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席「1950年代白色恐怖秋祭追思慰靈大會」，活動追思對象包括被逮伏法的共諜吳石，對於受過反共教育和本土教育的老少世代，她都觸及底線。國民黨從未紀念過國民黨特務，她怎麼不去追思解放軍的劉連昆少將？若以「反侵略、反併吞、守護中華民國生存」為核心利益，不僅涉及自由與迫害的歷史敘事，更牽動中華民國主權與國家正統性的辨識。

紀念框架的選擇性與政治目的

紀念活動是一種敘事的選擇，從主辦單位的採訪通知「15：00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向在台犧牲烈士致敬 」的流程，這是中國八個民主黨派的那個台盟嗎？台盟有很多人都同時具有中國共產黨員身分，台盟人員可以在台出席紀念活動？難道有關單位不用查一查嗎？若中共組織能在台灣參與具有政治象徵性的追思場合，便應由相關單位依法審查，以免外部滲透行動假借歷史之名行影響輿論之實。
紀念的政治性並非來自追思本身，而是紀念對象與政治述語的選擇。當一場追思活動將白色恐怖的碑文與具明確共諜身份者並列，已非單純慰靈，而是對歷史的再詮釋，產生誤導世代，混淆忠奸，削弱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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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觀與道德評價的政治性

黃埔不生氣嗎？國共內戰的三大戰役「徐蚌會戰」開打，中共稱「淮海戰役」，中共號稱「殲敵」55萬人，造成黃百韜將軍自殺殉國，後來更成為國共內戰的轉捩點。事後蔣介石「下野」、國民黨敗逃台灣，吳石也來到台灣繼續當共諜，中共華東局給他的代號是「密使一號」。

隨後，吳石繼續向中共提供我方兵力配置與作戰情報，造成舟山守軍重大傷亡，這是叛國通敵的行為，不應被與因政治思想而受難者混為一談。白色恐怖歷史確實存在大量被誤判與受迫害者，值得社會追思與國家補償，但吳石並非一般的思想犯。

中共對此類人物的評價常以「統一正當性」為核心，將其包裝為民族解放的先驅，除了吳石外，還有用電影包裝的「民族英雄」施琅。此種史觀若不加區辨地滲入紀念活動，等同默許對中華民國的侵蝕，國家立場必須明確，叛國與思想犯不同，通敵與言論自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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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正義與受害者公平性

深入分析，中共當年肅反殺了百萬國民黨人，其實大部分不是國民黨特務，而國民黨殺共諜，但牽連大批無辜者，若是國民黨主席能夠要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道歉，這才是格局的徹底區別。政府賠償無辜者，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比共產黨強的優點，這才是黃埔腦、中華民國派應該論述的，這顯示史實的模糊與政治操作的交錯，最終損害的是公信力。

歷史正義的本質在於區分個案性質、尊重事實證據，而非追求政治平衡。中華民國能在威權體制後期進行制度性補償，本是民主成熟的象徵；然而若將此成果用於模糊敵我界線、合理化通敵行為，便成為對民主體制的反諷。

政治責任與公共論述的倫理

此次爭議中，有論點替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辯稱「邀請函未提及吳石」，也有論點稱開創和解新局的膽略，試圖以成大事不拘小節形容其處境，反台獨才是重點。更有人企圖「圍魏救趙」，謠指李登輝曾加入中共的入黨申請，目前還在中共中央研究室的檔案室裡，國民黨黨史館或警總應該也有李登輝加入中共的資料。

甚至於還有「小罵大幫忙」，馬英九允許吳石列入白色恐怖救濟，是始作俑者，大有問題；但蔡英文並未阻止，任內核發補助，賴清德當選後，也沒矯正。大罵賴清德為何不取消共諜後代得到白色恐怖救濟？當年藍營對馬英九保持沈默，也未曾積極反對，事實是吳石沒有平反，是補償吳石家屬遭到的不合理待遇。

這些論述混淆視聽，公眾更應具備媒體識讀能力。政治敘事常藉感性語言掩蓋事實差異，唯有依靠公開檔案、具體數據與多方查證，才能辨別「思想犯的補償」與「通敵行為的平反」的本質不同。問題並非鄭麗文個人疏忽，而在於整體黨內史觀的失焦。國民黨若自視為中華民國正統政黨，就應該更清晰地劃定紀念與政治的界線：可以反省威權錯誤，卻不能模糊忠誠與通敵的界線。

反侵略、反併吞，重建理性紀念

在對抗外部威脅與內部分化的時代，歷史記憶的政治操作只會削弱社會韌性。中華民國的生存依賴於國民在主權與信念上的共識，而非對敵對勢力的妥協性理解。

眾所周知，我們紀念白色恐怖，是為了提醒國家永不重蹈威權覆轍，那便應同時以同樣的堅定態度，拒絕任何侵略與併吞的正當化。追思的目的應是團結而非分裂，反侵略而非模糊敵我。一如當年守衛島嶼的國軍先烈所象徵的信念，忠誠不是口號，而是歷史真相被尊重、公義被維護的基石。今年是要紀念抗戰勝利，還是要慶祝共匪在内戰勝利？答案應該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