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大罷免與反罷免的對立逐漸白熱化，有心人將複雜的政治議題簡化為煽動性的口號，例如：「支持某委員＝賣國」、「赴中交流＝通敵」、「反對罷免＝背叛台灣」。筆者周遭不管是否從事政治活動者，不少人因此陷入了「罷免成功，國家才有希望」或「罷免失敗，台灣即將沉淪」的二元思維陷阱所產生的集體焦慮之中。
這種焦慮在網路社群與Line群組中不斷蔓延，催生了無數個言論單一同溫層的「災難自救會」，在這些網路社群中，任何異己對立的觀點都逐漸被消音，而被罷免的對象則被徹底妖魔化。在此，我們必須質問：「台灣的民主，真的如此脆弱嗎」？
台灣自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自由民主體制的實踐雖然已經歷三十年無數次的選舉，但在罷免這項公民權利的運用上，仍處於摸索階段，尤其是針對整個在野黨的全數區域立委連署罷免，及三分之二以上連署成案，更是空前絕後，大罷免進入正式開戰。這也給了有心人士可乘之機，他們將複雜的政治議題簡化為煽動性的動員口號，例如：「支持某政黨＝賣台」、「赴中交流＝通敵」、「罷免失敗＝台灣淪陷」，用這種2分法思維口號作為動員及誘導支持者彼此辨識敵我及認同團結的咒語性符號，引發了正反雙方支持者的恐慌與焦慮。對此，觀察台灣選舉的著名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也指出：「宏觀台灣民意格局，M型兩極化結構正在強化，賴總統支持不支持勢均力敵，朝野支持率也呈現僵局...」，恰好也點出兩極化的民意格局，成為並助長這次符咒性煽動口號的溫床。
這種將個人、行為與國家忠誠度直接劃上等號的簡化邏輯，有效地將一場本應基於公共利益與代議士議場具體表現的公開展示、辯論及意見交換的民主程序，轉化成道德審判與獵巫行動。這種獵巫式的道德審判動員，讓大罷免不再是檢視民意代表是否適任的機制，而變成了一場必須選邊站的「忠誠度」考驗，不參與或持反對意見者，便會被貼上認同中國的「中共同路人」的標籤。
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在其經典著作《烏合之眾》中曾精闢地指出：「群體從不渴望真理，他們會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置之不理。假如謬誤對他們極具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將謬誤奉為神明。」這段話，恰如其分地描繪了當前台灣社會因大罷免案而昇起的集體焦慮，「一種源於過度簡化、訴諸情感而非事實的恐慌性焦慮。」
事實上，這種如「義和團式」迷信、且不科學的集體恐慌，在台灣過去的歷史中並未真正成真。台灣社會的韌性與民主的自我修復能力，遠比恐慌製造者所描繪的更加強大。我們經歷了3次和平的政黨輪替，那些「想像中」的流血暴亂與社會崩潰從未發生。這證明了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在關鍵時刻仍能保持理性與冷靜。
當社會因政治動員而陷入對立與焦慮時，執政者與所有政治領袖的首要責任，是為社會降溫，而不是坐視、鼓吹、甚至助長裂痕的擴大。放任側翼組織散播恐懼、製造對立，不僅有負人民的託付，更是對民主的傷害。一個成熟、想長期執政的政治團體（如民進黨），應當致力於促進社會溝通、安定民心，而非著眼於短期的政治利益，犧牲長期的社會和諧。族群的撕裂一旦造成，需要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彌合，也可能讓彼此越走越遠、相互仇恨，其社會所付出的代價遠非一場選舉或罷免的成敗所能衡量。
此外，司法機關追究責任時，與其將矛頭指向在焦慮恐慌中做出情緒化反應的民眾，其實更應該「問責」那些恐慌的製造者。
台灣的民主體制或許經不起長期的內耗，但絕對經得起內部民主機制的選擇與淘汰。我們應該相信這三十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自由民主基石，雖然在大罷免與反罷免的政治鬥爭浪潮中，民主法治的深化會一時遭遇困難而倒退幾步，但大家應該相信多數台灣人民的集體智慧，在關鍵時刻仍會再往前幾步。畢竟真正愛台灣的人民所真正期盼的，是一個在吵鬧中仍有和諧、在動盪中仍有穩定、在前進後退中仍能持續進步的安定社會，以保護我們早已經習慣的自由民主及法治的生活方式。因此，讓筆者再次重申：「台灣是我們的家園。請拒絕被2元簡化的政治動員口號及其帶來的焦慮所綁架，拒絕成為M型民意2端的社會和諧撕裂者，回歸中間理性的思辨與對話，共同守護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
文:李震華律師
現任:司法改革關懷互助協會理事長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