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安會)八月一日預告《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刪除提前五至十五年提出換照申請的限制，與新增繳交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告、耐震安全評估說明。令人遺憾的，在社會各界於六十天內提供諸多意見後，十月八日正式公告的修正條文內容與預告草案的差別，卻僅是「修訂用詞」。核安會顯然在關鍵的問題上—核電廠重啟(延役)是否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環評)—選擇了沉默。

根據該辦法第十四條，新設核能設施必須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但延役再運轉卻完全沒有規範。換言之，新廠要環評，危老舊廠延役卻免環評。這樣的邏輯不僅不合理，更是對核安風險的制度性放水。

首先，核電廠重啟並不是單純維修後的維持既有運轉，而是在原設計年限已屆滿停機後的延長運轉。因此，僅靠目前「再運轉計畫」的技術審核無法回答其對於周遭環境、生態、經濟文化等面向的潛在風險與重大影響。事實上，環境影響評估正是補足這些層面的制度工具。

目前這些運轉四十年的老舊核電廠當年都未經環評審查就建置。核電廠的重啟，性質上與新設或重大擴建並無本質差異，甚至在社會關注程度上更為敏感。因此，透過環評的審查確保核電廠重啟不僅符合安全標準，更能兼顧環境永續、程序正義與社會期待。

令人質疑的是，美國的核電廠延役要做環境影響評估，台灣卻選擇沉默修法。核安會與環境部的「雙重推諉」，正在讓核電延役變成制度黑洞。核安會以「環評非核安會主管法規及業務職掌範圍」為由，將問題推給環境部；而環境部至今對於是否將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增補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仍無表達明確立場。兩個主管機關之間相互推諉，形成「誰都不想碰」的真空地帶。這不只是行政部門的輕忽與怠惰，更是對於核能安全的責任逃避。

對照國際作法，台灣的制度落差清楚可見。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明文規定核電廠的執照展期，除了技術審查，還必須檢送「環境報告書」，並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重新撰寫補充的環境影響評估，舉行公開聽證，重視民眾參與並全面檢視核電延役的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二○一九年，歐盟法院就比利時兩座核電廠的延役案裁定「未經環評即延長運轉年限，違反歐盟法規」。由此可見，能源可以有選項，但程序正義與風險安全絕不能被忽視。這些國家並非反核，而是納入環評強化社會信任，並建構更加完整、合乎法治的審查框架。

放眼國際，核電延役不會被當作是單純「執照展期」，而是一場全新的政策決定。但在台灣，再運轉執照申請卻被當成行政展延作業，不需要環評、不需要公聽、不需社會溝通。核安會只談技術審查，環境部僅求避免政治風險。如此便宜行政的「默契式分工」，等同棄守對於最新風險的完整檢視。此外，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頻仍、以及特殊脆弱的社會與自然條件，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天然災害風險遠高於歐美，更突顯環評的必要性。因此，若在這樣的情境下仍允許核電重啟卻不納入環評，將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漠視。

最後，要強調的是，核電重啟納入環評不是選項，而是基本門檻。因此，筆者呼籲環保團體與公民社會需要更強力的發聲與監督，才能迫使政府回到制度正軌。進而，在參考國際經驗及國內管制需求、尊重法治與程序正義的審查框架下，讓核電廠延役納入環評，才能同時兼顧民主法治、能源安全、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並重建社會對台灣能源治理的信任。反之，核安會與環境部若繼續沉默，未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那麼台灣的核安制度將形同虛設，而真正承擔後果的，將是全體人民。

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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