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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健保跟不上高齡浪潮 最近兩週，失智症成了新聞焦點。資深名醫林芳郁的太太林靜芸，在記者會披露自己先生罹病，讓社會大眾不捨。緊接著，台灣六月正式開打第一劑阿茲海默症藥物「Leqembi（樂意保）」，18個月療程要價150萬，昂貴的藥價讓大家更為震驚，這個過去常被我們忽略、甚至不願面對的疾病，突然走進了每一個人家的生活。即便這一支針劑所費不貲，但也不是人人能打，治療前還得完成類澱粉蛋白正子攝影（PET）、腦部磁振造影（MRI）及APOE基因和易出血性基因檢測等完整評估，這些檢查就要花上十多萬，讓許多家庭瞬間退避三舍，由於如此昂貴的藥價，和台灣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患者人數，現行健保根本不可能給付。也難怪有些人說這是「富人的希望」，也有人罵這是「騙保險的手段」，更棘手的是，這類藥物還有腦血腫等不良副作用，絕對不是萬靈丹。失智症的成因非常複雜，不是一顆藥就能解決的疾病，它不是感冒，不是流行病，也不是單一基因的突變所引發的遺傳病，而是多種生理與環境因素交織的慢性神經退化結果。大眾常聽到「類澱粉蛋白（Aβ）」堆積是阿茲海默症元凶，但近年研究已發現，這個蛋白質的堆積，或許只是結果，不是原因。腦部慢性發炎、氧化壓力、神經傳導路徑失衡、甚至腸道菌相的變化，都可能參與這場逐步摧毀記憶與人格的緩慢過程，所以即便新藥清除了目前的類澱粉蛋白堆積，但仍未能解決堆積的成因，會使得消除的速度遠趕不上累積的速度，即便新藥用再多也枉然。。也因此，這類「單點打擊」類澱粉蛋白（Aβ）的新藥，例如目前引進的如Leqembi（樂意保）」和欣智樂（Kisunla）這兩支藥物來說，其成效有限，且副作用有腦血腫等，讓這類藥物備受爭議，但世界各國仍選擇推進。為什麼？因為失智症的照護代價，是接踵而來的長照成本與家庭崩潰，「一人失智、全家喪志」是整體社會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根據國健署資料，截至2023年，台灣失智症人口已突破30萬人，平均每位患者每年花費超過20萬元在照護上。這還不包含家屬無償付出的時間、情感與勞動力。有了新藥，至少能給出一點希望。沒有藥，連希望都沒有。所以，這不是藥效問題，而是「選擇題」。失智症是一場會拖垮家庭的慢性災難。若一支藥能讓患者晚一年失能，晚一年需要全日照護，這背後省下的，可能是一位家屬辭職照顧的職涯、一段家庭關係的崩潰，甚至是老老照顧的悲劇。當然很多人會覺得，此藥有副作用，不打比較安全，但殘酷的現實是，即使藥效只有20%，只要能讓患者晚一年失能、晚一年躺在床上，晚一年進安養中心，那就是一筆「賺到的時間」。因此即便Leqembi（樂意保）」和欣智樂（Kisunla）有副作用，美國FDA率先開綠燈給了許可，日本、歐洲也紛紛讓新藥通過藥證，這不是因為藥完美，而是因為他們算得出來，照護的總成本，遠比藥物高出太多。藥能給的，不只是治療，而是延後照護危機來臨的時間。換句話說，新藥不是萬靈丹，但它是目前最接近「爭取時間」的方案。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難道我們只能靠這些昂貴的新藥嗎？」不，其實我們還有另一條選擇，那就是植物新藥。如果說失智症是無聲的海嘯，那麼「早期篩檢」就是最好的防波堤。近年已有不少研究與工具，可以在症狀尚未明顯前，就檢測出認知衰退的徵兆，包括血液生物標誌檢測、腦波檢測、語言辨識、甚至是結合AI的智能判讀。但早期發現，還需要搭配可接受度高、長期可使用的治療手段，而植物新藥正適合長期使用，也因此備受青睞。植物藥不只溫和，它背後承載的是整合治療、系統調節的思維。例如調控發炎反應、改善神經再生、增強抗氧化能力等，都可能是比單一標靶更合適的策略。而亞洲國家，特別是台灣社會，長期食用與藥用植物的文化，也讓這條路多了更多基礎與潛力。