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四八年寫寓言体小說《一九八四》的時候，不會想到未來科技的發展會到何種地步。小說中無時不刻、無所不在地監督著所有人的“老大哥”，只是“老大哥”畫像上永遠不會閉上的眼睛，監視只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威懾。
而在中國，升級版的“一九八四”是人們每天都在遭遇的活生生的現實。中國不是科技強國和科技大國，但中國憑藉偷竊西方技術的速成術，短短二十年間就在某些科技領域追上、超過了西方，尤其是可用來監控社會的科技——中國擁有全世界數量最多的攝像頭，最先進的人臉識別和步態識別技術。既然維穩經費源源不斷，維穩技術就成為暴利行業。
二零一八年三月底，杭州第十一中學在試點班級的教室裡安裝攝像頭系統，用來對學生進行刷臉點名和統計分析學生課堂行為，還具有對學生異常行為即時回饋的附加功能，校方稱之為“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這所清朝末期成立的、有著一百一十五年歷史的中學，由此成為率先邁入“智慧時代”的學校。
校園內裝設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的「黑科技」
據《新京報》報導，該校一位負責人介紹，這套被稱為“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的“黑科技”，通過每間教室安裝的三個組合攝像頭來採集學生的行為和表情，攝像頭被包在灰褐色的球裡面，上課時學生和老師根本察覺不到攝像頭在活動。在上課期間，攝像頭每隔三十秒進行一次掃描，採集學生的閱讀、舉手、書寫、起立、聽講、趴桌子等六種行為和高興、傷心、憤怒、反感等七種表情。在六種被採集的行為中，“趴桌子”這一行為是負分，結合學生面部表情資料，系統會分析出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態。若不專注行為達到一定分值，系統會即時向顯示幕推送提醒，任課教師可根據提醒進行更為精準的教學管理。當然，被嚴格監控的不僅是學生，校領導可以在監控屏幕上觀察老師的表現，不用像以前那樣到教室外的走廊上巡邏，就能同時看到幾十間教室內師生的動靜，可謂“明察秋毫”。
有了“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學校變成了新疆的“再教育營”。《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的作者之一，擔任中學語文教學工作多年的蔡朝陽在《在告密與監控中慢慢長大：中國學校的日常》一文中指出，學校安裝攝像頭，是學校對學生隱私漠視的表現。然而，“中國的老百姓對隱私沒那麼在乎，他們樂意用隱私換取便利”。極少有家長對孩子的隱私遭到侵犯表示抗議，家長們樂於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受到更嚴格的管理。而且，校方承諾説，該套系統能讓校園更加安全——對校園安全念茲在茲的家長們，全盤接受了學校的作法。只要打作“為孩子好”的旗號，就能為所欲為。
無獨有偶，廣東著名的廣雅中學——一所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以“因真理、得自由”為教育目標的學校，也鋪開了一張“天羅地網”。廣雅中學以《廣東廣雅中學二零一八智慧校園信息化採購計劃》在網路上公開招標，以四百八十萬元購買了三千五百個具有GPS定位功能的“智慧手環”，要求每個學生在校時都要佩戴。
廣東當局要求每個學生在校時都要佩戴「智慧手環」
這種“智慧手環”的功能十分強大，包括準確到每間教室的校內定位功能、與學校門禁系統對接、消費功能、運動數據和睡眠數據離線緩存等。手環還能顯示「課堂統計」，如記錄到課人數、課堂活躍度、學生舉手次數等信息。它也能進行“學生健康管理”和“體育課輔助”，如可顯示並記錄學生步數、距離、仰臥起坐次數等，輔助體育老師評估學生運動量。
當然，校領導是不會戴上“智慧手環”的，否則他們幹的所有壞事，比如收受賄賂和保養二奶等，都會被一一記錄在案，不等紀委上門請喝茶，老婆早就得知真相了。己所不欲，偏偏要“施於人”，他們能堂而皇之地以“管理革命”的理由來合理化給學生戴手環。而且，“智慧校園”是一個聽起來頗有吸引力的名詞，讓學生和家長都趨之若鶩。有媒體報道了這個消息之後，有網民嘆息説：「坐牢都沒這麼誇張吧？一舉一動都被監視。」然而，這僅僅止於“一聲嘆息”，學生的自由和隱私從來不是“管理者”考量的重點。穩定壓倒一切，中共就是用此種思路治國。
在中國，不僅學校使用此類高科技產品，就連環衛工人也被納入了佩戴手環者的行列。二零一九年三月，在南京市建鄴區工作的環衛工人陸續接到公司配發的一款智慧手環，被要求在上班期間必須佩戴。這種手環除了具備定位功能外，只要環衛工人在原地停留二十分鐘，它就會自動發出“加油”的語音，提示主人（其實是奴隸）繼續工作。“你在那裡二十分鐘不動，它就全部知道。”一位環衛工人解釋説，這款手環將不斷發出“加油、加油”聲。如果你還待在原地不動，相關領導就會“找上門來”。
有網友諷刺這一新的“監工方式”比中學課本範文《半夜雞叫》中假裝雞叫、催僱工早起幹活的地主“周扒皮”還要厲害，而且此舉涉嫌侵犯他人隱私、不尊重勞動者個體。在輿論壓力之下，智慧手環的配發單位——南京河西建環環境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冬忠向《北京青年報》記者解釋説，推廣智慧手環的本意是為了降低環衛工管理成本，新舉措推行六個月來，並沒有人因此受罰。考慮到部分人對此項新規難以接受，四月四日下午，公司已經取消了二十分鐘提醒功能和“加油”語音提示——但是，手環並沒有從工人手上取下，取消的語音提示功能隨時可能恢復。
