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全台進入防疫延長戰，豬隻禁運、廚餘管制、農畜食品產業鏈也全面受到衝擊。台中市爆出廚餘傾倒露天大坑的畫面，不僅讓民眾震驚，更突顯台灣都市在面對突發性廢棄物危機時的制度脆弱。這不只是環保問題，而是一場公共治理與公民韌性的雙重考驗。

一、從平衡到崩解：地方政府的壓力測試

在豬瘟疫情前，各縣市的廚餘處理多維持微妙的平衡狀態—透過餵豬消化、焚化分流、再利用堆肥。當防疫令一出，「餵豬」這條主動脈被切斷，短時間內便壓垮了地方的處理系統。部分縣市在臨時調度、跨縣合作、設備增能上顯得手忙腳亂，最後甚至出現「露天掩埋」這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選項。

顯而易見的，這場危機暴露出地方政府在非常時期管理上的結構性問題：缺乏跨局處協調機制、沒有動態儲備量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應變資訊。公共治理能力若建立在日常的「剛剛好」，那麼面對突發事件，失衡也就在所難免。

二、共體時艱的難與易：政治語言的失落

幾天前，行政院卓院長曾呼籲民眾在非常時期減少廚餘，這原本是正確的政策訊號—透過公民參與減壓系統、降低廚餘源頭，讓有限的處理量能得以撐過非常時期的考驗。然而，這句話卻被部分輿論扭曲為「要人民吃廚餘」，迅速被政治化、情緒化。

在今日的政治環境裡，「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幾乎成了禁語。執政者若提倡節制、合作，往往被曲解為推諉責任；但若沉默不語，民眾又將指責政府缺乏政策導引。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治理者不敢說真話，也削弱了社會面對危機時的協力空間。

事實上，「共體時艱」不是要人民犧牲，而是要社會能在危機中找到協同機制：政府誠實揭露風險，民眾理解並配合行動，媒體提供監督與引導。這是現代民主社會最珍貴的信任資本。

三、公民韌性的力量：從鏟子超人到惜食減廢

台灣的公民社會從不缺乏行動者。從每次的颱風救援、COVID-19時的口罩國家隊到近期花蓮光復鄉的「鏟子超人」，民間力量總能在關鍵時刻補上政府的不足。這次廚餘危機亦然：許多社區、餐飲業者已自發推動「惜食減廢」，透過食材管理、廚餘再利用來分擔去化壓力。

因此，政府部門若能正視並善用這種能量，主動整合公民社群、環保團體與地方企業，共同建立廚餘減量與循環再利用的行動平台，將能讓這場危機轉化為制度升級的契機。

四、從危機到韌性：制度的反省與重建契機

危機，是一面照妖鏡。它顯示我們的城市治理仍停留在「平時」的思維，而缺乏「非常時期」的預備、協作與韌性。因此，未來的環保與防疫政策，應重新檢討。第一，建立緊急廚餘應變中心，統合環保署、農業部與地方政府資訊；第二，擴充再利用設施，提升安全再生與堆肥雙軌能力；第三，制度化公民參與，讓「共體時艱」不再只是口號，而成為實際行動的框架。

回顧過去，在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裡，從921大地震到每次疫情，都不乏彼此合作、相互扶持的良善故事。所以，挫折與挑戰從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還願意一起面對困難與考驗。

綜上所言，非常時期的「共體時艱」，不是口號，而是一種韌性社會的實踐。當政府願意誠實溝通、民眾願意配合行動，台灣必定會從一次次危機與考驗中，長出更成熟進步的城市治理與社會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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