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服從9》學運突破期─「自由之愛」是台大學運的重要奠定基礎

新頭殼newtalk | 文/晏山農
1970-01-01T00:00:00Z
台大調查團在鹿港住了18天,進行訪問、調查、散發傳單及演講等等,將成果彙集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出版。   圖:晏山農/提供
台大調查團在鹿港住了18天,進行訪問、調查、散發傳單及演講等等,將成果彙集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出版。   圖:晏山農/提供
《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1980年代初期,台灣學運開始蓬勃發展,前兩週提到「醞釀期」部分,時間是從1980年-1986年6月,本週開始將介紹「突破期」,時間從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首先主要談台大的部分。

從整個大環境講起。1985年-1986年期間,台灣外在環境轉變,政治控制力開始削弱,社會力蓬勃發展,特別是黨外民主運動,到了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後,達到一個高峰,社會力也隨之翻轉,學運也跟著進入突破期。

突破期有三個特色:首先是普遍性的校園運動。因為之前醞釀期,台大最興盛,其次是輔大,但是輔大瞬間消滅,其它學校都只是零星活動。而到了突破期,從北到南的學校都捲入了校園抗爭,這是第一個特色。第二個特色,就是學運團體開始尋求力量整合,建立一個共同運動方向。因為他們深知,如果在校園孤軍奮戰,根本敵不過強大的黨國勢力,所以必須串聯。因此,在整個突破期,校際之間的網絡出現,校際組織也成立。可是,也因為要整合,於是慢慢出現紛爭,而紛爭主要是針對共同運動的路線產生歧見,同時還夾雜著權力分配的因素,及人際之間不信任產生的衝突。第三個特色是嚐試校園外運動的參與。也就是學生不再認為自己只是在校園裡抗爭的一個單位,而是開始參與農民運動、環保運動等。

有一個很大的契機,是1986年美商杜邦公司向政府提出要在彰濱工業區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引起包括彰化地區特別是鹿港居民激烈反彈,而學生之所以參與,是因為在校園受到挫敗,所以想要尋求外界的參與,以疏解鬱悶及增加能見度。所以大概有兩個因素,一是客觀情勢來說,80年代興起的自力救濟風潮,提供學運一個社會實踐新的空間;二是從學運本身的歷史脈絡來說,社會參與一直是被討論、被要求、被嚐試的一個課題。

而學生之所以積極參與杜邦事件,又表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反抗運動到那個階段,產生了很多自力救濟的行動,鹿港反杜邦在規模上有上千人上街頭,而且首次到總統府前抗爭,在層次上,是對跨國資本以及中央政府黑廂決策的批判。這兩點是屬於發展層面,而在意識型態方面,反杜邦的環保運動,又涉及對經濟成長、科技發展、跨國公司及威權政體的種種批判,學生當然會積極參與。而且不只台大學生,當時參與的有兩批人,一個是以台大學生為主的調查團,他們維持學生的特殊性,以調查及向民間學習為主要目的,一個是輔大和文化所組成的文化社成員,他們是以個別成員投入,強調投入草根鬥爭。

台大調查團的成型,大約在1986年6月,成員有30多人,大部分是大新、大論及國研社成員,也有少數幾位來自輔大、東海及文化界工作者,他們從7月1日到7月18日,總共在鹿港住了18天,進行訪問、調查、散發傳單及演講等等。9月就將成果彙集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出版。可是當他們9月回學校後,大新欲將出刊的文稿送校方審閱,但是校方認為5、6月時,大新有三期違反了文稿評閱辦法,已移送懲戒,社團活動也已停止。校方還約談了社長許傳盛、以及編輯林國明與陳明祺共3人,果然沒多久,公布的懲戒結果是:大新社停社一年,許傳盛小過兩支、林國明與陳明祺各小過一支。激起台大改革派學生激烈反彈,10月24日在台大校門口廣場舉辦惜別會,這是台灣學運史上首次在學校大門口的公開抗議行動。而這個惜別會同時也宣告了台大「自由之愛」的誕生,也把台大校門口變成學運群眾大會的重要據點。往後只要台大有任何抗爭行動,大門口就成為抗爭場所所在,而這場演講在學運史上也有里程碑的重要意義。

由於大新社被停刊,成員於是轉入地下發行《自由之愛》地下刊物,核心成員也慢慢擴大,不只大新成員還匯集了大陸社的林佳龍、鍾佳濱,以及三研社的蘇峰三與國研社林繼文的力量。他們提出「菁英結盟、向下動員」的方式,就是少數運動者結合成一個運動團體(如自由之愛),以團體為核心向群眾進行動員。與早期醞釀期的狀況也有點類似。可是慢慢發展到第三階段,他們也發展如果只針對台大,似乎效果不大,因為問題是全面性的,於是把方向提升到整個大學體制都應該改變,於是在1986年12月22日出刊的《自由之愛》第二期發表了〈大學改革宣言〉與〈大學改革芻議〉兩篇文章,由於在1986年12月下旬到1987年1月,他們的表現銳不可當,引起國民黨中央的注意,1987年3月24日,自由之愛的40-50名成員前往立法院進行大學法的請願,請願書有186名學生連署,這是學運史上第二次以中央統治機關為抗爭對象的集體行動。

進入到第四個階段,行動要擴展就必須有更進一步的論述,1987年3月21日出刊的《自由之愛》第三期,發表了〈新社會宣言〉,由現今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郭正亮主筆,提出「民間哲學」主張。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三點主張,第一、大新事件是反體制,是改革主義的運動而非革命;第二、大新事件是超越統獨、黨派、省籍與階級的;第三、取消彼岸世界的終極理想,把實踐動力轉為個人對束縛的反抗,也就是要凸顯人的主體性。但因為〈新社會宣言〉太前衛,有走向虛無主義的傾向,另外,也招致左右、統獨各派的攻擊,所以後來因為無法向外擴展,只能退守到校園裡,但是,台大校園經過《自由之愛》半年多的衝擊,到了1987年春天時,已經有很大轉變,最大的效果是國民黨對校園的控制削弱,削弱的結果就是彼消我長,反對派的力量開始成長。從1985年開始的511普選遊行到了1987年仍然進行,雖然校方憤怒,但在各方壓力下,也只能對其中7人記小過處理,這7人包括:文馨瑩、吳介民、林志修、林佳龍、梁至正、陳啟斌與鍾佳濱。該年他們也參與校園選舉,代聯會以86比49壓倒性的優勢由陳至柔當選。再由代聯會召開學代大會,成立「學生自治設計暨推動委員會」,證明「自由之愛」是整個台大學運的重要奠定基礎。

本文經中央廣播電台授權轉載

由於大新社被停刊,成員於是轉入地下發行《自由之愛》地下刊物。   圖:晏山農/提供
由於大新社被停刊,成員於是轉入地下發行《自由之愛》地下刊物。   圖:晏山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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