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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中國發展戰略的轉換—從「先富論」到「共同富裕論」-看中國經濟的發展

新頭殼newtalk 文/張正修
1970-01-01T00:00:00Z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一、從遠東集團被中國罰款談起

遠東集團旗下子公司在中國遭重罰約3.85億元,中國國台辦還對此表態,絕不允許支持「台獨」的人在中國賺錢,其實這就跟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主角胡太明的遭遇有類似之處。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胡太明,在臺灣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欺壓,被認為與日本人是不同的人。到日本留學時,遇到中國大陸學生,在透露自己是台灣人後,又不被中國學生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去到中國又被認為是日本間諜。最終回到臺灣後,胡太明目睹家鄉的沉淪,終於崩潰發瘋。

其實,在台灣沒有人會認為徐旭東是台獨,但在中國人眼中,徐旭東不可能是中國人,只因他給蘇貞昌捐款就被處罰,這跟日治時代台灣人被中國人看做是日本間諜是一樣的。這件事或許是讓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思考自己認同的最好機會了,只要認同台灣,台灣人沒有人會排斥你自身的文化,否則像二戰後的台灣,台灣人興高采烈地迎接祖國卻被屠殺一樣的現象,就會發生在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人的身上。
國內媒體對於習近平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導非常多,可是較整體而以宏觀(macro)觀點來看的不多,這其實反映了台灣社會分析、整理能力的不足,這是我們的隱憂。因此我想藉著這篇文章,把我以前在東京大學留學的香港朋友所寫出來的文章以摘要出重點的方式加以寫出,供國內能更有深度地去了解中國。

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旭東(資料照) 圖 : 翻攝自網路
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旭東(資料照) 圖 : 翻攝自網路

二、 新的三座大山與共同富裕論

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過40多年,整體來說,中國人民的生活是有被改善了,但是所得分配卻是越來越不平等,而這想現象有可能會危急到社會的安定,進而危急經濟持續性的發展。 為了透過貧富差距的改正,達成安定而且持續的成長,中國共產黨在2012年11月的全國代表大會所誕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以「共同富裕」為發展目標。

中國的開放雖然帶來了經濟成長,但是在地區之間、都市與農村之間、各所得階層之間的差距依然非常大,而這是因為市場化改革過度的結果呢?還是市場化的改革不充分的結果呢?對此就有不同意見。習近平政權是立足於前者的認識之上,因此他要重新審視到目前為止所實施的市場化路線,而採取《由政府加強統制、監督的政策》。

特別,近年在「市場化」之名之下被推動的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宅制度改革的結果,國民在教育、醫療、住宅這三個領域的負擔就變得很重。過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被稱為「三座大山」,現在,教育、醫療、住宅則被稱為「新的三座大山」。

一般認為:解決上面這些問題不只是可以改善國民的生活,而且讓人們能夠期待透過育兒負擔的減輕來幫助生育率的上昇。中國政府認識到:透過管制等等來強化對於市場的介入是有必要的。2020年12月16日所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就以「強化壟斷的禁止與防止資本的無秩序的擴長」為2021年的八個重點課題之一。而且,為了實現「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所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就顯示出如下的方針:「對高所得者強化管制.調整,同時守住符合法規的所得,合理地調整過度的所得,促使高所得階層與企業增加其對社會的還元」。這個方針所強調的是在市場主導的「一次分配」與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之外,要採行以道德加以誘導的方式來進行「三次分配」(民間的捐贈、公益事業)。結果,以阿里巴巴為首的巨大民間企業就以呼應政府之呼籲的形式一個接一個發布:要提出巨額的資金充作公益使用。

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 圖:翻攝自中國政府網
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 圖:翻攝自中國政府網

三、「國進民退」所象徵出來的市場改革走上後退

在很長的時間,中國的民營企業因為「所有制」的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而在市場競爭上立於不利的地位。具體來說,在經濟的一部分的領域,是由「國有企業」獨占,對於民營企業來說,進入該領域的障礙極其高。而且,國營企業會受到政府的赤字填補等的財政支援.金融支援,但民營企業則無法接受到這種恩惠。更且,國有企業可以以極其便宜的價格取得土地與資金等的生產要素,但民營企業則必須負擔更高的成本。而且,在現行的法制度上面,對於民營企業之財產權的保護,比起對國有企業之財產權的保護要弱。在法律與法律的運用上,對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處理並不平等。

