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鄭紹良先生16日在遊維也納旅途中不幸病故，前立委陳婉真今 (19) 日表示，他是早年美國台灣獨立運動中公認的台灣革命的聖人，是我們很多人心目中的好好先生；一生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犧牲奉獻出錢出力，聽到噩耗令人震驚與不捨。
陳婉真今天在臉書發文悼念，她提到，早年在海外的台灣人常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是全世界學歷最高的革命團體；也有人說它是最溫和的革命團體，如果不是在一九七○年蔣經國訪問美國時曾經發生的「四二四刺蔣事件」，要把台獨聯盟和暴力扯在一起似乎有點勉強。
以下為陳婉真臉書全文：
朋友剛剛傳來訊息：我們的好友鄭紹良先生，在遊維也納旅途中不幸病故，他是早年美國台灣獨立運動中公認的台灣革命的聖人，是我們很多人心目中的好好先生，一生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犧牲奉獻出錢出力，聽到噩耗令人震驚與不捨。謹以此文敬悼鄭紹良先生。
早年在海外的台灣人常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是全世界學歷最高的革命團體；也有人說它是最溫和的革命團體，如果不是在一九七○年蔣經國訪問美國時曾經發生的「四二四刺蔣事件」，要把台獨聯盟和暴力扯在一起似乎有點勉強。
刺蔣事件引起很多海外留學生的反省與覺醒，也導致台獨聯盟分裂，許多盟員退盟，鄭紹良就是在聯盟面臨成立以來最大危機後不久，臨危授命，擔任主席。在此之前，他長期以「王光穗」的化名，在西雅圖積極吸收盟員。
鄭紹良曾說，他只喜歡讀書，對擔任聯盟主席一事並無意願，碰巧那一年元月，彭明敏教授成功逃出台灣，對海外台灣人造成很大的鼓舞，許多人把希望寄託在彭教授的領導，而彭教授也鼓勵鄭紹良參選主席，他因而決定出任主席，並由洪哲勝及陳希寬擔任副主席，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單身赴任。
刺蔣的第二年，蔣介石的代表被「立即逐出」聯合國，台灣成為國際孤兒。面對故鄉的處境，擔任聯盟主席的鄭紹良，在一九七一年聯合國開會當天，發動全世界二十多處，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巴西等地的台灣人，同時在各特定地點把自己鎖住的「鎖鏈示威」活動，以此象徵台灣人的處境，也向全世界表達台灣人希望建立自己國家的願望。這個活動引起紐約時報圖文並茂的報導，鄭紹良也以筆名在該報上刊載《台灣人的心聲》，傳達台灣人示威的訴求。
畢業於台大土木系的鄭紹良，曾經任職台灣電力公司計畫科，並自願到谷關參加水壩的興建，隨後考取自費留學，他的日文造詣很深，很想到日本留學，因為沒有獎學金，只好轉往美國，於一九六○年赴美，並取得機械工程博士，曾分別任職於美國波音、洛克爾，及麥道等航太公司，從事破壞力學、太空梭、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領域；也曾到日本任職，擔任過東京大學先端科技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
曾經是黑名單的他，於一九九二年黑名單解禁後，政府同意彭明敏教授回台時，他陪同彭教授一起回來；也曾投身故鄉澎湖的立法委員選舉。陳水扁擔任總統時，鄭紹良以他的科技專業，獲聘為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其後為了打破外交困局，台灣首設無任所大使制度，他自二○○四年起至二○○八年，擔任科技領域的無任所大使。
陳婉真說，他的夫人黃美玲女士出身樹林望族，祖父黃純青是詩人，也是首任台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父親黃及時是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國大代表，也是首任臺北市進出口公會理事長。黃女士畢業於台大化工系，曾任職中研院，後赴美取得博士學位，擔任過美國洛杉磯兒童醫院主任及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病理系臨床副教授。
她補充，為了配合鄭紹良的理想，早年夫婦說好不要有子女，以期沒有後顧之憂；一九九二年鄭紹良隨彭明敏返鄉，不久又競選立委，黃美玲都全力配合，放棄在美國的高薪，回台和他一起打拼，誠是「夫唱婦隨」的典型。
以下是陳婉真在《消失的40年代2 背後那支槍》書中訪問他們夫婦的部分內容：
鄭紹良(1934年出生)：
我在大東亞戰爭開始的一九四一年進入小學就讀，起初因為台灣還沒有成為戰場，只是偶而有防空演習而已，到了小學二、三年級以後就常有空襲，最厲害時我和父親疏開到彰化的大城鄉吳澧培家。
