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漢學獎頒給了余英時，事前雖然已經隱隱覺得有此可能，但聽到評審委員會主席李遠哲念出名字時，還是忍不住在桌子下頭握拳「Yes！」

這是個讓人既高興又感慨的結果。

在現場採訪，我提了一個問題。我的問題從中國政府主導的孔子學院最近在美國遭到部分教授的聯名抵制問起，我想問在「漢學獎」立足的是一個特定的文化圈，漢 語或中國文化圈，但「中國崛起」的風潮下，任何再去標榜「東方傳統文化」或者「東方秩序」的言談，總會令人非常警愓。

但余英時的獲獎，恰恰消解了對唐獎在這方面的疑慮。因為他是旗幟鮮明始終站在極權主義的對立面，對中共的批評從不間斷，而且對中共極權的危害念茲載茲的 人，他這樣的人，對「孔子學院」這種拿文化為政治服務的作風深惡痛絕。

我請評審委員們談一談在他們怎麼看待余英時把這一方面的實踐成果？ 結果得到的答案，一言以蔽之，是丁邦新教授板著臉回答：唐獎不考慮政治，我們純就學術論學術。不過在他之前，執行長陳振川已經先搶著「揭示」過這原則了！

然後聯合報記者何定照又追著問了一次，她問得更直接：「余英時教授近來對很多政治事件發表意見，我想問這和他思想的關聯性？」。後來還問了一個學術性的問 題。結果後一個問題落落長講了大半天，然後陳振川就想直接點下一個發問者。

「她的前一個問題呢？」我不讓他就這樣繞過去。

然後丁邦新才很勉強地說了一段話，表示余英時反共是因為看不慣六四的處理手法等等等，但聽起來就是東躲西閃。然後陳振川就連忙說，這個問題我們就到這裡，把時間留給其它問題。

然後會場陷入一片尷尬，因為沒人舉手了。會場的沈默告訴他，余英時最強的話題性，就在於他的政治實踐，論政也是一種實踐。如果不敢談、不想談，就什麼都不必談了。

我的想法是這樣，問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泛政治化處理余英時。而是政治實踐原本就是余英時思想和學術的核心組成部分。今天得獎人是別人就算了，是余英時就必繞不開政治實踐這件事。

余英時被視為香港新亞書院的重要傳人，當年錢穆先生等學術先賢創建新亞書院的宗旨，就是希望在海外留一個中華文化的根。反對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始終 是這一門派的精神內核。

沒有這樣的精神，余英時很可能沒有辦法把先秦儒家「士」的觀念談得這麼精到；也不可能對朱熹「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如此感同身受。

如果余英時如丁邦新所說，只是因為對「六四鎮壓」而反對共產黨，那又該如何解釋他對陳寅恪晚年詩文的精到解讀？以及在文革發生時積極奔走，冀求在海外建立一個傳承中華文化根基的努力？

更不要說即令唐獎的主辦單位自己提供的介紹背景裡，都引用了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的話：「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 映這一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士」從來就是活出來的一種生命承諾，豈止是個可以和「政治」切割開來的 「純學術」？

如果擺脫現代學術體系裡「專業主義」的牢籠，「經學」原本就有相當一部分要落實在政治實踐上，不管是為政還是論政。余英時先生正是這樣美好文化的傳人。這是我以為余先生最該被肯定的價值。唐獎基金會選出一個把學術研究和政治實踐做出美好結合的大師為獲獎者，卻不敢、不想談政治，除了奇哉怪也，某種程度我認為這樣的人就不夠資格談余英時。

作者:李蔚 (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