如今，整個中國成了一座碩大無朋的“圓形監獄”，古代專制者夢寐以求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被中共統治者輕而易舉地做到了。當英國哲學家邊沁在十八世紀設計“圓形監獄”（Panopticon，又稱「全景監獄」或“環形監獄”）的時候，一定不會預料到這一概念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會如此神似地“再現”。中國的攝像頭、手環、人臉和步態識別儀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對精神的權力”，是邊沁在十八世紀所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境況，也是二十世紀以此建筑模式來建構“規訓與懲罰”理論的法國思想家保羅—米歇爾·傅柯（Paul-Michel Foucault）所“望洋興歎”的“維穩實踐”。
傅柯在其代表作《規訓與懲罰》中指出，現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規訓與懲罰”的現代化，也就是監獄（包括軍地、學校、精神病院等機構）的現代化：嚴格的作息時間表被製作出來，不斷監督、訓誡、配以宗教讀物與「勸善」的方法，日復一日地控制犯人。自此，監獄就成了一種「教化」工具和“改造”工具，一個簡單化的強制性社會。傅柯認為，這是「為了更好的懲罰」。我是在十八嵗的時候讀到這本傑作的，那時候我作為北大新生被迫在石家莊陸軍學院接受所謂的“軍政訓練”——那是六四屠殺之後，連續四屆的北大新生都必須接受洗腦教育的“軍訓”。但是，軍訓的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是，傅科的《規訓與懲罰》讓我茅塞頓開，並以此獲得強大的免疫力，成功地對抗和避免了“軍訓”的心靈戕害。
《規訓與懲罰》的核心篇章集中討論圓形監獄的奧秘。邊沁於一七八一年設計的圓形監獄，中間有一座暸望塔，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很多小囚室，囚犯們被獨立關在不同的囚室內。囚室外面透光，面向圓心的一側則被監視。在圓形監獄中，中心控制塔只需安排極少數的監督人，甚至可以只安排一個人。因為通過逆光效果，監視者可以從眺望塔內與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觀察四周囚室裡被囚禁者的小人影。在圓形監獄的環形邊緣，被監視者是徹底地被觀看的，但他不能觀看到監視者；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監視者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囚徒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終日、不敢造次。這樣的監獄結構，既可以起到有效的監視作用，也讓監視人完全處於隱蔽而安全的境地。
整個社會如同一座大監獄 每個人都是囚徒
傅柯指出，這種監獄是按照嚴密組合方法建立起來的圓形空間系統，通過這套系統，對懲罰輕重的等級處理和禁錮空間的分配都是依據“科學”的理性原則。犯人在那兒受到隔離、禁閉和行為約束，他們的行動按照統一的時間表進行，監獄有一整套控制、監視、管教、改造和懲罰的組織管理手段，由此建立起現代的紀律和訓練觀念。人不再是一個具有自己獨特個性的個體，而是一個被馴化、調教、塑造的對象，人變成了一個個整齊劃一、有用而聽話的“肉體”。
傅科進而將邊沁的「圓形監獄」當成一個比喻來使用。他發現，今天的醫院、軍營、學校、養老院、工廠和行政機構都是按照這一模式建立起來的。整個社會如同一座大監獄，每個人都是囚徒。各個機構的一道道高牆就是囚室的四壁，寬闊的街道只不過是監獄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風的庭院。整個現代世界就是一座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圓形監獄”，每個人都深陷於監視網路之中，被各種紀律、制度約束，最後成了“馴服而有用的肉體”。具有自己獨特價值、能夠感受到自己生命意義的人不存在了，“人”在巨大的圓形監獄中死去。
而中國更加厲害的是，這一切都假手先進科技和機器完成，只有到了最後一個環節，即實施懲罰的環節，才需要“老大哥”親自出馬、作出裁斷。“自願為奴”的中國人讓這一切水到渠成。墻上的攝像頭和手上的手環固然可怕，更可怕的還是一種久而久之形成的“自我心靈桎梏”，也就是魯迅所説的“奴在心者”。當每個社會成員從小佩戴手環，在攝像頭的監視下長大，他們就習以為常地輕聲細語、虛情假意，以贏得“老大哥”的信任為最高榮譽。由此，他們自動泯滅了公民的自由與權利，接受統治者對“牲畜養之”的安排。這樣的國家，即便獨裁政權崩潰，長久適應了奴隸和奴才身份的民眾，也不具備擺脫奴役狀態、建構民主國家的意志和精神。因此，我對中國的未來相當悲觀。
中國機場內外，處處可見安全人員。 圖/張正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