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出現兩起令人憂心的事件——台中有悍婦當庭毆打律師和小草在網路公開威脅檢察官「命債命還」，這些極端舉動不僅衝擊法律秩序，更暴露出社會一股不容忽視的趨勢：對司法體系的極端不信任，正演變為公開挑釁與情緒報復。
不可否認，司法改革仍有路要走，民眾對制度的質疑也有其背景，但當「仇視司法」變成政治工具，問題的根源就不單純了；這幾年，以黃國昌為代表的政治人物，頻繁以情緒化語言攻擊司法體系，將執政黨未審之案公開定罪，將藍白案件不合乎他預期的判決解讀為「護航」，不斷質疑檢察官的中立性、法官的良知，卻少有對法律程序和證據的尊重。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憤怒」被合理化，「司法無用」被廣為接受，於是便有了像小草這樣的言論：指控檢察官害柯文哲坐牢，扭曲彭振聲妻死悲劇為要求檢察官「命債命還」，這種以情緒代替法律、以威脅代替訴訟的言語暴力，絕非言論自由的範疇，而是對法治的踐踏。悍婦打律師也是對整個法庭秩序的公然挑戰，若一方不滿判決即可訴諸暴力，法庭又如何保障任何一方的權利？法律若淪為拳頭與網路聲浪之下的擺設，最終受害的將不是制度，而是所有需要司法庇護的公民，民主社會的自由，建立在法治之上，雖是老生常談，但制度可以批評，不容摧毀，司法非是完美無瑕，但司法若無從被信任，社會將進入人人自危的「私刑正義」年代。
黃國昌們可責的是，他們不僅放大制度的缺陷，還不斷否定制度本身，長期以來，他們以「為民請命」之名，行「削弱信任」之實，讓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改革議題，變成情緒化的政治鬥爭，其實黃國昌們的質疑不是監督而是破壞、不是改革而是煽動，守護司法的獨立與尊嚴，不是為了特權者，而是為了每一個將來需要法律保護的你我，台灣不能也不該在民粹與情緒中失去對正義的期待，社會需要的不是「法庭直播」，而是黃國昌們的自制守住制度、尊重程序，才是真正的進步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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