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牢不可破的舊中國史觀與各說各話的台灣史觀與中國史觀

為了台灣的發展，我在日本留學時，就不斷買中國史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書來看，不只是日本的書，台灣的中國知識份子，例如余英時、許倬雲、張玉法…等等的書，我都會看。可是我看了日本的書與國內這些在台中國第一代與第二代的書，都會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沒有辦法脫離一元化的中國史觀。看日本的書，他們比較客觀，但是他們的研究方向卻是順著中國人的角度去寫，例如講到台灣問題時，他們馬上會從統一的角度去談，好像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就是「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觀點。日本人看到兩邊的中國學者之後，就是一直從這個方向去寫，所以他們的角度也就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們所使用的史料比較多元化，所以常常可以看到許多外面看不見的史料。至於台灣具有中國意識的第一代乃至第二代外省人，對他們來說，中國史就是他們的的歷史，台灣只是過路之地，儘管台灣有獨立的聲音，他們也不是用原本呈現於選舉、運動或雜誌上的各種史料去講台獨，而是把台獨當做是一個偶發的不幸事件，認為在中國的教育之下，這早完會被解決的。所以台灣的知識份子有一種很強烈的傾向，那就中國的知識份子與台灣的知識分子是各說各話，由中國知識份子所掌控的中研院乃至大學的學術界幾乎全部是以綿綿不斷的中國史觀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與台灣史。 

二、台灣早就與中國不同了

只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台灣出現了許多在中國近代史上所看不到的現象。首先，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將介石與其所代表的國民黨是他們爭奪天下的最大敵人，而對於國民黨來說，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是他們不共戴天之仇。中國由於地理上的關係，始終以自己為中心發展出自己的文化，因此，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成為中國史的循環史觀。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當然就變成是中國戰亂的持續與必須合一的歷史問題。

但是，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其實已經告訴我們，這個史觀已經快要變成歷了。國民黨逃脫母國帶領了120萬的軍民來台，老輩的中國老知識份子已經很難有新的歷史觀了，因為台灣與中國歷史發展是不同的模式，而這使得歷史觀正在改變。如果用作者的話來說，台灣接下來的發展可能就是使中國文明脫離「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封閉式發展了。

舉例來說，在台灣講國共內戰史的幾乎都是老一代在說而已，這對於已經可以民選的政府來說，一定要以民意基礎去跟共產黨談判，根本不可能。只有共產黨還是單獨用著自己報仇的角度要來台灣統一。可是他們共產黨要報仇的人早已死光，中國除了透過國際政治要影響台灣與透過利益創造第五縱隊，把國民黨、新黨、民眾黨變成尾巴黨外，已經沒什麼新步可走。也就是說，共產黨不是要抓住台灣人的民心，而是要用金錢收買少數人。而更大不同的是，台灣的每一個人在法律上都可以選總統、選縣市長、選國會代表或地方代表，絕對沒有一黨專政的體制，是典型的議會民主制。但是中國有民主？各位是否知道毛澤東提倡過「新民主主義」、「大民主」，鄧小平提倡過「改革的民主主義」，但任何一個主義都沒有人民，新民主主義是利用各黨派組成政治協商會議，大民主是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幹掉右派學者，而鄧小平的改革的民主主義之第一槍就是鎮壓64天安門事件的學生。

又從法制的觀點來看，孔子很鄙視政治，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以法律與刑罰來統治人民，那麽人民就會到處找法律的露洞，但是如果用德與禮來統治人民的話，那麼人民就會知恥，不會做壞事。他的德治、禮治就變成了統治者自己實施「人治」，而對不聽話的百姓就用韓非的「法治」伺候，而這正是今日的中國政治。但是台灣早已接受西方的羅馬法成為我們的民法，也使用了啟蒙主義的刑法，並透過國會制定的行政法規來規定社會的秩序。我們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可以接受西洋式的大學教育。在政治學上，亞里斯多德比孔子重要太多，上他的課也比上論語還多。人民要換掉政府很簡單，只要透過選票就可以換掉政府，不像中國要政變或者革命才能換掉政府。你可以天天罵政府，但政府不會抓你。

所以台灣沒有什麼分久必合或合久必分的歷史，因此台灣人不會有英雄相拼，爭天下，造成兵戈不斷，人民流離失所的現象，更不會有大平盛世之下，土豪劣紳勾結縣官欺壓百性，到處搶親的時代，康熙雍正的太平盛世，有些人民三餐不繼的現象，這在台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這個社會的學生，如果你跟他講盧溝橋事件，對他來說，那好像是ㄧ個跟自己不怎麼有關的故事，但講到BNT 大家都知道是中國在擋。臺灣房子看來比較老舊，可是人民都有所有權，而且政府會被民意逼得去做都市更新，但中國到處是山寨西洋建築，也不根據市場原理就產生出許多爛尾樓，臺灣人講話有禮貌，讓人覺得臺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可是中國的羽球選手到處「我操！我操！」。請問這兩個社會怎麼會是同一個歷史流出來的呢？明明臺灣社會的產生是從臺灣史而來的，在1895年之後，它就跟中國沒有太大關係的在自我發展，而且越來越懂得尊重少數，走上與中國一百八十度相反的多元文化主義，只不過臺灣曾跑來120萬的中國人，他們就乞丐趕廟公，把臺灣變成是中國史的模範。大航海以後的世界史已經開始是各種文明的交會與彼此對話與融合的大開始了，臺灣是這種世界化的典型要地，但中國卻越走越狹窄，走回傳統的中國文明的一元主義。歷史變了，史觀也改了，但是我在臺灣卻看到了最膽小的民進黨，在反對國民黨時，向前衝刺不怕死，但碰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時，嘴巴惦赤赤，毫無反擊能力，不敢大肆用自己創造出來的新台灣史觀來大肆讚揚台灣的歷史事件。在我的眼光上，台灣的近代化還差一大截。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要讓我瞧得起，還需一段長路。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