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光遠（儘量）回憶錄》連載第一篇，七零年代的台北文青必服的藝術電影，以及只有巷仔內知道的「台映放映室」，以及在台映喀嚓聲中做的文青夢。
有回，與一位文藝青年聊天，一個不折不扣的文青，深諳藝文大小事，年紀也輕。聊著聊著，聊到電影，問他，「對費里尼可熟悉？」，他說「不熟！」但是立刻補上一句，回家會立刻上網做功課。
電影要站著看─國歌片頭
是的，上網，光是這個動作，現在的文青，就要比我們那個年代的文青幸運太多了，似乎一切問題，上網即可解決。以前憧憬當文青，除了興趣、天分、努力，其實機緣也挺重要，可是當年的環境，資源受限，以致於太多時候，任何一個立志當文青之人，都不是那麼容易圓其文青夢。
上世紀七零年代，是我的文青養成年代，然而，光是看電影這檔事，其困難的程度，就絕非現在的文青所能體會，當然，我講的電影，指的是「藝術電影」。
至於商業片，那個年代，你想看三廳、武俠或軍教片，隨時走進一間戲院，看完國歌片頭（這一段要站著看），就著零嘴，我保證你看到飽。
文青電影的成色：催睡、傷腦、話題足
可是，如果想看的是藝術電影，那你就得耳聰目明，知道哪部片子的文青成色夠（意思是：夠催睡、夠傷腦、話題足），除此之外，更得搶在下片之前就將其解決，因為，文青追看的電影，通常也是下片最快的一種。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當年要擠進文青行列，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得搭上各校「電影社」之類社團的列車，接受最新藝術電影的洗禮，結識來自各校的影癡，那是一種七零年代的「上網」。
一旦你被系統接納了，立刻，文青的日子宛如任督二脈打通：你將會被通知，何時可以去哪裏看法國新浪潮或義大利新寫實；你也會被轉告，在哪裡有新進口的日本電影將做地下放映，這是不容易的，因為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日本電影已成禁片；你更會被邀請，何時有電影討論、演講，老天鵝，這種機會根本就是文青大補丸，服下，整年受用。
神秘「台映試片室」
「台映試片室」，就是當時一個奇妙的產出，一個會讓今日文青嘖嘖稱奇的場域，因為那種「上網」，你可以感受體熱，你可以激動辯論，你竟然也可以索取到電話號碼。
當然，你更可以在按下記憶鍵之後，像我現在一樣，瞬間重新回當年的觀影時空。在放映室，保證隨時會有事件發生，這跟你坐在電腦或電視前面看 Netflix，是截然不同的觀影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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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可能好奇，「台映」，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單位。
是的，稱之為單位，好似它是一個秘密組織什麼的，不過，在當時，這個放映室，還真的挺神秘，因為它既不是電影院，也不是社團，可是，你就是可以在這裡，與同好齊聚一堂，看一部彼此都心馳神往的電影。
一般所謂試片室，打從我知道這種地方的存在開始，其功能、運作、形式，就八九不離十，都是一個樣：大約都座落在市中心某棟樓裡，容量則約莫四、五十個座位，或更少，銀幕雖小，但階梯式的座位安排，總也讓各個觀眾都看得舒服。
也許你會問，幹嘛去這種地方看電影，電影院不總是正常存在？再不濟事，也有二輪戲院啊！
頭皮到頭腦 那個國家什麼都要介入的年代
的確，七零年代，當然有一堆運作正常的電影院，也有一堆如今已愈發稀少的二輪電影院，可是，不要忘了，七零年代，警總還在，行政院新聞局還在，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神聖使命還在，每天在路上追著長髮男子立志要讓他們儀容端正的警察也還在。
