你是誰

在中國的政治邏輯裡，罪名不再根植於行為，而是繫於身分。你不需要違法，只要是台灣立法委員，只要在國際場域堅持台灣主體性，就足以構成「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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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洋的「罪行」不在於他做了什麼，而在於他代表了什麼。他的國會身分、在國際場合的發言、對民主制度的堅持，成為中共定義「犯罪」的依據。在這樣一個將政治意識形態凌駕法律標準的體制中，「分裂」不再是一項可具體說明的法律行為，而是一句可以任意套用的政治咒語。

只要不說北京想聽的話，你就是「分裂份子」；只要堅持不同的敘事，你就是「犯罪嫌疑人」。

二、法庭無所不在，重慶也好，泉州也罷

中共選擇重慶公安局作為對沈伯洋立案的單位，看似荒謬，實則用意明確。在這種體制下，「審判地點」不再與法律管轄有關，而是一種政治訊號的傳遞。重慶並非對台前線，也與沈毫無交集，卻成為主審機關——正因為如此，它更能表明：審判可以從天而降，無所不在。

訊息非常清楚：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公安局，都可以成為你的法庭。

泉州公安局對台灣網紅八炯、閩南狼發出的懸賞同樣如此。他們不曾在泉州從事任何行為，但泉州需要一場審判——這就是重點。

在卡夫卡筆下，法庭無處不在；而在現實中，中共告訴你：只要我願意，哪裡都能審你。

三、程序不重要，聲明、影片與懸賞即可定罪

在卡夫卡的世界裡，法庭反覆召喚K.，卻從不給他辯護機會；而在中共的版本裡，連這層形式都可被省略——央視一段八分鐘的「專家解說」，就足以取代整場審判。

只要有主播念出台詞，只要有推播、懸賞、剪接畫面，司法就可宣告成立。

不需要證據、不需要審理、更不需要國際認同——只需一段能循環播放的敘事，一句聳動的話語，就能讓「分裂罪」成立；一張懸賞海報，就能壓過整本法律教科書。

這是一場「影像即判決」、「話語即權力」的新型審判。法官變成主播，證據變成剪輯，判決變成點閱。

四、目的不是抓人，而是抓住你的恐懼

中共非常清楚，它無法真正逮捕沈伯洋，也無法讓國際刑警為其效命。但重點從來不在「抓得到」，而在於能不能讓你「覺得自己會被抓」。

真正的目的是製造寒蟬效應——讓所有台灣政治人物、國際倡議者、青年官員，心中都浮現這樣的疑問：

「我會不會也成為下一個被立案、被懸賞的對象？」

「我出訪的國家會不會因為中共壓力對我設限？」

這不是軍機繞台那種可見的硬威脅，而是一種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心理滲透。它的目的，是讓人們在行動之前就先退縮，先懷疑，再自我審查。

它要讓外交變得更昂貴，讓民主發聲變得更困難。這就是用「司法恐懼」取代「軍事恐嚇」的灰色作戰，更精緻、更陰險。

卡夫卡的恐怖，在於「你不知道暴力何時會來」；而中共的跨境審判，在於「你知道它不會來，但你依然必須害怕」。

這，就是心理戰的最高境界。

五、審判的終點不是人，而是真相

《審判》的結局，是K.被帶往郊外處決。他不是因為犯罪而死，而是因為無法證明自己無罪。在一個荒謬體制裡，無罪本身就是罪。

今天，沈伯洋、八炯、閩南狼等人所面對的，不只是個人追殺，而是整體制度的崩解。被「處決」的，不是人，而是：主權的概念、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公法理性與程序正義、台灣政治人物的行動自由、以及最重要的：真相本身。

因為在中共體系中，真相不是經由證據而產生，而是由權力來宣布。

卡夫卡式的荒謬正全面回返，只不過，它不再是小說，而是政權的策略；不再是文學的警示，而是亞洲的現實。

結語：真正被審判的，是我們自己

卡夫卡令人戰慄之處，在於讓讀者明白：在荒謬體制裡，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告。

今天，中共對台灣政治人物的跨境起訴，不只是針對個人的迫害，而是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壓力測試；不只是法律操作，而是話語控制；不只是審判沈伯洋，而是審判我們所有人對荒謬的反應能力。

面對荒謬，我們可以選擇像K.一樣沉默退場；也可以選擇，在審判劇場燈光亮起時，勇敢站上舞台，指出——「這不是審判，這是荒謬。」。

唯有識破荒謬，我們才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推入迷宮的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