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教不當對待事件發生，很容易引起社會的共鳴，但也容易讓社會被憤怒的情緒主導而忽略了長期需要經營的面向。近期，北市府推動幼兒園強制裝設監視器，甚至要求擴大至教室內、雲端保存長達90天，這種無限制的權力擴張，形同讓台灣的幼教環境向中國的「天眼系統」看齊，是對民主社會與兒童人權的莫大諷刺。

    我們絕不反對保護兒童，但這項行政作為是以犧牲「兒童人格與隱私發展」和「教保人員勞動尊嚴」為代價，將「安全」無限上綱、絕對化。

    在已經強制裝設監視器的托嬰中心，托育人員實質上已面臨了「無差別獵巫」的困境。相關法令雖明訂需有重大事件才能調閱，但有誰「會說自己孩子的事是小事？」，家長往往只需要一句「我懷疑孩子遭受不當對待」，行政主管無人敢拒絕。從衣服髒亂到飯吃不飽，所有日常小事通通看監視器。甚至有現場教保人員為了自保，在接觸孩子前需要在鏡頭前做出「雙手投降」的動作來證明清白，這種將專業教育者預設為「潛在罪犯」的監控心態，是對教育最致命的羞辱，逼得教保人員最終選擇「不如歸去」。

    當然，我們也必須誠實地面對現實：監視器不能「阻止」兒虐發生，但它卻有「紀錄」悲劇的功能。這樣的功能有其價值與必要性。幼托現場反對的，是法令上的「無差別全面強制裝設」。監視器是一種權力的擴張，「無差別全面強制裝設」正在把校園變成一種變相的監獄。這不是裝幾台機器的問題，而是政府帶頭告訴社會：「我們不信任老師，我們預設老師隨時可能犯罪。」這種把專業教育者當成「潛在罪犯」來監控的心態，才是對教育最致命的羞辱。

    是以，我們不應該陷入「裝與不裝」的困境，該思考的是：怎麼做才能讓幼兒在安全的環境下成長？答案是回歸教育現場的「結構性透明與社會參與」。

    幼兒真正的安全，來自於人與人的真實連結。虐童案件往往發生在封閉、孤立的權力結構中。打破孤立的方式，不是架設更多監視器來製造恐懼，而是要讓幼兒園能成為社區的一份子，讓家長與社區居民成為教育夥伴，而不是「監控者與被監控者」。這才是真正「養育一個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的核心精神。

    然而，現今的台灣環境，政府不僅沒有帶頭思考如何讓父母有時間參與孩子生活，反而鼓勵長時間勞動，用制度聯手剝奪了父母的餘裕。台北市府大力推動的雲端監控，說穿了就是政治上的懦弱與怠惰，它避開了所有真正困難的結構性問題：父母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陪伴孩子成長、社區沒有足夠的能量參與幼兒的學習，還有最現實的便是幼托人員面臨的高師生比、高工時、高壓力。政府選擇了最簡單、最能卸責的「數位麻醉劑」，利用家長忙碌產生的愧疚與焦慮，推出一張最廉價的「數位贖罪券」，用虛假的「看見」，來取代真實的「陪伴」。

    監視的鏡頭無法取代人的溫度。我們需要的不是楚門世界，而是把那一村子的人找回來。政客不該站在安全的距離，用鏡頭收割「愛孩子」的廉價形象，掩蓋自身治理的無能。請把「人」還給教育，把「信任」還給社會。當最後一位有熱忱的老師因為受不了這種不信任而離職時，留給孩子的，就只剩下滿屋子的監視器，以及那個雖然「絕對安全」卻「絕對冷漠」的童年。

文/全教總副秘書長  楊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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