我提這些，就是想告訴現在的年輕人，當年，看電影的選擇其實挺有限，不像今天想看什麼就看什麼。想想，連頭皮上面的頭髮長短，國家都要介入，那個年代，頭皮下面的腦波運作自由，如果國家機器不插一腳，豈不有虧職守？
這，就是台映試片室以及類似場域在那個年代崛起的背後脈絡。至於其運作的方式，也很簡單，試片室，其正常功能，以前、現在都一樣，就是放映還沒有在院線上演的電影給影評人或片商之類的觀眾看，所以幾乎都是一次性的放映。除了片商，去試片室觀影的人並不多，主要都是各媒體的電影線記者或者專業影評人。
後來，隨著各大專院校電影社團的成立，這些試片室，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竟然成為學校電影社團之外，另一股「校園在野觀影勢力」，也就是說，如果你對校園裡救國團式看電影活動沒有興趣（其實是不屑啦），去試片室看電影，就是另外一種選擇。
至於是哪些天才文青創出這種觀影模式，已不可考，不過，對影癡文青而言， 試片室文化的出現，絕對是八零年代台灣新電影人才輩出的一個濫觴，因為太多後來跟台灣電影有關的電影人，那個時候都是試片室的常客。
放映室運作：認識老闆、糾眾、決定看什麼、賣票
這裡，就先來解釋一下放映室的運作模式。
其流程約略如下：
一。先跟放映室老闆認識，我最先認識的，就是台映的老闆，林先生。認識林先生，意味著在台北這個放映室觀影系統裡，我已被列入「關係人名單」，此時，要認識其他放映室老闆，就容易多了；這道理，跟匪諜系統差不多，認識了匪諜甲，之後要認識匪諜乙或者丙、丁，就不難了。
二。詢問老闆現下他手裡有哪些片子能夠拿出來放，以便糾眾。這又要說明一下，當年，放映室不會大辣辣地放映正在院線上演、或者即將做商業映演的電影，放映室放的，多是一些可以從片商那裡調借的舊片拷貝（主要為藝術電影），而這些由舊片組成的片單，則是由不同的觀影社團，與放映室經由長時間互動之後而逐漸成型的。
三。一旦決定了放映的片子與時間，就要開始動員了，否則，九百元一場的場租、放映費，如有虧空，就得自己補貼。我大學打過很多種工，不過在放映室辦電影欣賞，則是最有趣的一個，不但看了想看的電影，還有錢賺，五十塊錢一張票，只要找到十八位觀眾，就至少不賠錢。
認識鄭在東 放自己想看的影片
七零年代中，大三的時候，我開始在台映辦起電影欣賞，與其說為何突然文青上身，不如說，我對賺零用錢更有興趣。
會辦電影欣賞，另一個原因是，我認識了鄭在東。
在東是我學弟葉光麟的舅舅，有一天，光麟與我在文友樓走廊聊天，他突然提了個主意，說，我應該要去認識他的舅舅鄭在東，至於理由，我現在哪裏記得起來？
總之，台映已有的放電影團隊，就因此又多了一個輔大／世新的奇怪搭檔，我所謂奇怪，因為其他幾個組合，多是同一學校或系所的同學，如淡江建築系的林洲民、吳永毅、李瑋珉，如台大視聽社的幾位同學。在東跟我的冒出，著實有點不搭，另外，還有一個不搭就是，我們的選片，比較不那麼藝術取向，我跟在東放電影，多放一些自己想看的片子。
其實，那時台映最受歡迎的，主要還是藝術電影，柏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狄西嘉等導演的片子是為基本款，台北文青那麼多，就算每個週末透過不 同的觀影團隊放個幾部，文青還是喊餓。不過，我與在東對藝術電影就是不那麼買帳，我們比較喜歡看我們覺得「好看」的電影。
例如我對喜劇就很偏愛，所以我寧願選 Mel Brooks、Woody Allen，也勝過選柏格曼。另外，我更常洽談租一些日本電影來放（前面提過，當年日片為禁片），因為放日片，可以找日語系的同學看電影練日文，也可以問同學，家裡可有曾受日本教育的長輩，想看日片懷舊。用這些概念攬客，對我這種腦筋動得快的人而言，一塊蛋糕。
台映喀嚓聲中的白目文青夢
幾個月前，跟鄭在東約了在東區喝酒，在東從上世紀九零年代，就一直定居上海，這些年，台灣、中國兩頭跑，是個成功的藝術家。聊著聊著，他突然很感慨，「敬 1986 年一杯，那個美好的年代。」我們大口把酒灌下。
在東講的那一年，我拿到美國綠卡，也幸運地幫在東於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東村）一畫廊，辦了他在國外的第一個展覽。可是前面提到的那晚，當威士忌下肚，我腦子裡翻轉的，卻是七零年代我們在台映辦電影欣賞的畫面，兩個對藝術懵懵懂懂的外省背景台灣年輕人，多年之後，分別從不同的文化關懷，逐漸完成了各自的文青夢。
