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藏人在印度3（中央社記者李晉緯、實習記者陳徹4日專電）出生在印度的Z世代的藏人青年從未親身經歷中國統治，卻仍以一場又一場的示威行動，關心著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頭的族人。
25歲的流亡藏人丹增德薩（Tenzin Dhesal）先前抗議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印度，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大批警力抬上車後送往警局拘留，她在獲釋當晚說：「我們想要向在西藏的兄弟姊妹傳達一個訊息，那就是我們，這些流亡的藏人，沒有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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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至2009年是流亡藏人抵印度的高峰期，根據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統計，這20年間有4萬2622人在印度登記西藏難民身分。
流亡藏人散居在全印度多達45個「西藏村」，建立家庭、延續血脈，這些二代藏人多半自幼寄宿於西藏兒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在學校裡接受藏文、印度文和英語課程教育，一直到成年為止。
許多畢業於西藏兒童村位於達蘭薩拉（Dharamshala）總校的藏人青年，若在校成績表現優異，能以「外國學生保障名額」進入印度的大學就讀，不少跨越500公里到達印度首都的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Delhi）念書的人，就住在德里郊區的西藏青年旅社（Tibetan Youth Hostel）。
這些錄取印度頂尖大學的青年，展開第二次的寄宿旅程。
西藏青年旅社有餐廳、中庭、圖書館，讓遠赴首都追求學歷的流浪的藏人們有個像家的地方，能夠用母語和約150名住宿生同儕、舍監互動。
更深一層的意義是，18歲年輕藏人們透過旅社的學長姐，看見了比自己大幾歲的的藏人前輩，如何用著自己的身體、青春、精力，一次又一次的衝撞堅硬的體制。
這使得西藏青年旅社有個極其特殊的空間意涵，也常是一場場示威行動的出發點。例如這次王毅訪問印度時，住在這裡的藏人學生們就號召行動，前往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王毅與印方開會的海德拉巴宮（Hyderabad House）外，大聲地表達訴求。
不過，在他們出發前，當天警隊早已守在西藏青年旅社大門，監控著住宿生的出入長達12小時，即便一個個就讀德里大學的藏人主張想要前往學校，他們仍被禁止外出，行動自由仍然被牢牢地限制在旅社內。
事實上，當印度警方接獲藏人準備展開行動的情報時，第一步往往就是「軟禁」這些知識菁英，因為對當局而言，控制住旅社裡的青年，就是削弱整場抗議的最佳方式。
Z世代的流亡藏人，甚至包括他們的父母，多半從未踏上西藏的土地，但他們的身分認同卻在故事與文化中一代代傳承，這也是他們至今仍願意為社群發聲的主要原因。
藏族作家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就在散文「無處為家」（Nowhere to Call Home）寫道，他透過祖母講述的雪山與犛牛故事，找到身為藏人的自我認同。他在書中陳述：「就是這樣，即便生於印度、從未踏上真正的西藏，我們依然成了藏人。」
就讀德里大學英國文學研究所的丹增德薩（Tenzin Dhesal），被拘留在警局超過8小時後被釋放。她在當晚再次強調：「透過每一次的抗議，我們想要向西藏的兄弟姊妹傳達一個訊息，那就是我們，流亡的藏人，沒有沉睡。我們會持續奮鬥和抗議，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對Z世代藏人而言，身分認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從家族的故事、旅社的集體生活，到街頭一次次的抗爭中逐漸形塑。他們在書本裡追尋未來，在示威裡尋找力量，將流亡的處境化為責任與使命。即使從未踏上西藏，他們仍以行動告訴世界：流亡，並不等於失根；沉默，更不等於遺忘。
印度德里的西藏青年旅社（Tibetan Youth Hostel），為流亡藏人提供住宿與教育支持。中央社實習記者陳徹新德里攝 114年9月4日
抗議中國外長王毅訪問印度的行動發起成員之一、西藏青年大會（TYC）的丹增雅佩在預計出發抗議當天，遭軟禁於西藏青年旅社。丹增雅佩表示，西藏青旅是參與社會運動的起點；許多流亡藏人學生發起的示威行動，都從那裡出發。中央社實習記者陳徹新德里攝 114年9月4日
西藏青年旅社收發室門口，張貼達賴喇嘛著作「為無聲者發聲」專題座談會海報。對Z世代藏人而言，身分認同是從家族的故事、青年旅社的集體生活、街頭一次次的抗爭中逐漸形塑。中央社實習記者陳徹新德里攝 114年9月4日
西藏婦女協會（TWA）成員為獲釋返回德里小西藏的30位青年，披上象徵祝福與尊敬的白色哈達。中央社實習記者陳徹新德里攝 114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