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日新聞》31日報導,戰後70年日本的醫療科學進步,生死觀也隨之改變,從最初以延長生命最優先,慢慢進展到尊重患者的個人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衛生狀態改善,任何人都可以接受高度的醫療,使得日本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長壽國家。另一方面,關於腦死和延長生命的醫療行為,也產生的新的問題。醫療技術的進步,對於日本人的生和死,發生了什麼樣的改變呢? 

◎抗生素對抗傳染病 

戰前,日本人最苦惱的是傳染病,肺結核恐怕是所謂的「國民病」,而1918年起全世界大流行的西班牙流感,根據報告,日本國內有38萬人因而死亡。 

很長一段時間,死亡原因的前3名,被肺結核、肺炎、腸胃炎所佔據,但是戰後抗生素的普及,使得因為傳染病而死亡的人數大幅地下降,平均壽命也開始延長。1961年,日本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上路,從此,每個人都可以受惠於醫藥和醫療技術。取代傳染病,死因的前3名成為:腦中風、癌症、心臟病。 

1960~70年代,開發出「居家靜脈營養(高卡洛里輸液)」(Home Parenteral Nutrition,HPN)的技術,就算不從嘴巴進食,也可以將營養從血管注入,因而可以長期生存。當時還是初出茅廬在大學醫院外科服務的醫師山崎章郎現在回憶起來:「那是一個抗癌藥的種類受限,只能切除癌症的時代。如果無法做根本治療的話,就算一點點也好,將生命延長是最優先的考慮。」 

今年68歲的山崎在1990年出版了暢銷書《所謂在醫院往生這件事》一書,生動地描繪出對臨終病人實施心肺復甦術的情狀:「當呼吸停止、心臟似乎也停止的時刻,醫生群中一人開始實施人工呼吸,另一人往心臟內注入強心劑,或是馬上跳上病床、雙腳橫跨患者的身體,開始傾盡全身的力氣對患者做心臟按摩。」社會追求盡其可能的醫療,這是回應社會需求的結果。 

◎「醫院往生」超過50% 

1977年,日本人往生的場所從自宅轉向醫院,到了1979年,「在醫院往生」的比例已經超過50%。山崎表示:「在醫院迎接死亡,這個過程受到醫學的管理,家族沒有介入的餘地。在告知病名也是禁忌的時代,患者本人連自己為什麼會死也不知道,當然也無法反映患者的意願。」 

1977年,大阪由關心臨終醫療的醫療相關人士所組成發起了「日本死亡臨床研究會」。今年79歲、對於臨終醫療知之甚詳的寫實派作家柳田邦男表示:「這個研究會是之後對於癌症醫療的轉機。死亡不再被擱置在陰影下,而是浮出表面確實地加以面對,目標是讓患者像個人、一直到最後都能以本人能夠接受的方式支援患者存活為目標。」

◎對臨終關懷的成長高升 

1980年代,全國性都在關注,目標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能寧靜的「安寧照護」(Hospice Care)、「臨終照護」(Terminal Care)。1981年,日本靜岡縣濱松市的聖隷三方原醫院開設了日本國內第1家安寧照護服務,3年後,大阪市的淀川基督教醫院也接著成立。

這時,透過判斷抗癌藥物等的抗癌治療的效果,開始導入了「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QOL)的觀點。今年68歲、研究領域是生死學和倫理學的東京大學特聘教授清水哲郎表示:「不只是『透過治療能否延長生命?』,是否能夠過得快樂舒適?開始考慮所謂生命的內容。認真重視生活品質的安寧照護也是同樣的道理。所謂生活品質的思考方式,癌症醫療是最初應用的領域,之後廣泛地推廣到高齡者的醫療上。 

日本國民也開始了思考「生與死」的活動,以及請求設置安寧照護的運動,這股風潮在全國廣泛普及。進入1990年代,認為「醫院本來就是治療場所」的一些醫師,對於想要回家的患者開始試行在患者自家照護的在家醫療,也在日本全國各地開始令人矚目地出現了。 

