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式逐步進入「無核家園」狀態，第三核能發電廠最後一部機組除役，結束了超過50年的核電運轉歷史。這個象徵性的時刻，對外顯示民進黨政府長期反核政策的落實，但對內卻引發了更深層次的能源安全、產業發展與地緣政治考量，尤其當總統賴清德首度鬆口「不排除新式核能」後，台灣的能源路線是否會出現結構性的政策轉向？
一、能源轉型與現實瓶頸
蔡英文政府於2016年上台後，推動2025非核家園政策，規劃以「天然氣50%、燃煤30%、再生能源20%」作為替代方案。然而，截至2024年，台灣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僅約11%，距離目標仍有明顯落差。風電與光電在推動過程中遇上環境評估、土地爭議與建置成本上升等難題，部分燃氣機組則尚未商轉，讓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屢遭質疑。
同時，台灣產業用電快速飆升，尤其以台積電為代表的半導體業，成為新世代「電力吞噬者」，預計2030年可能佔台灣總用電量近1/4。在國際供應鏈的敏感與高耗能需求下，電力穩定已非單純民生問題，更是國安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
二、民意轉變與非核信仰鬆動
歷經2011年福島核災後的高峰反核浪潮，「非核家園」曾是全民共識。但中央研究院與其他機構的調查顯示，近年台灣社會對核能態度明顯鬆動，支持核能者已逾六成。這一趨勢不僅體現在泛藍支持者中，甚至部分民進黨支持者也開始傾向於接受核能作為穩定電源的選項。
此一轉變，除受產業與氣候變遷壓力影響，亦與近年兩次大規模停電事件、再生能源進展不如預期，以及國際多國重啟核電的風潮有關。英國、韓國、日本皆出現政策回擁核能的現象，台灣也難以置身事外。
三、美國壓力與地緣政治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近年頻頻對台施加「軟性壓力」，希望其重啟核電或導入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美方官員多次公開表示願協助台灣解決核能技術與核廢料問題，顯示美國視核能為台灣維持戰時能源獨立、防堵中國封鎖風險的一環。
這樣的背後不僅是地緣戰略，更有商業利益考量。美國近年積極推動SMR技術出口，以鞏固其在全球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若台灣接受此類新技術，勢必深化與美國的能源與科技依賴關係，也使台灣能源自主性受到關注。
四、新式核能是解方還是爭議延伸？
SMR作為下一代核能選項，在建造成本、模組靈活性及安全性上受到矚目。但目前尚未有實際商轉案例，技術成熟度與燃料供應穩定性仍待驗證。更關鍵的是，即使技術解決了，核廢料處置問題仍無法迴避。
目前台灣高階核廢料仍無最終處置場，低階核廢料暫存蘭嶼與核電廠內部多年，引發地方居民長期不滿。若未能先解決核廢料問題，即便社會接受新式核能，也恐怕無法順利推動。
五、從專業技術到民主參與的轉型思維
過去核能政策多為國家主導，欠缺民主溝通與在地共識。學者與公民團體指出，未來若考慮核能重啟，必須加強社區參與與資訊透明，讓人民有實質決定權。
「非核家園」不該只是政治標語，而應是公共參與與風險管理的實踐結果。在全球能源轉型尚未定型之際，台灣是否要引入新式核能，不能僅靠政黨輪替或產業壓力，而需凝聚社會跨世代的共識與監督機制。
結語
核電議題再度成為台灣公共政策的焦點，顯示能源議題不僅是技術選擇，更是國安、產業與民主治理的交匯點。無論未來是否引入SMR或其他核能形式，台灣必須面對「能源現實」與「民意變遷」的雙重壓力。而如何在風險與責任之間做出選擇，將是台灣社會智慧與制度韌性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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