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1月7日在國會明確表示，只要中國對台採取封鎖、阻斷美軍介入等行動，即可能構成日本《新安保法》所規定的「存立危機事態」；而此一發言首度將「台海安全即是日本生存利益」制度化，被視為日本戰後國家安全政策最具震撼的大轉折，也立即引發中國強烈反彈，於是中日關係迅速陷入高度對抗，牽動整個印太安全架構出現重組。
一、日本安全戰略大轉折：台海正式被列為「存立危機事態」
當高市早苗首相堅毅地將台海正式納入日本「存立危機事態」，日本戰後安全政策跨入全新階段，這不僅是政治表態，而是把台海視為「直接威脅日本生存」的戰略認定，使得日本在法律與軍事層面都必須具備介入能力。因為依據日本《新安保法》，一旦台海被判定為「存立危機」，日本即可行使集體自衛權，並在法律上支援美軍、提供基地後勤、共享情報，甚至在海空行動上與中國解放軍直接接觸。
此轉向也將推動日本加速強化沖繩與西南群島的飛彈攔截、海空監控與無人偵察能力，促使日本安全架構與美軍台海作戰計畫更加「戰略一體化」；同時，高市首相透過明確劃定國家安全紅線，也向美國釋出日本願意共同維持印太穩定的信號，提升美日同盟的互信與日本在區域議題上的話語權。所以，這項宣示使台海成為日本國家利益核心點，並將深刻影響未來的印太戰略格局。
二、中國啟動「三重反制」：外交封殺、經濟施壓、軍事威懾全面升級
此事件引爆中國罕見強度的多層次反制：外交上，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社群平台X威脅「斬首」，中國拒絕在G20與高市會面，並喊停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同時以「請日方自重」強硬放話，意圖在國際上削弱高市政府外交空間；經濟上，中國重啟旅遊限制、水產品檢驗與企業審查等措施，複製先前釣魚台爭端時的「經濟懲罰模式」，以市場壓力干預日本政策；軍事上，中國在東海與黃海實彈軍演，並頻繁派遣軍機軍艦逼近日本防空識別區，強化A2/AD展示，試圖傳遞「阻止美日援台」的戰略信號。
在民族主義高漲、內部更需強硬姿態的情況下，中國幾無退縮空間；而日本在高市民意高支持度下也不可能軟化立場，使中日對抗呈現「結構化與長期化」趨勢。意味著未來中日間海空摩擦將常態化，外交與經貿衝突也將伴隨升級，雙邊關係將進入新冷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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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日關係急凍化：台海爭端引爆新一輪長期對抗
中日關係迅速滑向比2012年釣魚台國有化更嚴峻的對抗局面，然而與當年不同的是，此次爭端牽涉台海議題，攸關中國主權與政權正當性，其敏感度遠高於釣魚台，加上適逢抗戰勝利80週年，中國更容易以民族主義動員強化「反日論述」，在雙方皆難退讓的情況下，中日關係正從過去的「政冷經熱」全面轉向「政冷經冷、軍事升溫」；此外，「黃海、東海、宮古海峽」已成為軍事摩擦新熱點，隨著中國解放軍機艦活動頻率升高，自衛隊警戒也同步強化，中日海空擦撞風險顯著增加；而在經濟層面上，日本企業加速推動供應鏈外移，降低對中國市場與製造環節的依賴，使雙邊經濟互補性迅速弱化。
在中日「政治互信崩解、經濟脫鉤加速、軍事緊張升高」的三重壓力下，兩國關係恐重演釣魚台危機更長期化的模式，並可能演變為更全面的「新冷戰對抗」。
四、美日同盟全面深化：台美日安全合作邁向實質整合
美國對事件當然持樂觀其成態度，因為美國長期希望日本在區域安全扮演更積極角色，而高市的政策大幅降低日本在法律與政治上的介入門檻，使日本得以在台海危機中更直接支援美軍行動；也因此美日同盟正式從「協防日本」邁向「共同維護印太安全」的新階段。未來，美軍在台海衝突情勢中將更依賴日本基地，包括後勤補給、彈藥儲存、偵察情報與海空行動支援，沖繩與西南群島的軍事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日本則可在集體自衛權框架下協助保護美軍艦機、支援海空通道安全，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參與聯合作戰。
在此基礎之上，台美日三邊安全合作逐漸具備「制度化」特徵，形成新型的區域威懾架構；而此三角威懾不僅提高中國對武力犯台的成本，也重新塑造印太戰略平衡，使台海成為美日共同守護的核心利益。
五、台灣戰略地位提升：台美日深化連結下的灰色威脅擴大
當前台日關係正式升格為「準安全夥伴」，也使台美日三邊合作具備更高的正當性與制度化空間。對台灣而言，這不僅意味著在國際舞台上的戰略地位提升，更代表台海穩定首次被日本納入自身生存利益，形同獲得一層新的安全保障。然而，台灣地位提升伴隨的卻是更高強度的壓力，中國勢必強化對台灣的灰色地帶施壓，包括軍機軍艦繞台、海警進逼、電磁干擾、網路攻擊與認知戰，意圖削弱台灣社會韌性、測試美日對台支持的底線。尤其在中日對抗升高後，中國更可能把台灣視為「遏制鏈核心」的突破口，使台海成為中國解放軍政治與軍事操作的首要戰場。
因此，台灣未來的關鍵是強化自我防衛、民防韌性與資訊安全，同時深化與美日合作，使「威懾」而非「衝突」成為台海穩定的主要關鍵。
六、印太陣營化全面加速：民主聯盟對抗中俄朝新軸心
高市早苗首相不僅改變日本安全定位，也加速印太區域的陣營化趨勢。美、日、台、澳、菲與印度在安全政策上日益靠攏，形成具備情報共享、後勤支援與聯合訓練能力的「民主安全鏈」，在台海與第一島鏈周邊展現更高的協作度；與此同時，中國則與俄羅斯、北韓深化軍事與能源合作，以「戰略夥伴」姿態共同抗衡美日主導的區域秩序。
在這種兩極化架構下，台海、東海與南海成為兩大陣營力量較量的前沿，各方軍艦、軍機活動頻率上升，擦撞風險大幅提升；而任何區域摩擦，無論是海警衝突、軍事演訓升級，甚至無人機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政治化，放大為陣營對抗的象徵性衝突。印太因此進入「高度敏感、低信任、容易升溫」的新安全狀態，區域穩定性明顯下降。
七、結語：高市早苗開啓印太安全體系重構的新章
高市早苗將台海納入日本「存立危機事態」，成為撼動印太安全秩序的決定性事件。此舉使日本首度將台海視為自身生存利益，推動美日同盟加速升級，也讓台美日三角威懾架構正式成形；同時，中國在外交、經濟、軍事三線全力反制，使中日關係急速惡化，從「政冷經熱」走向「政經同冷、軍事升溫」，重演釣魚台危機甚至更嚴峻的對抗格局。
台灣的戰略地位因此大幅提升，但也承受中國更強大的灰色地帶施壓；更關鍵的是，印太區域因高市的宣示而加速走向兩極化，形成民主陣營與中俄朝陣營的明顯對抗。整體而言，高市的政策開啓印太安全體系重構的新章，未來台海與東海將是全球需要高度警戒與管控的戰略焦點。
作者：陳文甲／日本台灣後援會名譽顧問、開南大學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