我父親早年讀台中一中，家父由澎湖到台中就學，要先搭船到基隆再轉火車到台中，是很遙遠的路，非常不簡單。那時台灣的知識份子普遍都有很強烈的漢民族主義，我記得父親和吳澧培的爸爸寫信時都故意不寫昭和年號，而是寫民國幾年。所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時我們在大城，聽到這個消息，大人都很高興，紛紛在討論如何歡迎祖國來接收。
戰後我爸爸開始很認真的去學北京話，他們是真心歡喜能够回到祖國。那時因為謝東閔是他台中一中小一級的學弟，謝東閔擔任接收委員，他知道爸爸熟悉澎湖縣政，找他一起辦理接收任務，全家因此又回到澎湖，父親擔任澎湖縣政府財政課長，我也因此轉到馬公中學就讀。
戰後的澎湖經驗，只有一個「亂」字可以形容，比台灣還要亂。因為國民政府軍隊撤退的第一站是澎湖，生活品質之差可以想像，尤其戰後一般人的生活都很不好，每一個家庭都是一件衣服哥哥穿過之後傳給弟弟，再傳給更小的弟弟，我的弟弟就抱怨說他永遠都沒有新衣可穿。這麼窮困的時代，一下子來了那麼多軍隊，很多民宅被軍隊強占，寺廟、學校就更不用說了。像我家裡也駐紮了很多軍人。不過，也因為澎湖是屬於軍事統治的情況，二二八事件過後的清鄉，家父原本列入名單中，因為全縣軍管而沒有被抓。
我們的父親那一代已經被制約成不會反抗體制，只知道在體制內打拼。我和美玲在美國結婚時，因為黑名單的關係，雙方家長都無法見面，我只知道美玲的家族是望族，也聽過她父親的名字。後來我們有機會到日本時，特地去拜訪福田首相，福田也約見了我們，他是岳父的同學，說岳父很優秀，還問美玲是黃及時的第幾個女兒。
黃美玲：福田事後曾經訪問台灣，也和父母見了面。父親也因為和美智子父親大學同學的關係，當年皇太子結婚時，父親還接到他們的結婚請帖。不過，父親說，美智子因為嫁到皇家的關係，娘家不便和她多所聯絡，非常寂寞，有時母親想念女兒，就要事先打聽皇太子妃何時去聽音樂會，母親也去聽，只能遠遠的看著女兒以解思念之愁。
鄭紹良：我岳父可能比我爸爸更不快樂，雖然他後來擔任過國民大會代表，也當過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公會的首任理事長，但像他們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很難適應中國人那一套價值觀和處事方式。
至於我的父母親，他們是看到中國人來了之後才知道有貪官污吏這回事，那時流傳一種說法，中國官僚中山裝上的大中山袋，是為了裝錢才做得那麼大。只要接收官員看上那一棟房子，那房子就是他的，我父母受的是日本教育，難以想像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他們的痛苦與不適應可想而知。
再談到戰後國民黨撤退的經過。那時我唸初中，我還記得可以看到《大公報》，邊看報紙邊想著內戰打到什麼地方，想不到一下子就撤退到澎湖來了，澎湖那麼小的地方，人口也少，一下子來了好幾千人的國軍，到處占住民宅、學校等公共空間，澎湖有一間戲院一下子住了好幾百人，那時我們家住的是日本式房子，很大，被一對營長夫妻連同侍衛兵占住了一部分，部隊就在我們家的庭院烹煮三餐，廁所就設在屋外的庭院角落，那時幾乎所有民宅都被軍隊占住了。
那些跟隨國軍來的人，想起來他們也很可憐，像謝聰敏兄曾協助的山東流亡學生事件，我就目睹那些才十歲、十一歲左右的小孩，父母原本是委託校長帶他們來升學的，結果流亡學生裡面，年紀比較小的初中生留著，大一點的全部要他們志願從軍，編入軍隊，敢反抗的立刻刺死，用麻袋包著丟到海裡，年紀小的集體帶到員林實驗中學。這些事澎湖人都知道，那年我十五歲，看到那一大群比我還小的小孩子哭泣，看他們哭，足可憐，我也跟著他們哭，很同情他們。
二二八事件中，澎湖因為軍隊控制嚴格，大體還算安定，我們只是從收音機中聽到一些訊息，但聲音不清楚，雜音很多，彷彿聽到嘉義機場有事。
我們當時住日式宿舍，有一天，對面的憲兵隊的圍牆開了一個洞，剛好對準我家正門，家人覺得奇怪，因為那個洞很像放槍的孔，父親跑到隔壁鄰居家，借用他們家樓上去查看，發現果然是槍孔，下面還放著一張矮凳，大概預備萬一有事就開槍，家人相當緊張，所幸後來平安無事。
至於白色恐怖的經驗，我父親的堂兄有個兒子年紀比我大，名叫鄭澤雄，大約二十二、三歲時剛由師範學院畢業，到馬公中學實習，可能還沒有正式受聘任教職，只因為大學時代參加讀書會就被槍斃，他妻子沒有改嫁，後來有領到補償金，但有什麼用？他父親當時是澎湖縣議會議長，叫鄭大洽，那個時代因為全面逮捕，即使父親貴為議長，也救不了自己的兒子。
【註】「山東流亡學生事件」指發生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由山東省立煙台中學校長張敏之，帶領山東八所學校逃難到澎湖的八千名學生，因不願被強迫當兵，導致軍方捏造「匪諜案」，張敏之等七名師生被槍決，五十餘人被捕的事件。2007年7月11日，澎湖案58週年紀念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決議文，建請政府於事件發生60周年前，籌建國家紀念碑，並將相關史實納入國史、軍史及教科書，以彰顯反獨裁專制的人權立國理念。民進黨政府也在7月13日澎湖案當年的事發地點澎防部操場，舉辦了一場紀念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