另外,1991年一名東海大學醫院的醫師給予58歲的癌症末期病患藥物讓其死亡的事件發生(之後確定判處殺人罪),社會對於臨終醫療的關心開始成長高升。預立醫囑(Living Will),也就是在死期將至時,表達拒絕延命醫療意思的證明文書,開始持續普及。推動生前預立醫囑的「日本尊嚴死協會」的會員人數,在這名東海大學醫師的事件後急遽的增加。2004年以及06年,北海道立羽幌醫院,以及位在日本本州富山縣的射水市民醫院,也都發現了將末期癌症病患的人工呼吸器取下來致其死亡的事件。

 

像這種多樣、廣泛的動態發展,對於癌症和不治之症的生死觀發生了變化,柳田分析,死亡浮出檯面開始加以討論的「死亡社會化」的現象產生。「每一個人對於迎接自己死亡的方法,或是死亡當前的時候,似乎都有考慮過要怎麼樣生存面對,但實際上這種狀況也會改變的。」直接面對死亡的人們寫下了與病魔抗戰的日記,記錄了他們思考人生的意義和死亡,對社會發出訊息的故事也持增加了,給予社會非常大的影響。 

◎「腦死」的概念誕生

另一方面,由於人工呼吸器的普及,心臟雖然持續跳動,但大腦的機能喪失再也無法回復的「腦死狀態」這種新的概念產生出來。1968年時任教於札幌醫科大學的和田壽郎教授進行了日本國內第1例心臟移植手術,對於「心臟的提供者是否真的腦死呢?」令人懷疑,因而成為非常大的問題。 

最後,導致日本移植醫療技術長期停滯,因此,厚生省(現在的厚生勞動省)的研究團隊在1985年發表了新的腦死判定基準(稱為「竹內基準」),再度引發熱烈的討論。 

1990年,設置了日本首相的諮詢機關「臨時腦死及臟器移植調查會」,關於「腦死,是人的死亡嗎?」展開33回合會議的激烈大辯論。1992年,交給當時的首相宮澤喜一的最終報告答案是:腦死,是「人的死亡」,認同從腦死者身上摘取臟器進行移植,但是持反對意見的梅原猛等4人的少數意見,也一併記錄。 

今年69歲、專長是科學史的東京大學客座教授米本昌平表示:「判定腦死本是醫師的專權事項,但被拖到社會中進行討論,醫師已經無法控制,而是政治談判桌上才能決定。」 

但是,從這份最終報告而來的「臟器移植法」,費了5年的時間,一直到1997年才正式施行。2010年修訂該法,承認未滿15歲或家族同意的腦死者亦可以提供臟器供移植所用。但是到今天為止,腦死,依然帶領刺激著我們去思考:「死亡,究竟是什麼呢?」 

人工呼吸器,對於不治之症患者的醫療也有巨大的改變。又稱為「漸凍人症」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是一種漸進且致命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內控制骨骼肌的運動神經元退化所致。由於上、下運動神經元退化和死亡,肌肉逐漸衰弱、萎縮。最後,大腦完全喪失控制隨意運動的能力。 

ALS患者因為換氣呼吸的肌力也非常低弱,為了生存,人工呼吸器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從1980年代開始,在家也可以使用人工呼吸器,之後,也受日本的健康保險所給付。 

但是,使用人工呼吸器的ALS患者在日本國內只有3成。今年53歲、身為ALS患者的母親有10年以上、具有在家照護經驗的川口有美子指出:「使用呼吸器存活20年以上的人也有。這不只是延長生命,而是人生。但是,因為療養場所為居家,如果沒有可以照護的人,是不可能生存的。」 

現在,全名為「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的「iPS細胞」,未來將使用在不治之症治療以及再生醫療上,並受到非常大的期待。當iPS細胞實用化的時候,日本人的生死觀又將會有怎麼樣的改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