台灣正邁入超高齡社會，失智症，不單只是成為某個家庭的危機，而是整個社會的警鐘。筆者從事生技業多年，同時也是失智議題的長期關注者，面對超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失智症必須有個全盤考量的計畫。尤其在目前引進的Leqembi（樂意保）」和欣智樂（Kisunla）這些新藥不僅昂貴，還有腦血腫等副作用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政府應帶領或鼓勵生技業者，針對失智症結合AI研發出植物新藥，解決藥價昂貴的問題才是主要任務，未來若能成功，不還能向歐美各國輸出成功經驗與新藥，從昂貴新藥到植物新藥，面對失智症，台灣需要一條可負擔、可長久的國家級解方。 從一株植物到一張藥證，是耗時、燒錢、冒風險的過程。但筆者相信，這是一件「現在就要做」的事，而不是等到三年後、五年後，才懊悔我們什麼都沒做。同時，希望藉由植物藥的研發，為台灣打造出一條風險更低、起步更早、可負擔性更高的路徑。這條路也許慢，但它值得我們走下去，希望這樣的建議，能為更多研究者、投資人、照顧者、乃至政策制定者，帶來一點信心與方向。當「失智症藥太貴」成為主流討論，或許代表的是社會還沒準備好面對它。從早期檢測、照護資源布建、患者與家庭支持，到藥物研發與健保制度改革，我們需要一整套策略，而不是一時的口水。失智症不是終點，只要我們願意提早面對，它也許只是另一場挑戰的開始。筆者真心希望，今天我們做的每一件事，能讓未來的台灣不再害怕老去。--------作者簡介：徐宜生現任博太生醫董事長曾任中天生物科技銷售副總裁、中國大潤發採購總經理，熟悉兩岸零售業及生技產業。手機0978323030

賴總統「團結十講」第二講在桃園客家青年會舉行，談到要透過一次次選舉罷免，「打掉雜質」。雜質之說，讓有心人士好似撿到槍。他們認為民主國家元首，竟將內部不同聲音、不同立場視為「雜質」，簡直難以想像。還有人以「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這句常被誤認為出自文豪伏爾泰的名言加以論述。 彷彿一張言論自由好似一張不容挑戰的免死金牌。但，這種看法過度簡化了言論自由的深刻內涵，並誤導大眾，以為無限的包容等同於自由。  事實上，真正的言論自由並非毫無界限的喧囂，而是一種維護社會共存的制度智慧。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經典著作《論自由》中提出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是理解其邊界的核心。  彌爾主張，個人的思想與言論自由應是絕對的，但當言論轉化為行動，並對他人構成明確、直接的傷害時，社會便有正當理由予以干預。這裡的「傷害」特指對他人權益的實質侵犯，而非僅僅是情感上的冒犯或道德上的不悅。因此，煽動對特定群體的暴力、或直接鼓吹剝奪他人合法權利的言論，已超出了受保護的範疇，因為它不再是單純的意見表達，而是構成了一種足以破壞他人安全的「傷害性行為」。 卡爾·波普（Karl Popper）則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提出了著名的「寬容悖論」（Paradox of Tolerance），對此進行了更深刻的補充。他論證，一個無限寬容的社會，最終將被不寬容者所摧毀。如果我們無條件地容忍那些旨在消滅寬容本身的言論與勢力，甚至賦予他們隨意破壞的權利，那麼寬容的根基將被侵蝕殆盡。  因此，波普強調，為了捍衛一個寬容的社會制度，我們必須保留「不寬容不寬容者」的權利。這並非意味著要壓制所有令人不快的言論，而是在不寬容者拒絕理性對話、並訴諸暴力與謊言來破壞開放社會時，我們有權力、甚至有義務為了自保而限制他們。  從更宏大的角度來看，格奧爾·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視國家為「客觀精神」與倫理生活的具體實現。在他看來，真正的「具體自由」並非個人隨心所欲的任性，而是在理性的法律與國家制度中，個人意志與社群的普遍意志達成統一。