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這片好山好水的美麗家園，正被一座充滿爭議的焚化爐計畫，推向一個決定未來的十字路口。這不僅是一場關於垃圾處理設施的辯論，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政府治理思維的陳舊與現代、獨斷與透明的根本矛盾。
身為心繫鄉土的台灣人，筆者不禁要問：「這座焚化爐，究竟是為誰而建？我們想要的未來，又是什麼樣的南投？」
南投縣政府目前展現的，是一種令人憂心的「父權式治理」姿態。它假設了一個簡化的問題（垃圾太多）與一個唯一的答案（蓋焚化爐），並試圖以「單方面宣講」的強勢溝通，取代民主社會最珍貴的「公民審議」。當我們提出最基本的質疑時，卻只得到漠視與規避。此案從程序到誠信，存在著多處無法迴避的嚴重破口。
首先，在誠信上，縣府是否推翻最初「不含事業廢棄物」的承諾？一個政策的髮夾彎，「尤其是重大政策」，不僅傷害民眾情感，更侵蝕了政府的公信力根基。其次，在規劃上，焚化爐的處理量能在缺乏公開透明的數據支撐下便貿然擴增，這背後隱藏的是對未來垃圾量的不當預估，還是有未向公眾揭露的商業利益考量，畢竟是BOT案，令人疑竇叢生，使民眾有不當聯想。
最關鍵的是，在程序上，縣府竟在攸關全縣環境的環評程序完成前，就盛傳已急於推動土地變更，此舉無異於「先射箭再畫靶」，企圖讓開發案成為難以逆轉的既定事實，完全違背了環評法案「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核心立法精神。如果屬實，這種程序上的不正義，正是對法治精神最嚴重的踐踏。
這些破口，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縣府將自己定位為權威的決策者」，而非謙卑的服務者；將民眾視為需要被「教導」的對象，而非需要被「傾聽」的生存者（還是倖存者？）。
與南投的困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北市與新北市在過去二十年間，透過制度革新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雙北的經驗，並非遙不可及的學術理論，而是台灣土地上最堅實、最成功的在地實踐。
二十多年前，台北市也曾為垃圾圍城的噩夢所苦。然而，他們在2000年7月1日做出了一個劃時代的決策，全面推行「垃圾費隨袋徵收」（Pay-As-You-Throw，PAYT）。根據該制度，居民必須購買政府出售的垃圾袋來傾倒家庭垃圾。當時市府表示，政策鼓勵居民分類回收物品，減少垃圾總量。光是南港區山豬窟垃圾掩埋場的垃圾量，就從1994年的每天2,501噸大幅下降至2009年的每天59噸，「零掩埋」目標成為可實現的願景。
這項政策的基礎源自於經濟學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將垃圾處理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為每個家庭的直接開銷。政策實施第一年，垃圾量便銳減35%，資源回收率則躍升至接近50%。如今，台北市的人均垃圾清運量已是全國最低的城市之一。
緊隨其後的新北市，不僅同樣採行「隨袋徵收」，更推出「黃金里」「資收關懷計畫」等多元創新的配套措施。透過社區競賽、環保金兌換、將回收物轉為弱勢孩童的早餐或輔導經費等方式，新北市成功地把枯燥的環保政策轉化為一場充滿溫情與趣味的公民運動。
雙北的案例給出漂亮成績單，更直接教育全國「垃圾問題的真正解方，不在末端的焚燒，而在源頭的減量。」透過制度設計，可以有效引導民眾改變行為，將每個人從「垃圾製造者」轉變為「資源管理者」。他們證明了，投資於教育、溝通與完善的回收體系，遠比投資於昂貴且具鄰避效應的焚化爐更具長遠效益，這才是真正永續的治理之道。
筆者呼籲，這是一場深刻的「環境轉型正義」。這個概念根植於普世的公平正義價值，它要求「公平對待及有意義的參與」亦即，環境的風險與利益應公平地分配於所有社會成員之間，而非不成比例地讓特定弱勢社區承擔；同時，所有人民都應有權利，實質且有意義地參與環境決策過程。
南投的未來，不該被濃煙與灰燼所定義。筆者認為，人民有權利，也應當為自己及下一代選擇一條更乾淨、更公平、更永續的道路。「這場仗，不僅是為了一座山的翠綠、一條溪的清澈，更是為了守護我們身為公民、生而為人的基本尊嚴。」
文/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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