台映對我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認識了鄭在東這位一輩子的朋友，其實後來許多出現在我人生裡的人物，他們在七零年代的某些日子裡，竟然也都曾經跟我於台映有過交集，各自受到台映觀影文化的影響、且回想起來感慨萬千。
凝視著多部台灣不易看到的外國藝術或社會批判電影，我們擠在小小的放映室，有時甚至聽得到背後放映室，電影放映機上賽璐璐片在片槽裡轉空、換另一部放映機接續投放時的咔嚓聲音；有時，冷氣不夠冷，也沒有人在意，大家就那麼專心地、飢渴地，各自吸收著設定要追求的養分，當然，我跟在東，大多數時候，也追求到我們設定的打工利潤。
好友與妻子都在台映認識
那種緣分是挺奇妙的，比方說，我在台映認識了我後來經過許多曲折而結婚的妻子，雖然最終，這婚姻還是一個文青之間無法終老的愛情故事，但是我收穫了一個跟我一樣、某種程度上可謂有點秀斗的女兒，我把這幸福，歸功於台映。
又如，我後來的幾位工作伙伴、以及幾位一輩子的朋友，如林洲民、李安、舒國治、韓良露、李幼新（即永遠有著一頭長髮的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劉森堯等，不論他們最後是不是走電影這一行，因為都曾經是台映的常客，甚至活動的主辦者，我們竟然就因著這看電影的緣分，各自在往後的日子裡，善用曾經在那個小小空間裡吸收到的養分，我們甚至因此合作，不論是電影，還是其他文化案子，大家都沒有枉費曾有的文青熱情。
因為台映，當初在放映室裡我們各自許下的卑微志願，多年之後，我們分頭在台灣不同的文化工程上，各自發揮自己的所學，且得以實踐那些卑微的志願。
你看費里尼？你也在現場？
進入二十一世紀，文青與觀影之間的鴻溝，早就沒有那麼多曲折可以敘述，文青當然依舊永遠忙碌，可是邁往文青之路，感謝科青（科技青年）的努力，也早已不再曲折，台映這種場所，早就成天方夜譚了。如今談台映的人，頭髮大多蒼白，視力早已老花，可是不要小看這些人，丟出台映話題，大家眼睛一亮，立即神彩飛揚。
幾年前，與新新聞、中國時報老長官王健壯聊天，談到台映，上面提到的精神狀態立刻出現，兩人不僅立刻進入時光隧道，且各自任意變換車道好不愜意（駕駛切勿學習）。
最好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在那裡看過費里尼的《羅馬風情畫》？」
「看過啊，除了台映，還有哪裏可以看到《羅馬風情畫》？」
「我也是在那裡看的，我記得，看到一半的時候，林先生突然把片子切斷，然後從放映室出來跟大家道歉，因為他把其中一盤膠捲搞錯了，次序顛倒，所以那一段要重放。」
「什麼，你也看了那一場？」
「怎麼了，難道那一場你也在？」
「對啊，我印象很深。」
「我也是，幾十個人面面相覷，因為沒有人知道電影放錯次序了。」
「還好是費里尼的電影，所以放顛倒了也沒有人在乎。」
「不是不在乎，是看不懂。」
「也是。」
「原來你也在現場。」
「這事我哪天一定要講出來。」
「七零年代台灣文青，看費里尼，厲害啊！」
好了，關於台映的回憶，我盡量了，就此打住。
關於【馮光遠（儘量）回憶錄】
「馮哥（我們都這麼叫馮光遠），你有講不完的故事，寫個回憶錄吧？！」
他半開玩笑又不失真實地說道：「寫回憶錄的人，多少有些自戀耶」
看來他拒絕。
「回憶應該是紀實，寫得開心，不小心就虛構起來了。」他繼續說道。
「沒關係，寫多少是多少，太…真實，大家壓力也大。」我們小心地應著。
「好，那我就儘量囉！」馮哥啜飲著泥煤威士忌，邊回答。
《馮光遠（儘量）回憶錄》企劃於焉形成。
這是兩年前的事。
不過，認識馮哥都知道，他已經很「儘量」了。
作者：馮光遠，曾任記者、作家、編劇、攝影、劇場工作者及政治人物，《中國時報》主筆、副總編輯。馮也是《給我報報》、憲政公民團創辦人，也曾受聘金石堂書店擔任行銷創意總監，主持電視評論節目及發表幽默與政治諷刺文章。作品《囍宴》獲金馬獎最佳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