近年來,因為市場改革的停滯,民營企業的經營就很顯著的陷入不振的狀況。國有企業或是國營投資公司對於《陷入經營困難的民營企業》以出資的形式加以救濟的案件就連續不斷。「國進民退」的趨勢變得非常明顯。

換句話說,政府透過管制的強化,想要強化對民營企業的控制。不只如此,中國共產黨也在社會與國家安全保障的層面上,要求民營企業更進一步的做出貢獻。

四、安全保障的強化

中國因為受到武漢肺炎病毒感染之影響,2020年的實質GDP的成長率在1979年之後陷入2.3%,是1979年以來最低。以此為一個轉機,中國政府開始重視中國所面臨的各種風險與危機,並要以「安全」為發展的前提條件。

在第14次五年計畫的「綱要」(2021年3月)當中,「安全保障」被定位為優先課題。「安全」這個字被使用了177次,除了向來的「革新」、「協調」、「綠色」、「開放」、「共有」之外,「安全」二字就成為擬定此次五年計畫的第六個理念。
此處所講的「安全保障」是超越國防,而以經濟.金融、對外關係、糧食(質與量都包括在內)、能源.資源、電腦空間、公共衛生.醫療、自然災害、原子能的利用等等⋯⋯的廣範圍為其對象。

在美中衝突激化當中,中國政府判斷:在金融與數位經濟具有強大力量的民營企業,要被當做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一環,而強化對其統制是不可欠缺的。

美國總統拜登(左) 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右)。圖:美聯社/達志影像(資料照片)
美國總統拜登(左) 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右)。圖:美聯社/達志影像(資料照片)
 
五、民間企業發展的枷鎖

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的平台企業(platform business,是指在複數的利用者與製造業者之間,使他們的價值交換可以很順利進行的企業)幾乎全部是民營企業。螞蟻金服與滴滴也不例外。對這些企業強化管制,就會變成是對民間企業發展的限制,而這就會加速「國進民退」。

如同許多海外媒體所指出的,對於包含FinTech(這是將金融【Finance】 與技術【Tchnology】加以組合的字,是結合金融與資訊技術的企業)企業在內的平台企業強化管制的目的,表面上的理由雖然是:維持金融的安定與維持市場秩序,其實是政府想要保障國有企業,強化對民營企業的支配力量。從實際上來看,對於壟斷行為的取締,很明顯地,並不及於最大的「超過利潤」之追求者=大型國有銀行,因為FinTech企業折斷了翅膀而受到最大恩惠的正是大型的國有銀行。

中國經濟實質GDP的成長率在到2010年之前的30年當中,年成長率是10.1%,但是到了2020年的10年當中,年成長率則降到6.8%。除了因爲老齡化等造成勞動力減少與儲蓄率下降(進而造成投資鈍化)等的原因之外,「國進民退」所象徵的市場改革的後退造成生產性的成長的鈍化,也是原因之一。只要不改變這個流向,中國將失去經濟活力,而「共同富裕」將越來越困難實現。

六、 結論

我以前在台灣時報寫過不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講到:自由市場經濟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早晚會與中國的一黨專政發生衝突,習近平的出現與作為似乎證實了這一點。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中國會怎麼發展。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專論》中國發展戰略的轉換—從「先富論」到「共同富裕論」-看中國經濟的發展-

遠東集團旗下子公司在中國遭重罰約3.85億元,中國國台辦還對此表態,絕不允許支持「台獨」的人在中國賺錢,其實這就跟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主角胡太明的遭遇有類似之處。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胡太明,在臺灣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欺壓,被認為與日本人是不同的人。到日本留學時,遇到中國大陸學生,在透露自己是台灣人後,又不被中國學生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去到中國又被認為是日本間諜。最終回到臺灣後,胡太明目睹家鄉的沉淪,終於崩潰發瘋。 其實,在台灣沒有人會認為徐旭東是台獨,但在中國人眼中,徐旭東不可能是中國人,只因他給蘇貞昌捐款就被處罰,這跟日治時代台灣人被中國人看做是日本間諜是一樣的。這件事或許是讓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思考自己認同的最好機會了,只要認同台灣,台灣人沒有人會排斥你自身的文化,否則像二戰後的台灣,台灣人興高采烈地迎接祖國卻被屠殺一樣的現象,就會發生在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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