國家因此不是自由的對立面，而是自由得以實現的根本前提。任何旨在瓦解國家、破壞社會倫理秩序的言論，本質上是在摧毀自由本身存在的根基，是一種自我矛盾的行為。  因此，「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這句話所捍衛的，應是在不毀壞共同體前提下「自由言說的權利」與「免於被惡意言論傷害的權利」。當言論跨越了傷害原則、社會契約與國家存續的紅線時，要求其噤聲，並非扼殺自由，而是為了保護整體言論生態的健康，確保多元價值能在一個安全、有序的公共空間中持續綻放。這才是對言論自由更負責任的理解。  作者:帆船經歷: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前周刊記者電話:0910106622

南投，這片好山好水的美麗家園，正被一座充滿爭議的焚化爐計畫，推向一個決定未來的十字路口。這不僅是一場關於垃圾處理設施的辯論，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政府治理思維的陳舊與現代、獨斷與透明的根本矛盾。 身為心繫鄉土的台灣人，筆者不禁要問：「這座焚化爐，究竟是為誰而建？我們想要的未來，又是什麼樣的南投？」 南投縣政府目前展現的，是一種令人憂心的「父權式治理」姿態。它假設了一個簡化的問題（垃圾太多）與一個唯一的答案（蓋焚化爐），並試圖以「單方面宣講」的強勢溝通，取代民主社會最珍貴的「公民審議」。當我們提出最基本的質疑時，卻只得到漠視與規避。此案從程序到誠信，存在著多處無法迴避的嚴重破口。 首先，在誠信上，縣府是否推翻最初「不含事業廢棄物」的承諾？一個政策的髮夾彎，「尤其是重大政策」，不僅傷害民眾情感，更侵蝕了政府的公信力根基。其次，在規劃上，焚化爐的處理量能在缺乏公開透明的數據支撐下便貿然擴增，這背後隱藏的是對未來垃圾量的不當預估，還是有未向公眾揭露的商業利益考量，畢竟是BOT案，令人疑竇叢生，使民眾有不當聯想。 最關鍵的是，在程序上，縣府竟在攸關全縣環境的環評程序完成前，就盛傳已急於推動土地變更，此舉無異於「先射箭再畫靶」，企圖讓開發案成為難以逆轉的既定事實，完全違背了環評法案「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核心立法精神。如果屬實，這種程序上的不正義，正是對法治精神最嚴重的踐踏。 這些破口，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縣府將自己定位為權威的決策者」，而非謙卑的服務者；將民眾視為需要被「教導」的對象，而非需要被「傾聽」的生存者（還是倖存者？）。 與南投的困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北市與新北市在過去二十年間，透過制度革新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雙北的經驗，並非遙不可及的學術理論，而是台灣土地上最堅實、最成功的在地實踐。 二十多年前，台北市也曾為垃圾圍城的噩夢所苦。然而，他們在2000年7月1日做出了一個劃時代的決策，全面推行「垃圾費隨袋徵收」（Pay-As-You-Throw，PAYT）。根據該制度，居民必須購買政府出售的垃圾袋來傾倒家庭垃圾。當時市府表示，政策鼓勵居民分類回收物品，減少垃圾總量。光是南港區山豬窟垃圾掩埋場的垃圾量，就從1994年的每天2,501噸大幅下降至2009年的每天59噸，「零掩埋」目標成為可實現的願景。 這項政策的基礎源自於經濟學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將垃圾處理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為每個家庭的直接開銷。政策實施第一年，垃圾量便銳減35%，資源回收率則躍升至接近50%。如今，台北市的人均垃圾清運量已是全國最低的城市之一。 緊隨其後的新北市，不僅同樣採行「隨袋徵收」，更推出「黃金里」「資收關懷計畫」等多元創新的配套措施。