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喜歡談歷史。「天命」「歷史必然」「兩岸終將統一」這些詞彙不是出自現實評估，而是出自一種自認站在歷史終點的姿態。既然如此，不妨反過來用同一把尺丈量今天的中國。

若把中共看作兩千年朝代循環中的一環，漢武帝劉徹是常常被拿來與習近平比較的歷史人物。只是，今天的習近平更像武帝晚期-那個把盛世推向消耗邊緣的起點。

漢武帝接手的是文景之治留下的滿等帳號：國庫充盈、社會穩定，足以支撐他開疆拓土。習近平接過的，則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累積的增長紅利：外資湧入、出口暢旺、軍力年年增強。兩人都有把自己寫進史書的野心，一個要做「全盛漢室」的象徵，一個要做「民族復興」的化身。

問題在於，當權力高度集中、制度裡的煞車被拆掉，雄心與冒進就只剩一線之隔。

思想收緊是第一個重疊。漢武帝確立儒學為官方正統，從此讀書人要進入體制，只能學習儒學。習近平沒搬出孔孟，而是把掛著自己名字的思想寫進黨章與憲法，從小學課本到黨校教材都得背誦。古代靠經學與官僚維持正統，今天則多了網路封鎖與大數據監控。

對外擴張是第二個重疊。漢武帝對匈奴、西域、朝鮮、南越連番用兵，「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成了後世的民族豪語。但戰線拉長，補給與財政壓力同步放大，晚年不得不收縮和談，盛世已開始透支。

習近平嘴上說不輸出戰爭，實際上在另一個維度同樣強勢：一帶一路把中國存在感鋪向全球，南海造島、對台軍演成為常態，戰狼外交四處樹敵。這套敘事在國內被包裝成愛國，在國際上換來的卻是圍堵。當經濟放緩、科技受限、外資撤離，維持高張力姿態的成本只會越來越逼近極限。

財政面的邏輯同樣殘酷。漢武帝窮兵黷武後國庫見底，靠鹽鐵專賣、賣官鬻爵、加徵重稅來填補，短期像妙手回春，長期卻把經濟秩序攪得七零八落。

今天的中國，地方債堆疊成山、房地產模式難以為繼、疫情三年壓垮公共財政。「國進民退」「共同富裕」聽起來是調整結構，實際操作往往只是另一種聚斂-既要民企創造財富，又怕資本坐大，必要時就用監管重拳敲打。市場信心，就這樣一步步磨掉。

承受代價的從來不是皇帝，而是沒有聲音的百姓。漢武帝後期民變四起，沒能推翻朝廷，卻讓社會長期處於焦躁無解的狀態。今天的中國多了一層維穩技術，把不滿壓進地下。白紙運動只是一瞬浮出的裂縫，底下更大的是選擇躺平、降低期待的沉默多數。

真正讓朝代進入危險期的，是政治結構本身。漢武帝晚年判斷力失靈，朝中爆發「巫蠱之禍」摧毀了接班人與軍政人才，漢朝沒有立刻滅亡，卻再也回不到文景之治的穩定，此後每一步都在下坡路上找緩衝。

習近平則親手拆掉了鄧小平留下的集體領導與任期限制，讓個人凌駕制度、派系清洗常態化。權力看似穩固，實則把所有風險壓在一人身上。未來若出現接班問題或重大誤判，很難再靠制度來分散衝擊。

中國會不會在習近平這一代出現劇烈轉折，沒人說得準。歷史能給的從來不是時間表，而是借鏡：先有積累，再有消耗；先有緊縮，再有失衡；先充滿信心，再步入困局。

對台灣來說，理解這種歷史鏡像，不是為了預言「中國何時崩潰」。我們看到的，更可能是一個拖得很長、起伏不定的晚期。面對國力仍在、但體制僵化、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國，台灣的前途不會是北京口中那種「歷史必然」的結局，決定權始終在我們手上。

真正可能構成「歷史必然」的，反而是那個極權體制一以貫之的中國：它是否終將再次走上由盛轉衰並充滿風險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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