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將在7日發表《鄭南榕獄中日記》，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暨政大台史所教授薛化元剖析其中的歷史意義，他表示，強人威權統治期間，國民黨當局對於投入反對運動的社會菁英，特別是在運動擁有影響力的人物，往往採取監控的手段，甚至構陷入罪，或者透過不當的裁決使其入獄失去自由。鄭南榕就是屬於後者的狀況。
薛化元在撰寫《鄭南榕獄中日記》序文中指出，鄭南榕被指控違反選罷法，而未經判決確定，也沒有串供影響司法判決的情況下（因此他收押期間可以正常會見律師、朋友和家人），就被收押入獄，直到二百多天後，才得以釋放，重獲自由。
原本在社會上投入反對運動，經營反對言論（如辦黨外雜誌）的黨外人士，一旦失去自由入獄，他獄中的日常生活情形，如何和外界互動？能否在反對運動中維持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就此而言，官方的監控檔案開放之後，固然提供了瞭解前述問題的可能性，不過，要更清楚地掌握實際的狀況，當事人的紀錄也相當重要。
但囿於現實獄中生活限制，或是個人習慣的差異，留下個人獄中日記的當事人並不多。相對於部分的政治受難者，在案件發生期間或是獄中歲月沒能留下日記，若是能在事後透過口述歷史等紀錄來和官方檔案對照，作為研究的重要素材已屬不易；而 1986 年 6 月鄭南榕入獄失去自由後，很快就開始書寫日記，直到 1987 年 1 月出獄前，他所留下的獄中日記，是為數不多的一個珍貴紀錄。
他指出，當事人留下的日記，是歷史研究的一手史料，是當事人當時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的紀錄。透過當事人日記的記載，比對官方的檔案紀錄，在史料考證上有其不容忽視的價值。
薛化元說，如前所述，反對派的人物在獄中的生活狀態，以及與監獄管理人員、獄友的互動，是了解當時監獄實際情形的重要一環，而他在獄中如何與外面的親友保持聯繫，特別是他經營的反對事業要如何持續發展，都是重要的問題。
鄭南榕入獄時，他所經營的《自由時代》系列雜誌，是當時黨外雜誌中發行量較具影響力的，而他將整個雜誌的發展，從打字、編排、印刷、發行，作全面性的經營思考跟管控，來對抗國民黨的違法「查扣」或是「查禁」、「沒收」等騷擾行動，而能夠持續維持雜誌的運作。
在入獄期間，他如何可以繼續主導相關業務的展開，以及面對雜誌出版事業經營碰到的困境，人事的安排，經費的處理，都是值得重視的問題。而面對他的入獄，他的家人、親友與他的互動，也是值得關心的另一個面向。十分幸運地，鄭南榕或許沒有長期持續撰寫日記的習慣，但是在這次入獄期間，他則有詳細的日記記載。除一般關心的獄中日常生活，還包括他的閱讀，思考個人事業及黨外運動面對的問題及發展方向，以及對家人及伙伴的期待，在日記中也都有深入地記錄。而當時他的家人、親友對他獄中生活的關注，甚至透過關係安排朋友就近在監獄附近持續關照他的獄中生活所需──只是這些點滴，甚至鄭南榕本人都不甚清楚，而是透過日記解讀時，配合家人提供的訊息，才得以釐清。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入獄之前，鄭南榕才剛剛參與主導推動 1986 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要求解除戒嚴）。而他出獄之後，更投入了系列的重要抗爭行動，包括出獄不久展開的二二八
平反運動，以及之後的新國家運動。在獄中的他，是否構思過這些問題？在獄中的他，又是如何醞釀出往後進一步的抗爭行動？獄中日記便是重要的線索之一。另一方面，透過日記的記載（當然也包括官方的紀錄）可以讓我們認識國民黨當局在逮捕黨外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時，又採取哪些行動來與其互動。
薛化元說，鄭南榕在其日記裡提及的朋友、事業伙伴，乃至其他黨外人士，使用的暱稱或代號，如果不是親近的親友，也無法清楚辨識，或釐清日記提及事件的來龍去脈。而這本日記在出版之前，經過其遺孀葉菊蘭和鄭南榕家人、親友的協助，以及基金會日記解讀班的討論，補強了其中的不足。再經由國史館專業團隊的編輯、校註，使得這本書更具有參考價值。並且附錄還收入鄭南榕涉案、被捕及相關的判決文書，使得當年案件的前因後果可以進一步的釐清。整體而言，這本日記及相關史料的出版，是釐清解嚴之前強人威權體制逐漸鬆動之際，黨外運動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
賴清德出席「100%言論自由：鄭南榕和自由時代」特展開幕記者會。（資料照） 圖：總統府提供
二二八基金會等團體舉辦「掖歷史的根 發正義的芽：二二八事件78周年記念活動記者會」，透過各項紀念、展演活動提醒國人記取歷史教訓，追求和平與堅守轉型正義的信念。（圖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致詞） 圖：張良一/攝（資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