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九三閱兵」的鎂光燈下，習近平再次向世界展示軍備與大國敘事。然而，舞台之外的言論衝上頭條消息引發廣泛討論：湖北襄陽一名網民因在微信發表對閱兵的「誣衊、詆毀性不當言論」被行政拘留；更有網傳案例稱，一名網民在群組質疑「啥年代了，還在搞這些XX玩意兒」後，短短三小時即被抓捕，最終遭十日拘留。官方未披露具體言詞，這種「有罪名、無細節」的禁評方式，讓人不得不追問：在重大政治事件期間，公民到底能說什麼？又有哪些話，說不得？
模糊的邊界：一種可擴展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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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誣衊、詆毀」為名的處罰，若沒有清晰、可核查的判定標準，就很容易變成可自由伸縮的管理網。今天可以捕捉粗鄙罵語，明天也可能超收理性質疑；今天處理的是煽動性謠言，明天也可能涵蓋對政策象徵的價值辯論。當「界線」從法條走向「語感」，從程序走向「政治氣候」，中國人民對於「何為可言」的預期就會崩解，轉而以自我審查保身。久而久之，公共討論場域會被消音，留下的只剩掌聲與沉默，而沉默未必等於共識，等於民族自信心。
這種模糊性在本案中尤為突出，網警公告點名「不當言論」，卻不提供例句、情境或判準。輿論場上出現的不是針對內容的理性批駁，而是對程序的本能不安。一些網民的直覺反應是：「問題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這個時候什麼都不要說。」當公民學會對「時間點」比對「內容」更敏感，公共討論便迅速從「是非辨析」滑向「風險管理」，這樣的情境卻成為館長之流的崇拜。
「正能量」的悖論：鼓勵評論，但只要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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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都需避免仇恨言論與惡意造謠，但是中共官方長期倡議「建設性評論」與「正能量」的口是心非。然而，當「鼓勵評論」與「只要正面」被同時放在一段話裡，悖論便生成了。因為評論的價值，恰恰在於能指出缺陷、提出疑問、挑戰共識。去除負面，即等於剝奪評論的尖銳性與公共監督力。閱兵是中共的國家象徵，對其資源配置、政治意涵和時代意義的質疑，本應納入公共辯論的視野。
然而，舉報是紅衛兵的鬥爭傳統，公開「錯誤言論」可以擴散負面情緒。但另一個現實是：當細節被遮蔽，陰影便放大。一位網民的訴求直截了當：「把錯誤言論發出來，讓人民批批他不好嗎？」如果對自身叙事的自信建立在不讓公眾看到對立文本之上，這種信心其實相當脆弱。真理若能越辯越明，何妨讓民眾看見「不當」之所以不當？
程序正義與可預期性
任何限制性規範，都需要三樣東西：清楚的定義、穩定的程序、可達到的救濟，缺一不可。清楚的定義能降低執法的任意空間；穩定的程序能讓個案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仍有一致的對待；可達到的救濟（申訴、復議、司法審查）則是保障權利的最後一道關口。當前問題不是是否可以管理言論，而是如何管理得「可被檢驗」。在本案中，如果官方能公開範例、提供裁量要素（如是否虛構事實、是否有明確指向的侮辱、是否造成實際危害），再附上處分依據與申訴途徑，公眾或不至於將想像填滿空白。
諷刺的是，當處置邏輯被包裹成「不可說的機密」，則短期或許能壓低噪音，長期卻會侵蝕公信力。公信力的喪失，一旦轉化為對制度的「預設不信任」，治理成本只會節節攀升。
風險與責任：從「如何說」到「不說」
對閱兵的質疑，完全可以討論其成本—效益、外交傳訊、對內凝聚與對外嚇阻的差異，以及在經濟壓力時期象徵政治的優先級，這些都屬「公共利益問題」，理應被允許也被鼓勵。換言之，治理者有義務提供表達的護欄與指南；公民則需在護欄內提升論述品質。當雙方都只強化單邊義務——政府只談秩序、個人只談自由——結果往往是對撞，而非共構。
中國語境中，若「敏感期治理」逐漸常態化，且標準滯留在「彈性模糊」而非「可驗明」，那麼外部對內部敘事的疑慮便容易累積，形成信任赤字。這些做法不會讓所有分歧消失，但能把分歧從陰影帶到光下，將「臆測的不安」轉化為「制度的可預期」。
眾所周知，閱兵展示的是硬實力，而一個社會最持久的軟實力，來自面對質疑的自信。當公共權力選擇以沉默回應「他到底說了什麼」的追問，便是在要求公民用信仰取代證據、用服從取代辯論。短期看，這或許收穫了整齊劃一的輿情；長期看，它削弱了制度的韌性。真正堅固的體制，不怕被提問，也不怕被看見程序如何運作。沉默的疊加讓閱兵壯觀，卻無法讓公民壯膽，壯的是以事實說理、以規範保護分歧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