透過社區競賽、環保金兌換、將回收物轉為弱勢孩童的早餐或輔導經費等方式，新北市成功地把枯燥的環保政策轉化為一場充滿溫情與趣味的公民運動。 雙北的案例給出漂亮成績單，更直接教育全國「垃圾問題的真正解方，不在末端的焚燒，而在源頭的減量。」透過制度設計，可以有效引導民眾改變行為，將每個人從「垃圾製造者」轉變為「資源管理者」。他們證明了，投資於教育、溝通與完善的回收體系，遠比投資於昂貴且具鄰避效應的焚化爐更具長遠效益，這才是真正永續的治理之道。筆者呼籲，這是一場深刻的「環境轉型正義」。這個概念根植於普世的公平正義價值，它要求「公平對待及有意義的參與」亦即，環境的風險與利益應公平地分配於所有社會成員之間，而非不成比例地讓特定弱勢社區承擔；同時，所有人民都應有權利，實質且有意義地參與環境決策過程。南投的未來，不該被濃煙與灰燼所定義。筆者認為，人民有權利，也應當為自己及下一代選擇一條更乾淨、更公平、更永續的道路。「這場仗，不僅是為了一座山的翠綠、一條溪的清澈，更是為了守護我們身為公民、生而為人的基本尊嚴。」作者：梁辰庚筆名：帆船電話：0910-106622現職：政治幕僚、調查記者 

近年來，台灣的詐騙集團如雨後春筍，受害者人數暴增，民怨四起。雖然檢警長年努力追查，但總是難以連根拔起，幕後主腦更難落網。筆者認為，問題癥結在於「證人保護」和「重刑處罰」兩大環節都出了問題，導致詐騙網絡屢屢死灰復燃。未來若想真正打擊犯罪，必須雙管齊下，徹底強化這兩個環節，才能還社會一個公道。現行的《證人保護法》範圍窄、資源少，保護措施往往只有短暫的警方巡邏或臨時安置，遠遠無法提供更換身份、搬遷住所或長期照顧的實質保障。詐騙集團成員就算想供出上線，也因為擔心自己和家人安危沒保障，只能選擇閉嘴，導致基層永遠摸不到核心主腦。新聞上常出現，詐騙集團以暴力或威脅家人安全來控制成員，讓他們寧願多坐牢也不敢供出上線。因此，沒有強有力的保護制度，再嚴厲的法律也無法讓關鍵證人站出來揭露犯罪內幕。另一邊，現行刑法對重大詐欺和組織犯罪的刑罰偏輕，加上合併刑期的設計，實際服刑時間往往大打折扣。即使有人願意挺身作證，法官的量刑空間也受限，無法重懲主謀，導致犯罪組織輕易就能換人補位、繼續運作。筆者認為，如果刑罰嚇阻不了犯罪，集團主腦乾脆把「被抓」當成生意成本，下線永遠補不完，詐騙網絡根本斷不了根。借鏡國外，美國的「證人保護計畫」早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機制，幫證人換身份、舉家搬遷，還提供長期補助，讓他們安心協助政府直搗犯罪核心。義大利在打擊黑手黨時，不僅給證人高規格保護，還加重刑罰、沒收犯罪所得，真正動搖犯罪組織的根基。 筆者認為，詐騙已經動搖國本，我國應向這些國家學習，大幅提升證人保護的實質力度，同時祭出更重的刑罰，讓想揭發組織的人「敢講話、活得了、不怕被報復」，並對主腦和金流追根究底，徹底斷其命脈。因此，法務部、執政黨與立院諸公未來改革方向其實很明確，證人保護必須更到位，增加資源，推動換身份、異地安置和長期生活支持，重大組織犯罪的證人應比照黑道或毒品案的高規格保護。 至於刑罰方面，應修法提高刑度，明確規定多位受害者的罪行不得合併減刑，並對集團犯罪加重處罰，同時給予提供關鍵線索的人明確的減刑或免責誘因。此外，還要完善資產沒收和金流追查，結合國際合作，從經濟面徹底瓦解犯罪組織的獲利。社會局和內政部也該幫證人及家屬轉業、轉學、重建生活圈，確保他們不會因經濟困境或後續威脅而陷入絕境。 這些改革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和人民對司法信任的根本。光靠加重刑罰或短暫保護遠遠不夠，必須雙管齊下，才能真正斬斷詐騙集團的命脈。讓正義的聲音「說得出、活得下去」，並對犯罪主腦祭出最嚴厲的懲罰，台灣才有希望根除詐騙，還給社會清明與安寧。作者:梁辰庚經歷:政治幕僚電話:0910106622

