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今年)7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對外宣佈已簽署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在7月初所通過的《香港自治法案》，這是繼去年11月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後，美國政府再次擴大對中國削弱香港自治權的制裁措施。就立法的宗旨與內容來看，從「束之道德」進入「實質懲治」的階段，一方面表示美國國會賦予總統有更多權限來反制北京對香港民主自由人權的侵害，另一方面這體現中美關係已進入全面對抗的局面。
美國懲治手段再升級 將加強對中港的制裁力道
《香港自治法案》又被稱為強化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可以對削弱香港自治權的中國官員採取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資產、拒絕入境、禁止金融借貸、禁止銀行及外匯交易、限制商品或技術出口等一系列手段；換言之，美國政府部門可以採取金融制裁方式，阻斷中美之間的資本流動及金融活動，將影響中國實體經濟在美國市場的運作，以及加劇美中正在延燒的經貿衝突，商品與技術出口的限令更會讓進行中的談判寸步難行。
無獨有偶，川普總統更宣告他已經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終止對香港的優惠貿易待遇」，縱然在今年5月時，他已預告將會「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優惠地位」，如今付諸實現顯然《港版國安法》上架後，美國認定香港特殊地位已有改變，過去給與特殊對待的理由因而喪失，政治上中國違背《中英聯合聲明》，「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已蕩然無存，經濟上因司法政治化讓市場曝險(Risk Exposure)增加，無論是貿易、投資、簽證及獨立關稅等待遇難以為繼。
《香港自治法案》正式生效的意義，除了有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同時也反應當前國際情勢的變化，甚至表示美中對峙關係已難力挽狂瀾。2016年開始，「Obama-Trump voters」的投票行為受到關注，其凸顯著美國國內出現「尋求積極平等政策」及「改善經濟就業困境」之間的擺盪，這也反應共和、民主兩黨在某些立場相互擁抱，早在20年前對自由貿易的共識便是一例，同時也揉合「傳統建制派」與「建制以外的改革者」之間的部分差異。
抗中意識已深根美國內部強硬態度不因政黨輪替而改變
持平而言，處於選舉年的美國國內政治，縱然政黨競爭是民主的常態，兩黨之間的相互抨擊與政治攻防也會逐漸白熱化，某些原則性或深根在美國社會的民意現象，恐怕不是川普或拜登(Joe Biden)可以模糊帶過或改變左右；其實，從中美經貿衝突開打後，便可看出美國朝野對「中國議題」的一致性，就算是從武漢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肆虐再到種族衝突反應了美國民眾對川普施政的不滿，但美國內部的「仇中意識」也難因此有所轉圜，這無關政黨輪替與否。
換言之，如果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變天，因而認為民主黨的拜登會調整對中政策，這恐怕是過度樂觀的想像！畢竟「中國人偷了我們的工作」已是美國經濟困頓的主要因素，「中國威脅」不但是政治菁英、外交官僚體系的深層思維難以撼動，美國商界更是對中國政府涉入市場運作的危害大感不滿，更遑論美商對中國經濟低迷與「國進民退」實踐的危機意識；此外，美國的疫情持續蔓延未止，雖然川普的支持度因而下滑，但源頭的責任直指中國不變。
當加拿大、澳洲、芬蘭等國已先後中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以及歐盟加快協調成員國對中國祭出反制措施，部分國家也祭出旅行建議與警告，這包括了台灣對民眾前往中港澳地區的風險警示，顯然國際社會對於香港的司法體系與自由社會的信任已到了臨界點，美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角色不可能坐視不管。總之，中國摧毀了全球對香港自治體的信賴，同時也讓國際社會築起對中國的防火牆，美國勢必會重新評估美港之間的關係，包括取消引渡協議的考量，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將會持續強硬抗中，以表國際主導的地位與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