南投縣長許淑華上任以來，自救會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讓人不得不問，究竟是民眾刻意找麻煩，還是縣府施政出了嚴重問題？表面上看似獨立的抗議事件，實際上卻有著共同的核心，即縣府在推動重大建設時，缺乏誠意溝通，透明度嚴重不足。許淑華身為縣長，更應謹慎傾聽民意，而非一意孤行，否則只會加深官民之間的對立。仔細觀察，這些自救會與當地的民生問題「水」、「路」、「茶」都息息相關。以水為例。一提到南投埔里，人人都想到甘甜清澈的礦泉水，「好山好水」早已成為埔里的品牌象徵。然而，埔里鎮近期因環保業者計畫在麒麟里設立大型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引發強烈抗議。埔里的這項計畫的掩埋量高達245萬立方公尺，甚至包含焚化爐的飛灰和爐渣等污染性廢棄物。水質是埔里當地茭白筍、美酒與礦泉水等重要特產的生命之源，居民擔心掩埋場將嚴重污染珍貴的水資源，自發性組織自救會，誓言抗爭到底。 以茶為例，南投名間鄉民因縣府計畫興建每日焚燒700公噸垃圾的焚化爐更是怒不可遏。今年年初，南投縣環保局召開空污說明會，卻被居民指控為「突襲式」溝通，自救會指出多數村民僅在會議前兩、三天才收到消息，甚至村內公告欄上都未見明確張貼。如此粗糙、不透明且欠缺誠意的溝通模式，又怎能奢望地方民眾不憤怒、不反彈？說好聽是溝通，說不好聽只是告知！以路為例，仁愛鄉的投89線（力行產業道路）多年來路況糟糕，地方居民多次向縣府陳情卻未能改善，於是，當地居民也成立自救會，要求縣府提供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居民時時刻刻在網路上互相提醒回家的路是否安全。倘若連這麼基本的民生需求都無法滿足，又如何奢談其他更複雜的政策與建設？從上開案例觀察，可以清楚看出南投縣府施政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民眾溝通與協商機制。許淑華縣長自詡為「神力女超人」，原應為南投帶來希望與福祉，卻讓不少縣民感覺她正破壞環境、忽略居民聲音。施政之道，必須以民為本。許淑華應正視當前問題，迅速調整政策方針，積極、公開且透明地與民眾對話，避免官民衝突升溫。畢竟，「神力女超人」應該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而不該成為危害南投環境與民生的負面典範！作者:帆船現職:政治幕僚經歷:前周刊記者電話:0910106622

日前，遭我國政府依法驅逐的劉振亞（抖音帳號「亞亞在台灣」）在境外影片中表示，儘管離開台灣，她自稱比以往更加堅定與堅強，並稱自己是因為長期主張「兩岸一家親」與「支持統一」，才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打壓對象。她進一步指控，台灣當局將中國配偶視為「境外敵對勢力的潛伏者」，在島內製造類戒嚴氛圍，藉她一案「殺雞儆猴」，意圖寒蟬效應。然而，筆者來看，亞亞根本是明罵台灣，暗諷習近平。因照劉振亞本人的政治主張邏輯來看，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那麼她所經歷的一切，究竟是台灣政府「對外驅逐」，還是凸顯中國中央政府「不能治理」台灣的事實？亞亞一方面說台灣無權自稱主權國家，另一方面卻又批評這個「地方政府」驅逐中國公民，這不就是變相控訴中共中央政府對「內政」掌控力的失能，甚至默許地方割據、違逆一個中國的大方針？她明裡批台，實則諷習近平政權，這不是「高級黑」又是什麼？中國官媒過去曾明確定義過「高級黑」與「低級紅」的邊界。所謂「低級紅」是以庸俗過火的方式過度表忠，讓政策變味、形象變形；而「高級黑」則是表面擁護、實質挖坑，以指桑罵槐、拐彎抹角的方式打擊共產黨與國家聲譽。劉振亞此次發言，看似哀怨批台，但若細究脈絡，她實則在暗諷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無力介入台灣「地方事務」，甚至對「自家人」遭驅逐坐視不理。試問，若「一個中國」已建於事實，中國又宣稱擁有主權，那麼面對所謂「我國人民」在台灣被驅逐一事，中央政府豈不應有所作為？而北京當局的沉默，恰恰顯示出兩岸現狀的真實狀況，即主、治權「皆」分立的事實。話說回來，亞亞在台灣長期以激進統戰話術自我包裝，將平台當成政治工具，無視社會觀感與輿情，最終引爆輿論反彈，與台灣任何意識形態皆無關係！更諷刺的是，她在影片中提到「為兩岸千千萬萬期盼團圓的家庭發聲」，但真正讓這些家庭陷入緊張與撕裂的卻不是政策，而是這種披著「和平統一」之名，賺個人流量的操弄者。當一位網紅把自身驅離塑造成「制度性迫害」，再上綱為民族悲劇，這種上演過頭戲碼的操作，不僅削弱了統一論述的說服力，也讓兩岸情感再次受到傷害。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她口中的「寒蟬效應」，而是這種靠對立獲取流量的高級黑，一方面誇大自己的受害，另一方面凸顯對習近平政權無法實際統治台灣的現實狀況。筆者認為，亞亞所說的每一句控訴台灣的話語，都將一刀刀割向習近平所謂的「兩岸一家親」敘事基礎。這才是真正的「高級黑」，沒有之一。作者:羽軒經歷:兩岸政治觀察家現職:兩岸政治智庫籌備處總幹事

南投縣政府近期規劃興建一座日處理量高達700噸的「垃圾處理再生能源中心」，並擬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採BOT模式推動。然而，考量到國家政策方向、地方垃圾處理實際需求，以及資訊揭露不夠透明等問題，此計畫的適法性與正當性正引發高度關注。在「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下，中央政府明確提出「資源全循環、邁向零廢棄時代」的國家目標。南投縣府雖宣稱此計畫旨在解決縣內民生垃圾問題，並處理堆置垃圾，但其公告資料卻揭示，計畫初期三年將納入事業廢棄物處理，且700噸的設計量遠超過現有每日約250噸的民生垃圾量。即使考量累積26萬噸堆置垃圾，以20年營運期估算，仍有大量剩餘處理量，規模設計明顯過大。更令人關切的是，縣府於10場地方說明會中一再強調以處理民生垃圾為主，但環評文件卻納入事業廢棄物，雙方內容明顯矛盾。此種資訊不對稱，恐涉嫌誤導公眾，違反行政程序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等規定，並嚴重侵害公眾的知情權與參與權。促參法以促進公共利益為宗旨，若重大公共建設存在資訊揭露爭議，則失去適用促參機制的正當基礎。從國家政策角度觀之，促參案件應與國家整體永續發展方向一致。但是建設一座大規模焚化、且以處理大量事業廢棄物為目標的設施，顯然與「資源循環、零廢棄」的政策精神背道而馳，難以符合促參法引導民間投資於國家政策方向公共建設的立法目的。地方需求層面亦存重大落差。根據縣府自行提出的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目標，南投未來垃圾產生量預期將持續下降。設計700噸的處理量，不僅過大，且納入事業廢棄物，更使整體設施性質從服務地方民生轉向營利型事業，進一步削弱其作為公共建設的正當性。此外，該焚化爐預計需6至7年建設完成，無法即時解決當前南投縣垃圾堆置問題。隨著中央政府預期於兩年內達成全國垃圾處理供需平衡，屆時再啟用大規模焚化爐，恐導致資源錯置與過剩產能。環境部長彭啟明亦曾公開表示，南投縣焚化量規模偏高，建議縮減設施規模，並強調應加強地方溝通，審慎因應政策調整風險。更值得警惕的是，將事業廢棄物納入焚化，涉及成分複雜及有害物質處理問題，不僅增加環境風險，也可能阻礙更符合循環經濟精神的多元技術發展。促參法應以推動資訊透明、環境友善之公共建設為前提，南投此案與此原則顯然存在嚴重偏離。因此，筆者認為，南投縣政府推動的大型焚化爐計畫，在國家政策一致性、地方需求合理性、資訊揭露完整性等多方面，皆存重大疑慮。此案若貿然以促參法推動，不僅恐損害公共利益，亦違背促參法立法精神。未來南投縣府應重新審視垃圾處理政策，探索更符合循環經濟、資訊公開透明且真正回應地方民生需求的替代方案，而非執意推動一座充滿爭議的大型焚化設施。作者:梁辰庚經歷:前政治記者、政治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